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孚大学”导师信力建被抓捕了，他是8月21日从家里被广州警方抓走的。我在9月2日才得到消息，但网上没有说警方以什么罪名抓了他。当时我根据中共惯常“政治案件刑事化”的流氓手段，猜信力建的罪名不是嫖娼就是偷税。9月6日，京衡律师事务所受托发布公告，宣称信力建已被刑拘，罪名是“涉嫌隐匿销毁会计账册凭证”。
于是，左派和右派都在网上分析“案件的政治性”。毛左分析信力建被抓的原因是为西方“敌对势力”充当“汉奸”，网名“吴法天”的毛左大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9月1日在微博称：“我现在的心情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个“金猴”可能是指习近平。信力建的好朋友、原《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分析：“尽管以刑事罪名立案，但信案的政治性很难否认。只需要指出以下事实就够了：自8月22日被警方带走，律师只在次日会见过一次，此后的律师会见都被拒绝。与此同时，一些跟信力建有交往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被警告，要他们对信案闭嘴。单纯的刑事案不可能如此神秘。考虑到信力建经常高调批评体制，而“政治案件刑事化”是当局惯常的手法，说发案动机是政治的，对信力建的抓捕意味着对其公共参与的惩罚，这判断应更接近真相。”
我个人分析，“案件的政治性”只有一个，就是信力建想在中国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有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台湾大学教授殷海光曾对自己的关门弟子王晓波说：“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让人民不要受欺骗。”当今中国能担当这种使命的人实在太少，但会越来越多，其中“羊城”广州的信力建是一只“领头羊”。
信力建，民办教育专家、信孚教育集团创办人及董事长，兼任广东省人文学会副会长、广州市白云区政协委员。祖籍辽宁沈阳，生于50年代，经历务农、兵役，当过知青，恢复高考后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分配国企，进入政府机关，不久脱离公职，是大学同学中第一个净身跳进商海的人。1989年他创办信孚学校，致力于基础教育事业，成为“中国民办学校第一人”。他一手创办的信孚教育集团已成为18所幼儿园、7所中小学、1所老人院、1所慈爱院，学生超过万人，教职员工超过千名。此外，集团还有2家投资公司。信力建在办教育的同时，2007年还收养了四五十个孩子，成为了他们的义父。
信孚教育集团不仅办幼儿园和中小学，还曾经办了一所大学——信孚大学。我是信孚大学的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的学生，我的校长是著名学者吴祚来。学校实行75名导师带学生制度，经过双向选择，信力建成为我的教育导师。我在信孚大学学习了一年，但我还没有见过“活的”信力建。没有见过面，他是怎样为我当导师的呢？
“信孚大学”是信力建于2010年9月创办的一所集中国大陆公共知识分子优秀文章的网络大学，旨在传播优秀的思想，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志在以一个人的力量去影响一群人，以一群人的力量去影响千千万万的人。招生对象年龄、籍贯、受教育程度不限，只要关注民生、历史、学术，怀好学之心，愿意参与和协助学术研究和学术项目者均可报名。信孚学员可在信孚大学这所网络大学里选择自己向往的导师，关注其专著和言论并跟从学习。一年后，经导师检测后成绩合格者，授予学位，愿意继续进修的学生，可继续攻读更高学位。文凭由信孚大学授予，导师签字以确认该生具备相应学位资格。
信力建把信孚大学比作日本教育家松下创办的政经私塾、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子、鬼谷子创办的私塾、国父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广东师范学院教授、著名博客作家许锡良把信孚大学比作日本教育家福泽创办的庆应义塾大学。这些比作，意指信孚大学是培养“政治明星”的地方，但我认为，从信孚大学成立的背景上看，把信孚大学比作梁启超创办的“万木草堂”是最合适的。中法战争后，康有为为了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于1891年在广州租借“邱氏书院”作为讲学堂，创办了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开展政治活动，成为“戊戌变法”策源地。万木草堂创办之初，康有为就主张“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学堂的命名，就含有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意思。万木草堂主要讲授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旁及西方国家历史、政治，把求知和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学生既读书又议论国事，从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万木草堂起初有学生不满20人，后增至100多人，培养出一批著名的改革人才，其中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成为“戊戌变法”的骨干。
信孚大学的成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资中筠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访问时说：“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现在空间还是有的，有多少空间利用多少空间，尽人事听天命。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点，能够看到这里那里经常出现一些好文章和思想，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所以，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信力建正在“扎扎实实地去做”，他把博客办成了一所中国的真正大学，这就是“信孚大学”百家博客联盟网站，本系统通过RSS聚合的方式，聚合了众多公共知识分子的最新博文连接，做到了“能够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
我当时是一个50多岁的人了，已经有大学本科学历，为什么还要去读信孚大学这个私塾？在我没有入学之前，我就被信力建“洗脑”了，他的凤凰博客对我“毒害”极深，我每天都要光顾这个闪烁着思想光芒的精神家园。
信力建是凤凰网“十大博主”之一，博客点击量已突破4亿。他的博有时一天发表三篇原创文章，每天还要发两篇网摘“信孚电讯”，集每日媒体上的热点新闻和时评家的“闪光语录”，每篇电讯20条左右，每条百字左右，可以直接复制到微博发表。
信力建的博文除了针砭时弊之外，更多的是告诉人民不要受欺骗。他用事实和数字说话，文章充满理性和“正能量”。有时他也对习近平“溜须拍马”，搞得自己在左右之间“两头都不是人”，但明白人能看出他是在捧杀皇帝和倒逼改革。
在华夏大地歌颂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成就时，他告诉人民，伟大成就是用贫富差距拉大、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和社会道德大滑坡的代价换来的，让人民认清特殊利益集团公开疯狂抢劫全民财富的本质，让人民认清权贵资本主义建立起的“新三座大山”。
