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父母亲生前尊容
一代人有一代人独特的记忆，经历过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蔡楚，最揪心的记忆就是他读书求学时期长年挨饿和父母亲友相继惨死的情景。直至1997年挥别故土，举家移居到美国，他已往的岁月大都在不堪回首的死等中苦熬而过。
“油油饭”
蔡楚以“油油饭”题名他这集诗文稿，显然有悼念慈母深恩的用意。那是他1961年大饥荒在农村劳动的岁月，有一天母亲给他送来一饭盒从她自己口粮中节省下来的油油饭，缓解了他在拉车路上的辘辘饥肠。母恩难忘，每想起母亲的油油饭，蔡楚的泪水总是潸然而下。这油油饭本是成都人很普通的家常便饭，用少許豬油和醬油拌炒的糙米飯而已。在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一再诅咒的那个“旧社会”，对生活在天府之国的老百姓来说，油油饭绝非什么稀罕的食物。但在仅四川一省即饿死了一千二百万人——据前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著文所说——的大跃进年代，每看见邻家孩子端出一碗油油饭细嚼慢咽，都会让年少的蔡楚眼馋得口水长流。读至此情此景，我们不难想见当时普通市民多吃不饱肚子的窘境。至于在出产粮食的乡村，饥饿蔓延的情况则惨绝人寰，远比城市严重，任何可吃下去果腹的东西都被饥民搜求尽净。只因各地的基层干部画地为牢，严堵出外逃荒，困守在家的村民只有坐以待毙。共产党造孽的饥饿于是拉平了他们土改时制定的家庭成份，千村万户，不管是贫下中农还是地主富农，全都摊上了活活饿死的厄运。城里人定量再低，好坏还有政府每月配给的主副食勉强度日。最可怜为党国种地缴纳公购粮的广大社员，吃完了他们仅有的口粮，便一家挨一家无声无息灭了门。毛泽东经常把他们毛共集团犯错误造成的损失轻描淡写为交一笔学费，那饿死了几千万人的数字，就是党国草民为伟大领袖纵容的浮夸冒进风所支付出的牺牲代价。
1961年春，蔡楚随他就讀的成都工農師範學校下乡帮农民耕作，他亲眼看到卑贱的村民成批饿死，新坟累累日增的凄惨景象。在他们帮助春耕的那个生产小队，家中没人饿死的农户，只剩下队长、会计和“跳神”婆三户人家。在回忆他二姨婆的文字中，蔡楚讲述了他们家这位近亲在“新社会”福转为祸的故事。老人家是个土改中分得土地和房屋，受益共产党政策的贫农，儿子参了军，长年在外为党国驻守边防。谁料到饥荒无情，不论成份，即使是二姨婆这样的光荣军属，也难免饿毙空屋后被草草埋掉。书中还写了一个身为城市贫民的邻居吴爷爷，老头子那年月饿得发了疯，有一天看见蔡楚家锅里正煮的稀饭，伸手便往锅内抓吃。结果烫得那抓饭的手伤势严重，惨不忍睹。饿疯子吴爷爷没能熬过饥荒，受伤后不久便增补为饿死鬼行列中的一员。
乡间的见闻震惊蔡楚，他眼前的社会现实明显地对照出报刊宣传的虚假和诞妄。再加上蔡本人切身的饥饿感以及周围的饥饿恐慌，中学生蔡楚开始对“解放后”所谓的“新社会”生出了种种疑虑。比如在《二姨婆》一文中他就发问：“像二姨婆像吴爷爷，以及千千万万的无产者和贫下中农，无论他们居住在城市或乡村，在已经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十年以后，居然会活活地被饿死！这样的死，究竟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呢？”
饥饿不只令蔡楚伤感恐慌，更造成他精神上极度的苦闷，他只有把这种不敢公开说出来的苦闷写入他暗暗习作的诗行。收入诗文集的首篇诗作《乞丐》便创作于诗人身心俱感贫乏的处境之下。该诗全文如下：
为什么他喉咙里伸出了手来？
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乞丐，
彻夜裸露着、在街沿边，
蜷伏着，他在等待？
褴褛的衣襟遮不住小小的过失，
人们骂他、揍他却不知道他的悲哀，
自从田园荒芜后……
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
