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0月24日,我出生于山东省临朐县城关公社倪家庄大队的一个 “亦工亦农”家庭。父亲是临朐县粮食局的职工,母亲是倪家庄村的 社员。

1959年到1961年,在我们家乡这场没有天灾只有人祸的大饥荒中,男 性青壮年跑到青州、临沂等山区讨饭,大姑娘给点吃的东西就跟着山 区的鳏夫逃活命去了,老幼填于沟壑者多矣,甚至有的家庭全家死 绝。

我们这个村子,在这场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仅有一个村干部生了 一个孩子。熬过饥荒没有成为饿殍的父老们,经过糠菜勉强裹腹的 “补养”后,个体生命延续的需求减弱,另一种生命延续的需求萌发 了。村里的女人们,经过三年“大闭经”,在生产上统一了步调。没 饿死的青年们,也把前三年的婚,集中在1962年一年办了。1963年我 们村出生的孩子,达到了空前的高峰,700多人的小村子,一年出生 了近40个孩子,这给笼罩在因亲人饿死而伤感的愁云惨雾中的村子, 吹进了喜庆和希望的空气。

从我爷爷辈开始,我的家族经历了从盛到衰的败落。先有后娘,后有 后爹,被父亲扫地出门的爷爷,更早的经历了贫困的磨难。我爷爷一 生为生计奔波,四处碰壁,到中共土改时,家里已衰败到一文不名 了,因而荣幸的划为贫农成分。

我的父亲12岁入学后,在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困境里,咬着牙读完 了临朐农校。因他“出身好”,能干活,听组织话,被分配到粮食 局,有了一个“旱涝保收”的工作。1961年,我的爷爷、奶奶虽熬过 1960年最严重地饥荒,但因大饥荒折腾出的病使他(她)们双双病 逝。1962年,我父亲娶了刘少奇下放工人时回到山村的我娘。我娘生 了以我为长的兄弟四人,使这个亟亟可危的家庭延续下来。

我小时候的家乡生活,可真是苦。不过年过节,很少吃上白面。平时 玉米煎饼、玉米窝头是主食,槐花、榆钱、杨树芒子或其他野菜下来 时,掺上点粮食蒸窝头代粮。家里有在“公家”干事儿的日子还好过 些,有几个零花钱,也能托人走“后门”买点猪肉炼油,隔三岔五的 吃回自己种的菜。大多数全靠挣工分过日子的家庭,就靠着“鸡屁股 银行”称盐打油,平时咸菜下饭,能有点猪大油卷煎饼,就算是开了 斋。那时,人们一切为了嘴转,年终借生产队粮者有之,偷粮游街者 有之,为了几根烧火用的玉米秸打破头者有之。

不过那时大部分人除了因缺吃少穿愁苦外,活得还算自在,因为还有 中共实行成分等级制度和各种运动制造的,不但缺吃少穿还倍受欺压 的“地、富、反、坏、右”垫着底,所以大多在心理上感觉还可以。

我的家族在明清两朝都显赫过,娶过朱明王朝的郡主,考过明朝的举 子、进士,做过明朝的知府;满清时,我的祖辈们又出了一个因得到 铁帽子王僧格林沁赏识,钦赐黄马褂的候补知府支撑门面;再往后, 祖辈们已大多没有兴趣毅力,考这些冷板凳热桌子熬出来的费脑筋的 劳什子,自尊心强的就花钱捐个官,其他人就捐个见了“父母官”不 用磕头的“功名”。

在中共建政后,父老们见了队长、支书什么的也点头哈腰,只是为了 别给“小鞋”穿,羡慕是没有的。队长、支书那些不干活多吃多占的 特权,还入不了祖辈曾经“阔过”的父老们的高眼里。他们真正羡慕 的是那些有权有势能贪能占四面威风的国家干部,和随之“鸡犬升 天”的亲朋好友。我的左邻,随干过国民党的父亲,逃到福建长大的 官至国务院对台办公室主任助理,经常对台湾指手画脚的族兄张铭 清,以及我的右舍,干过临朐县主管工业副县长,现任新疆电业局书 记的族兄张铭洲,之所以是父老教育孩子的榜样而又对其颇有意见, 只是因为攀不上他们的“高枝”,没得到便宜而已。这就是我的具体 的农村家族环境。

我的童年是在母亲的故事里长大的。高小毕业的母亲,在晚上剥玉米 或做针线活时,总是一面干活,一面给我讲故事。《聊斋》的、《 西游》的、《三国》的、各种演义的,以及家族趣闻、当地传说、科 普知识,我总是百听不厌。爱国的岳飞和报家仇的呼延庆等人的故 事,一直是我小时候百听不厌的;我母亲有限的科普知识,更使我痴 迷其中。

幼年的我经常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白日梦中,一会儿幻想自己学成天下 无敌的武功,提三尺宝剑扬鞭策马行侠仗义,纵横天下;一会儿幻想 自己囊括天下学问,能造出上天入地的乘载工具,遨游天地之间。我 经常为一些在我的环境里没人能够解答的问题苦恼。臂如,天地有多 大?如果天地有边,那外面又是什么?地球是圆的,那么下面的美国 人不就掉下去了?

