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yc引言:文化丑闻之发生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待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改革,无论成败,它均会终极地系于“文化”那样一个宽泛但有据的意义。如果文化可以事件化,那么,改革对文化形成的影响几乎随处可见。这在成功了的改革那里看得出来,或者说,在改革可分段的成功部分看得出来。实证论之,邓小平改革的成功一个最直观文化事件是港台校园歌曲传入大陆,从而大大提升了后者的文化品位。几乎相伴生,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港台影视作品更引导了大陆思想界对古典的“补课”式阅读。

然而,去事件化的文化加进“改革”意义后,它则蜕变为意识形态权力问题,从而造成严重的软性社会伤害。从中共于二〇一一年十月作出所谓的文化改革决议以来,借助意识形态权力的反动文化扩张形成了此种伤害,俗而不通、泛且滥之的影视剧成为一桩文明讽刺。由于此种软性伤害如同雾霾后果使豁免(避害)特权成为不可能,以致中共统治体系本身也视其为丑闻,更勒以行政条款。实证论之,即为“裤裆掏雷”【注一】之类的“抗日神剧”引发了审查行为。官方批判性言论指出此类“抗日神剧”把敌人描绘得过于弱智,“不仅是对历史的歪曲,更是对浴血捍卫家国先烈的不敬”【注二】。

一、政治威胁是封闭社会特征

按着大陆党媒的批判定性,“抗日神剧”确系虚无历史的行为。吊诡的是,为什么意识形态体系在力批自由知识精英存在历史虚无主义情结时,它自身又大操虚无之术以致不得不自己出来纠偏呢?在点灯与放火的典故层面来解释,几无意义;可能的指向,此又是中共国家创立了反义社会的证明;更贴切的则是政治的维持性先于道德性,由此所有的改革宣示都是政权生存的衍生品。更简单地说,任何改革与党权有抵牾,哪怕非系统性,也要被否定。虽然于今尚没有十分标准的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学术概念,但还是有党权确定的两个层次来表述:(一)它是摧毁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暨消解民族精神的政治思潮,即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对立【注三】;(二)它是以重新认识历史名义来歪曲中共党史本身的政治阴谋【注四】,即历史虚无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对立。无论是传统历史与中共党史,其教科书标准被保护,很可能是出于系列安全或曰整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文化安全”之考虑。

但是,推动党史的史料来源多元化是一部分人理解的政治改革“不可或缺的一环”【注五】,并且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中共党史禁区出现新突破其如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以内部发行形式出版【注六】,被不少学人赞誉为胡温新政的进步,其如可能为政治改革做一环节者。然而,党史解禁更多无疑会涉及到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更导致中共统治正当性之深度疑问。由于这一点,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体制内知识分子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冲突之激烈,而习近平以最高党首身份系统化毛邓江胡并未得到理想结果之根本原因。

“历史虚无主义”一词与其说是一个带学术色彩的批判术语,勿宁说它是一项政治威胁,因为不允许正视历史或重新认知历史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如果对比纳粹的虚无主义观念并致政治行为,也就不难发现中共当今意识形态充满了纳粹因素,其反对普世价值更是意义完整的纳粹行为。依据列奥·施特劳斯的描述,纳粹的虚无主义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毁灭的,即“德国虚无主义并非绝对虚无主义,并不意欲包括自身在内的万物全都毁灭,它只意欲特殊事物的毁灭:现代文明”【注七】;其二,去人性的,即反对“突出人的地位;或者:捍卫人之权利;或者: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注八】;其三,非开放的,即它认为“一切道德生活的根基本质上都是(因之永远是)封闭社会”【注九】。纳粹德国的政治伦理是反对开放社会的,其拒绝普世价值的最核心工具是虚无主义,目的在于制造封闭社会的领袖超道德地位。更一般的技术手段是党史的单一化、系统化。也许人们难以相相曾令彼时代闻风丧胆的盖世太保,其前身是服务于希特勒的档案室,设立该档案室最初的名义是“以便保存纳粹党党史资料”【注十】。

