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为我们的国家命运和国民福只日夜忧心的人们。作者题记）
和许许多多中国大陆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我对于政治、政治学的关注和研究，更多地是在1989年大屠杀之后的事情。此前，我们的兴趣多不在此。
所以，此前，许多这方面的问题不需要我们去思考、回答，我们就象半路出家的修行者，在别人已经熟悉的功课面前，我们得从最初级的功课作起。这种尴尬需要时间、精力和对自身的道义担当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才能够得到弥补、救济。
我这样说是要表明这样一个意思：我从事中国大陆社会的民主运动也已经有年了，但对于民运的许多问题，我的思考还停留在非常幼稚和浅薄甚至欠缺的地步。但正因为又列足其间，有许多问题我必须去独自面对、去思考、去回答。
很多次，不同的场合和问者对我发问：
“中国大陆民运的战略目标或者奋斗目标是什么？我们需要了解。我们需要简单明了的答案。”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课题，大题目，鄙陋如我，没有作这样的思考努力，多次让好奇者失望离去。
2003年，在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我再次遭遇到这样的问题。看看当时的场合，没有什么压力，我觉得但说无妨，结果让对方非常满意。
事后，我进一步地思考，觉得可以成文与朋友们商榷，就算着抛砖引玉的想念吧，因为我知道，简单明了地回答关注和关心我国民主化进程的人们的这种试探性疑问的时候是时候了。
我对民运的战略目标或奋斗目标的回答是：
关注民生、维护人权、促成宪政和重建共和。
一、关注民生
人类社会形成的基础，是建立在人类个体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基础之上的。先个体，后社会；先个人，后有国家或政党及其政治。一切社会意识、一切社会运动，必然和必须建立在对所含盖的范围之内的人类整体和个体的服务的基础之上。离开这个基础来谈论和实践的社会意识，必将把其所实践所含盖的人们推进水深火热的深渊，或者被所含盖的人们抛弃。
中国大陆社会的执政党的近60年的治理的功业，就是否定人们个体和集体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而被长期、强制要求去实现“历史发展的必然”—建立所谓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人间天国—共产主义及其社会制度，从而极大地颠覆了社会发展的基础，致使民生极端凋敝，生老病死不堪其重，衣食住行不堪其艰辛。
即使以最近十余年经济发展比较快速的情势而言，以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为目的的种种努力，与国民的生存、发展目标的需要之间仍然缺少一致性，因而，在国民经济总量得到大的发展和积累的时候，政府及其官僚的权力的无制约扩张而大势掠夺民间利益，致使普遍的国民的生存状况，仍然处于水淹火燎的灾难情形里。即使在执政党内部，在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与普遍的党的成员的经济生活的诉求之间，也存在着紧张的非一致性对立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民主运动与反民主运动的压迫、镇压，正是这种关系及矛盾的显性表现以及在政治上的博弈。这场博弈最终因邓小平及其政治代理人使用最卑劣、最残暴的屠戮而非一般的老千手法，阻滞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致力于中国大陆社会民主化转型努力的人们，在国民福祉的设定上与执政当局有根本不同的基础和前提。即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和受教育等生存和发展权利是一切思考和运作的前提，而不是把这以外的意识、利益的运作作为前提。
因此，关注民生应当成为重振旗鼓的民运的目标和任务的首务。它包括关注各阶层人们的生存状态，揭露、批评、限制极端力量对此的戕害、不作为或无效率，坚定不移地站在民间立场上，提出比极权政府更有效、更有利于民间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方略，揭示该极权政治势力的腐败无能，张显民运在国家治理方面的诉求和实力。
具体体现在对失业与就业、税收政策、医疗与养老保障、教育公平、教育投入与国防预算的比例、内需与出口、环境保护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城乡差别与乡村扶持、住房政策与工商土地使用、国家储备与灾害救急等等。
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政治异议人士与自由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合作，需要这方面的人士，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学养等差异，各各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成为立足于民间民生考虑的专家或行家，不必面面俱到。所谓面面俱到的努力与展现，这恰好是极端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制高点的极权者的败劣点和原因。
政治异议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参与的运动何以称为“民运”？他们怎样才能不脱离民众并得到民众越来越持续有力的支持？那就是他们必须而且始终持续的民间立场和立足民生的努力。
二、维护人权
