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懿:永失其爱——怀念林老林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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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梦中有您的叹息

父亲活着的时候,我没有太多后顾之忧,比较放心地在外面忙事情。

那时侯我想,自己还年轻,家中的事情自有父亲担待,不担待也不行,我撒腿一跑,他哪知道我疯到了什么地方。2005年,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我立即成了一家四代中最年长的男子,一家人被迫分散在四个地方,令我惊惶不已。

2006年2月,因为偶然的机遇,我决定与外界隔绝,过一段隐居起来打工养家或者其它什么什么事情的日子。鉴于2005年外出被绑架的经历,我给阿珍说我们尽量少联系,我给若宇说要听妈妈和老师的话,爸爸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此外,给赵昕等少数几人打了个招呼,就开始潜藏。

那时,正是维权绝食活动如火如荼和欧阳小戎兄弟被绑架失踪的日子,出于起码的道义,我不能不声张几声,但我明白,那声张里慌张得要命。

车站里,警察们来来去去,四处查人的身分证,直到火车启动、奔跑起来,我才敢相信我出门成行。

转换车辆的站口,防暴车呼叫着,那恐怖的气氛,让你感觉生活在希特勒德国或斯大林苏联。查身分证很紧,我走在同伴的后面,处处小心。

其实,这是一个民众被奴役得柔弱顺从到寒凉的国度,哪里有什么暴民需要防备和弹压,那只不过是对弱者的肆意暴力、恐吓之后的怯弱而已。

我一边提心吊胆,一边暗自欢喜:“哈,他们,他们的日子比我还惶恐呢!”

原来的愿望很美好,劳动之余,看看书,把一些计划很久了的文稿写出来。所以,行李里有林老林牧先生去年送给我的《哈维尔文集》和一台二手电脑。劳动开始起来,没日没夜,那些愿望,偶尔出现在并不塌实的梦境里。

那梦境里最多的是林老的追问:

“欧阳,真的有必要隐藏起来吗?”

“欧阳,钱对你真的很重要吗?”

我说:“林老,我觉得有必要,我现在不退下来就退不下来了。等我挣了钱,我会来看您!到时候一定在您那里多住几日!”

暑假里,阿珍携若宇来,我说阿珍林老老在梦里对我叹气,阿珍安慰我,说我完工后可以经西安去看先生的。

2006年11月的某一日,逮着一个上网的机会,在一位朋友的博克里看到林老去世的文字。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林老他的身体那样好,吃饭比我还多一大碗!他怎么舍得离开我们呢?”

“欧阳,你应该反省,你应该忏悔!”QQ上被那位朋友逮住,说。

“发生了什么事?”

“林老去世了。”

我伤痛,木然无语。

“朋友们都撰文纪念,你却沉默,一个字也不见。陈西、老廖和光权等来四川,你猫得无踪无影。”

我是个罪人,我再也见不到林老,再也得不到他的教诲和荫护了。

二、林老领我们干民运

知道林老的名讳是1994年8月,我留守成都失败回了遂宁,刘贤斌从北京回来。

“西安有位林牧先生,曾经作过耀邦先生的秘书和西北大学的党委书记,三次被开除出党,劳动改造了九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对我们很支持……”刘贤斌说。

想不到我们这遍土地上还有共产党腐蚀和威吓磨灭不了的人!我对这位未曾蒙面的林老先生顿生敬意。

“共产党里的高官,一旦失势,身边的人们一贯是鸟兽散或掉转枪头很击,以示新的忠诚,耀邦先生有这样一个秘书,紫阳先生有鲍彤先生,足慰平身!”我有点辞不达意地对贤斌说。

人说四川人出不了夔门翻越不过秦岭是永远的虫子,我那时安于作虫子的命运。但对于林老,心中有无限的信赖和尊敬。

贤斌为人谦和,识大体,能担当,在和平民运中做了不少事情,与林老有过比较多的接触,每次回川,都免不了谈及林老的一些事情。

我和刘贤斌是高中时代要好的同学,后来结盟为兄弟,“六四”以后,相约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到了1997年和1998年,当局把贤斌盯得越来越紧,贤斌开始给我做些铺垫。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四川比较偏僻,但只要西南成为整体,北接陕西、北京,东与两湖、江浙贯通,对全国民运发展自有一番作为。