从此后他便乞讨在市街，
不住颤抖的手，人们瞥见便躲开，
没奈何，抢几个小小的饼子……
到结果还是骨瘦如柴。
冬夜里朔风怒吼，
可怜的乞丐下身挂着几片遮羞布。
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
长夜漫漫，他在等待！
按照李亚东的理解，这首后来惹上了政治麻烦的乞丐咏不只是写实，“更是诗人自况”。李亚东的解读可谓点出了蔡楚在该诗中的深层寄托，从这个切入点读下去，诗中的乞丐就不单纯是当时的街头之所见，多少还可读出几分意在言外的象征意味。从喉咙里伸出的手既凸现出饥民的疾苦，也流露了诗人自己的精神饥饿，以及他不甘沉默，硬是要说出社会真相的强烈诉求。那伸出喉咙的手早被当局剥夺了选择权和发言权，在党国体制的重压下，本可靠辛勤工作来发家致富的劳动者遂陷入乞讨境地，乃至被活活饿死。更为可憎者，全国性的饥荒明明是错误路线造成的人祸，党国政府却硬要说是遭受了自然灾害。喉咙里伸出的手要表达的就是那既被封口，又被束手的苦闷情境。而诗中首尾呼应的“等待”则是整部蔡诗的领唱词，其深沉的呼唤可谓贯串始终，渗透全书。正如他的诗友邓垦所说：“这土地，这人世，不平事太多。我们的最大不平，就是不惯于喉咙被锁着链子，我们的喉头在痛苦地发痒。”因此他们便“以诗的形式说自己想说的话。”（《勇敢是信念和智慧的果实》）
古人论诗词创作，常有“发愤抒情”和“物不得其平则鸣”之谈。蔡楚及其“野草”诗友群创作的虽是新诗，其创作的动力源流仍来自“诗言志”和“诗可以怨”的古典传统。由此更可以推想，在饥饿的六十年代初期到文革十年浩劫前后，全中国各地的文艺青年群体中，不知有多少地下文学和“潜在写作”也都在类似的情境下自发萌生，在他们各自的小圈子内私下传阅开来。这一类书写和阅读的活动到底有多少人参与，他们最终写出了多少作品，至今已无从统计，也很少有人探讨了。在他们之中，有包括蔡楚在内被告发的不少人都以言获罪，受过轻重不同的惩罚；而其他的幸免于难者则默默无闻，他们的创作犹如冒烟闷燃的暗火，在焕发过一阵醉心吟咏的青春热之后，便趋于沉寂，尘封废纸，随风飘散了。
二
大跃进的失败不只造成严重的饥荒，更累及整个国民经济，致使很多国营单位纷纷下马。蔡楚就读的师范学校也在此颓势下宣布关门，遣散了全部师生。失学的蔡楚回到父母家所在的街巷，成为一名受街道办事处监督管理的社会青年。蔡楚的家庭成份不好，办事处的干部曾多次催逼他迁出成都，去农村落户，做一名响应政府号召的知识青年。我在此要顺便指出，迫使城镇中无业青年到农村落户，早在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之前已有过几波程度不同的动员。这是中共当局为解决城市失业问题，从五十年代即开始实施的一项政策，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多首当其冲，被发配到穷乡僻壤。蔡楚那时候已吃过下乡劳动的苦头，他无意做积极分子，自然不愿服从组织分配。于是他软磨硬泡，寻找借口，最终避过了干部的催逼。后来他一边打零工，一边抽时间钻到图书馆自修高中功课，决心要考大学，去走他个人奋斗的正道。1963年的高考政审，据说是历年来最宽松的一年，不少家庭出身有些问题的考生都以其优异的成绩幸获录取。据蔡楚本人所诉，他自感高考成绩还不错，本有录取的可能，可惜政审未能过关，最终还是遭到淘汰。蔡父系黄埔军校出身，属于政审条款中排斥尤甚的国民党军官，那一年审查尽管稍放宽松，却照旧把蔡楚那类考生关到了门外。继续失学的蔡楚情绪低落，哀怨满怀，在一首题曰《致某君》的诗中，他写出了新时代落榜者的失意和落魄：“而今你在灯下攻书，/ 我却只能站在凄清的河边，/ 眼望着滚滚东逝的流水，/ 叹息人生青春的蹉跎。”
好学的蔡楚断了上学的门路，他沉吟着沮丧的诗句——“别上一朵憔悴的花”——走出家门，走向了社会底层。青春从此无奈地蹉跎下去，一直延续到他身世飘零中年。在不同的工地上，他干了整整十六年临时工。如他自述所说，他干过的体力活计有“石工、泥工、混凝土工、烧窑工、筑路工、搬运工、装卸工等，还推过鸡公车，拉过架架车，蹬过三轮车。”（《我——一个飘零者》）
