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爱国、敬业、牺牲精神等等被冠以“正义”之名的解释便是，它应该允许有人去违背，一个健康和理智的集体，应该有人敢于提出异议并能够引发思索。而如果违背了这一点，爱国之爱便容易使国家变得畸形，这种畸形的爱也最终发展成与之相对的恨。
原题：如何成为乌合之众
一个原本平静的欧洲小镇上，生活着一群和睦的人，有一个备受尊重的中年男子，是一名幼儿园老师。他和善、帅气、乐于助人，有时带着几分忧郁。电影海报上便是最后时刻他那忧郁、悲哀、愤怒而无助的眼神，故事就发生在他身上，一次偶然的事件，使一个早熟的小女孩突发奇想控告这名教师对她进行了性侵。之后，整个小镇的平静被打乱，主人公的麻烦也接踵而来，直至许久后，人们才渐渐从这种愚昧和盲目中清醒过来。
这部影片叫做《狩猎》。故事情节如此简单，影片中表现最多的是子虚乌有的性侵事件被宣扬出去后，小镇上原本善良的居民纷纷开始对他进行“正义”之名下的讨伐：人们远离他，歧视他，在超市里攻击他，朝他的住宅扔石块，甚至欺辱他的孩子，杀死他那只曾经人见人爱的狗。据说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我们权且就当它是真实的吧，更何况世界上比这更残忍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但对于我们有几点启示至关重要：首先，事件发生前，男主人公非常受人欢迎，小镇的人们也非常和善，为何谣言发生后，人们便不愿再去相信他。进而，如果我们相信人们和善的外表是真实的，那么是什么改变了这些人的态度，甚至为性侵事件添油加醋，使它更为饱满而真实。继而，世界上是否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德律，这一道德律不容质疑，“以一言而终身行之”。最后，假使存在这种道德律，它能否能够在群体中存在?
不久前，山东威海爆发了爱国者约架的事件，余波未息，几天前又出现某官方大员微博号召人们去保家卫国，投身战斗的笑话，我想到重看一遍这部电影。两起事件爆发后，学友问我对于爱国的看法，我回答说：“爱国其实非常简单，从逻辑上讲，国家的主体是人，那么爱国就应是爱人。”怎么去爱人呢?最基本的就是不去伤害人，不去侵犯别人的利益，用一种更准确的话说，就是保障人的消极自由。其次，以没有分别心的态度去实施爱，最后，用理智的方式去对抗对人的权利的侵害。从这一意义上讲，爱国从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成为对人进行伤害的借口，而爱国也应该是普遍的爱人中的一个环节，单独说爱国本身就是错误的，“国”不应该为仁爱行为限定框架，而应被限定在更大的、更普遍的意义之下，我们如果承认人的独特性，就应该认识到人的品质是超越国界的。所以，如果非要我们怎么去单独地爱国，是不可能成立的，中国人在看待爱国的意义时往往非常狭隘，他们忽略了人的存在，而把国家当成具体的人的代名词。大批的“爱国者”成为“爱国”旗帜驱动下的非理性个体，“爱国者”们如果稍有理智，就应该思考一下，“暴力”怎么能纳入“爱”之中呢?爱被限定在“国”的主体之下，因此扭曲和变态，这种爱也会蔓延为对个体情感乃至良知的控制。许多年前，个人的爱情、家庭之爱，需“组织”这一判定者来裁决，今日，孩子也要被教育该如何去爱，首先要爱国、爱党、爱人民，这样非个人的爱从人的思想刚刚萌发，便成为行为准则，这使人丧失自然的爱，使爱变得虚空而膨胀，也是将人变成机器的意识形态的发启。
