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在重重洪流和滴滴涓流之中前进不息的。在此一过程中，很多人不断通过不同的方式，共同去累积和型塑我们共同的性格。所以虽然总有强权尝试要去垄断历史的解释权，但我认为只要我们有民众史这样的意识，我们仍一息尚存， 我们就有责任把台湾的故事、我们在当代所创造的故事，不断地用各种方式，让它流传下去。这也是我在看待太阳花的运动，或是过去的种种运动时的想法。不要从偶像的角度，而应该从常民、从参与者的角度，去形成我们对历史不同的认识或是不同的感动！
台湾太阳花学运： WTFM CLAN 风林火山文部省
曾建元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
主席姚人多教授，在座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前辈，还有我的老师，各位早安。
刚才听了陈君恺教授这番高论，我想到一个画面──弥衡击鼓，我就怕哪一天他会走不出这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没有关系，这是开玩笑的！
陈教授的这篇文章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他在台湾是非常独特的历史学者，他从由台湾历史的角度来看台湾、中国还有世界史，他的研究有他独特的一个视角、独特的一个方法论，这篇文章其实读起来蛮过瘾的，虽然有时候会为他的敢言捏一把冷汗。
我想就这篇文章来回应陈老师的思考。这篇论文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尝试去说明或定义历史的创造主体是谁。陈老师是宋史的专家，他告诉我们，过去的历史都是史官笔下的帝王将相史，可是在我们当代，我们却有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历史的创造、历史的书写，与历史资料的保存，这时候，我们对历史，就有一个重新建立与重新认识的机会。生在当代，我们何其幸运，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历史的创造者与书写者。也许陈老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有如此的感慨，研究当代史，他面对的资料超越过去传统史学所要面临的数据上的份量或挑战，要来得更加艰巨，也面临着对历史更多元诠释的问题。
陈老师谈太阳花学生运动的前世与今生。太阳花有没有它独特的性格呢？在台湾的岛上发生一个这样的运动，它肯定有它历史的独特性。这部分陈老师论文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他曾把台湾形容成为一个人类文明史的加拉巴哥群岛( Galápagos Islands )，就是我们时常看到的那种奇怪的大蜥蜴的故乡，在跟大陆隔离开来后，我们有自己一个进化的空间，所以我们长得跟其他的大陆上的蜥蜴都不太一样。其实这个观念在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 里也提到过，就是台湾人的反抗性格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这个跟台湾作为一个移垦社会当然有关系，
而最早可以追溯到大航海时代，西方国家到台湾来从事殖民经济，大量从中国引进最早的移工。台湾人的祖先们，在这个地方，不同的族群，在这边争夺有限的资源。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所有的历史资产，都是不同的祖先流血流汗，打拼、斗争、耕耘，与天争、兽争或与人争等等的过程中所拼搏下来的，这是其中属于冲突的一面。另外一面，陈老师引用了清代的地方志《诸罗县志》，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移民社会，大家互相帮忙、互相合作的性格，也同样地继续在形成，这就是台湾所座落的一个历史位置。我们不同的祖先、不同的移民，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集体的社会性格，是这个，才让太阳花的运动，能够在这样的土壤中开花。这是我在陈老师文章中读到的第二点。
