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爱波斯坦/文 吴万伟/译

“总体上看,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发现这个世界是个令人开心的地方,感谢上帝分配给我的东西。”—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

紧挨着放电脑书桌的书架上堆放着一套企鹅版经典丛书,黑色装帧,黄色镶边:有蒙田、帕斯卡、司汤达、塞万提斯、巴尔扎克、屠格涅夫的著作,还有两卷本的《战争与和平》。我还能再活些日子以便足以重新读一遍《战争与和平》吗?我不得不考虑一番。母亲活到82岁,父亲活到91岁,他死于充血性心力衰竭,我能想到的还算容易的死亡是充血性心力成功。所以,从基因上说,我拥有一把好牌,但是人人都知道,命运常常在洗牌时出老千。现在人们都希望能活到80岁,可是到了80岁,诚实的人会承认他们其实是在赌场赌博。如果我在下个月77岁时被淘汰出局,谁也不会觉得吃惊或者遗憾地说死得太早了。

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首先抓住了时间概念,不久之后确定性概念就被耗尽了。我们人类是唯一能够提前知道自己会死的物种,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虽然可能祸福相伴。在很多方面这是一个优势,但这个优势让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如果听任其逃出掌控,就将毁掉你每一天的生活。

荷马认为最好不要出生或者很早就死掉。可我们大部分人却有不同的渴望,渴望自己长生不老,至少渴望再多活些日子。(毕竟,若不是为了长寿,跑步和健康饮食之类还能有别的什么目的呢?)也有的人与死亡达成和解,希望尽可能最充分地利用分配给他的时间,并感受到古老的蓝色歌曲所唱出的情感,“你这么漂亮,却要在将来某一天必须死掉,我渴望的不过是在你走之前更多一点儿的爱。”

作家奥登(W.H. Auden)在最知名的诗歌“1939年9月1日”的重印版中删掉了包含他最著名诗行“我们必须相互热爱对方,否则就死掉”的一节。奥登在进一步反思之后得出结论,我们能够相互热爱对方,但最终还是要死掉。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曾经说过,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Xerxes)在亲眼目睹了2000多人的部队集结起来要去参加征服希腊的战斗时,想到“现在有这么多人,但100年后他们没有一个人还能活着”就伤心落泪。那时和现在一样,死亡率都是100%,谁也不可能逃脱死亡的命运。

最好不要忽略帕斯卡在《沉思录》(Pensées)中的最著名段落,“想象一群戴着锁链的人,他们都被判处了死刑,其中每天都有人在别人眼皮底下被处决,那些暂时还活着的人在同伴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命运,他们悲伤和绝望地面面相觑,等待着轮到自己被处决。这就是人类命运的形象。”

人们认识死亡的途径因人而异。对有些人来说,是通过宠物的死或者更令人伤心的情况,即通过父母或年轻朋友的去世而认识死亡的。一旦死亡登台,这个游戏就再也不像从前了。有些人从很早的时候就能思考死亡,很少去考虑其他东西,有些人或许因为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太短暂,因而能长时间地回避死亡的破坏性事实,我就属于第二类人。

屠格涅夫写到“死亡是古老的玩笑,但来到我们身边却都是新鲜的。”如果不民主,死亡就什么也不是。我们试图通过委婉语来消除其痛苦,所以人们不是死了而是“走了”或“不在了”或“到更好的地方去了”。所有宗教都必须与死亡的事实达成和解,有些还提出了死后的具体承诺。医生发誓要尽可能地战胜死亡,虽然“拔掉插销”的说法现在已经成为福勒(H.W. Fowler)的“时髦词”之一。伟大作家们已经明白死亡为所有文学提供了最严肃的主题。任何哲学如果不解释死亡的意义就不完整,排除了死亡的残酷事实本质,死亡的意义就会被大打折扣。

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341–270 B.C.E.)提供的四步工程一下子消除了有关死亡本身的任何焦虑和对来世的前景的担忧:

