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哲罗普洛斯在电影《鹳鸟踟躇》中讲述了一个关于分裂与流亡的故事，人在世界的剧变面前是如此弱小。电影开头部分是一则历史纪实：苏东剧变之后，有一次希腊政府曾对偷渡至本国的亚洲人置之不理，最终导致数十名流亡者葬身大海，直升飞机在大西洋上盘旋，海鸟落在漂浮于水面的死尸上。故事中那些死者是带着某种政治倾向的成年人，而今，人类的进步让逃亡惨死者变成了一个三岁孩子。
这便是生命的消逝，灾难不关乎人道主义或博爱精神，灾难是必然会发生的。
我听姨妈讲过一个故事，文革时候我的外祖父遭受批斗，家里过得很苦，我的外祖母不识字，每天只是拉扯着几个孩子流眼泪。我的母亲是家里老大，早早便帮衬着带孩子、照顾家务。那时我外祖父的弟弟家里条件稍好，他们住前后院，一次我的母亲在他家看到他们正在摊鸡蛋吃。母亲站在他家门口，默默地站着，他们就在那里吃着，什么都不说，我的母亲被馋哭了，生了一场大病。但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而后，外祖父的弟弟便也加入到了批斗的队伍中。我时常想到这件事，人的堕落是一种恶性循环、自主加剧的，人一旦堕落，就很难摆脱掉某一种原罪，比如贫苦，比如无知，比如绝望，一个越是贫苦、无知、绝望的人便越容易变得更坏。人的堕落让人对堕落本身有很心安理得的适应性。但是我也总在想，如果没有阶级斗争理论，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运动，在那些时代见死不救的人是否会减少很多?一种催发了人类堕落的思想是否真的无罪?
我看过一个非常诚实的公益救助广告，画面中是一个流浪汉，整个广告都是他在喋喋不休：你觉得应该把钱花在什么地方呢?野生动物，癌症基金，第三世界的公益教育，非洲儿童，全球变暖，还是什么?只有人才能救人，救活身边的人，比你选择政治正确的立场更为重要，不要说什么高贵的理念或理想，把钱给那些你能看得到的人们。最后，流浪汉说，我在这里的每一分秒都让我变得更坏。
我们的世界不乏慈善家和道德家，但摆脱野蛮却是极其漫长的故事，在我们已经能够飞跃太阳系的时候，一种人性的巨大阻力总会将我们拉回到冷漠与残忍的丛林。于是，那个死于逃亡的叙利亚男孩艾兰成为了各新闻头条的刺目图片，红蓝相间的短衫，趴在大地上，脸孔朝下，映衬着蔚蓝的大海和灰暗的沙滩，这是人类的某种常态。
我在读高中时，经历了遥远的北约空袭南斯拉夫的战争，那时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像过节一样热烈报道导弹、战斗机、高射炮飞行的画面，家里订阅着《半月谈》，里面有一段对美国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报道大致在说，奥氏曾经生活在这个国家，接受他们的恩泽，而今反而带兵回来恩将仇报之类。之后，报纸上又传说有一个英国小男孩因为北约动用武力而跳楼自杀……南斯拉夫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事件或者电影《地下》一般的荒诞，而人与“野蛮”的对抗却是真实的，甚至道德理想主义本身也成为了某种野蛮。
2014年圣诞节，澳大利亚悉尼马丁广场咖啡店爆发恐怖劫持事件，导致2名人质死亡，6人受伤。劫持者叫莫里斯，是一名伊拉克裔穆斯林，受政治迫害者，一直受自由世界的政治庇护。三周之后，1月7日，法国漫画杂志《查理周刊》巴黎总部遭受恐怖分子袭击，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惨剧，袭击者是穆斯林，事件发生后高呼“我们已为先知复仇”。
悉尼和巴黎，自由世界两座最美的都市，因此被全世界瞩目，人们有的在默哀，有的在流泪，当然还有一些不能理解自由的人在想：自由世界蒙尘了，自由主义蒙尘了。有人分析说，这种美国与西方的价值输出盲目自信乐观有很大问题，容易缺乏对复杂性的足够判断，也容易不管不顾，而且总是伴随着不必要的武力，更让人很难接受。如果不是为了利益，真的想传输价值观，这些主流的西方人应该学学他们社会中最不起眼的人群，传教士，在送给人礼物之时，先为接受礼物的人着想。他们说，西方价值缺少普世性。
冷战时代，西方最主要的知识分子人群被左翼思潮搞得晕头转向之时，也有人批判西方价值，但其中有一个异类的声音，他不是批判西方价值的堕落或迷恋共产主义的美好，因为他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他就是索尔仁尼琴，在诺贝尔奖受奖辞中他大力抨击，联合国已经失去了他的权威和公正，一国一票制度让那些流氓国家具有对正义的否决权。
索尔仁尼琴的那段演说与肯尼迪、李根几届政府对待集权政治的强硬态度不谋而合。《悲惨世界》中有一段小插曲，是我一直不能忘记的：一位以永远不会说谎著称的老妇人，为了保护逃亡的冉阿让和柯赛特而说了谎话——她利用了别人对她的信任。我一直在想，这是否是犯罪呢?在我坚信的理想主义语境中，在一种纯粹的哲学决断中，我认为这依旧是错误的，但我却不能去批评，不能以一种绝对的道德至高来要求她不去说谎，因为与其要求她不说谎，不如去要求全人类善良，这是道德的症结所在。
与这个悲惨死去的艾兰相对，是爆料了美国棱镜计划的斯诺登，最近他开始批评俄罗斯压制人权，哭着喊着要回家，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斯诺登终将把自己搞成国际玩笑》，看到那个三岁儿童惨死海滩的照片，我偶尔思索他是怎么想的，或者如果艾兰是他的孩子，又会怎样。道德理想主义有时是不是一种让人迷失的毒品呢?
的确，文明有时候是以两种方式到来的，我们不如把一种叫做传教士的方式，另一种则是强奸犯的方式。回忆中国近代史，或者任何一个前殖民地的近代史，传教士方式带来的是人的个人解放，是一种潜在的价值观，他们让中国女人不再裹小脚，让中国女孩可以进入教士学校，这种方式也背负了更多的恐怖，义和团之流的杀戮，卫道士们的排斥。可而今，这些理想主义者或是成为了愤怒的格瓦拉，或者成为了盲目的斯诺登，或者成为了文化殖民大潮中的淘金者，只有极少数人成为了那位特丽萨嬷嬷。而另一种方式，则是坚船利炮，以前我一直看到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抨击和失望，从中国到西方，尤其是一些西方作家和艺术家，他们的道德理想主义让他们选择某种绝对意义上的“正确性”。但无法否认，历史上这种方式却带来了民主政治，三权分立，一人一票这些最简单直接的操作方法。只是今天，当我们再说起这种方式，却仿佛是在为杀人做辩护。以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的确不应该用量化的方式评价杀人的合理性，但当我们面对真实，看看那些连内裤都不允许穿成白色的伊拉克士兵，看看那些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叙利亚百姓，这种人类面对的无解选择，不是我们靠理智去做的，而是时间逼迫我们必须去做。
很多时候，理论的高贵性与现实的可行性是有着巨大冲突的，正义该如何选择呢?我想对于一个习惯于对正义品头论足的民族，习惯于在抉择中表现出“君子风度”的民族，我们应该去想想那个三岁的孩子，是什么让他陷入悲剧呢?而如果他没有死，他又会如何去选择呢?那么，我们又把正义的筹码——那枚在联合国，在全人类面前代表我们价值的选票放在了天平的哪一端呢?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