在汉语言文本中，所谓“夜郎自大”、“望洋兴叹”，并不具有自我指向，它所嘲弄的是“天朝”以外的蛮夷之地和它们那些未经教化的愚民。
“天朝”的教化是什么东西呢？天尊地卑、君上臣下的等级伦理学说和“奉天承运”的神道说教。在那里，除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泛滥之外，我们寻觅不到任何政治、政治学意义上的“人”的浅淡影子，更不用奢望能够寻找到什么与“权利”有关的化石。“天朝”的压迫、兴盛与衰败同样是不可避免和蔚为壮观的。
自称“唯物”的马列毛主义坚信“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先验性理念，宣称“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坚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的创造者”，“私有制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基础”、“铲除私有制，因为它是一切罪恶的渊薮”，“家庭是私有制度的基础”、“宗教是腐蚀人们心灵的毒药”，“人类的理想社会和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革命是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温暖，对待个人主义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及此，我们知道，马列毛主义的“人类理想的社会”是建立在一部分人类成员对另一部分人类成员的彻底否定和消除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对私有财产和社会改良的彻底否定和消除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对革命的极端张扬和对温情脉脉的人类感情的彻底反叛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理论体系，裹袭着强大的暴力，在20世纪长达百年的实践和失败，对人类整体与个体的进步、发展的戕害劣迹昭昭，追究其原因，仍然在于它的理论体系及其社会性实践中，有的只是对“人”及其“权利”的极端蔑视和极度践踏，我们看不到它对“人”及其“权利”的价值和意义的细微维护的痕迹。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的改革，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进行的。但是，这场改革从始至今包含着两个指向的博弈。一方面是以邓小平为首及其以降的江泽民氏、胡锦涛氏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以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为首的“政治改革派”与体制外政治异议人士为主力的非结构性同盟对人权民主和宪政实现的推进努力。这场博弈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性需要与传统政治文化及其惯性的最后角力，蔚为奇观，吸引着国内、国际各政治力量的驻足观看或投身其中。
我们必须明确，惟有人权理念的张扬和对人权的坚定不移的维护，是消解极权政治、极端政治势力及其危害的唯一药剂。民运群体或民运同盟必须在人权理念上有人类普世价值方面的共识：“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确认，按照世界人权宣言，只有在创造了使人人可以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正如享有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一样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见《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作者注）
目前的情形是，窃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的中共政府于1997年和1998年被迫签署《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不预备实行之，相反，从各方面阻止、危害这些国际文本张显的权利在中国大陆的实施。无数推动人权的仁人志士被中共极端势力被一批又一批地关紧牢狱，无数国民的人权继续遭到肆意的践踏，严重危害了国民个体和国家整体的生存和发展。
值得肯定的是，自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来的人权民主运动，经历了西单民主墙、八六和八九学运的一波又一波的辉煌与挫折，特别是经历了八九运动后挫折的考验，她的方向性越来越明确。中国人权、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中国人权观察、1998年全国性组党到宪政促进会的出现与在此基础上的努力，以及台湾地区的现代化转化，将中国大陆社会的民主化转变推上不可逆转的航道。2002年前后，民运进入第二阶段性发展时期，即公民运动和宪政运动时期，参与民运的群体越来越社会化，民运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而中共政府的应对却表现为意识形态的顽固坚持与疲软、极端利益的维护与继续膨胀。
因此，体制外的政治异议群体、自由知识分子和体制内的改良力量需要在维护人权方面形成更强大的非结构性同盟，把对人权的维护持续下去、扩展到我国土地的每一个地方，从而使得国民的天然权利得以恢复，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得以实现。