我出事后,你可以多和林老、杨海联系。“贤斌如此说。

1999年8月,贤斌和佘万宝先生重刑入狱,我开始出门承担一些事情。我资质愚钝,见识僻陋,好在有贤斌的先见之明和告诫,得能有一时的支撑。

那次打压非常厉害,不少地方都遭到重创,新的关系和信赖一时难以建立。我就按贤斌的交代,与林老他们联系。

我迈不开身,就硬着头皮给林老打电话,他说他听贤斌说起过我。

电话里,林老和我谈宪政,我告诉林老,我正关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刚有一篇《温故知新:关于清末预备立宪》的文章杀青,并讲了文章内容的大致情形。林老很高兴我的关注努力,后来,有朋友到西安再到成都,他就让他们方便时与我联系联系。

从此,我有幸跟着林老一起干民运。民运事业需要勇气和智慧,倘有不及,我就向林老和林老这样的人求,于是多次给他打电话,滋扰甚多,但他从来热情,给我无限的激励。

1998年、1999年大迫害后,林老担当极多,为中国大陆民运的坚持和健康发展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局千方百计要给予破坏。但鉴于林老的影响力,他们不敢直接对林老下手,只好把坏水使在林老身边的年轻朋友身上。

杨海和付升等西安朋友,都是林老和民运正在和可以持续倚重的人才,让杨海和付升等人生隙怨就是瘫痪林老的手臂,民运就将遭受损害。那年“杨海被殴事件”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

“杨海被殴事件”发生,是民运内部的一次内伤,林老也受到一些无端的责怪。

我给林老打电话,盼他不管流言蜚语,忍辱负重。那些流言蜚语对林老的伤害的确很大,他说一些老朋友劝他淡出民运,写一些回忆录什么的。我坚持说他的淡出不是一种好的选择,不淡出也并不影响回忆录的撰写,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转化,离不开林老这样的人的坚持努力。林老请老邓邓焕武先生再次给我转来他的想法,我固执着林老不能“走”的意思。不久,林老不再坚持,我非常欢喜。

林老最初的淡出打算,可以说明林老并不是完人,但他最后接受了不淡出的劝说,这不是与他有相同年纪和相同经历的人们可以相比的,他们太在乎他们的“羽毛”呢。

林老怎样领着大家努力于民运事业,1999年以后的情形,我知道一些。如果没有林老于其中的努力,民运的坚持和发展要艰难困苦得多,社会各界对民运的关注和理解将被削减。这是我最尊敬于林老的所在。

2002年,张明问我西安的情况,我说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林老不淡出,赵常青先生顶上去了。我说我想去西安,一是想见见林老,一是与赵常青先生交流,或许有助他熟练和沉稳些。张明说明年吧,明年的经济状况会好一些。

10月里,蒲勇处在弥留时刻,我在石油路犯愁,林老让赵常青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十六大”该表示表示,让我草拟一个文稿,还特别说:“那毕竟是人家的一件喜庆事,应该有祝贺的意思。”

电话被监控着,危险不难预料,加上蒲勇的事情,我最初推托,但想到林老偌大的年龄和他的希望,就接受了。

被掳掠进去后,四川的特务们一再叫嚣“提及那两个人的名字,很扫了人家的面子,决不姑息”。其实,“人家”和他们都等着想收拾我,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所以,尽管林老和常青先生尽力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揽,还是把我捞不出去。但他们的好意,我非常明了和在意。

出来后,给林老去电话,他非常关心我的健康,我请他放心,并表示会去看望他。

三、见面

2005年3月,我先到贵州,然后到广西。我的打算是从长沙到杭州,过上海,绕北京,最后到西安,回四川。

在南宁时,和老枭、小龙、振标晤面,正是“天鹅绒网络总统选举”

正盛的日子,通过代理服务器,可以清楚地了解情形。我对之的看法是“亦庄亦谐,自成道理。”我所欢喜的还有,那候选人中,有一组属于林老林牧先生和刘贤斌先生,我个人认为,庄重严肃。

长沙的车不方便,到杭州即被绑架,出了拘留所就回老家,陪伴父亲度过他最后的日子。

9月中旬,林老催我北上西安,我先有些犹豫,26日到成都,27日上午到西安兴善寺。因为老邓给的门牌号有误,我只好在路口的邮亭给林老打电话,他嘱我原地呆着,等他接应。十多分钟,一位身材高大的精神健旺的老人阔步走来,那就是我早盼望见到的林老了。

