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今天是苏联撤销克格勃机构24周年——1991年的今天戈尔巴乔夫说“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说起克格勃，恐怕经历过苏联时期生活的人们大约会发抖。有个一段子说很多国家的人都在讨论什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苏联人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半夜有警察敲门，开门后警察说：伊万，你被捕了。开门人说：你弄错了，伊万在隔壁。这样的事，不只在苏联，在有斯塔西的东德，也在我们身边。
众所周知，《中国告密史》是我一座烂尾楼，其实这楼还是挖好了地基——即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做了不少准备。就只待慢慢来盖楼了。要写《中国告密史》，当然也要读大量外国的告密史料，以做文化、制度、运营机制上的对比，如费格斯《耳语者：苏联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像著名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遗孀所写的回忆录，也是绝对值得一读的书。下面这篇文章是我系列关于告密文章中的一篇，是在没有读到《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的情况下于1998年所写的，收入拙著《通往比傻帝国》（08年花城出版社），现在发出来是让人们记得苏联取消克格勃的日记，我希望我们这里也有这一天。
2015年10月11日于成都
近几年来，除了上班、读书和其它写作任务之外，我蜗居家中，每天均以“廿四史”作为日课。但我并不像有些自诩儒家文化将拯救世界的人那样做白日梦，相反，我的用心就是从中钩稽出同胞们何以喜欢打小报告(告密)，用漫长的时日撰写一部别具一格的《中国告密史》，以疗民心，以匡风俗，以不负一个文人的一点良知。现今虽只读到《梁书》，然钩稽出的告密史料，却得十数万计，打小报告之风在吾国的兴盛，于斯可见。
就在我注意国人打小报告的同时，常常也读到彼邦他国亦不乏此类人士，且还有许多人系文化史上的巨擘，如大名鼎鼎的海德格尔便是其中一位。海德格尔作为纳粹分子，其排犹劣行，不仅伸向他的朋友雅斯贝尔斯，而且还不饶过他的老师胡塞尔。《阿连特和海德格尔》一书里就曾揭露过，大学者韦伯的妻子曾给雅斯贝尔斯出示过一封海德格尔告密信的副本， (康正果《哲人的是非与私情》)由此我们不难判断海德格尔为人极不光彩的一面。而作为前苏联“白银时代”的杰出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堪称是被告密陷害的典型代表。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生活的时代，与他交好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曾不无皮里阳秋地说，“我和我的时代失之交臂”；而曼德尔斯塔姆却要激愤和直露得多，他不仅说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孤儿”， “我们活着，不知道是否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行走”，“权力如剃头匠的手一样叫人厌恶”，而且还说他所在的时代是个“狼在追猎人的世纪”。其实曼德尔施塔姆的“不合时宜”是一种真正的宿命，并非仅仅出自他这些过火的、带有政治倾向的言辞，而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命运的象征意义，以及他个性的多重矛盾——易怒与胆小、冲动与谨慎、敏感与率直甚至多疑等——导致的必然结果。不过更为理性的说法应该是，一个诗人追求自己独特的声音并不可怕，甚至应该是诗人终身修炼的不传之秘；但可怕的是，太独特的声音，却响彻在一个只需要一种统一声音的时代，就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悲剧。所以布罗茨基说得对，在政治“收拾”曼德尔施塔姆之前，他“早就向自己的诗美学缴械投降了”。
一个真正的诗人可以对彼时的专制保持沉默，却无法把自己信奉的诗艺美学的方向改弦易辙，否则就将什么都不是，如以长诗《春草国》歌颂前苏联农业集体化、粉饰饥饿现实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即是如此。而曼德尔施塔姆正是秉着一个诗人的良知，在看到斯大林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造成饿殍遍野的现实后，写了一首“我们活着，感不到国家的存在……”的诗，来讽刺大清洗前夕的斯大林。但不幸的是，曼德尔斯塔姆的孩子气经常发作，他把这首诗到处念给别人听，“结果作家圈子里有人告密”， (蓝英年《冷月葬诗魂》)于是曼氏在坐过两次牢后，再度被捕。不过，特氏后来还是对写粉饰饥饿现实的诗做了反省与忏悔，但在我们这里，除了《顾准日记》里对三年不太那么自然的灾害有过反思外，还没有看到“歌德派”诗人们的认真反思。如果说目下我们诗歌的处境较为尴尬，原因固然很多，但我斗胆地说，与诗人们都不善于或者不想(包括诗艺上的)深刻地反省有极大的关联。
曼德尔施塔姆在这次被捕转而流放至沃罗涅日之后，写了一首《无题》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表达了他对告密者的愤慨： “告密者们啊，我的告密者们!／我将记住沃罗涅日(曼氏此次的流放地——引者注)的黑夜!”而他最后一次流放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并惨死在该地，实在与作家圈内的败类有很大的关系。天真的曼氏从沃罗涅日释放回来后，生活无着，便去找前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斯塔夫斯基求助，但斯氏却给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写一封信告发曼氏一些所谓尖刻的言辞，同时附上小说家巴甫科夫(此人还将曼氏的言行向上秘密禀报)的评审意见，诋毁曼氏的诗“并无多大价值”，并请求叶若夫将其逮捕，曼氏就在劫难逃了。曼氏自然别无长策，只好写诗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懑。他在具有某种自画像性质的《无名战士之诗》里写道：“这些告密的星星有何用!佗们需打量一切，为了什么?”“这 些世界在威胁我们，佣一颗颗颤抖的葡萄粒，／悬挂着， 像被盗的城市，／像金色的失言，像告密……”事实上，曼 氏的诗简明其外，复沓其内，用语艰辛，比喻奇绝。他的 悲剧，与其说是与专制制度对抗的必然结果，不如说“他 的世界是高度自治，难以被兼并”，其“世界大得足以招来 这一切袭击”(布罗茨基《文明之子》)。
“文明之子”就这样殒落了。尽管曼氏死于1938年12 月(一说11月)27日，但人们尤其是他的妻子娜杰日达， 将记住一个令她彻底绝望且永生难忘的日子——1939年1 月30日，因为这一天娜杰日达收到邮局退回的包裹，知道 丈夫已离开人世；更加让人铭记的是，告密者巴甫科夫却 于当天获得作家勋章，全国各大报纸均有报道。这是文明 的耻辱，也是对人类良知的嘲弄。
冉氏艺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