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颇多著名企业家身前或身后捐献其钜大财富,建立哈佛、史丹福(笔者的母校)、剑桥、牛津等著名学府及福特、诺贝尔、洛克菲勒等基金会,支持医药、科学、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与发展,造福人类。在八十年代,我曾建议当时台湾首富王永庆将其财富的一半捐献给社会,以建立“王永庆大学”,但被他婉拒──海内外的成功华商始终未曾建立捐献其财富的传统,坚持将其财产遗留给其子孙后代。

然而,数年前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樑将其部份财富建立“唐奖”(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奖金新台币五千万元(约一百六十万美元)。尹衍樑认为,西方知识发展偏重科技而轻人文,几乎未曾建立东方文化或中华文化的大奖,他因而在“唐奖”中建立“汉学奖”。唐奖委员会决定第一届“汉学奖”颁予余英时教授,以肯定他过去五十多年来在中国历史、思想及文化研究上的贡献。但余教授在美国新泽西州寓所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自己“受之有愧”、“很意外,也不敢当”;他认为做学问的人不应被“名利权势所绊”──余英时谦虚为怀,令人钦佩。

余英时的学术贡献

余英时於一九三○年在天津出生,曾於史学大师钱穆在香港创办的新亚书院求学,后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哈佛、耶鲁等校任教,现为普林斯顿大学退休荣誉教授。他的重要著作包括《历史与思想》、《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论》、《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胡适》、《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及《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等。

一九七四年余英时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二○○六年获得有“诺贝尔人文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院士丁邦新指出,余英时在其学术生涯六十多年期间,共出版著作数十种、论文四百多篇,堪称毕生著作等身。尤其是在中国历史、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余英时均扮演开创性角色,中西学界一致推崇他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泰斗”。丁邦新认为,余英时虽以研究中国传统为主,但对近代与现代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均有深厚的理解与掌握,例如他曾深入探究胡适、陈寅恪及钱穆等大师的著作。余英时曾破解陈寅恪在中共专制统治下所作的“隐语诗”,学界才渐渐窥知陈对国家兴亡遗恨与对时局的针砭。

丁邦新强调,余英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治史宗旨,是鼓励年轻学者以新方法、新角度去研究与诠释中国文化。他的影响不仅局限於中国文化与思想史,他的独特诠释观点也加深现代中西方社会对中国数千年历史与文化的了解。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余国藩曾指出:“余英时教授就是他笔下的中国‘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与经历都是在反映这一点。”

走出象牙塔 为民主奋斗

余英时虽一生研究中国文史,但他早已走出象牙塔,为中国的民主化奉献。余教授毕生关怀民主人权运动,并积极参与。自一九八○年代起,他就经常发表政论,并曾在美丽岛事件时投书《纽约时报》,六四天安门镇压事件发生后,更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公开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六四后他与其妻在普林斯顿建立“中国学社”,成为许多被迫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学运领袖的庇护所。

二○一三年八月,美国《世界日报》记者曾专访余英时,他畅谈他个人对习李体制、“中国梦”与中国未来的看法。他认为中共集体世袭制度是贪污腐败的根源,但他对中国的前途并不悲观,因他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不会消失,相信中共必有变化,总有一天会回归文明主流。

余英时在获得“汉学奖”后指出,从儒家“以人为本”思想发展出的民主思想,在共产党国家完全被泯灭,人活着失去尊严。他认为,以苏联例子看来,仅以暴力统治国家的共产党政府“很快会垮台”!

余英时表示,他最重视的价值是“人要活得像个人”,这在现代社会是由民主、自由及法治予以保障。他认为,儒家从清末开始提倡民主,要求人人有尊严,但共产党从一九二○年代开始就极力破坏这一切,到现在一个领导人换了另一个,只是越来越腐败。

在海外推动民主化

除学术研究外,余英时捍卫中华文化,并在海外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余教授与笔者曾在多方面合作:与其他人士共同在美国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担任评审委员,每年提名、评审傑出民主人士,颁予“傑出民主人士奖”,以鼓励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海内外人士。我们也共同支持海外民运刊物,或担任编辑顾问,或为之撰文。

二○一一年,《北京之春》(海外仅存的民运刊物)因经费问题而面临停刊的命运,余教授与笔者因而联名致函台湾马英九总统,要求台湾支援《北京之春》,台湾民主基金会终於同意拨款支援《北春》继续出版。

此外,余教授与我均大力支持温煇先生创办的、被中共打压的香港《争鸣》杂志与其姊妹刊物《动向》月刊。二○一二年《争鸣》庆祝创刊三十五周年,我致函余教授,要求他为《争鸣》周年庆题字。他迅速回应,亲笔书写“事有是非必争 物失其平则鸣”,交由《争鸣》及《动向》刊出。事实上,三十五年来,余英时对《争鸣》和《动向》的支持持续不断。

余英时坚拒中共统战

余英时反共而不反华,他所反对的是中共的一党专政,而非中华民族。他曾言:“我自问在文化意识上始终是一个‘中国人’”。与否定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台湾台独人士迥异,余英时始终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

虽然余英时是如此坚定地反对中共的一党专政,但北京对余教授的统战却持续不断,多次邀请他访问大陆,并出版他的全集(包括一些批判中共的专文)。大陆也出版了《胡适全集》及余教授的恩师钱穆的全集。

余英时强调,他没有什么“中国梦”,他的梦就是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

自一九七八年访问中国后,余英时坚拒再度访华,但他表示,若中共放弃一党专制,他将立即赴大陆访问。

余英时是一位理想主义的中国知识份子,他的著作展现他的良知良能,值得海内外华人阅读。

余英时与专制集权的中共政权决不妥协,他也坚拒中共的统战攻势。余教授实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典范。

文章来源: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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