有一次,我把一个小木块埋到土里,过几天就扒出来看一看,看什么 时候能变成煤。十余天过去,木块只是有些潮湿。再问母亲,母亲讲 煤的形成需要几亿年的时间。这让我非常失望,我第一次意识到生命 的短暂。弱小的我意识到我会死的,我的亲人也会死的。每当想到父 母这些我的保护者会先我而去,就感到非常恐怖、孤独、无助。

对死亡的恐惧,又钩起我对生命的好奇,我一次又一次的询问我从何 处来?人死后是否有灵魂?这一时期,我经常到村后的小河去,看能 否找到象大人们说的跟我一样从上游冲下的小孩。当我知道生命起源 于大人们百般丑化的男女性爱时,我既感到失望,又对大人们的虚伪 感到厌烦。

1970年,我的学生生活开始了。我的小学时期,是在顽皮、戏耍、劳 动、学文件、偷读课外书中度过的。我几乎读遍了在我的文化匮乏的 农村环境中,任何能找到的我能读懂的书。连环画、小说、剧本、旧 杂志、科普知识、甚至医生的专业书,找到什么看什么,知道线索就 不放过,也毁坏了很多当时读不懂的,象《四书》、《五经》、《古 文观止》之类的古版书,现在想想真是可惜。

那时的家庭学校教育,都是中共宣传的翻版。这些蛊惑人心的东西, 使我相信中国是最伟大的国家,毛泽东是拯救中国人的神,中共成了 我最向往的组织,我为生在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度里,为活在“救星” 毛泽东的时代,感到自豪庆幸。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我和我的同学 们都为这位“万岁”的突然死去感到万分地悲哀,都为这位“伟大领 袖”死去中国怎么办恐慌,并对后来逮捕判刑的江青等人深感同情, 对“英明领袖”华国锋和复出的邓小平深为厌恶。

我的中学学习,是在矛盾中度过的。一方面,我对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课程感到好奇,学得也比较扎实,对语文、英语、政治兴趣 不大,但也应付得过去。另一方面,邻居依仗人多对我家人的欺辱, 使我咽不下这口气,就在课余偷着跟一拳师练武功。这样,本来被老 师看好,很有希望挤上高考“独木桥”的我,最后折戟而归了。

高中毕业后,我先是在临朐水泥厂干临时工,后在水泥厂就工。工作 之余,我参加了水泥厂举办的电大中专班,学习工业企业管理,第一 次接触了有别于中共理论的知识。

这一时期,有两件事,深刻地触动了我的灵魂。

一件事是1983年的中共“严打”。1983年,与我感情很好的亲戚周存 谦,和他的朋友张宝林、许卫国,被中共扣以“流氓团伙”首要分子 的“帽子”,罗织罪名枪决。这件事使我最真切的感受到中共的残 暴,和生活在专制独裁制度下的民众,生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周存 谦等人爱打抱不平,也曾酒后闹事,受到公安局行政拘留处分。严打 期间旧帐新算,把他们三个犯过小错的年轻人,以荒唐的罪名处以极 刑。这件事在临朐县轰动很大,绝大多数人都同情他们,认为他们死 得冤,痛骂当时的政法委书记刘建,用别人的命讨好上面往上爬。

回想我在初中时,亲眼目睹富农成分的李奉高,因“偷听敌台”被枪 决的场面,使我对中共的嗜血成性愤恨之至。1976年,临朐水利局一 杨姓工程师,因“四人帮”被抓后,说过一句“什么‘四人帮’、 ‘五人帮’,还不是胜者王侯败者贼?”,被扣攻击“英明领袖华主 席”的帽子,以反革命罪判刑11年。联想这些事,我对中共的所谓法 律的荒唐,有了锥心刺骨的感受。

另一件事是1985年的招干考试。我在高中毕业三年后,参加了潍坊市 招干考试,并报了我心仪已久的公安专业。我在突击复习一个月后, 与刚毕业的应届毕业生,以及“以工代干”者照顾60分(语文、数 学、政治三门科)的竞争劣势下,在一千多名报考者中进入前30名被 录取。没想到,在经过查体政审一切合格,在家等候分配的时候被人 顶替。当时,我受家族、家庭“崇官”情节影响,想出人头地的念头 很强烈,而被顶替后,从工人混到干部,在当时等级森严的制度下, 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后来,我在“水里、火里、冰里”浸来浸去, 在思想上把我的“反革命”身分转正后,庆幸没有成为这个“无产阶 级专政工具”的一员,但当时确是愤恨莫名。加之后来,我目睹厂里 及社会的种种因制度造成的弊端,在思想上对中共的理论产生了怀 疑。

1989年,震惊世界的“6.4”民主运动爆发了。我一面上班一面强烈 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6月4日,中共在北京用坦克、达姆弹血腥镇压 了学生、市民以“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为主题的民主 运动。6月6日,我再也压不住对中共暴行的愤怒,耻于80万众的临朐 无人发出正义呼声,在上4点班时,书写三份《告临朐县人民书》, 张贴于县城人流量最大的工业路、文化路、临九路。

临朐县公路局一追求“上进”的张姓党员职工,撕下我张贴的《告临 朐县人民书》,报案县公安局。公安局通过调查信纸来源鉴定笔迹, 查到水泥厂。水泥厂党总支办公室主任张建业与我岳父是亲叔兄弟, 与我关系很好,私下问是否是我写的,怎样应对,能否在没找到我前 投案自首。我对他坦言承认,并表示决不投案自首,等着公安局抓 我。后来,张建业把情况透露给了我岳父,我岳父到公安局询问一熟 识的副局长,这位副局长领着他到政保科报了案,因此在后来判刑时 定了个投案自首。张建业因通风报信,受到中共党组织严厉批评,多 次检查才得以过关。