  1.不相信上帝或者其他神。没有很好的证据证明其存在,因此担忧众神及其审判纯粹是浪费精力。

  2.不要思考死后会发生什么。死后就是被人遗忘,你会回到出生之前的存在状态。

  3.从思想上摆脱痛苦。痛苦只能出现两种后果:要么痛苦消失,要么越来越痛,你最终死掉,死后就是被人遗忘。

  4.不要追求名、权、钱、或奢侈品。所有这些都会令人失望,最终也不会给你带来满足感。

伊壁鸠鲁认为,遵循这些步骤,你就能得到安详。我毫不怀疑它会带来安详,但遗憾的是,我无法遵循任何一个步骤,我不是伊壁鸠鲁的信徒。

我的问题是被人遗忘,我无法想象这一点。贺拉斯称之为“永远的放逐”。像伊壁鸠鲁一样,叔本华认为被人遗忘与我们出生前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在叔本华看来,永恒性的东西是死亡而不是活着。他写到“人生如梦,死亡则是从梦中醒来。”换一个隐喻,他还宣称“我们的人生可以被看作从死亡那里获得的贷款,睡眠是我们每天为这笔贷款支付的利息。”叔本华还相信从收支平衡的角度看,自杀并非坏主意。在《说吧,记忆》中,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写到“虽然两者(出生前的状态和死亡)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但人们通常认为能更平静地接受出生前的深渊而不是必然的结局——死亡(每小时心跳4500次)”。

我写到被人遗忘不容易想象到,但是我觉得我真正的意思是不希望想象一个没有我的世界。乔治·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宣称老人容易变得脾气暴躁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发现很难设想一个自己在其中不扮演任何角色的世界。我走了之后的生活当然和我仍然活着的生活一模一样。我能想象到只有四个人会真的在乎我的死亡,真正感到悲伤,再也没有更多人会伤心了。我离开人世就像海滨沙滩上去掉一粒沙子而已。就像维多利亚人常常说的那样,我的死并不预示着什么。唯一的问题是死亡何时出现?

与列车不同,死亡并不公布运行时刻表。常常与死亡联系起来的形容词“不合时宜”,但是什么是“合事宜”的死亡呢?人们或许认为是那种让人免受悲伤的痛苦、骇人的丑闻或无法承受的内疚的死亡。除了那些已经正式宣布患上不治之症的人之外,我们其他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就算知道了又能怎样呢?如果我们确切地提前知道人生的终结时间,我们的行为会有什么不同吗?会让死亡变得更容易对付吗?在这个真正的最后期限问题上,桑塔耶纳想到,无论人的年龄如何,最好假设我们还将再活十年。但是,在他八十多岁时,医生建议他减肥,桑塔耶纳指出此人显然想让他以完美的身体状况来迎接死亡。桑塔耶纳在88岁时死于罗马的蓝色修女修道院。每当我听到85岁或以上的老人死亡的时候,我就会自言自语“我也报名签订这个死亡合同吧”,不过,谁知道呢?也许到了这个日子,我会竭力修改合同吧。

尽可能地把死亡从思想中赶走可能是个错误,蒙田(Montaigne)就这样认为。他觉得更聪明的做法是经常想到死亡,若不多想想如何对付死亡,一旦死亡来临该怎么办呢?但是习惯于死亡的必然性,死神仍然会出其不意地突然来拜访。他写到“我们怎么能除掉死亡想法呢?我们怎么能停止设想死亡可能随时前来拧掉我们的脖子。”最好让自己熟悉死亡。他写道“让我们消除死亡的陌生感,让我们经常熟悉死亡,习惯于死亡的存在,心中想死亡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多。”蒙田自己说“即使在人生最放肆的阶段,”他也经常沉溺于对死亡的反思之中。

蒙田一直很好奇伟人到底是怎么死的。难道我们不也想知道他们最后的遗言吗?他写到,“在评判另一个人的生平时,我总是看他是如何承受最后结局的,我对自身命运的主要担忧是要优雅地死去,即以安详的平静的方式死去。”他相信,所有的学习都是要让我们为该结局做好准备,为死亡做好准备。“哲学思辨就是学会如何死去”是其文章的标题和主要观点。他希望当死亡最终来临时,“对我来说死亡已经不再是新的警告。就我们的能力而言,我们必须穿上皮靴准备动身。”他在1592年只有59岁的时候因为扁桃体脓肿死去,这种病非常痛苦,对他来说,该病的副作用是让他这个最能言善辩的人偏偏说不出话来。