在魏玛体制出现之前,更远一点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德国虚无主义虽然不明显,但是其关于毁灭的愿望还是存在的。换言之,由于那种毁灭性思维长期存在,才使虚无主义成为思潮。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传记作者描述此情景时,写道:“历史学家指出,所有德语国家的男人和女人们内心深处都想要战争,艺术家、作曲家和作家们表现出焦躁不安,希望自己祖国毁灭。”【注十一】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则说:“在道德上和心理上,我都感受到这场灾难的必要。”【注十二】而无论是作家曼个人感受还是历史学家的集体指谓,都能为中国的毁灭性社会运动如反右、“文革”、计划生育等找到影子。还有,目前社会转型指向出现巨大分歧,社会性的毁灭思维也在隐现之间。

二、思维质量太差而无从创新

纳粹拒绝普世价值却不排斥对其可资引证的西方世界产生的理论,这有些像中国晚清时期的体用之学。英国的苏格兰人托马斯·卡莱尔言论产生于自由环境,但他却对自由不屑一顾,且以贬斥民主、推崇独裁而知名于欧洲大陆。希特勒喜欢亦采纳卡莱尔的伟人(独裁者)缺点应被原谅的政治伦理原则【注十三】,也发挥成“即便(领袖)决策是错误的,它若能达成最终目标,也好过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注十四】。这种危险的道德自负(且不说其他方面),使西方版的主体实践型思维出现了,因此,独裁政治在政治文化上成为一种可能。

“主体实践型思维”是哲学史的重要概念,它与思辨型思维相对立,即反对超乎视界存在的想象与建构。尽管带有纯中国色彩的主体实践型思维与康德所主张的实践理性有相似之处【注十五】,但其本质上是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思不出位”【注十六】界定之反映。思不出位之儒家政治伦理最后导致了独裁,因为在最高位(哪怕只是小局域的最高位)的人只有一个,任何一个他者均无此实践经验。于是,“事非经过不知难”就成了独裁的炫耀性表达且不止一次,尽管就当代政治而言,这只是一个特例【注十七】;于是,实践论不仅是即不独裁也是威权政治体系的一个约束性标准,而且还是威权指示给青年人的道德进步阶梯,其如习近平言之“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实践是提高本领的途径”【注十八】。

源于主体实践型思维的中共政治制度安排暨政策设计,在严重现实困境下(如称腐败亡党),更加明显地依赖以儒家政治伦理为主的传统资源。然而,其如将儒家箴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联系于实践观【注十九】仍然不可能获取关键性创新能力。如同“裤裆掏雷”之类的“抗日神剧”,它们已经是(并非仅因外电报道的)国际丑闻且对全球基本公义规制形成严重伤害。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聘人代考”作为最新伤害,绝非是一个“山寨思害了谁”那样的评论性疑问【注二十】可以说得过去的。简单地说,在传统的实践型思维下,中国问题无解。以哲学史家反省的观点论之,“实践型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极端重视个人的实践经验而不重视普遍的理论原则,强调在个人的亲身实践中求知,而不重视一般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导”【注二十一】,这种思维“使中国人缺乏理论思考、理论探索的习惯”【注二十二】。当然,“中国人”更狭义的实质应当是指低效无能的统治体系人员而不是广义的包含底层社会的泛指,这是因为:(一)只有作为庞大特殊利益集团成员的那个社会小比例,才具有实质性的“人民”资格,这也是他们以人本名义强行代表全社会的原因之所在;(二)信息开放时代,那个庞大但与社会比是小众的特殊利益集团恐惧于新技术带来人本意识的全面觉醒,而以安全观念来抵抗此一社会性权力分散趋势。这也是日益强化但无实质作用的网络政治镇压的原因之所在。

让传统的以儒教伦理为基础的实践型思维能在当今社会“还有一混”的理由,是这种思维的传统道义指向了人本主义哲学,即云:“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把人放在中心地位,许多哲学问题都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注二十三】但是,在现实中,一方面,以新法西斯(纳粹)为特征的政治文化已经形成(暴力执法、官民互仇、职业道德丧失等均为其表现),而所谓的文化改革不过是给这种新法西斯化一次合法性赋予而已;另一方面,以领袖权威绝对化为导向压制了统治体系内部的人本机会,或者说它面临了前现代时期的“希腊奥斯曼化”。这两方面的机制性持征其实是一个问题,即现在政治终究是集体主义而反个人的,当然也反人本;它也是对纳粹虚无主义的复制,终究视民众为群氓而不会尊重个人权利,当然其人本宣称也是假的。