公安局政保科一直催促我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我一直推诿。那时,我 对法律一窍不通,但我对中共的残暴有相当的认识,对照李奉高案, 我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我不愿用投案自首这种对中共低头的方式, 换取他们对我的轻判。1989年10月28日,公安局政保科在我岳父的陪 同下,到水泥厂找到我。询问后,用车带我到公安局交代情况。晚上 送我回家,嘱咐我外出时向他们请示。

1989年12月19日,做了一夜噩梦的我,不听家人劝阻,勉强骑着自行 车上班去了。我预感到逮捕就是这几天的事,临走时对我妻子说,我 不想让家里人看着我被公安局带走,这几天不管什么情况,我也要上 班,让他们从单位逮我吧。上班后,我一直想着昨夜那个奇怪的梦。 很长时间不读“文革”方面的书了,没想到昨夜梦到江青找我。这个 梦,从哪个圆梦的理论来看,都是凶多吉少。我自己考虑,这个梦可 能是预感到逮捕在即的缘故。

公安局政保科到水泥厂找到我,直接把我送到看守所。经过搜身、询 问、签逮捕证这些手续后,我被告知从现在开始,我与他们已不是同 志关系,而是敌对关系了。看守所一徐娘半老的女工作人员,用惯用 的仇恨“阶级敌人”的口气,问我的姓名、住址、社会关系,我也没 好气的回答她。问到我岳父时,口气一下子变得友好起来。原来,这 位“立场坚定”的女同志,早先在临朐县商贸系统工作过,与我岳父 熟识,后来妻随夫贵调到公安局工作。这位让我瞧不起的女人,问完 话好奇的看着我,被我冷冰冰的蔑视目光看得很不自在。

手续办完后,我如在梦中一般,在公安局政保科小刘一面与我搭肩同 行一面解释中,向看守所的大铁门走去。小刘向我解释了他们对我的 同情,和尽力为我开脱所做的努力。走到大门前,小刘嘱咐我喊报 告。跨过大门上的小门门槛,迎面是一个手握带着枪刺的半自动步枪 的面目狰狞的武警,他用闪着寒光的枪刺斜对着我,用凶恶的眼神瞪 着我。这时我才体会了我的处境,有了坐牢的真实感觉。小刘向他说 了几句话后,他把枪刺往里一扬,做了一个放行的动作,放我们过 去。

逢门报告,经过监室走廊,一直最里面倒数第二间标有“2”的监室 前停下。我在武警的训斥下蹲下。小刘打开监室门,一再嘱咐我保 重,并询问给家里有什么交代,我在再一次报告后进入监室。随着一 声“哐啷”关门声和小刘手里钥匙“哗啦”声远去,我意识到一种截 然不同地生活开始了。

走进“2”号监室,右面是一排20公分高的小床摆成的通铺,通铺上 并排坐着七个脸色泛青目光狰狞的光头,和一个脸色稍有点红润面相 稍微和善的长发老头。八个人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地瞪着我,我被他 们看得心里发毛。这阵势颇象电影《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虎上 山后“过溜子”的情景。

我在外面曾看过描写看守所、监狱情况的书,现在一看路头不对,赶 忙冲长发老头一抱拳:“各位老大,兄弟是犯政治事儿进来的,以后 还望多多关照。”

长发老头咧着嘴,似笑不笑地指了指靠北窗坐的一中年汉子。我赶忙 又冲那汉子一抱拳:“大哥,请关照。”

“蹲下!政治犯?”这个贼眉鼠眼的中年人倚靠着被子,漫不经心地 接过话头:“中国没有政治犯!”

“为‘6.4’进来的,”我觉着跟他们说不清,又补充道:“反革命 宣传煽动罪。”

“他妈的,你不是吃饱了撑的?你一个小老百姓管那屁事干么?”中 年汉子一面说,一面激动起来:“你们这群混蛋一闹,不该枪毙的也 枪毙,不该重判的也重判,把我们这些关在看守所等判的爷们害苦 了。待会儿老子好好收拾你。”

正说话间,一阵脚步声从走廊东门响过来,临朐县看守所牛所长走到 监室门前,把我了喊过去。牛所长原在粮食局工作,与我父亲是要好 的朋友。他嘱咐我安下心来,过几天安排我出去干活儿,又警告监室 其他人不准欺负我。

牛所长一走,三个青年囚犯一言不发来到我面前上前就打,被我闪了 过去。作为牢头的中年人对他们把手一摆:“算了,算了。”回过头 来对我恶狠狠地说:“记住!我不管你和谁有关系,在这号里就得听 我的。从现在起,打扫卫生算你的。”我识趣地赶忙点头答应。我知 道,他们之所以对我象征性地走一下过场,与牛所长的嘱咐有关。如 果不是凑巧是我爸爸的朋友任所长,我这个参与了可能使他们重判的 “6.4”运动的一分子,能想象得到会受到多么厉害的折腾。二号监 室,昌乐县的一个抢劫犯刚进来时,曾被克扣饭菜23天,一天只给一 个窝头,饿得他打扫卫生时,用指头粘地下的窝头碎末吃。中共监狱 用犯人管犯人的制度,野蛮黑暗之极。后来,我到北墅后,听说一老 头在看守所不但被扣去食物,还被逼喝洗衣粉水,到北墅劳改支队不 几天就死了。在看守所里,打伤打残打死犯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吃午饭时,我的饭菜被牢头们扣下分了,我只喝了一碗有着浓重的蒸 窝头味道的馏锅水。刚进看守所,一点食欲也没有,只觉着手脚好象 捆起来了一样,浑身的不自在。下午,牢头自我介绍叫张存远,父亲 是临朐百货公司的经理。他又询问了我的情况,当他得知与我的亲戚 相熟后,免除了我打扫卫生的任务。