人们能遵循蒙田的建议心中一直想着死亡吗?我不敢肯定,除非他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44岁去世的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写到,对一个中年人来说,适度的忧郁是非常有道理的,他感到忧郁的当然是认识到时钟一直在走。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假设人的正常寿命是70岁,如果每个十年被当作一周中的某一天,那么50多岁的他就已经到了周五下午了。或许一直郁郁寡欢的拉金却往往采用兴高采烈的口吻,他写过一篇关于死亡的最黯淡的现代诗“晨歌”(Aubade),第一节如下:

  我整日工作,夜里喝得半醉。

  四点钟醒来,我凝望着无声的黑暗。

  窗帘的边隙变亮为时尚早。

  是什么一直在那儿,那时才能看清:

  不安的死亡,一整天此刻最近,

  使所有的想法变成不可能,除了何时

  何地怎样我将丧命。

  无趣的问讯:然而死亡的

  恐惧,与死亡的情景,

  再一次掠过,将我惊骇地抑止。(诗歌译文借自舒丹丹的译笔,http://www.douban.com/note/237908891/—译注)

拉金在63岁时离开这个世界。

如果我能想到更大确定性的死亡,很可能会因此变得忧郁起来。“别耍孩子气了!”是父母和文法学校老师常常使用的劝告,但是现在我发现就像从前一样很难做出与年龄适当的行动,甚至无法在心中长期坚持这个观点。当然,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但这与我需要理发有什么关系呢?与今晚电视节目上公牛队的比赛或与我必须记得在周四取回送到干洗店的衣服有什么关系呢?

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个名为雅各·瓦瑟曼(Jakob Wassermann)的朋友的死,接着写到“没有必要注意到这个事实,这位好朋友和同龄人的死清晰地向我提出了我自己还能活多久的问题。”曼在写这句话时是58岁,他一直活到了80岁。我最好的朋友中很多都比我大六七岁,有几个已经去世,这让我也自问曼的问题:我还能活多久?

托马斯·曼是文学批评家维克多·布隆伯特(Victor Brombert)在《死亡沉思》(Musings on Mortalit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页)中谈及的作家之一。这位出生于法国的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布隆伯特在普林斯顿大学讲授比较文学多年。他在优雅的总结性文章中谈及的作家包括:托马斯·曼、托尔斯泰、卡夫卡、弗吉尼亚·伍尔夫、加缪、吉格奥-巴萨尼(Giorgio Bassani (《芬齐·康蒂尼家的花园》The Garden of the Finzi-Continis)的作者)、诺贝尔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J.M. Coetzee)和普利莫·列维(Primo Levi)。

令人好奇的是,这些作家命运坎坷。其中有两个(伍尔夫和列维)自杀,一个渴望死亡(卡夫卡),还有一个在47岁死于车祸(加缪)。库切似乎达不到其他人的标准。在托马斯·曼一章中谈及的主要著作《魂断威尼斯》在我看来与其说谈论死亡倒不如说谈论衰老,虽然在这部小说中,一种情况导致了另一种情况。曼的小说《浮士德博士》中阿德里安·莱韦屈恩(Adrian Leverkühn)的自杀是另一位艺术家的死亡。《魂断威尼斯》中古斯塔·冯·阿斯陈巴赫(Gustav von Aschenbach)是个受美人迷惑的作家,莱韦屈恩是个为了艺术成就而与魔鬼做交易的作曲家,两者都暗示高雅艺术和死亡在某种程度上是同盟者。活到101岁的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在他出版的《日记》中注意到“事实上出现了这个时刻,美女因为鲁莽的追求者而变成反对生命支持死亡的人。”

在布隆伯特教授的研究中最坚决地痴迷于死亡的作家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博尔康斯基公爵(Prince Andrei Bolkonsky)之死肯定是西方文学中最具震撼力的场景。(最糟糕的是狄更斯小说《老古玩店》中的场景,奥斯卡·王尔德曾经描述说“一个人必须有铁石心肠才能在读到小耐儿(Little Nell)之死而不放声大笑。”)没有那个小说比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更具震撼力的描述了。布隆伯特写到,“托尔斯泰的独特成就是他描述了伊凡·伊里奇在面对死亡时的恐惧,这种死亡不是哲学思辨的、抽象的死亡而是主观的、发自内心的体验。”伊凡·伊里奇的死亡是一个教训,说明当我们忘记死亡的时候都在欺骗自我,只有死亡才能给予我们机会去真正认识生命的意义或者缺乏意义。