三、坏统治总欲淘汰好传统

在前信息时代,中国整个社会也如“希腊奥斯曼化”——经过奥斯曼人的统治,希腊人身上的奴性习惯把她变成了“恶魔”【注二十四】。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学存在或文化共同体,所能庆幸的端在于信息时代开启后,人民逐渐恢复本质而实现从有类“希腊奥斯曼化”的状况中脱魅。相对应地,占据“人民”名义的那部分少数仍处于中国版“希腊奥斯曼化”当中,这也是官民互仇而无从建立互信的文化原因之所在。在文化宿命层面看,中国的大传统当然包括儒教伦理,但大传统中的“体制内文化异议”一直是个文明不灭的动力性因素。那种“体制内异议”在历史学的建构主义行为方面表现尤其明显,更可转化为古典改革的道义资源。比如说,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对政治道德重要经典《春秋》进行全面否定,称其“断烂朝报”【注二十五】。

如果以中共意识形态的定义论,这种文化否定行为属于历史虚无主义无疑。王安石的“历史虚无主义”行为不惟对《春秋》进行否定,而且对构成广义知识源的经史子集中的“史”进行个案(点式)攻击,而指《史记》正面形象孟尝君因用鸡鸣狗盗之徒而致“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的结果【注二十六】。对于儒家政治道德体系所树榜样,王安石亦有抨击,如指董仲舒受惑于《春秋公羊传》而以《窥园》讽刺,诗云:“杖策窥园日数巡,攀花弄草兴常新。董生只被公羊惑,肯信捐书一语真。”【注二十七】以考据学看待王安石此一“体制内文化异议”,它来源于同为(被后世所誉的)唐宋八大家的开首之人韩愈【注二十八】,而韩愈经其师梁肃而受刘知几的影响又在“体制内文化异议”传承之中。

唐初刘知几是中国传统史学体系里的最大异议者,它的史评著作《史通》则是最大的异议文本。虽然其声称尊重孔夫子甚至有穿越时代而执洒扫于孔门的愿望,但其对孔丘的批判直击道德虚饰之要害,摄要而言有二:其一者,在《诗》中不记鲁国民众不满言论,“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国风》,皆有怨刺,于鲁国独无其章”【注二十九】;其二者,在《鲁春秋》资料筛选时不涉及鲁国高层政治丑闻,“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注三十】。刘知几史评方法对后世影响深重,以致真正开启了中国政治文化中以史为鉴的传统。在大逻辑上看,晚唐政论名人、皇帝高级顾问陆贽颇受其影响,在重要谏文《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中,论证与结论多如刘知几之笔,而历史案例之引如汉文却马、晋武焚裘等亦高度凝炼;再如,北宋司马光作为王安石政敌其编撰史学巨帙亦评论历史人物,如其评曹操不直接篡汉乃东汉士风约束之故,等等。

以史为鉴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经典改革的资源,其为鉴不只是效法,更有由批判而颠覆的重大意义。哪怕不具规模改革或曰仅限行政改良的陆贽建议得以落实,也是基于传统的创新并为传统增加新内容。于今,尽管统治系统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为由头进行历史思想钳制,但这恰说明它既不传统也非“民族”,其人本口号亦虚伪。另一方面它自食恶果,以致“裤裆掏雷”成为国际级文化丑闻,使其文化反动本质自曝于全人类。还有,中国版的“希腊奥斯曼化”对其体制本身钳制更多,而体制之外则越加自由,深度历史反思及史学伦理重建已经自然发微。

四、从知情权到评价权

中共统治对于好传统的淘汰,不仅在历史伦理上有之,而且在具有宗教律法意义的传统原则上,也是超乎淘汰而自选其利的。比如,经典的政治伦理“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在现实中,前一项完全没有,因此,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就有议论的行政吸纳没有出现;还有,新加坡在这方面有些成就,但力图学习新加坡的中共改革没有也无法学到这一点。内举不避亲已经泛滥化,它不仅使得父子传承式的部门、局域治理成为常态,而且模拟血缘化政治已经是常态。对于后一项,习近平下决心要整治,是为反对团团伙伙和山头主义、圈子主义,但效果不会太好,按着官话说,是治标不治本。简言之,中共政治难以出现理想的经典状况,与历史上的统治事实远未理想化一样【注三十一】。