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如巨轮轰隆滚动，无情碾轧，轧到了哪户人家，就轧得哪家覆巢下几无完卵。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尚未完全复原，文革大浩劫随即接踵而来，刚活出饥饿的蔡楚一家人及其亲属被卷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经历了比饥饿更恐怖的残害。蔡楚的母亲出身书香人家，她父亲系前清舉人，民国时在成都任职多所名校，曾以学问和书法称誉一时。1949年大陆变天，只因他家里拥有祖上留下的二十多亩农田，蔡楚的外祖父土改中便被划为“职员兼地主”。面对新政权暴力分田的行径，老人家愤然上吊自杀，豁出他一条命抵制了横加在头上的凌辱。蔡楚的母亲也禀赋了她父亲的烈性，文革开始不久，即因抗拒红卫兵粗暴的批斗而投井自尽。红色恐怖驱使越来越多的无辜者走上绝路，继母亲自杀后，蔡楚未来的岳母尚未当上他岳母，即因丈夫长期关押牛棚，郁闷绝望中投江自尽，连尸首都付诸东流，喂了鱼鳖。那年月除了死亡可由你自行選擇，其他任何出路均被堵死，据丁抒的粗略统计，仅在文革初期，全国的自杀人数即高达二十万左右。
蔡楚清楚地记得，母亲死后，他曾央告远道赶回成都送葬的父親，求父亲念及他们兄弟姐妹五人已失去母亲，万勿想不开也去自杀。自进入“新社会”，他父亲一直都因曾任职国民党军官的历史问题而备受压抑，早先的教职一贬再贬，最初是在城里教高中，后来竟被调离到远在山西的乡村小学教书。文革中运动初起，蔡父即成为挨批斗的对象。面对儿子的担忧，父亲的回答很明确，他说他是個军人，任何情況下都不会轻易去寻短见。可怜这位誓言绝不自经于沟渎的汉子后来的结局实在凄惨，竟是被革命群众活活打死在批斗会上。蔡父遇难后，校方并未通知家属，后因父亲长期不通音信，蔡楚一再去信追问，校方才来信回复，说他父亲“系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已经服安眠药自绝于人民。”父亲的遗物被寄回家中，蔡楚发现收到的旧衣服上沾有大片血污。联想到父亲死前最后一封来信中说“这次运动打得很凶”，再想到父亲许诺他不会自杀的遗言，蔡楚对校方的答复满腹怀疑。他们一家人持续追问，却再无回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等候了十四年，直等到平反冤假错案的年代，再经过数十封信件的陈诉，山西方面才勉强说了实话。原来父亲在批斗会上被党员积极分子踢破下身而致死，所谓的自杀现场，实系一群当事者的伪造。蔡父死后，尸首被草菅软埋，埋后也未树任何标志，事隔多年，乱石荒草中早已无从辨认所葬何处。后来校方送交给家属的仅空骨灰盒一个，内装父亲遗照一张。在一首短诗中，蔡楚抒发了他的哀伤和对父母的思念：
思念，屬于從前
每當清明時節
去野草叢生的墳頭
悄然無聲地
把晶瑩的淚珠點燃
思念，屬于明天
雖然明天難以預見
但每一朵自在的雲霓
每一頂蔥綠的樹冠
就能叫暴烈的天體逆轉
三
蔡楚是家中长子，父母双亡后，留给他最沉重的担子就是照料抚养四个年幼的弟妹。1970年，在弟妹们最需要他这位大哥哥做顶梁柱的日子里，蔡楚却因参加地下文学活动，遭到拘留，被关押批斗了一百多天。关押审讯中，他被迫写了大量交待材料，那些自诬自辱的文字至今仍封存在成都市档案馆发黄的卷宗内。近年来成都学者李亚东有意勘探当年的“地下文学现场”，经他查阅档案，作了一番深入发掘，写成田野考察性质的长篇报告，始将蔡楚及其诗友群“在特殊环境、特别条件下”留下的“另类写作”——也可以说是反写作或反面写作——披露于世，让我们看到面对红色刀笔吏严酷的拷问，稚嫩的文学青年们如何遭遇革命硫磺火炙烤，他们的灵魂曾如何苦涩煎熬。在蔡楚的专案材料中，《乞丐》、《致某君》和《别上一朵憔悴的花》等诗作都经他本人交待和他人揭发，被判定为“反动”诗作。蔡楚的书面交代满篇自责，他在检讨语境中浸泡已久，铺陈起那类公式概念化的自我批评话语，竟把关键词套用得十分娴熟，在一连串屈辱招供的文辞中避重就轻，见机插入柔滑的开脱，配合着专案组敲打折腾人的程序，顺势承接了横加给他的罪名。审讯到最后，算是以罪行较轻，不予刑事处分的认定博得军管会从轻发落，被缺席判决了“实施内控”的处分。