那时,临朐看守所的在押犯人没有劳动任务,出去打扫卫生或到食堂 帮着做饭的人,都是有关系的,其他人没事做就聊天,我与他们也就 逐渐熟识了。二号监室连我在内一共九人。监室各人的地位,从睡觉 的地方就看出来。牢头在北面靠窗处,依次往南排下去,地位最下 的,靠南墙厕所处。挨着牢头的曾姓犯人是监室的二号人物,他是因 承包酒店与发包方产生财务纠葛入狱的;三号姓许,是一个自诩为高 干子弟的外地诈骗犯;四号就是那位长发老头,他叫冯佩伍(音), 原是潍坊市五井煤矿职工医院的副院长,因给矿工出具逃避“计划生 育”的假证明进来的;四号陈双亭,因参与哥哥陈玉亭团伙盗窃皮革 厂猪皮案,被一网打进来;五号马兴,是一抢劫盗窃团伙成员,也是 一窝端进来的;七号是一马姓青年,盗窃农用架空线被捕;最后一 个,就是异地坐牢差点饿死的昌乐县抢劫犯,他是因抢劫一老农卖牛 钱被逮进来的。

第一天晚上,我混着别人的被子睡了一夜。第二天,家里送来了被 褥、布鞋、香皂、毛巾、卫生纸等日用品。我是签了逮捕证进来的, 在外面时也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这回就安下心来在这里过日子了。 只是有一点没想到,在看守所里除几天发一张《大众日报》外,书笔 一律不准带进来,这让我这个不读几页书睡不着觉的人很不习惯。

日子在无聊中一天天混了下去,我也逐步习惯了早上6点半起来坐 床,晚上9点半睡觉躺床的囚徒生活,刚进来那种浑身绑起来的感觉 也在一点点消褪。用牢头张存远的话说就是:人是贱物,没有享不了 的福,也没有受不了的罪。

早上一个窝头一块咸菜,晚上一块咸菜一个窝头,中午除一个窝头还 有一勺不见油花的煮菜,一天三碗温乎乎的馏锅水。幸好监室厕所里 有自来水,口渴时还能来点大家称为“冰镇啤酒”的自来水。晚上有 时饿得睡不着,他们教我晚饭时留一小块窝头睡觉前吃,饭量不很大 的我也就能凑合了。

一天天在百无聊赖中过着,唯一打发时间的事就是聊天吹牛,互相作 践着玩。每逢有人家里送来卫生纸,大家争先恐后地帮他叠成小块; 每逢有人被提审,大家热情异常地帮他分析案情;每逢来了新犯人大 家更是兴奋,先变着法折腾吓唬他,再询问他的案情和外边的情况, 几天的时间就打发过去了。

随着与其他囚犯的彼此了解,我对临朐边远山区的贫困状况和社会的 黑暗不公,有了更直接地了解。盗卖农用架空线的小马,从他盖的被 子就能想象得到他的家庭贫困程度。有一天小马在窗户边晒被子,阳 光透过被子,里面的棉絮象网一样,被大家戏称“蜂窝牌”棉被。

我听开假证明的冯佩伍讲,我进来之前刚放了一个南部山区蒋峪镇的 一个农民。30岁的他与27岁的弟弟、60岁的母亲,一家三口人靠种山 岭薄地为生。1988年刚过秋天,一家人的口粮就只剩一嘟噜玉米棒子 了。“穷则思偷”,脑子活泛一些的弟弟晚上出去偷羊,木呐一些的 哥哥在家屠宰后赶集,卖完羊肉买回粮食度日,事发后哥俩儿双双进 了局子。这哥俩儿从出生没穿过袜子,大冷天在监室里赤脚穿着双胶 鞋过日子。冯佩伍看不下去,送给这位“蒋峪吗嘎”(因偷羊被用羊 叫声戏称)一双袜子。这位“蒋峪吗嘎”出去时,脱下平时兄弟俩谁 出门谁穿的绒裤和冯佩伍送他的袜子留给了弟弟,在天寒地冻的农历 11月,仅穿一件棉袄、一条裤子,赤脚穿一双胶鞋,顶着寒风走回80 多里的山区老家。牢头张存远经常讽刺南部山区的在押犯,说他们进 了看守所才吃上顿“好饭”,这句话虽不好听,让人听了沉重,却也 是实话。现在,临朐县蒋峪、大关等南部山区的女孩儿,一到十五、 六岁,大部分外出做“小姐”。村子里房子漂亮的,日子过得象样的 家庭,几乎都是是靠了女孩子出去做“小姐”。没有女孩子的家庭, 日子过的很艰难。

1989年8月的一天,我遇到高中时的班主任李老师,他热情地把我让 进他在文化局工作的办公室。问完我的近况后,李老师就对我开始发 牢骚。李老师来文化局之前,先是在县扶贫办工作,整日转悠在南部 贫困山区。过年过节时,按着名单给贫困户送粮送钱,做些他认为应 该做的实际工作。听着贫困户感谢党感谢政府的话,作为南部山区农 家子弟出身的李老师感觉良好,也感到工作得挺充实。

