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发现一类人，这类人对于基本的社会常识和政治常识都采取一种排斥甚至是敌视的态度，他们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价值观、情感，达到了不顾事实的地步。他们只相信对他们有用的知识、有用的历史、有用的谎言、有用的假话、有用的传说，他们对于摆在眼前的道理，眼前的事实，简直就是视而不见。他们沉醉于自己的偏见中而不能自拔，他们用偏见挡住了双眼，他们用偏见构建了一道虚幻的堤坝，他们是洞穴里的居民，拒绝有人把他们领出洞穴。他们为了维护偏见的眼睛而拒绝真理的阳光照耀。他们似乎是不可理喻和不可救药的人。
如何看待持有偏见的人，这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过，西方思想家学过辩证法或者没有学过辩证法的，对于人类的偏见都有着自己的看法，其中一以惯之的主调是：偏见也是正见。他们认为，潜在的政治智慧存在于政治偏见之中，不同的政治家的偏见能够改进和完善政治。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偏见就是政治主张，不同的政治家在维护自己的政治主张的过程中呈现辩论态势，辩论的过程中使偏见回归于理性，臣服于理性，使政治家的政治主张与对手的真理相结合，使政治荡漾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辉。
柏克更是一个偏见的捍卫者，这与他的传统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柏克对传统情有独钟，念念不忘传统的好处。他认为，有传统才有秩序，有传统才有自由，政治体制是与传统密切相关的，离开传统的改革都是瞎改革，是盲目改革。法国大革命讲自由平等博爱，最后得来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暴政，就是因为失了传统的根基。传统基础不牢，使法国大革命地动山摇。只要是传统的就是最好的，只要是改革符合传统，改革就会取得成功。离开了传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都会失败，法国大革命离开了传统，所以必然失败。他认为政治制度形成了一套庞大而复杂的有关约定性权利和遵守惯例之习惯的体系，这些惯例产生于过去并在不打破连续性的条件下使自己与现在的各种情势相适应，政体或政府和社会的一般传统应当成为被尊奉的对象，因为这种传统成为集体智识与文明的宝库。
这种集体知识与文明的宝库里面有偏见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在讽刺法国大革命强调理性的过程中，特别强调社会发展与进步依赖的不是理性，而是世世代代留下来的“偏见”，也即根深蒂固的爱与忠诚的情感，与理性相比，它们构成了人格巨大的下层基础。它开始于家庭和邻里，后又推广到国家和民族。柏克说：“一般说来我们都是具有自发感情的人”，自发感情的人就是有偏见的人，有理性的人不应打破这种偏见，而应该给偏见一个位置。偏见不与理性做对，而应是理性的结盟者和同盟者，偏见使理性充满光彩，使理性充满着自发的和自然的情感，没有偏见的理性是“赤裸的理性”，是轻浮的理性。“偏见在紧急情况下随时可用”，而理性却是犹豫不决的。政治与偏见是不能分离的。偏见必须不受干扰，否则自然的情感将会激起。偏见里有智慧，作为政治家和哲学家应该使偏见自然成长，让偏见发挥有益的作用。
如果说柏克对偏见的辩护就是出于捍卫传统，是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那么萨托利对偏见的辩护是出于捍卫自由主义民主。萨托利引述贝雷尔森的话说：“就许多投票者而言，政治选择可以说类似于文化爱好……，它们都有着种族、派别、阶级和家庭传统的根源。它们在个人方面都表现出稳定性和拒绝变化，在社会整体方面又都表现出灵活性和代代调整的特点。它们似乎都属于感情和脾性方面的事情，而不是‘理性的偏好’。虽然它们都会对变化的环境和异常的刺激作出反应，但比较而言，它们不受制于直接的说理。”萨托利对此评价道，很多的认同与知情或要求知情没有什么关系，所考察的意见也肯定不是因为了解实情而发生。对于个人来说，他们“仍然有不顾实情的意见，即对实情所包含的证据公然加以蔑视的意见”，“先于知情，而且否认或拒绝知情。”偏见不可避免，也不可更改，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都会有偏见的存在。萨托利认为，表面看来，偏见是一件坏事，实际看来，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些意见是自由的，是独立的，自由而独立的意见是不受权力操纵的、未经加工的、未被篡改的意愿，独立而自由的就是好的。如果这些人越想知情，就越会受到操纵，越容易被利用，被权力操纵的舆论是没有价值的舆论甚至是虚无缥缈的舆论。自由的意见是正见，自由的舆论才是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舆论
偏见是人类的社会天性，也是人类的政治天性，人性不变，偏见也会如影形随。人类的偏见既是人性柔软的部分，也是人性的固执而强硬的部分，正视人性，就要正视人类的偏见，使人类的偏见在理性的轨道上行进，并成为政治建设的积极力量。
偏见是人权。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言论自由，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说话的尊严和权利。平等的言论自由有多种结果，这包括有说错话的自由，说正确话的自由，有说出谬论的自由，更包括说出偏见的自由，否则言论自由就不是完整的自由，就成了片面的言论自由。说出真理是意外收获，但这并不是言论自由刻意追求的结果。言论自由的意义在于本身，在于说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在于充分表达自己的偏见。
捍卫言论自由，就捍卫人类的偏见吧。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