三、促成宪政
“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极权主义政治势力从根本上颠覆这种权利、肆意践踏这种尊严、毁坏这个基础。这种权利的回归、这种尊严实现、这种基础的重建，是以公民权利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的实现来展现的。
马列毛主义宣称，他们自己掌握了社会发展的真理，并且放诸四海皆准。因此，人类的命运便理应由这些精神领袖来决定和代理。即使面对长达百年的实践的世界性失败，邓小平也痴人说梦地坚持“暂时性失败”一说和要为中国国民套上“四项基本原则百年不动摇”的枷锁总设计，邓小平的代理人江泽民、胡锦涛之流，仍然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奴役我国国民的金箍咒。他们仍然坚持“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反人类、反人道的阶级或党派、信仰不平等侵犯，以维护其极端的权力和利益。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学说下的中共建政表明，这个政权是建立在暴力基础而非民意基础之上的，因此，“分田地”与“人民公社”、“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必须是建立在对土地所有者和工商业业主的财产掠夺、精神打击到肉体关押或消灭的基础之上；因此，党的极端权力的获得，需要建立在对各阶层民众、各民主党派的虚假承诺的抹杀和对这些人士的精神和肉体的“反右”打击的基础之上；因此，对文化、艺术的垄断必须建立在对古今中外一切非共文化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的基础之上。
20世纪80年代的邓小平坚持“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文治武功，仍然出自一辙：维持一个极端的权力，获得一种极端的利益。
从毛共治下的一无所有，到第二、第三、第四代领导核心治下的普遍国民的“一无所有”与围绕利益集团的极少数的公然掠夺至超级暴富，这表明一个没有民意基础的政权永远不可能维护国民的权利和利益的命题的正确性。《国际歌》里有一句歌词可以对应今日的中国国民：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共产党更不是救世主，它是以暴力来霸占国家权力从而剥夺国民个人权利和利益的一个极端势力。
“防止权力变得专断，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哈耶克如此说。
哈耶克的这个论断是对于已经拥有权利的国民对于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或其官员而言的。
我们面对的现实和问题是，被剥夺了权利和利益的国民，对于自己固有权利和利益的恢复。它不是对于国家或其他公共权力的彻底颠覆和彻底否定，而是对于已经专断的权力的限制努力或博弈。
公共权力的基础是它的民意性和有限性。它止步于国民所有成员的个人权利和利益。
所以，国民权利和利益的恢复与维护，就是限制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党派权力凌驾于国民权利和利益之上的那种情势的努力。
我国民主运动或民运的重要诉求就是促成宪政治理的实现。
对于一个政治党派或执政党的共产党而言，它是回到自己应当的权利和权力领域，不耍老千、不作弊、不犯规、不犯罪。
对于国民而言，是对于失去的权利和利益的回归或追索。
目前，中共集团依仗“党指挥枪”和巨大的利益挟持，不会主动放弃其霸占的极端权力和利益，甚至幻想把这种权力和利益更极端化并延续下去。
民主力量要加强团结或协同，开展越来越广泛的公民维权运动，争取当下宪法文本上的权利和利益的实现，争取对侵夺国民权利和利益以及袒护、纵容中共权力和利益膨胀的条文进行修正的努力和实现。
促成宪政治理实现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在现有宪法和联合国宪章及其国际公约文本之下的努力，坚持“公开、理性、非暴力和多元互动”的原则，坚持有积累的、梯进式推进。
绝不放弃对中共促成宪政努力的鼓励努力，但同样甚至更要立足于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来形成强大的压力，逼迫中共走宪政之路。放弃或弱化立足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形成强大压力而企求中共的“开明”、“新政”的幻想是极端荒谬和注定要失望、失败的。
坚持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的努力，是民间力量的当然使命，也正是在这种使命的努力的基础上，中共才可能被迫“开明”、被迫“新政”，这是对“开明”和“新政”的最好鼓励与欢迎。以民权压制极权，以公民维权运动和宪政促进对极权实施“训政”，正是当前民运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对极权的“驯化”、“驯服”的过程。
我们还应当展望到：未来的宪政体制不为某一个特定的政治势力设定，她是对一切参见公共权力行使的政治势力的预先限制。
四、重建共和国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民生是现代政治关照的首务，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
中共及其政权和其它一切极权势力一样，从理论到实践都拒绝和反动这些普适价值，因而对我国社会和所有成员进行了和继续进行着全面的危害，民生多艰，人权尽丧，国运日蹙，为自由国度之国民诟病、侧目或怜惜。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有一个广泛和持久的压力形成，从而限制中共势力对公共权力的无限制占据和滥用，从而重建以民生、人权、宪政为核心的社会规范和发展方向。