后来,文化局听说李老师的同学在上面的“扶贫办”掌实权,就把他 调到文化局干了秘书。从此,李老师就成了专门负责招待上级来人的 接待员,整天泡在县招待所陪领导们吃喝了。李老师讲,招待所一桌 酒席最低标准180元(1989年),动不了几筷子就倒进下水道,而临 朐一个职工辛苦一月才挣50几元钱,农家子弟出身的他实在看不惯。 从专门给衣食无继的贫困户送钱送粮,一下子到文化局专门陪上级领 导花天酒地地大吃大喝,这巨大的反差使他难以接受。

李老师介绍说,他通过同学关系把扶贫款争取过来拨给了文化局,名 义上是扶植临朐文化事业,这本来就匪夷所思。没想到,文化局拿到 钱就把原来的旧车卖了,换了一辆新车。这场从争取到处置扶贫款的 滑稽剧,竟然得到县委县府的表扬,这让李老师更是愤愤不平。他 说:原先我认为下面的不正之风是因为干部水平差,现在看来天下乌 鸦一般黑,就是到市委市府到中央国务院也是一样。南部山区吃不上 喝不上,过年过节给他们一袋子面几十块钱,他们就感激地要给你下 跪,一口一句感谢党感谢政府。他们那里想得到这些菩萨们,整天是 怎样的花天酒地,挥霍起来连救命的扶贫款都不放过,脸不红心不 跳。

我听着李老师的话,无言以对。我知道李老师这个好不容易从南部山 区混出来的人,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借给他一个胆子他也不会跳出 来,他什么都明白也没必要深谈。我也就只好安慰我的李老师,说些 适应环境之类的混帐话敷衍过去了。回想李老师的话,看看落后山区 农民愚昧麻木的样子,我只感到心情万分沉重。中国人无论智力高 下,都太势利、太现实、太聪明,而大家都聪明,就导致了整个民 族、整个国家的愚昧。中国之所以弄成这个烂样子,积重难返,与大 家的太聪明有很大关系。大家争先恐后聪明的结果,就是一遭接受苦 难。

看守所的每一个监室,都是一个微型社会。八、九个人吃喝拉撒在一 起,各个阶层、各种思想、各种习性碰撞在一起了。每一个人的灵魂 也在零距离接触着,你可以轻松地通过一个细微的小节,洞悉一个人 的灵魂。各种思想、各种社会现象,都能从这各不相同的人物身上折 射出来。这给了我近距离观察社会的机会,这是我在看守所最大地收 获。

进看守所没几天,我们新来的在押犯一起在走廊里蹲着等候照相按手 印。一个寿光口音的武警,从后面挨个打人。没经历过挨打场面的 我,紧张地心咚咚直跳,幸好打到我后面的几个人时,轮到我进屋 了。这些武警都是些20岁左右的孩子,有几个特别喜欢打人。他们不 是出于对犯人的憎恨,而是找机会拿犯人练“技术”,是一种虐待狂 式的暴虐。

有一次,我因长时间坐着不活动,浑身酸痛,就在监室里来回走动。 这个寿光籍武警看到后,把我叫到窗前,命令我把胳膊伸进窗扇的缝 隙里用力挤压,我只觉得血一下子涌上头,痛得我气都喘不动了。这 是我在看守所领教的一次难忘的惩罚。

又一次,一个武警把我叫到门前,问我的案情。他一听我是因 “6.4”进来的,情绪激动地叫我靠前想打我。从这个武警的言辞中 听出来,他受中共欺骗宣传,认为涉案“6.4”者都是坏人、暴徒。 从这些或残暴或愚昧的武警身上,我看到了那些没有人性的戒严部队 的影子,如果这些怪物在戒严部队里,一样是屠杀学生、市民的刽子 手。“6.4”大屠杀时,有些士兵追杀老百姓一直到胡同里。这些没 有人性的士兵,除想用无辜百姓的生命换取自己的好处外,残忍和愚 昧的本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年前半月光景,晚饭时间,忽听东边监室声音嘈杂。不一会儿,一阵 脚步声、开锁声,随后就是武警骂人打人的声音搀杂着惨叫声,从东 边传来。两天后,不时传来哭泣声和声嘶力竭地叫骂声,尤其在寂静 的夜半时分,这野兽般的瘆人地叫骂声,弄得人毛骨悚然。

事后听说,叫喊者叫张庭新(凭记忆名字可能不准确),因团伙盗窃 临朐县皮革厂猪皮案被捕。张庭新的家人送过几次食品,均被伙房职 工倪某和在伙房干活的犯人吃了。后来这事传到张庭新的耳朵里。张 庭新在倪某送饭时询问此事,不想这一问倪某发了火,高声责骂张庭 新。年轻气盛的张庭新气不过,把刚分到的温水泼在了倪某身上。恼 羞成怒的倪某叫来值班提审员,喊来武警,几个武警用枪托、皮鞋、 拳头、巴掌,把张庭新打得一动不动后,锁在抬进来的一个审讯椅子 上。