蔡楚获释后长期受到公安人员暗中监督和管制，在整个的七十年代，他的生活都处于担惊受怕，颠沛流离的状态。到外面，他常受警方规训，不得乱说乱动。在家中，要负责照看弟妹，必须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养家活口。写诗，特别是雕琢唯美的文字，再调配上口的节奏韵脚，对那时候干重体力活的蔡楚来说，实在是有点奢侈。但他始终不忘情抒情文字，偷空就要在音韵和节奏的沉吟中缓一口气，好疏解日常劳碌中的精神麻痹。阅读蔡楚那十年中保存下来的一些诗作，可以想见他持身的孤立和做人的卑微，更可以看出他如何把苦吟出的诗句当作寒夜中划亮的一根根火柴，如何用甜美的声韵温暖他身心的落寞。由于他“想化身泥土回歸大地都不可得”（《愛與願》），于是便把诗意的向往投向知了、蜜蜂和蜻蜓的透明翅膀（《透明的翅膀》），有时则以流萤作喻，安慰自己说，“我有我的光亮”（《游萤》）。他和他那群诗友的处境实在是太压抑太封闭了，好比陳墨诗中所哀叹的蚯蚓：“谁能看得见你哟／黑暗深处的躬耕者？／谁能听得见你哟，／沉默在愁苦之中的光棍？”（《蚯蚓》）对于这种死等活等的固守，这种绝望中突兀的执拗，在《等待》一诗中，蔡楚以其稳健沉痛的笔调做出了咬紧牙关挺下去，不管“人寿几何”都坚持要“俟河之清”的表达。我多年前曾撰文漫谈蔡楚的诗作，文中已对该诗作过点滴赏析。如今通论蔡楚诗文集，不能不重提这篇佳作，稍作点评。现将全诗抄录如下，以飨读者，并与其作者共诵。
從鮮紅的血泊中拾取，
從不死的靈魂裏采來。
在一間暗黑的屋內，
住著我的——等待。
它沈沈的，不說一句話，
不掉一滴淚，如同我的悲哀。
它緩緩地，不邁一個急步，
不煩每次彎曲，如同我的徘徊。
有時，它闖入我的夢境，
帶我飛越關山，飛越雲海，
到一個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那裏是光明的世界。
但它卻從不肯走到屋外
去眺望那飄忽的雲彩。
它是緘默而又固執的啊，
懂得自己的一生應當怎樣安排。
在那間暗黑的屋內，
它凝住我的恨、凝住我的愛，
凝住我力的爆發，
凝住我血的澎湃。
從鮮紅的血泊中拾取，
從不死的靈魂裏采來。
在一間暗黑的屋內，
住著我的——等待。
蔡楚的等待持续了很久很久，1979年，他终于等到世道突变，命运有了转机的时刻。多年前的“反动诗”旧案经重新甄别，当局对蔡楚做出了“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的终审裁决。蔡楚这才从临时工转正，处境较前宽松了许多。毛泽东一死，很多事情都陆续出现变化，毛要是多活上七八年，蔡楚的等待韧性真不知会磨损到何等田地。必须指出，让人们感到可喜的宽松并非当局主动的恩赐，而是随着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破产，极权势力无形中已有所削弱。经历了文革浩劫的国人开始觉醒，在国际大气候催发的解冻形势下，新时期的文学艺术一时间泛起小小的春潮。
蔡楚及其诗友群也闻风而动，他们以手抄小报的形式编辑《野草》和《诗友》等同仁刊物，发表诗作，互相击赏，在已经不再年轻的诗友群中，热心传阅着各自仍带有青春写作特征的作品。总的来说，“野草”诗友群的创作共享的风格和情调比较突出，个性鲜明的独创特征则稍显薄弱。他们的诗作仍偏于直抒胸臆，对现代主义诗歌所回避的感情，他们放纵的成分往往偏多，不无泛文泛情之嫌。他们重视诗歌的语言美和音乐性，讲求节奏感，精心用语音语调的起伏变化烘托诗意，常喜欢排比铺陈复沓的章节，有某种新诗格律化或诗章歌词化的倾向。可以明显地看出，过分重视韵脚的遣词造句已在他们某些人的某些作品中造成障碍，束缚了行文的畅达，致使节奏声韵构成空泛的外在形式，流于优美的单调。在他们早期的不少诗作中，这种缺点显得尤为突出。
