图：作者李江琳在智利介绍西藏活动的现场
在拉丁美洲各国，西藏事业支持者的团体虽然不算多，但近年来相当活跃，并且形成了区域性的联合。近年来，他们在智利和乌拉圭举办过”西藏宣传周”，向普通民众介绍西藏文化和西藏问题。
今年二月底，我受智利和乌拉圭支持西藏团体邀请，到这两个南美国家介绍西藏现状。接到邀请後，我放下手头的工作，准备讲座资料，在出发前几天把讲座用的PPT发给邀请方，请他们译成西班牙文，随即带着笔记本电脑和简单行装，从美国东部的早春飞进了拉丁美洲南部的初秋。
智利的西藏之缘
此行第一站是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此前，我对智利这个国家所知甚少，更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到智利来讨论西藏问题。但是，我知道智利与西藏有一段奇缘：达赖喇嘛与科学家的讨论会，即”心智与生命研讨会”是一位着名智利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瓦瑞拉发起的。
弗朗西斯科·瓦瑞拉生於1946年，他的出生地就是首都圣地亚哥。有关他早期情况的资料不多，但他无疑是个天分很高的人。他在大学期间就立志於”研究心智在宇宙中的作用”。从智利大学生物系毕业後，瓦瑞拉进入哈佛大学继续攻读生物学，23岁获得博士学位後返回智利任教。此後三年中，他与他大学时代的导师洪贝尔托·梅图拉纳共同提出”自生系统论”，这一理论的思想方法对当代许多学科领域产生了影响，年轻的瓦瑞拉也因此一举成名。
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後，瓦瑞拉全家逃离智利，流亡美国七年。冥冥中似有安排，1959年逃离西藏，後来到英国传播佛教的西藏高僧丘阳创巴仁波切於1970年来到美国。丘阳仁波切在西方佛教史上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采用的”狂智”方法曾引起极大争议，然而丘阳创巴仁波切在”佛法西渐”中所起的作用却是无可置疑的。他将许多藏文经典译成英文，并在科罗拉多州建立”那洛巴学院”，即现在的那洛巴大学。
瓦瑞拉和丘阳创巴仁波切这两位流亡者在美国不期而遇，瓦瑞拉成为藏传佛教传往欧美的第一批西方学生之一，与佛教结下终生之缘。1986年，达赖喇嘛访问巴黎时，与定居巴黎的瓦瑞拉见面，这次见面促成了延续至今的”心智与生命研讨会”，以及致力於”用科学方法理解心智，以帮助减少痛苦，增进人类繁荣”的心智与生命研究所。
瓦瑞拉不幸於2001年五月因C型肝炎去世。五年後，也是在五月里，达赖喇嘛访问智利。
现在，智利已经有好几个佛教中心和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的志愿者团体。这些团体每年三月都会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表示对西藏事业的支持。
我晚上八点从纽约肯尼迪机场起飞，天亮到达圣地亚哥，来接机的就是这次讲座的组织者费南多。费南多曾是生物学教授，後来接掌家族企业，又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是一位”哲学意义上的佛教徒”，也是西藏自由事业长期支持者，是智利”西藏之友”组织的主要成员之一。讨论会的会场挂着雪山狮子旗和几幅唐卡，都是费南多几次去印度达兰萨拉带回来的。
讨论会上，我展示了几十张图片，向在场的约八十位听众，包括来自几所大学的8名教授，解释传统西藏和现代西藏的地理概念丶中共占领西藏後对西藏政治丶经济丶宗教丶文化等实施的政策及其演变，以及当下中共对西藏的严酷社会控制。对没有经过”共产主义运动血与火洗礼”的拉美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讲解中共在藏区进行”阶级斗争”，有我预料不到的困难。当我展示1958年中共在青海塔尔寺对宗教高层人士开斗争会的图片时，担任口译的女孩不知怎样翻译”斗争会”这个词，我只好描述”斗争会”的具体方法和内容，听众才能理解”斗争会”是怎麽回事。
讲完後，听众提出了许多问题，原定一小时的讲座，延长到三小时，直到晚上十点半才结束。
乌拉圭: 一个中学生的鼓励
在智利讨论会的次日，我飞往乌拉圭首都蒙特维迪亚。乌拉圭是个小国，面积十七万六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三百多万，蒙特维迪亚是南美最南端的首都，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整个国家的人口近三分之一居住在这个城市里。从地图上看，南美小国乌拉圭距世界屋脊西藏相隔万里，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想到在这个以足球着名的国家会有支持自由西藏运动的团体。
从智利的圣地亚哥到乌拉圭的蒙特维迪亚，飞行时间只有两小时，飞越安第斯山脉，飞过阿根廷和世界最宽的河流普拉塔河，蒙特维迪亚就在河的东岸。在机场等我的是一对母女，母亲叫阿洛玛，她就是这个讨论会的组织者。她临时抓女儿的差到机场接我。
阿洛玛是位作家兼英文和西班牙文翻译，是达赖喇嘛和自由西藏事业的长期支持者。我很好奇，阿洛玛是怎样成为达赖喇嘛支持者的呢？她告诉我的故事有点神秘。
阿洛玛告诉我，她出生於1959年4月，在她出生前，她的母亲，一个从未离开过乌拉圭的政府公务员，突然反复梦到一位年轻僧侣在大山里奔逃。那时候国际媒体大幅报导达赖喇嘛出逃事件，或许这件事给阿洛玛的母亲留下极深的印象，她差点儿给自己的初生婴儿取了个藏名。阿洛玛从小就知道，自己差点儿就不叫”阿洛玛”，而另一个名字是跟西藏有关的。阿洛玛就此与西藏结缘。这个生命插曲成为一颗种子，人到中年，那棵种子也发芽长大，阿洛玛成为达赖喇嘛的坚定支持者。在乌拉圭，她和一群志愿者组织了一个小团体，组织和参与各种支持西藏的活动，还在拉丁美洲的若干个国家采访了一批西藏事业支持者，将访谈录写成《拉美人与西藏——差异中的和谐》一书，达赖喇嘛尊者为此书作序。
在拉丁美洲各国，西藏事业支持者的团体虽然不算多，但近年来相当活跃，并且形成了区域性的联合。2011丶2012年，他们在智利和乌拉圭举办过”西藏宣传周”，向普通民众介绍西藏文化和西藏问题。
在蒙特维迪亚的讨论会里，听众多数是年轻人，还有几个高中学生。这些年来，我在欧美国家参加过多次讨论会，听众基本上是大学以上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者，这还是第一次对几位高中生讨论西藏问题。这几位高中生很认真地听，提问也很积极。讨论会结束後，一个男孩走来，告诉我他常在媒体上看到有关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的报导，但了解不多，他感谢我带来了很多前所未闻的数据丶图片等信息，使他对西藏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说完，这个高中男孩拥抱我，说我的研究”对人类有益”。我很感动。正如达赖喇嘛尊者所言，二十世纪是”冲突的世纪”，人类爆发了两场世界大战，无数生灵涂炭，而战争并没有解决冲突。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对话的世纪”，人类应当学会通过对话，而不是通过战争，来解决争端。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