后来听说,张庭新在审讯椅子上被锁了一个月。在这天寒地冻季节, 室内无任何取暖设备的情况下,张庭新吃喝拉撒全在椅子上。撒尿 时,同室犯人用吃饭的碗给他接着;大便时,大家先把他的裤子褪 下,大便完再用卫生纸给他抠出来。晚上,大家把他的被子给他围 上。这些还没什么,最让张庭新受不了的是审讯椅子锁在腰上,腰以 下一动不能动,长期重量压在屁股上,腰部以下酸麻难忍。张庭新在 审讯椅子上度过生不如死的30余天后,精神失常。后来,我们经常看 见他跟在打扫卫生的犯人后面,这种“恩典”不会是没有缘由的,大 家纷纷猜测可能是看守所想法让他恢复正常。再后来,听说张庭新判 刑后,因精神病被监狱拒收,后被“保外就医”放回家。张庭新,这 个18岁的面目清秀的皮革厂职工,因钱迷心窍走入歧途,当啷入狱。 又因一点小事,被中共看守所折磨成精神病。让人觉着可惜同情。

倪某是个快退休的老头,是看守所唯一的职工。看守所狱卒都是干 部,他是个见人就哈腰,既没有人格又没有地位的人。这个儿女都比 张庭新大的猥琐老头,没想到也歹毒心狠如斯。中国有句俗语:得罪 君子,别得罪小人。在现今中国这个没有宗教情怀,终极关怀缺位的 国度里,“君子”稀少,小人盛行,弱肉强食早已被视为当然,成为 大家默认地游戏规则,而弱者在遇到比他更弱的人时,其歹毒手辣一 点不比强梁逊色。在我们这个“人对人是狼”的民族、国家里,人们 没有博爱之心,没有终极关怀,历届政府仅靠暴力维系,又能维持多 久?

后来,我经常想,在中国这个有着附强凌弱习性,有着嗜血“基 因”,自私自利到昏头程度的国度,前途何在?没有宗教博爱作为 黏合剂,这个“中华民族”,甚至汉族,能维持多久?避免分崩离析 的必经之路,是提高(说实话就是重建)民族凝聚力,而民族、国家 的凝聚力就是博爱终极关怀,也就是每人都要高尚一点,都要在心里 存一点崇高的东西,而做到这些就意味着重建我们的文化。但是,在 我们这个只有领袖奴才,没有甘愿献身的士兵,和自觉尽义务守秩序 的公民的民族里,谁有力量领我们走出这苦寒之地,谁又是我们的耶 稣和摩西呢?

我进看守所一个多月后,除预审科提审过一次再无动静。牛所长说过 的让我出去干活,也一直没有兑现。一天,一个姓辛的提审员值班 时,我喊报告把他叫了过来,询问能否让我出去干活。辛提审员告诉 我:你等着吧!整个看守所犯人排到头也轮不到你。上面三令五申要 对你严加看管。牛所长几次开会提出让你出来干活,没人敢表态。我 又问我的案子情况,辛提审员眨了眨眼,用手向上一指。我明白了, 我的案子到了潍坊市检察院了。

问完辛提审员,我也就死心塌地的在监室里过日子了。看来,我这个 贴了三份小字报的“反革命”,比杀人放火之辈更受中共“青睐”。 “6.4”大屠杀后不久,中共临朐县县委书记迟昭厚,曾在县直机关 党员会上讲,临朐有人张贴小字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从 这也可看出,中共对胆敢发出与它不同声音的政治案件的重视程度。 其实,这位迟大人是给我“戴高帽”,我到北墅劳改队之前,只是痛 恨中共表面的一些东西,“6.4”后跳出来也是基于义愤,在思想上 还没有达到与中共彻底决裂的程度,还处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的水平上。签逮捕证时,我曾对政保科小刘说过,我张贴小字报早就 做好逮捕杀头准备,但给我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 帽子,我不同意。那时,我受家庭环境影响,在学校又受中共宣传教 育的毒害太深,在思想上还上升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

我们在张庭新的惨叫哭喊声里过了新年。从除夕到初二,每日两餐, 每餐两个大馒头,菜里有肉。年三十晚上,在外面的鞭炮声中,每人 分到两个白菜肉馅的大包子。过年期间,管理略微宽松了一些。我们 监室的诈骗犯老许,外出发电报催家人汇款还债时,带进一副象棋, 他与牢头张存远终日躲在窗下下棋。其他人也不用象平时坐得笔直, 可以在床上伸开腿半躺着聊天。

有趣得是,监室大部分人已关押半年以上,有的已近一年,终日吃窝 头咸菜和没有油水的煮菜,享受不了党的“温暖阳光”,一下子吃上 大油水的菜适应不了,晚上“跑马”(梦遗)者有之,拉肚子的有 之。整个监室,只有克扣别人饭菜的牢头张存远,不几天出去一趟的 老许,还有我这个进来时间短的没有“情况”。

年前几天,律师与我见了面。他详细询问了一些细节后向我透露,刑 期大约在二年以上五年以下。过年期间,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了。一方 面我已适应了看守所的生活,另一方面家人通过关系与我见了一面, 并告诉我家里一切都好,让我放下心来。出狱后我才知道,我二弟为 我拖着车祸还没有复原的身体,拄着拐杖,四处托人找关系,但因事 关政治,没人敢答应帮忙说话。其实,他们也说不上话。罗马尼亚共 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思库被枪决后,家人紧张到了极点,他(她)们怕 中共为维护统治,杀我们这些“6.4”犯以儆国人。

春节过后,气温渐暖,冰窖似的监室逐渐温和起来。我终于等到了潍 坊市检察院的提审。这些检察官们又把我的“犯罪经过”,例行公事 地询问了一遍后告诉我:一,你的投案自首不成立;二,你的潍坊 “同案”被判八年,你大约也是八年。十几天后,起诉书副本送到了 我的手里。我的案子进入了紧锣密鼓的程序。