托尔斯泰自己的死亡出现在他在82岁时因为妻子和学生之间的家庭风波而逃离家人的时刻。他在阿斯塔波沃(Astapovo)火车站的站长室走到生命的尽头,这是从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庄园出发的一日游。他的死成为第一个明星死亡场景,在场的有记者和新闻摄像机和警察,他们聚在一起等候死亡的一刻。这是离开人世的令人感到伤心的方式,但是,这位曾经写了名叫“克罗伊斯和命运”(Croesus and Fate)的短篇小说托尔斯泰就在生命终结的那最后时刻,或许回忆起雅典政治家所罗门对克罗伊斯国王的评论。就在国王吹嘘其财富和幸福时,所罗门说:“不要说任何人幸福,除非他已经死了。”

《死亡沉思》中一些最好的篇幅出现在布隆伯特表达他自己对死亡的想法时。91岁的他(他们在国家橄榄球联盟 the NFL中说)已经听到了死亡的脚步声。他汇报说,第一次遭遇死亡是他小时候的宠物金丝雀之死。这种情感剧变从来没有离开他;这个场景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二战中当兵时,他“扭过脸去不看尸体,即使阵亡士兵是身着冲锋队制服的队员。”战争期间,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性。直到今天他心中仍然携带着父母在棺材中的面孔的形象。他提到他的死亡叫醒呼叫(réveil mortel),注意到他是诺曼底登陆的两个分队中最后一位幸存者。每天他都要算出在报纸讣告中出现的名字的平均年龄。

我自己不仅每天阅读讣告,而且是先看讣告,之后才看报纸的其他内容。对我来说,讣告的好日子是看到当天的死者个个都超过了90岁;坏日子是死者中个个都比我还小。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50岁的时候说,每个星期都会看到熟人去世。由于自詹姆斯以来人均寿命延长,我要说当前的平均寿命更接近70岁。我不能像詹姆斯一样说每星期都会看到熟人去世;但每个月都会看到熟人去世的确更接近真相。有时候我认识的人会扎堆儿去世,一下子走三四个。85岁去世的朋友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在这种时候总是警告我说,“约瑟夫,多保重。机关枪已经开始扫射了。”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去世的好朋友,提前了解到随后就会有更多的人去跟他们会面。如果一个人有幸得以长寿,部分代价就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很可能是死者比活者更多。

在书的最后,维克多·布隆伯特写到“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神谕般的声明进入脑海里,同样还有他的岁无法核实却激动人心的观点,即那个感到必须在洞穴石墙上画野牛的第一个洞穴人知道自己和野牛都是要死的,但是这位创造者也本能地意识到刻画一个可能消失的动物的行为是某种“否认虚无”的方式。”

艺术是一种反对死亡的车站,或一种安慰,或至少是一种哲理性的暂时缓解?对我们多数人来说,它不是;对我来说,也不是,因为艺术在我看来有崇高的地位。散兵坑中没有无神论者,也没有唯美主义者。

我知道的死亡的唯一安慰是相信人可能活得更好。那些感受到自己已不再有宗教信仰或者从来没有信仰和坚定相信科学的人就无法拥有这种信念。相信科学能给人带来什么安慰呢?在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的《教授之家》中,圣彼得教授(Professor St. Peter)对一个学生说,“我自己并不认为科学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科学给予我们很多灵巧的玩具,这些玩具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上转移开,当然,因为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对这些转移心存感激。”圣彼得教授继续说,“科学并没有给我们任何新的惊奇,除了当我们在见证灵活性和麻利快手等肤浅的惊奇之外。科学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像文艺复兴时那样丰富的快乐,也没有任何新罪过,一个也没有。实际上,科学带走了我们从前的快乐。我认为通过让人们的行为变得不重要并不是在帮助人们,科学是在让民众变得更贫困。”

圣彼得教授的观点是失掉了宗教,我们丧失了“上帝的绚丽剧本”,其中人们相信“小小的个体生活的神秘性和重要性。”他谈到的剧本是救赎故事,围绕着下面这个问题展开,即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是否好得足以获得幸福的来世。我不敢肯定我认识的人中有多少人相信来世。严肃的天主教徒仍然相信。七、八年前,我的一个邻居,一个一辈子没有结婚的老姑娘告诉我她一点儿都不恐惧死亡,只是担心死亡时出现复杂的状况或很疼痛。作为天主教徒,她很清楚自己死后的目的地何在。