在清的覆灭后，中国曾建立起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以“民族、民生、民权”为主义的中华民国。然袁世凯窃国于前，老军阀、新军阀乱国于后，日本国趁火打劫于罅隙，国际共产主义及其代理中共收渔翁之利于其中，在中国大陆建立我国历史上的第二共和国—以“公有制为基础”、“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则被迫于一隅—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地区。
何为共和？何为共和国？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人、一姓、一党、一派、一族之天下也。所以，孙中山先生大书特书四个字：天下为公。其实是在告诫自己，告诫国民党和所有中国人，别把国家窃据为私有之物。伟哉大哉！中山先生。
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个林妹妹；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亿万国民，自有“同而不和”与“和而不同”的情形，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及其体验都是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因此，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情感倾向、不同利益诉求的人们建立彼此尊重的公正、和平的协商机制，是保证有差异的各方的唯一不坏的选择。这便是共和与共和国最根本的意义基础。
以马列毛主义为精神核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和国”前面加上“人民”二字作限定，极大地限制和削弱了“共和”与“共和国”的意义基础和社会基础。它的意义指向为“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即“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针，党是事业的领导核心。”这就是说，那些被排除在“人民”之外的国民及其团体，是这个国家的贱民，是这个政党的异己分子和这个政权专政的对象，当然也就不具有“协商”、“共和”的资格和权利，当然就不需要“温良恭俭让”。
毛泽东的书法似乎比孙中山先生的书法更别致，他大书特书的内容也与孙中山先生有大的意义指向上的差异，他写到：为人民服务。他不写“天下为公”和“为国民服务”，因为他清楚他的共和国的人民性是先验性的，普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在他那里是不可行和行不通的—他豪放地写到：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几十上百万地主被杀或关押不算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人民；几十万知识分子关进集中营不算什么，因为他们来自旧社会属于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那不算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好么？陈独秀、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刘少奇一路下来，不管什么货色，人民领袖随便练练书法写个标签就行。一句话，几只苍蝇的伤残与死，怎么死，不足奇，我欢喜。
邓小平的书法似乎没法与毛泽东相比，但依样画符的本领也是有的。所以冻死“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例可循的，把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拉下马也是有例可循的，至于把坦克开进天安门地区对和平学生和市民进行真枪真炮的镇压有些惊骇世人以外，找个“反革命暴乱”的标签也不是先进的创造发明。
自中共版本的共和国建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国人被践踏、被毁灭，早已经不是什么可以遮蔽得了的秘密了。
因此，把天下归于天下之民而不是人民或人民的领袖，把国家归于国民全体而不是国民中的某一部分，是社会重建的必须选择。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化的目标必须包含的内容有：重建共和国！
再说被压迫于一隅的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的鼓励和扶持中，在台湾地区各民主力量的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下，民生得到根本性改善，人权得到普遍的实行，多元政治形式得到巩固，宪政和共和体制日臻完善，给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具有指示性意义：民生、人权、宪政、共和是适合中国国情、民意的不坏选择。
重建共和国，是我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正确选择，是中国民运的必须选择。
重建共和国，建立真共和，是中国民运必须明确和显扬的目标。
献给为我们的国家命运和国民福只日夜忧心的人们。用题记作后记辍笔。
2005年11月2日
《议报》第2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