如果不论具有宗教律法意义的传统宏大主题,仅狭义地审视中共本身的历史虚无主义造成的后果,也是令人忧虑乃至鄙夷的。对于抗日史的各种还原期望之讨论,已经涉及到历史学家的写作环境,如云:“我并不觉得黄仁宇先生的学养比大陆学者高,主要是他处的位置好。写作的视角不一样,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注三十二】而且,这还是十年以前的状况,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到会出现“裤裆掏雷”的文化丑剧。

历史书写与诠释是一项重大文化权力,一个社会越有文化多元化倾向,此种权力就越分散化。分散化的一个重要支点是一般民众对历史的知情权,而知情权可由阅读行为慢慢获得,亦可以由公共知识生产源的评论性信息获得,或两者兼而有之。在媒体形式非单一化的情形下,如诸多网络单个界面存在,历史知情权进一步扩散。因此,它也招致了一定程度的政治镇压如公共账号被关闭。较为狭义的官方防治是针对中共党史的不同解读,是为打击历史虚无主义的着力点。同时,中共党史不同解读又是一些有类于清末民初文人笔记类的各种“福利报刊”的信息来源,在这点上,知情权扩散微征可见。

尽管中共党史的书写、诠释仍是体制内的权力斗争焦点,但相较于中国的历史大传统,它毕竟是小份额的。因此,在民众权利意识苏醒的时代,以下两个问题就特别具有意义:(一)知情权稍扩而不止,历史评价权也必将是一项新发现的民众权利,尽管它可包含于言论自由权当中;(二)评价权作为个体自主权利,它们可以汇集起来,以致成为社会运动的动员基础。如果该两项具有逻辑一致性,那么,中国政治的民主转型当中,民众的历史知情与评价权则是不容忽视的构成项目。“用历史反对现实”亦不止是一般的运动策略,还是为未来民主社会所做的文化伦理建构活动。其义大也矣!

结语:一个非模拟案例

以“裤裆掏雷”文化丑闻为论题切入点来联系纳粹虚无主义而及中共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之后的非人本,也许太学术化,至少对于学术阅读量较小的人而言,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如此,就有必要用一个最前沿或曰尚未有历史定论的政治现象来做模拟分析。在另一端,由于涉及统治正当性,现象制造方本身就想联系历史,尽管那种历史指谓还需要时间来沉淀。由于这一点,案例分析又具有非模拟性质。其为中国道路自信的六十年历史资本,具体而言是“六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什么,创造了什么,收获了什么”【注三十三】。

对于体制内学者或曰黄仁宇对面那些历史学家更广及评论者,大体会赞美基于举国体制的正能量。这可以理解,但是站在不及黄仁宇自由而具有知情权与评价权之自主的那些人一边,比如我给出的评论,则是这样的:经历的(并非个体完全实践感知)是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计划生育,六四屠城、,镇压法轮功,全面网络控制;创造的是没有投票的民主选举,官员普遍腐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财富与人员的转移,封建社会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近乎完美的结合;收获的是水快不能喝、土地快不能耕、空气快不能呼吸,知识产品特别是人作为载体的全面贬值,庞大人群哀求而几无结果的信访,还有恬不知耻的历史虚无主义。

注释部分:

[一]此为一部名为《一起打鬼子》电视连续剧的一个情节概括。该段情节“内容是,一名妇女前去探望被日本兵关押的男友,男友从她的裤裆里摸出一枚手榴弹,她随后引爆手榴弹,炸死了牢房里所有的人”。

转引自路透社北京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电;新华社《参考消息》五月二十二日译介,《中国停播低俗“抗日神剧”》,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二]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日转新华网消息《新华社批抗日神剧:在历史的疮疤上纵情欢乐》(作者:孙丽萍、彭卓)。

[三]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文章《“共产党人不是虚无主义者”是声明更是告诫》(作者:郭俊奎)。

[四]参见[二]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九日转人民网报道《网信办:依法关闭133个传播歪曲党史国史信息账号》。

[五]与[六]参见二〇〇四年第十五期《凤凰周刊》报道《中共党史禁区新突破》(记者:黄钟)。

王明的《中共五十年》是大陆出版改编名,原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

[七]转引自《危机时刻:德国保守主义革命》(汉译本,曹卫东主编),第二十三页(曹卫东、匡宁〈德国保守主义革命〉,第三至第八十四页);曹编版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四。