起诉书内容如下: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检察院

起诉书(〔1990〕潍检刑起字第3号)

被告人张铭山。男,26岁,汉族,高中文化程度,临朐县水泥厂化验员,住临朐县临朐镇倪家庄村。1989年12月19日被逮捕。

被告人张铭山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由临朐县公安局侦查终结。1989年12月27日移送临朐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该院于1990年1月25日报送本院起诉,经审查查明:

1989年6月,在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期间,被告人张铭山多次偷听“美国之音”的广播,于同年6月6日晚在临朐县水泥厂化验室值班时,书写反革命小字报《告临朐县人民书》三份,内容极其反动,恶毒攻击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和中央领导人。将其中的一份贴在临朐县二建公司门前东侧的柳树上,多人围观,影响极坏,企图煽动群众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被告人张铭山在案发后自首。

上述犯罪事实有证人证言,现场照片、书证、物证和字迹鉴定。被告人供认不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综上所述,被告人张铭山无视国法,以反革命为目的,书写张贴小字报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影响很坏。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2条第二项之规定,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同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3条的规定。本院为严肃国法,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第100条之规定,特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检察员李湑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检察院章)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章)

1990年2月16日

附项:

(1)被告人张铭山现押于临朐县看守所;

(2)公安卷宗一册62页,检察卷一册28页;

(3)物证清单一份。

十一

又过几天,潍坊市法院的法官们又提审了我。他们询问了一遍案情 后,先表示了他们的同情后,又对我介绍了一些其他情况:“6.4” 案件由上面统一类比着判,刑期由上面决定。所以,判轻了别领他们 的情,判重了也别怨恨他们。他们只是在形式上开庭审判,实际上是 替上边宣读判决罢了。一般刑事案他们几个人一商量,就能决定刑 期,但事关“6.4”的案子,他们说了不算。

1990年3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法警把我带到法院院内,等候开庭。在 这里,我遇到了我招干考试录取后,给我搞政审的法院工作人员小 俞。小俞不知道我被人顶替的事,一直在潍坊市公安系统中打听我的 消息却杳无音信,现在终于揭开了压在心中多年的谜团。他那里知 道,我的干部名额,早在他给我上报政审材料后不久,就被人“暗度 陈仓”了。

10点左右,法警带我去法庭。路上,法警告诉我,他也参与了 “6.4”民运,因是学生未被追究,又安慰我说,两年时间一晃就过 去了。这样,没开庭我也就知道刑期了。法庭把程序进行了一遍,公 诉人、律师也说些大同小异的话,我陈述了一遍我当时的做法和想 法,法庭调查结束。30分钟后,法官宣判了大家早就知道的两年刑期 这个判决结果。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无非是走过场,法官们对刑期早以 钦定而又不得不表演的戏也兴味索然。最后,法官询问我是否服判、 是否上诉,得知我不服判、不上诉后,也就草草收场了。

第二天,我收到法院判决书副本。内容如下: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1990〕潍中法刑初字第12号)

公诉人:山东省潍坊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李湑

被告人:张铭山,男,26六岁,汉族,高中文化程度,临朐县临朐镇倪家庄村人,捕前系临朐县水泥厂化验员。1989年12月19日被逮捕,现在押。

辩护人:苏振太,临朐县法律顾问处律师。

上列被告人因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由山东省潍坊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代理检察员李湑出庭支持公诉,进行了公开审理。现查明:

被告人张铭山在1989年6月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期间,多次偷听“美国之音”。于同年6月6日晚在临朐县水泥厂化验室值班时,书写反革命小字报《告临朐县人民书》三份,极力歪曲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人,并煽动“全县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救党、救国、救学生”,其内容极为反动。并将小字报张贴在临朐县二建公司门前的柳树上,企图煽动群众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被告人张铭山案发后自首。

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在案为证,被告人亦供认不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庭认为:被告人张铭山以反革命为目的,书写反动小字报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且影响极坏,应予惩处。但鉴于自首情节,可以从轻处罚。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2条(二)项、第63条、第5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张铭山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刑期自1989年12月19日起折抵,执行至1991年12月18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齐百成

审判员 李德林

代理审判员 孙世和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章)、(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章)

1990年3月15日

书记员 尹福山

十二

几天后,期盼已久的“家见”终于等来了。家人及亲朋好友们,携儿 挚女的来了很多人。我大爷拖着肺癌切除手术后虚弱的身体,不顾别 人的劝阻,抱着与我见最后一面的想法也来了。一向严厉的他,破天 荒的亲自给我点上烟,嘱咐我注意身体,一切淡然处之。妻、儿也来 了,妻子带来一泓的泪水,和让我放心家里保重身体的嘱咐;儿子瞪 着迷惑的大眼,看了我好一会儿后,终于扑进我的怀里。七大姑八大 姨,你一言我一语的对我再三叮嘱。“胜宴必散”,先是身体极度衰 弱的大爷在大家劝说下先走,我岳父扔下一句再胡闹就离婚的混帐话 也转身离去。“家见”时限转眼到了,在看守所人员的催促声中,大 家恋恋地看着我走进看守所大门。