爱国主义的变形与这部名叫《狩猎》的电影主题是非常贴切的，爱国者的约架、尚武与影片中“正义”的人们对男主人公的攻击、讨伐其实是有相同渊源的。直至今日，在一个意识形态国家里，很少有人会抵制爱国这一口号，而爱国约架、宣战等事件则印证了爱国这一口号的虚伪性，丑恶有时会假借美名使人迷惑，“正义，多少杀戮借汝之名。”“爱国”意识从表层意义上来说是正义的，甚至是伟大的，没有人不愿意在伟大的正义之名下聚集，这不仅满足了人的惰性，而且满足了人的虚荣，这两者，却是人性中难以克制的东西，这两者的膨胀，造就了乌合之众。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勒庞谈到：“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这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因为“大量的人聚合起来并非群体”“群体总是受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大脑活动消失导致反射活动的得势”——这是惰性被利用的体现。进一步，正义之名开始攫取人的情感和良知，被冠以高尚名义的群体之中的每个个体，将获得群体的认同作为最为重要的目标，这首先满足了虚荣心，进而形成互相暗示、价值观自给自足、蔑视哲学和史学、沉溺于对崇高意义的幻想，从而使个体彻底沦为“类人孩”，对正义之名的认同和追逐变得极端，“情绪夸张而单纯”、“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出现“道德的净化”，再之后则是宗教(邪教)形式的自我封闭。
勒庞的书中对群体内的种种分工、构造、链接、变异、机巧及其外延都做了大量深入的探索，而上文中的影片，则简洁地证实了乌合之众形成的道德基因：即，某一道德律成为远远高于其它价值观的绝对主体，这是非常危险的。在西方世界，尤其是一些比较“左”的思潮流行的世界，代表着同性恋、同情心、高福利、趋于完美的个人品德等价值会非常受人欢迎，对于性侵，尤其是针对未成年的性侵是绝对难以容忍的，这种嫉恶如仇驱使人们选择代价最小的方式来表达正义。所以，对文章开头关于影片提出的几个问题，我的解读如下：
第一点，我的解读是，人们肯定还是愿意相信男主人公的辩解的，如果男主人公被一个成年人诬陷，人们绝不会轻易陷入盲目。但说谎却是一个孩子，孩子会不会说谎我们暂且不说，首要因素是孩子是弱者，弱者需要保护，这种情况下保护弱者比保护真实更易占据道德的高点，人们普遍愿意将自己置于道德高点上，所以，人们选择保护弱者，这样，乌合之众的心理因素已经形成，谁在这种选择中站在保护真实的一方，就成为了少数派，成为异端，成为放弃道德高点的人，这需要的代价要比选择已“明确”的道德大太多。因此，一旦有对幼儿性侵的事件，即便事实并非如此，人们也愿意相信它真的存在，这是使人脱离庸俗，满足英雄主义和自我崇拜的机会。所以，从惰性和虚荣两方面，真正的恶控制了理智，人们选择不去相信男主角。接着，什么改变了这些平时非常和善的镇民的态度呢，以使他们开始了少有的谩骂、侮辱、迫害作伪证和杀戮呢?