[八]与[九]同[七],第二十四页。

[十]参见提摩西·赖贝克著《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汉译本,孙韬译),第七十四页;孙译版本:金城出版社,二〇一五。

[十一]与[十二]参见亚历山大·沃著《维特根斯坦之家》(汉译本,钟远征译),第八十九页;钟译版本:漓江出版有限公司,二〇一四。

[十三]同[十],第二百四十八页。

[十四]同[十],第七十六页。

[十五]参见蒙培元著《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第八页;蒙著版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

[十六]思不出位,本于《易经·艮卦·象辞》:“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孔门弟子里的重要人物曾子对此一原则有重视,如《论语·宪问》记录曾子的说法,“君子思不出其位”。到理学初发时期,已经确指为思想上不僭滥侵越。

当代由官方支持的《论语》解读亦重视“时不出位”的约束性,于丹解读《论语》将此推荐为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原则。其可视做宋代理学认知的一个翻新版。

作为一个词条,〈思不出位〉可见张岱年主编《孔子大辞典》,第二百四十八至第二百四十九页(词条撰写人:衷尔钜);张编版本: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九三。

[十七]事非经过不知难,源自陆游诗句“书到用时方恨少,事因经过始知难”。江泽民曾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二〇〇〇年一月二十日、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日分别以“事非经过不知难”表达经历心情。

可参见[五]刊二〇〇六年第二十四期文章《江泽民执政十三年多次袒露心迹:“事非经过不知难”》(作者:特约撰稿员张宇桢)。

[十八]与[十九]参见习近平文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十一页(〈在实践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第四十九至第五十五页);习著版本:外文出版社,二〇一四。

[二十]参见《经济观察报》二〇一五年六月一日文章《山寨思维害了谁?》(作者:本报评论员陶舜),第八版〈评论〉。

事件大概为: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称起诉十五名涉嫌“聘请他人替考”的中国籍留学生;此前,该十五人被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地区联邦大陪审团裁定有三十五项罪名,包括伪造外国护照、邮件诈骗等。

[二十一]与[二十二]同[十五],第一百二十一页。

[二十三]同[十五],第九页。

[二十四]参见约翰·科里奥普罗斯、萨诺斯·维莱米斯合著《希腊的现代化进程——1821年至今》(汉译本,郭云艳译),第三十七页;郭译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

[二十五]同[十六],第七百一十一页(〈王安石〉词条,第七百一十一至第七百一十二页;词条撰写人:罗招香)。

[二十六]参见隋树森主编《中国古代散文选(中册)》,第二百六十五页(全三册单另页码,王安石〈读孟尝君传〉,第二百六十五至第二百六十七页);隋编版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一九七九再版)。

[二十七]参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一九七三级师生主编《王安石诗文选》,第八十七至第八十八页;北大师生编版本:北京(市)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

诗中有典故涉及东晋著名儒家典籍研究者范宁(约生于公元三百三十九年,约卒于公元四百〇一年,撰有《春秋榖梁传集解》十二卷):范宁患者有眼疾,向养生大师、中书侍郎张湛求药方;后者开据药方六种,第一种就是不要再读书。王安石引此典故,以相信不读书可治眼疾来讽刺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而刻苦读公羊春秋的治学行为。

[二十八]南宋末年学者谢枋得(生于一二二六年,卒于一二八九年)在《文章轨范》一文中指出王安石评孟尝君的短文意境是从韩愈《祭田横墓文》化来。韩愈贬评田横曰:“当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忧忧,不能脱夫子于剑铓?岂所宝之非贤,抑天命之有常?”

可参见[二十六]正文后小注第七,[南面而制秦)]中所引。

[二十九]参见白云注释刘知几《史通(下册)》,第六百一十页(上下册统一页码);白注版本:中华书局,二〇一四。

[三十]同[二十九],第六百三十八页。

[三十一]参见拙文《误读里面仍有出路——回应曹起曈先生与<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作者福山》,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首页推荐。

[三十二]同[五]刊二〇〇五年第二十期文章《何时“还原”完历史本来面目》(作者:二平)

[三十三]同[一]译介报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非译介而自刊,一个访谈系列)文章《我们为什么唱响中国》(作者:玛雅),第十一版<特别报道>.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6/2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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