回到监室,思念儿子,担忧大爷身体的幽怨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 我又一次差点流下泪来。我强压着心中的忧伤,不让眼泪涌上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刚到看守所时,整日忧虑 能否再见到帮着父母把我拉扯大的大爷。刚进看守所抱必死之心时, 激情一过,我每想到对一生孤苦的大爷未尽丝毫孝心,在他身体极度 衰弱之时又给他如此打击,就心如刀绞;后来我得知自己生命无碍 时,又忧虑他犹如游丝的生命,怎能等到我出狱的那一天。那时,我 真正体会到了“子欲养,而母不待”的心情。后来,真是老天垂恩, 我大爷一直活到2004年秋。我出狱后生活一直艰难,不但没能孝敬大 爷,他反而还时常用他的退休金补贴我。大爷去世后,我唯一稍能心 慰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在他的病榻前,稍尽了一点心, 使我每想起他时,心里能稍微好过一些。

对儿子的思念,是我在看守所另一强烈情绪。儿子刚会叫爸爸,我就 身陷囹圄,每思及哄他玩耍的情景,心里也是肝肠寸断。进看守所第 三天,晚饭后我坐着等候睡觉铃响,忽然眼前出现幻觉,儿子就在我 伸手可及处。顿时,我只觉得脑子哄得一下,思念儿子的强烈情绪一 下子涌上心头,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强压着泪水没有流下来。我也深 切体会了“英雄志短,儿女情长”的滋味。

以前,我看到邓小平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跳楼致残的儿子邓朴方洗 澡的文章,非常同情这对父子的遭遇。我想人在亲情上是能够相通 的,作为耄耄之年的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惨遭毛泽东等人 迫害,复出后支持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他上台后在政策制订和 执行中,应对可能产生的“冤假错案”,有足够地警惕。李鹏幼年 时,父亲死于国民党之手,是应当理解丧亲这种铭心之痛的。

让人想不到的是,1981年邓小平刚稳住局势,就取缔“民主墙”抓捕 民运人士。1983年,邓小平扬刀立威,在全国拉开一年一度的“严 打”序幕,又开始制造另一轮的“冤假错案”。让人更想不到的是, 这位曾遭受过迫害的邓大人,比迫害他的老毛更歹毒;那位曾是孤儿 的李鹏,制造了更多的孤儿。1989年6月4日,邓小平、李鹏等人为一 党一派,甚至就是他们几个人的利益,出动军队屠城北京,用全国人 民的哭来换取他们几家人的笑,其歹毒卑鄙令人发指。由此可见,在 制约人的兽性方面,只有人的良好愿望和猜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 构起一套能够制约权力的制度,让权力这个“公器”只能为公运转,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权力导致的灾难的发生。

这一阶段看守所开恩,过几天就打开监室南面的门,把囚犯们放进铁 笼子里晒晒太阳,呼吸点大自然里的空气。这时天气日渐温和,院子 里的柳条泛青显出萌动的样子。久不放风的囚犯们,猛得出来见见太 阳,愁闷地心绪也为之一宽。

大家在这两面水泥墙,南面上面用圆钢封着的铁笼子里蹓跶着。春风 拂面,惬意享受春日温暖。远眺晴朗的天空,或墙外不再萧瑟的大树 枝条。远处传来张庭新深情浑厚的歌声: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   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

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

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

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

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没有你的日子里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没有我的岁月里

你要保重你自己

你问我何时归故里

我也轻声地问自己

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

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

张庭新的歌声,在看守所沉闷的大墙内回荡着。大家静静地听着,各 自默默的想着心事,眼睛里闪出多日不见的晶光。这歌声勾起人们对 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向往。是啊,我两年刑期结束,走出大墙的 日子,正如同歌中唱得那样,是在冬季接近年终时分。

判刑后的十天上诉期内,我几乎天天在外面干活。前五天,我们七、 八个人清理下水道,我也得以接触其他监室的人。与冯佩伍同案的五 井煤矿职工医院另一个副院长窦硕珠,与我闲谈过他的案子。窦硕珠 讲,他与冯佩伍为几个因疾病丧失生育能力的职工,出具了免于输精 管结扎手术的证明,被临朐县公安局刑警队抓去,刑讯逼供三个昼 夜,最后受不了毒打折腾屈打成招。另一个在别人监视下打扫卫生 的,是后来被判死刑的陈井群(音)。其他人对我讲,陈井群原是人 民银行发行科的科长,伙从下属用“掉包”的方式,从金库中盗出24 万元现金,大部分高息借贷给与我同监室的刘洪海做生意用。每想 到,“小偷碰上贼祖宗”,这个刘洪海比他还会“花钱”。案发时近 20万的钱,早被刘宏海挥霍一空,分文未被追回。刘宏海被判刑15 年。

3月29日,牛所长到(1)号监室告诉我,本来他想给我联系一下,争 取到潍坊生建(监狱)服刑(比潍北劳改农场条件好),上面告知, 山东的“6.4”犯集中三处关押,潍坊关押女犯,潍坊(含)以东的 男犯,集中到北墅劳改支队,潍坊以西集中到岱庄劳改支队。明天他 与张副所长送我到北墅,顺便看看路回来跟我家里说说。临朐县看守 所这是第一次往北墅送犯人,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但空前是肯定了。 牛所长走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二进宫”的刘洪海,绘声 绘色地讲解监狱中青岛人的蛮横跋扈。听着他们的议论,一想到监狱 生活的恶劣,和北墅路途的遥远,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莫名的惆 怅充盈胸间。明天,我就要面临一种新的生活,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呢?

民主论坛 上载:[2006-06-27] 修订:[2006-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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