在《环球时报》引导愤青骂美国侵略伊拉克和“忘我之心不死”时，他告诉人民，美国大兵是在伊拉克人民手捧鲜花夹道欢迎的场面下进驻的，美国人民在历史上做了很多有恩于中国人民的好事，特别是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在抗日胜利65周年时，他告诉人民，谁是正面战场，谁窃取了抗日胜利成果。
在抗美援朝60年时，他告诉人民，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打的是由美国等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维和军队，充当了斯大林的打手。
在中国政府与“流氓国家”狼狈为奸时，他告诉人民，世界上有多少“反华国家”；他告诉人民，世界对中国的独裁说不，世界不高兴。
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们齐喊“要办世界一流大学”时，他告诉人民，中国不是要办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中国是办一个真大学的问题。他说：“中国的大学都是山寨版的伪大学，没有了自由的精神，没有了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学术自由，这个大学叫什么？叫公家培养的一个机关而已。”
在国人讨论有没有“中国模式”时，他告诉人民，“中国模式”就是“三重赋敛”······
在“中国特色”下，一个民营企业家想要生存和发展，非得跟权力联姻不可，势必奴颜媚骨地与政府保持和谐，一言一行都要与特殊利益集团保持一致。但是，信力建坚持批评政府、批评国家，始终站在广大平民的利益上说话。他是个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于说“不”的人，是普世价值的捍卫者；他独立苍茫，天马行空，不依不傍，有所作为，有所不为,做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在博客和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点名批评“并没有出事”的教育部长周济，批评教育部挡住了穷人求学的道路；他四处资助一些社会项目去推动社会改良，曹保印主持的关于普世价值的研讨会有他的赞助，茅于轼的农村小额贷款项目他去加入，中山大学搞人类学田野调查他也去支持；宪政学者曹思源出书他去助印，有人搞公民税收手册他慷慨解囊，吴祚来策划中印论坛他去联办；每年用大量时间出国考察，无论是去中东、北非，还是希腊、印度、韩国，都要邀请一批专家学者、时评家同行······信力建说：“我对自己、对教育都没有设定边界。社会是一所最大的学校，但我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我就去支助那些为社会进步做事的人，助他们一臂之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去在上面花一点钱。”
我在信孚大学仅学习一年，这所大学就被关闭了，那个信孚大学百家博客联盟网站也被关闭了。但是，这所大学的电子教材被广泛传播，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毕业的学生变成不是导师的导师，信孚大学教育理念得到传承，成为一所没有信力建的信孚大学。
在信孚大学一年的学习时间里，我对信力建有过很多埋怨，埋怨导师不与学生见面，埋怨学校不搞活动，埋怨学校网站经常一片黑······埋怨之后也有理解，在红色恐怖之下，我理解他的压力，理解他的难处，他已经尽力了。理解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收获是巨大的，一分钱学费也没有交，却读了那么多的好书、好文章，同时通过信孚QQ群与同学交流，获得很多宝贵的资料，也向同学们学到了很多宝贵的思想。我衷心感谢信孚大学，衷心感谢信力建，他是我的恩师，因为他彻底治好了我的“脑残”，使我获得了新生！
信力建被抓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成为一个被净身的“企业家知识分子”。净身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宦官制度的产物，毛泽东当上皇帝后，“反封建”的成果是把净身制度用在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通过政治运动这个净身房，消灭了知识分子的批评精神，把所有中国知识分子都变成了“太监知识分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一些六根不净的知识分子试图恢复“男儿身”，邓小平及时设立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净身房，一些不愿意返回净身房的知识分子逃到西方成为“敌对势力”。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把腐败当成净身房，引导“太监知识分子”闷声发大财。到了习近平时代，有所继承，有所创新，他以“政治纪律”为净身房，并以“法治”的名义把“颠覆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和“泄露国家机密”作为“尽去其势”的三把手术刀。这三把手术刀不仅用在了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身上，也用在了体制外民营企业家中的知识分子身上。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变得越来越“聪明”，他们深谙潜规则，不关心别人的命运，只想方设法保障自己的利益。虽然民营企业家犬儒化的批评不绝于耳，但依然于事无补。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示，“企业一定要听党的话，让怎么干就怎么干。”李书福现象就是当年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前夜的现象，哈维尔曾经这样描述：“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在中国，隐匿销毁会计账册凭证是“家家做烧酒”的普遍现象，为什么信力建就这么倒霉地享受“法治”呢？原因只是他太关心政治了，他总想做国王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孩子，总想做社会底层人的代言人。但这种人恰恰是《人民日报》所说的“新黑五类”，即“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从信力建的博文《看红五类如何PK黑五类》可以看出，他自己已经知道自己是被重点打击的“新黑五类”，但他为什么还要冒险？我想，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期间说过两句话可以作为答案：“要走得快，就一个人走；要走得远，就要一起走。没有人什么也无法实现；但没有制度，什么都无法持续。”信力建没有像柳传志那样做到“在商言商”，所以吃了大亏，但我相信，我的导师不会后悔。孙中山先生曾说：“政为众人之事，治为管理，所谓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众人之事，自然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空气和食物······这些都是政治，但是作为力量有限的普通人，往往寄希望于这个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能为自己代言。如果没有信力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去关心和谈论政治，我们将永远生活在一个糟糕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一个民营企业家能逃脱悲惨的命运。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