路上,知道我的身体没受大的损害,他非常高兴,连声说好说行。

进了屋,林老呼师母来见,然后领我进客厅,师母上过饮料和大枣就忙午饭去了,留我们老小谈话。

我告诉林老我不打算多住,需要尽快回四川,他说先别忙着决定行程,多住些日子,不要管特务们的事情。

先汇报了陈明先母子生活的情况,他连说不容易。然后,我把自己在监狱里两年的思考拣要紧的给他听。

“没有白坐两年,我把西安的人叫来,你们见见面,多交流。”说完就打了一串的电话。

席间只我一个客人,午饭却很丰盛,与房间里简单的装饰相比,显得有些奢侈。林老和师母一个劲儿催我吃,给我布菜,似乎把我当一饥饿的大牯牛来喂。“那样瘦,多吃点!”林老说,疼爱有加。

快噎死了,我赶紧撤掉自己的碗筷,林老说:“没我78岁老头子的饭量大,我能比你多吃一大碗。”大有廉颇一石三矢的风范。师母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就非常高兴,因为这样的身体,还能荫护我们多少年呢。

午饭后等西安的朋友来,他拿出《怀念耀邦》的复印本,和我谈论起纪念耀邦先生的一些形势。过了一会,他睡午觉去了,让我也休息休息。

午休以后,西安的朋友们还不见踪影,想是在忙各自的一些事情。来了一位小个子老先生,从神色看,人生历练有些艰难,果然,是林老抗战时期在延安的同学,因为毛和康生的“抢救”成为异类,唯一幸运的是还能活下来,娶妻生子。林老希望他晚年振作,写些东西。老人有些怩喏,我想,即使他要写点什么东西,也非直笔,他们早被这邪恶的力量毁掉了,怕是要辜负了林老的心意。

开始散漫地谈一些东西。林老祖姓骆宾,居浙江,因为祖上有反清之类的经历,故此隐名埋姓辗转迁徙。林老年轻时是民盟中的一员,他与现在那些民盟人却走在两面,林老走在我们民族我们社会民主化转化的道路上,不知老之至矣,而那些民盟们多甘愿做极权势力的遮羞布,从而分些残羹冷炙。这与林老的个人品行有关,怕也与林老的家族血性有关。邓焕武老邓是浙江温州人,说自己和林老是老乡,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因缘于此。当局在香港出版纪念耀邦先生的文集之一册,却给香港出版方一个紧箍咒,“不刊林牧的文章!”“林牧”被消除了,“秦越人”却在,那是林老的一个笔名。他祖籍浙江,现居陕西,浙江自古为越,陕西自古为秦。林老兼有越人和秦人的刚毅、坚韧禀性和血性。

回忆起耀邦先生来,他说那是一个特别喜欢学习的人,因此,不会被教条束缚,能发现真理,坚持真理。“我自己到现在还能做一些事情,正是受这种影响。我最大的人生经验,就是不停地学习!”林老说。我知道他是把自己最宝贵的人生经验,说给我这个后人听。

谈及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林老情绪激动起来。“我在采访中大骂罗干卑鄙无耻!”这是我所知道的,因为有一位听过那次播音的人就对我说,“林牧好象有些褊狭,骂人很厉害。”

“罗干跑到西安来,召集一干人开会,说林牧你们就别在政治上动他脑筋了,要在生活或经济上想办法。”

“我70多岁的老头子,竟然想在生活作风上动我脑筋,你说有多卑鄙无耻!那个会有一个老朋友的儿子参加,会一结束就让他老头子转告我小心。所以,我要反击和揭露,我就要骂他卑鄙无耻!跟这样的人讲什么风度和客气。”

在座的那位老先生说:“这方面有过动作吗?”

“落实到具体事情上,怕也没有谁愿意。只是家里被小偷光顾的时候多起来,儿子的公司倒闭得蹊跷。”

林老的老同学走后,我们谈到政治难民的话题。相对于其他卑劣的努力,当局在经济上打击我们使我们遭受的压力最大。我谈了我在这面的一些想法,林老非常用心地记在心里。由此说到王金波和赵常青两位的一些事情。

下午4点过后,付升先生和郑保和先生过来,说大家很忙,只有晚上才能聚集。林老说把我交给他们,让我们多交流。我说主要是见见面,交流就个别进行,四川方面把我盯得紧,我这次外出,尽可能短快些。

