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活在浓厚传统氛围中的群体而言,他们思想和生活的现代化转化可以滞后却难以避免。

传统社会的当代性转化,是一个系统的、渐进的变动过程。

它的基础是财产私有和思想自主的神圣性。

对于有200余年转换需求心理历程的群体而言,一般意义上的中产者和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发展、互动是一个常论常新的话题。

即此,人们对知识分子身份演变的关注和思考显得必要。

作为一种生命形式,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和自主性的确立,将人与其他生命形式最后区别开来。这种自主性首先建立在人们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注与对神秘观念的敬畏相结合的祭祀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出最初意义上的宗教及其诗歌、音乐、美术、雕刻、建筑、戒律……这些精神记录,反映在我国早期岩石壁画、陶器纹理和甲骨契刻中。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祭祀活动由祭司或者部落首领来掌管,除了服从天命神性外,他不具有特别权力,是人与神沟通的方便管道。这种职能一般由部落、部落联盟中那些在各方面经验丰富、受人尊重的人执掌。除了执掌天命神性的频繁祭祀外,他们同时担当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他们的职能的更替是自然而然的,不存在什么障碍,三皇五帝的美丽传说,正是这种生活的反映。

那些祭司或者部落首领,是知识分子最初的身份样式。

在天命神性的启示下,人们与自然环境的对抗力量得到增强、生存空间在扩展,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越来越频繁,群体内部的祭祀和一般事物增加,军事、祭祀和行政职能的一体化无法应付新的生活场景,职能的分割已经不可避免。

这时的祭司、巫咸、占卜师的职能仍然是主持祭祀,但较最初的时期,祭祀有了比较固定专门的程式——祷告、占卜、解读和记录。这种职能的履行需要一个相对专业的小群体来分担和协作。同时,这种职能的行使并不排除他们必需参与部落的生产和扩张活动。

这种分割,在《尚书?尧典》中作了记载:尧让羲和一族观天象制历法,让舜主持祭祀;舜执掌权柄时,对大禹、后稷、后契、皋陶、垂、殳、戕、伯益、伯与、朱、虎、熊、罴、伯夷、夔、龙等二十二人的工作也做过分别安排。

这些人,属于中国历史上先期的既有神性又有专项工作的具有明确身份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天命神性依旧,但在具体事务中专门化。他们在军事、经济和行政组织中的作用有相当重要,但这种作用的辅助性、顾问性趋势已见端倪。

知识分子身份演变的第三期是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对“史”和“史官”这一现象来诠释。人们的生产和群体扩展进一步规模化,围绕这方面的契刻及规模要求更大,书写材料由龟甲、兽骨、刻刀变为竹简、木牍、刻刀,产生出专业性更强的“史”和“史官”。

史,手持刀契刻在竹简木牍正中不得偏倚的意思。这与人们的书写工具为竹简木牍和刻刀有关系。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刀笔吏”、“秉笔直书”与“史”的意思关系。

我们在关注和思考这种演变的时候,应当注意到语音语义演变蕴涵的关系:

示:供奉给神享用;

祭祀:敬神的程序和礼仪;

祭司:祭祀的主持者

筮:占卜及其所用的一种草茎;

起课与契刻:占卜和占卜结果的记录;

史:对于重大事件的忠实记录。

不难明白,史的职能的专业性和神圣独立性的赋予,不是凭空而来的。它的这种专业性和神圣独立性给与军事、行政事务的制衡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商周时期,专业的史官出现了,同时,因专业性和神圣独立性,其传递与王权的传递相同,具有父子、兄弟相授的家族特性。

当君主有违史官所理解的天命神性时,史官会如实记录,留待天命神性和子孙万代共鉴,决不会有为尊者避讳的想法,而君主与权贵也敬畏着,不敢有掣肘的痴心妄想。如果世俗的权力要掣肘,那些作史的家族就要自动化地以生命来抗争到底。围绕齐国太史记录“崔杼弑君”和赵国太史董狐记录“赵穿还是赵盾弑君?”一类的文字公案,便是这种文化内涵的典型呈现。

当良知、正义、公理与思想的独立性可以用生命来捍卫时,世俗的权力就望而却步。

那么,这价值观念和身份是否能永远保持呢?又是怎样失落的呢?

近年播放的电视连续剧《战国》的片头画面,对此作了很好的挖掘:战争、战火与失序,金戈铁马与各色人等在络绎穿行和亡命。

这时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蜕变为新的价值和身份样式——士(请体会与“史”在语音语义上的可能联系)。

士,介于权贵与庶民之间、有某种专业技术的阶层或个体。他的价值观念和身份实现了对其原有价值价值和身份的颠覆:“学得登龙术,卖与帝王家”,“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一边是金银玉帛香车豪宅美女的买,一边是“肝脑涂地任驱驰”或者“愿效犬马之劳”的卖。当卖方市场生长过剩或成为体力上的弱势时,这种情形对于“士”阶层或个体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面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经济结构模式,一个缺少良知、正义、公理与思想的独立性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社会结构模式和“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文化结构模式得以确立。

这种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社会结构模式的建立,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活力的窒息不难想象。这就是我们所仅能看到的秦汉以降的中国精神及其外在呈现。知识分子价值观念和身份在它第四变化时期的依附、贱卖与贱买情形,一般而言,人们比较熟悉,在此不赘述。

正如前面所提及:“对于生活在浓厚传统氛围中的群体而言,他们思想和生活的现代化转化可以滞后却难以避免;传统社会的当代性转化,是一个系统的、渐进的变动过程;它的基础是财产私有和思想自主的神圣性。”

对于有200余年转换需求心理历程的群体而言,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历史演变、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当代性转化或者某种意义上的还原的认识、努力壁立面前。

这种心理需求是虚妄的吗?

这种当代性转化或者还原的个体诉求和整体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良知、正义和公理”是可以实现的吗?

2002年3月1日

成都

《议报》第1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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