没有了对来世的信仰,只有死亡和再也没有办法恢复的麻醉状态。至于说到濒临死亡,人们剩下的只有一再地希望抓到更好的脱手牌,如无疾而终、充血性心脏病、突发心脏病,而不是老年痴呆症或卢伽雷氏病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Lou Gehrig)或帕金森综合症或那些没有多大治愈希望的癌症,虽然进行最好的化疗,最终仍然不治。

最害怕死亡的人即便不总是至少常常是那些感觉到他们还没有开始生活的人。这些人往往没有从工作中得到多大乐趣或者没有对家庭生活有多少投入。精神分析医生莱斯利·法布尔(Leslie Farber)注意到“人们在成熟之后偶尔可能恐惧死亡,如果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还没有好好过生活,或者看到有人过早地离开人世。”孩子常常给人一种未来意识,虽然常常带来担忧和有时候带来悲伤。孩子让你感受到即使自己离开了这个世界,自己的一部分仍然继续存在,还算留下了一些自己曾在这里生活过的证据,无论这证据本身是多么不朽。

在1970年代,请原谅我的这个说法,死亡是热门话题。大学开设了死亡学课程,为未亡人提供心理治疗,一位名叫伊莉莎白·库布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的妇女还写过一本书论述丧亲之痛的五个阶段。死亡实际上被社会科学化了。所有这些训练的要点就在于逐渐能够对付死亡。

在1977年发表的题目为“啊,死亡,你的叮铃声在哪里?”的精彩文章中,莱斯利·法布尔批驳了人们能够对付死亡的观念。他对死亡专家的厌恶归结于其思想中的傲慢自大,以为能“抓住死亡–驯服它,驯化它,将死亡中绝对的他者性引入到生活世界,死亡的神秘性被甜蜜而又坚决的启蒙安慰排除掉,从而显示出死亡的意义,即另外一种关键的人生体验。”但法布尔觉得,死亡不可能被去神秘化。

在法布尔看来,“死亡视角虽然在整体上有惨痛性,但它珍惜一切临时性的东西因而珍视一切。不过,死亡视角将吞噬全部目的‘意义’中的所有这些意义,因为珍惜一切将让一切都变得廉价。”死亡不过是从一种生命形式到另外一种生命形式的转变的观点就像罗斯提出的观点一样自然遭到法布尔的嘲弄。法布尔的结论是“对我自己来说,我不认为死亡是从山上下来的。我能听见它在某些月黑风高的深夜里咆哮,正如各地的男人都听见过的一样。”法国哲学家阿兰(Alain)在拜访一位刚刚做了大手术而患上忧郁症的朋友时,告诉这位朋友说感到情绪低落是很自然的。外科手术毕竟是对身体的侮辱,手术后感到沮丧再自然不过。阿兰建议朋友迁就低落的情绪,想怎么沮丧就怎么沮丧,只不过别让这种低落的情绪让自己消沉下去。莱斯利·法布尔对死亡的建议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是在写完这篇文章四年后在68岁时死于心脏病突发。想到死亡,对死亡感到迷惑不解,感到担忧甚至恐慌等再自然不过,但听任死亡毁掉你的日常生活就错了。

真相是我们中大多数人不会。我们按时赴约,为每一个小小的成就欣喜不已,也为每次失败而感到痛苦;如果保持相对平衡,我们会认识到自己的确无足轻重,但也不至于干扰到我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严肃对待宗教,就会觉得生活很体面,来世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包括我自己这个没有严格遵从宗教的要求但相信有一个统治宇宙的更大力量的人在内,我们必须寻找死亡话题的智慧,这些都可以在宗教中找到。

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找到多少,或至少没有很多能够说服人的东西。虽然柏拉图花费了很多篇幅探讨来世问题,但他很少提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安慰。柏拉图有关死亡和来世的主要对话《斐多篇》(The Phaedo)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对话的背景是一天早上,苏格拉底在等待当天晚些时候被处决时要喝的毒酒,因为他被雅典民主派认定为诋毁众神,腐化雅典青年。作为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苏格拉底花费最后几个小时与追随者谈论死后的生活,一种比他要离开的尘世“更丰富”的生活。