第三点，陈老师也提到的，如果我们对台湾历史的独特性有所认识的话，我们再看看太阳花运动，就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孤立的、单纯的事件来看。我们会在陈老师所谈到的脉络分析中，看到一九二零年代的林献堂和蒋渭水，甚至我们再往前推，会看到一八九五年台湾民主国的丘逢甲、姜绍祖，北京公交车上书的汪春源、罗秀惠，我们可以看到历代的台湾人、台湾过去的青年、或是知识阶层、士绅，或是移民、罗汉脚等等，他们在这片土地上面，为了生存，所面对或者制造出来的种种冲突。我们在过去台湾历史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的确如陈老师所说的，台湾人的海洋性格跟大陆性格有着很大的差异。这里自始属于化外之地，而后成为中华帝国的边陲，所有的一切文明现象，点点滴滴都是我们土地上的人民自己所打拼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自帝国的历史直接继承下来的。
追踪与回溯台湾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前人当中，那与太阳花一般的热情和身影也曾经前仆后继过，只是这些记忆沉潜到了我们的集体潜意识当中了，所以有时候让我们意识不到。当很多人在批评，或者不了解台湾历史的，说台湾人是「皇民」，或者说我们是「清国奴」等等的时候，他忘了，台湾这个特殊的历史位置所造就的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我们深藏了一种为了自己的权益、为了自己的荣誉，在这个社会中，互相合作、一起努力、共同争取的集体性格，它深嵌在我们台湾人的民族性当中。所以我要劝告那些对台湾历史不了解的人，不要轻忽掉我们台湾人的这种反抗精神。我想这个部分，也是陈老师在文章中提醒我们的。
这种集体潜意识，当然不会因为我们与生俱来、在基因植入，我们就会必然那样地发展，而形成显性的一种外在行为。它需要透过许多人的行动，在我们社会当中，不断去唤醒我们沉睡的基因，以便引爆更大的集体力量。这种提醒，无所不在。比如陈老师文中所提到过去台湾历史的例子，如白色恐怖时期台湾的左翼反抗运动。就我们个人来讲，比如陈老师的母亲家族里，他的舅舅林丽锋，在战后的嘉义，就有过参加前锋青年会争取台湾独立自治的反抗经验，而我的舅舅蔡惠风、蔡惠泽则对我说过他们曾经私自参加二二八嘉义市起义。我母亲蔡丽瑛与他母亲林碧湘正好是台湾省立嘉义女子中学同学。关于嘉义人的反抗事迹，虽然在过去的戒严时期里，在公共领域我们没办法谈论，可是，那些故事却以隐晦、传奇的形式成为嘉义人和我们个别家族里的共同秘密，外人不会知道。在陈老师他的和我的母族里，关于这些公开的秘密，大家会私下流传或揣想，或者是某种程度的向往。嘉女同学的儿子在这里同台，是有脉络可循的。
可是我和陈老师的认识，却不是母亲那里来的。我们在同一个时期念大学，野百合学生运动的那一个年代，我们都活跃于学生运动，是在《海峡评论》的座谈会上认识的。我们对于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都有一定的造诣，所以我们那时都误以为对方是统派。陈老师曾经写过一篇论文《我本将心托明月──日治时期台湾的「孙文主义者」》，令我印象深刻，讨论的是日本统治时代台湾的孙文主义者吴新荣、蒋渭水、王添灯等一代人，兼以自况。陈老师是通读《三民主义》的。我也是。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我也认为我是孙文主义者。我大学的《国父思想》老师陈仪深，教给我很多关于革命之学等等这样的观念，谈他在屏东参加党外演讲的经过，那一部分曾经深深地感动过我。我的老师就坐在台下，我们在此相见，关怀同样的主题，不是偶然的，是有脉络可循的。
历史是在重重洪流和滴滴涓流之中前进不息的。在此一过程中，很多人不断通过不同的方式，共同去累积和型塑我们共同的性格。所以虽然总有强权尝试要去垄断历史的解释权，但我认为只要我们有民众史这样的意识，我们仍一息尚存， 我们就有责任把台湾的故事、我们在当代所创造的故事，不断地用各种方式，让它流传下去。这也是我在看待太阳花的运动，或是过去的种种运动时的想法。不要从偶像的角度，而应该从常民、从参与者的角度，去形成我们对历史不同的认识或是不同的感动！谢谢！
（注：本文原为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五日上午在台湾教授协会假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院霖泽馆国际会议厅举办之《重构台湾──太阳花的振幅与纵深》三一八太阳花运动一周年学术研讨会「运动、皱折与美学」专题场次上对天主教辅仁大学陈君恺教授〈「太阳花学运」的前世与今生、光明与黑暗〉一文所做的评论，由黄淑芬整理逐字稿）
民国一○四年四月十日八时一刻于台湾苗栗地方法院法官职务宿舍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