随着思想解放大潮的涌起，“野草”诗友群的诗作在社会关怀和政治批判方面调子更加明朗，立场也更公开，发言则更大胆了。比如他们的诗坛主将陈墨就敢于大声疾呼，明确提出他们的创作方向。他说：“我们这个社会发扬了人性中假、丑、恶的一面，被扭曲的人们之间的互斗，精神生活的极度空虚，物质生活罕见的贫乏，是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深刻的人间苦。我们不得不表现我们的苦闷（用文艺），也不得不表现我们的追求。”（转引自《勇敢是信念和智慧的果实》）单就蔡楚1979年以降的诗作来看，从凄清哀伤向高昂抗争的变调便十分突出，冲锋在诗友群的前列。比如在写于1979年12月的《广场夜》一诗中，他就敢公开悼念几年前被镇压的“四五”运动，发出“历史的长河被欺骗凝冻”的指责。在《我的忧伤》中，他放声呼吁：“既然没有一个新鲜的太阳，/ 就让我到太空中去寻访。”在《人的权利》中，他痛切叹息，“凡是真实的/ 善良的/ 美好的/ 都已经/ 或者必须死去”。面对成都某处仍未拆除的毛主席塑像，他直接申斥说：“你用你背藏的那只手，握死带往坟茔的权柄。”至于《野草》和《诗友》中所刊其他诗人的作品，类似的诗行自然更多，甚至更强烈，更加令人一唱三叹。但因已超出本文的论述范围，实无法在此一一征引。
这就是长期压制后一放松即引发百花齐放效应的中国热风景，也正是此类同仁刊物在八十年代初的文艺小春潮一度涌现后，随即在各地普遍遭到取缔，甚至某些编辑和撰稿人受到惩处的原因。在出版言论自由始终受到党权政府控制的中国，政治气候总是反复出现乍暖还寒的变化，每一次短暂的放松，紧跟而来的收紧常会延续很长的时间。等待依旧是持续的和压抑的，整个的大政治环境仍是一间郁闷的黑屋。蔡楚的诗作从一度的高昂呼唤又落入沉重的慨叹，他怀念“野草”诗友群，哀悼他们被取缔的刊物，痛恨“这块黄土有过多的神庙，/ 容不下青青蔓延的野草。”（《最初的啼叫》）
四
1997年，蔡楚追随出国留学后定居北美的妻子，再次漂泊，加入出国大潮的行列。出国后他断断续续仍在写诗，写诗怀念留在故土的朋友，写诗勉励仍在大陆坚守的异议作家，写诗咏叹当年以文会友办刊物的激情岁月。岁月如梭，业已编织成他埋头书写和继续漂泊的命运，在辨认和承受自己这劳碌命之同时，蔡楚更勇猛精进，努力投入他完成其人生使命的工作。他赋诗寄赠诗友说：“此生既定作一棵野草，/ 岂能不高歌被桎梏的自由！”（《再答明辉兄》）
与出国前相比，蔡楚诗稿中现存的近作有所减少，诗情也稍显退潮。十五年来，他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和大多数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编辑刊物、建立网站、联系国内异议作家和组织独立中文笔会的工作。2001年，由他选编的《野草诗选》在海外期刊上发表。同年，他又与另一诗友建成“野草”网站。2005年底，他开始协助苏晓康编辑《民主中国》网刊，苏离职后，他挑起网刊工作的大头，随后刘晓波入狱，他任职该刊主编至今，同时还独自主编《参与》网刊，多年为美国最大的新闻综合网站“博讯”做义工服务，在“推特”网上张贴有关海内外民运动态的消息。至于多年来为独立中文笔会做组织协调工作，蔡楚的辛勤服务更是不胜枚举，其如牛负重的持久耐力简直可与他从前十六年干重体力劳动的劳碌有那么一拼。所不同的只是，昔日的卖力是不自由的环境所压迫，如今的尽职责则是自由环境中心甘情愿的奉献。
为“高歌被桎梏的自由”，蔡楚多年来在电脑屏幕前的操劳已造成他视力减退，损及他整个的身体健康。他一直说要准备退休，但至今仍乐此不疲，总是把编稿工作和为他人作品刊发的服务视为他另一创造性的书写方式，甚至把他编辑出版的文字看得比出版发行自己的文字还重要，还心满意足，以至对前者的书面印刷物更为珍爱，拿到手中，常有把玩不已的兴头。在他定居的大西洋海滨城市家中，蔡楚把全部《野草》、《诗友》的复印件合订本置诸案头枕边，时常翻阅，映衬着窗外的杜鹃花，静观北美景色，回想锦城四季，海内和天涯时空交织，故友新交，一瞬间诗心沟通。此时此刻，他许愿他此生此身“被网捕去/制成一具干尸/让后人无意间提及/一个标本的偎依”（《偎依》）。
2015年9月8日
文章来源：蔡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