我认为自身认同的道德、价值一旦成为集体的认同，成为构成集体的条件，那么对它的绝对肯定便成为至高无上的使命。《狩猎》不仅是“正义的人们”去狩猎男主人公，更是这些人在狩猎“邪恶”，狩猎对抗“邪恶”的机会。人们在它的召唤下，开始寻找自我认同感，这其实是一种保护机制。这种保护机制最基础的表现是：“邪恶”的人往往更觉得自己没错，觉得错的是环境，是社会;高级一些的表现则是：人们极力将自身与邪恶分别开来，自身表现的越是远离邪恶，自身便越是崇高，于是一旦有了“邪恶”，便去宣战，去表明态度，平庸者甚至会为这种态度去寻找邪恶。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自我英雄主义的崇拜有多么吸引人：影片中有两个细节，一是心理医生在询问撒谎的孩子时，明显使用有罪推定的询问法，他问女孩是否看到男主人公的身体里流出白色液体，正常的询问显然应该问是否有紫色或蓝色液体流出，询问白色，恰恰说明了人们在道德与真实的选择中的懒惰。更为极端的是女孩的母亲，女孩说出实情后，她的母亲竟然都不相信女孩的话，而宁肯相信女儿真的被性侵了。不理智的人们，他们的理念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潜意识：所谓“神圣”即是易被玷污的，所谓“高尚”即是易被损毁的。最易让人成为情绪化动物的莫过于仇恨，最易引发仇恨的莫过于对邪恶的审判。从而对于邪恶的事件，人们不再关注于自身是否友善，对邪恶的友善就表明自己是邪恶的，因此，用比邪恶更加邪恶的方式来对待邪恶，以暴制暴是最吸引人的方式，最易获得群体认同感，因为这才表明自己嫉恶如仇的态度，才是真正站在了道德的高点上。
可事实的真像却是嫉恶如仇并不一定就从善如流，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第三个问题，是否存在一种道德律是至高无上的，而这一道德律能否存在于集体之中。传统儒学认为，人不应该以不义的方式来赢得仁义，这是人道主义最应遵守的法则，嫉恶如仇一旦强烈到蔑视这一法则，那么善本身的价值也便遭到了侵害。道德律应该是人的自由的根基，正如康德所认同的，存在一种人应该永远遵守的道德，但这一道德律亦应体现个人抉择和价值取向的自由，而非成为挟持人思想的东西。这便是说，在个体选择面前，道德律应该是可以违背的，只是在这种可能性之下，我们也保持着选择它的可能性和对它的认同，这是道德律存在的意义。如果以道德来行使绑架或给道德赋予法律的强制性，那么道德对自由进行呈现这一意义本身便分崩离析，所以，我所倾向的是，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律是能够存在于群体之中的，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在人类目前的水平上，是不大可能如此的。
综上所述，我对爱国、敬业、牺牲精神等等被冠以“正义”之名的解释便是，它应该允许有人去违背，一个健康和理智的集体，应该有人敢于提出异议并能够引发思索。而如果违背了这一点，爱国之爱便容易使国家变得畸形，这种畸形的爱也最终发展成与之相对的恨。明智的爱恨大多是针对个人的，比如“我反对你的思想，但我誓死捍卫你阐述的权利，”这种态度是一种对激情泛滥的克制，而愚昧的爱则是针对国家或集体的，它也易形成愚昧的恨，这种恨也自然是针对国家和集体的，它将成为群体内部普遍的对立的大爆发，每个人对抗每个人，人们相互揭发、陷害、欺诈、对抗，正如文革时期满口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人们，这种自邢是乌合之众的最终归宿。
通过上述分析，回到爱国这一问题上，如果两个普通人发生纠纷，“爱国者”不一定会做出偏向某一方的决断，但发生纠纷的是两个国家时，尤其是一国以被害国的身份出现时，这些人便找到了站在崇高价值上的机会，“永远站在蛋的一边”，这样一劳永逸的价值倾向，最方便，最划算。更何况，爱国者砸车、打人就跟《狩猎》中的人们杀死男主人公的狗一样，即满足了自身膨胀的英雄主义，又不会使自己受到损害，何乐而不为呢?进而，畸形国家之“爱国”假以爱之名，实行对人之权利进行阶级化、分别化、层次化甚至剥夺之实，最终，杀戮变得名正言顺，人们也愈发愿意追逐那些光鲜华丽的外表而放弃对真实的认知。拒绝这种表面光鲜的价值观的绑架，是一个人从乌合之众中脱离的关键，真正的思考者对群体的厌恶也是如此，雷蒙·阿隆在批判“永远站在蛋的一边”这种错误传统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引言中说：“这不是因为我热衷于孤独，而是为了在以下两种人中寻找同伴：一种是那些不带仇恨进行战斗的人，一种是拒绝在‘论坛’上展开的斗争中寻找人类命运秘密的人。”我想，这些话的启示便在于，我们应该允许有人抛弃正义之名，应该允许有人不爱国、不爱民、不崇高，而是真正去关注个人的境遇和存在。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