就到郑先生家里去,付升先生去联系其他人。西安的朋友有10月初大聚会的计划,现在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晚上,李智英等八、九人聚过来,没有一般的客套,只有热情和欢喜。朋友们希望我留到大假中的聚会以后回川,我想此行的基本愿望已经实现,坚持另外觅时间重到西安。夜很深了,朋友们离开,我宿郑先生家。和郑兄继续闲聊一大会,然后各各歇息。

28日上午,郑先生把我送上公交车。到了林老家,林老和郑兄通了一个电话,表示我已经安全无虞。

下午,在书房里就教,哈维尔是一个中心话题。“如果哈维尔和他的思想出在一个大国,对人类进步更加卓越。”

我们的环境比哈维尔的环境恶劣复杂得多,人们也世故得多,当下的盼望,更多的是一种盼望。看着林老的身体如此健康,我觉得我们还有希望。

林老从另外的屋里拿出未公开出版的《哈维尔文集》和复印的《脊梁》、南京一位朋友的《我的葡萄园梦想》,说是送给我,我感到书籍的沉重,还有林老对我这位小朋友的期望的厚重同样是沉甸甸的。

有一位将军的后人来访,说王丹的母亲王教授正在西安的机场,即将返回北京。因为阻挡,只能代转对林老问候与祝福。王教授有去美国探访的计划,我们不能与她见面,免不得有些遗憾。在今日这样的环境,有些遗憾也只能是遗憾而已。

鲍彤先生的境遇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没有工资,没有医疗保险,非常艰难。两次给他寄钱,两次都退了回来。要强得很。”他边说边叹息,很是忧虑。

晚上宿林老家,他仍然希望我能多留住几日,见我固执,也就不再说什么,我说林老我方便的时候再来西安。

夜里说了许多话,投缘得很。知道我怕冷,他让我捂着被子坐在床上,他自己或斜靠或蜷曲在沙发上,全没有顾忌。

29日上午我和林老起得比较早,他说有许多长一点的重要文稿,没有地方送,我说或许我有一些道理。

他答应给我正在编辑的《别样的中国》写序,说:“尽快弄出来,寄给我看。”

马晓明先生的女友王宁女士来访,林老托付她送我到车站。王女士是基督徒,俄国十二月党人的那些母亲、妻子、女友们多是基督徒,马晓明先生有福了。

我被王女士送上火车,许健雄很忙,没有见到,杨海因为还没有释怀或者生意上的原因也没有露面,只好在电话里说几句。我不能太贪,等待另外的机会吧。

因为是慢车,路途上有许多时间,我翻看着《哈维尔文集》,计算什么时候再到西安。

30日到成都,妻子阿珍来电话,说当地的特务又在追查我的下落了,嘱我小心。我想已经回来了,他们暂时不会很疯狂。其实,送我去火车站时,王宁女士就接到邓永亮妻子小朱的电话,说有人探头探脑,特务们大概以为我会去那里。

四、永失其爱

林老爱我这个小朋友,爱我们大家,对我和朋友们有许多希望,所以,在隐藏打工的日子,我总梦见他,听见他叹息的声音。我想哈维尔也曾遇到过他同样的事情──统治者被迫做某些让步,让可能的商业利益分化那些反对者,人们似乎在离开他。

我盼望一个机会,一个当面解释的机会。

林老是爱我们的,因为他爱这里的天空、土地和生命,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尊敬他,爱戴他。现在,他走了,我们永失其爱。

张明说,林老是无疾而终,是仙逝,是天国对于真正有慈爱之心的林老的奖赏。我比较赞同这样的想法,但我们仍然永失其爱,这不能不是大伤痛。

如果天国对林老的召唤真是善良和善意,我只能这样解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化还有许多路要走,需要更多人来担当,而林老已经担当得够多了,尽管他还健康,还健旺。”想起任畹町先生“民运是一座山,够我们几代人去攀爬。”的话,实可信也。

林老走了,就象走了我们的父亲。这以前,我们以为自己还年轻,不必担当太多。

现在,上帝把那担子从他肩上拿走,对着我们说:拿去!

我们可以哀伤一场,也可以惊惶一时,但我们不能无耻地说,主啊,我的肩太软,我的腰不能直,我不堪其重,担当不起。

林老走了,我不能再见到他,也没有那个解释的机会在等着我,惟有那本《哈维尔文集》还在手边、眼前。或许我也不能长久地保有她,但林老和哈维尔的精神,却会永远指引我,指引我们。

2007年1月1日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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