《斐多篇》的论证是对死亡做好了充分准备的人应该是最不应该为死亡感到沮丧的人,因为他“一生都在训练自己过一种尽可能接近死亡的生活”。这样的人可能是哲学家,他已经被传授了初步的知识和经验,得到了启蒙和净化,他“应该生活在众神之中”,“而没有被传授初步知识和经验,没有被启蒙的人应生活在泥沼之中”。因为他本人是生活在“以适当方式过哲学思辨式生活的人之中的”,苏格拉底说,“一个我竭尽全力要加入的群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不遗余力”,因而他非常自信在来世他将“找到好君主和好朋友居住的地方,就像当世这样。”他将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永恒的、聪明的”地方,到了那里之后,他的灵魂将发现幸福在等着他,“免除了不确定性和愚蠢,免除了恐惧和无法控制的欲望,免除了所有其他人类罪恶,正如他们谈到的神秘者中的新成员,他真的花费剩余的时间和众神在一起。”对话中的更进一步谈话都非常模糊,也都与灵魂的迁移有关。柏拉图的末世论异常丰富和复杂,也非常不可信。在读了《斐多篇》后,相信三位一体或者等待弥赛亚到来难道不是更简单些吗?”

英国大文豪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注意到,“没有什么能比第二天早上被吊死的前景更能让人集中注意力的了。”我不敢肯定。我记得在1997年做心脏搭桥手术的前夜,在安定利眠宁的帮助下睡眠很好。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用特别的消毒肥皂冲了个澡,妻子开车送我到医院。我与对我进行预麻醉的护士开玩笑,我能记得的第二件事是醒来后,心脏手术医生在凌晨2:00点告诉我因为血栓必须重新手术。我记得说了句“在我听起来,这真是个非常糟糕的主意。”他回答说他不担心我而更担心我的妻子,因为当他告诉妻子这个消息时,她吓坏了。正如你看到的,这当然是大团圆的故事,虽然我迫切渴望避免这个手术,但当手术的时间到来时,我还是足够平静地迎接它。这种平静背后是否不仅仅是镇定剂的作用呢?

真相是我已经等待死亡很长时间了。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我当然不希望死,除非“生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还没有发现生活到了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快乐的地步。我从来没有想过自杀,虽然在不同的时候我曾经因为精神疲惫,想过欢迎死亡的到来。桑塔耶纳写到“一切都是确定的,一切都要终结,一切都可以忍受,这就是我唯一的安慰。”

但是,与“垮掉一代”的代表人物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相反,我希望被允许轻轻地进入美妙的夜晚,当死亡来临时我并不设想去欢迎它。就像任何别人一样,我每年进行血液测试,每年都期待结果是灾难性的,显示我患上了三种癌症、帕金森症、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老年痴呆症,换句话说,我一直在等着两只鞋子都落下地。

果真如此,我不会感到震惊或惊讶,也不会感到失望。我已经过了美好和幸运的一生,在经济最繁荣技术最进步的时代出生于世界上最有趣的国家,父母是可敬的智慧的人。我更喜欢认为自己已经发挥了最大潜能,并能适当地欣赏自己取得的一些成绩。人们可能认为自己的死是个悲剧也可能认为它是来到人世的大运不可避免的最后结局。我倾向于相信第二个看法。

除非总是非常积极的肮脏伎俩部(the Dirty Tricks Department)逮住了我,使我留在人世的最后几年或几个月或几天陷入痛苦和没有尊严的病痛深渊,否则我不会带着遗憾离开人世。据说歌德在临终的病床前说“给我更多的光,更多的光。”美国诗人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临终遗言是“答案是什么?”发现没有人回答后,她发笑了继续问“那么,问题是什么?”我自己的临终遗言定稿还没有确定,不过我有个主题,那就是没有任何难为情地感恩。

作者简介:

约瑟夫·爱波斯坦(Joseph Epstein),《评论》杂志资深撰稿人。著有《文学教育论集》(Axios Press)。

译自:Death Takes No Holiday by Joseph Epstein http://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death-takes-no-holiday/

来源: 共识网-作者赐稿 | 来源日期:2014-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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