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梦中有您的叹息
父亲活着的时候，我没有太多后顾之忧，比较放心地在外面忙事情。
那时侯我想，自己还年轻，家中的事情自有父亲担待，不担待也不行，我撒腿一跑，他哪知道我疯到了什么地方。2005年，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我立即成了一家四代中最年长的男子，一家人被迫分散在四个地方，令我惊惶不已。
2006年2月，因为偶然的机遇，我决定与外界隔绝，过一段隐居起来打工养家或者其它什么什么事情的日子。鉴于2005年外出被绑架的经历，我给阿珍说我们尽量少联系，我给若宇说要听妈妈和老师的话，爸爸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此外，给赵昕等少数几人打了个招呼，就开始潜藏。
那时，正是维权绝食活动如火如荼和欧阳小戎兄弟被绑架失踪的日子，出于起码的道义，我不能不声张几声，但我明白，那声张里慌张得要命。
车站里，警察们来来去去，四处查人的身分证，直到火车启动、奔跑起来，我才敢相信我出门成行。
转换车辆的站口，防暴车呼叫着，那恐怖的气氛，让你感觉生活在希特勒德国或斯大林苏联。查身分证很紧，我走在同伴的后面，处处小心。
其实，这是一个民众被奴役得柔弱顺从到寒凉的国度，哪里有什么暴民需要防备和弹压，那只不过是对弱者的肆意暴力、恐吓之后的怯弱而已。
我一边提心吊胆，一边暗自欢喜：“哈，他们，他们的日子比我还惶恐呢！”
原来的愿望很美好，劳动之余，看看书，把一些计划很久了的文稿写出来。所以，行李里有林老林牧先生去年送给我的《哈维尔文集》和一台二手电脑。劳动开始起来，没日没夜，那些愿望，偶尔出现在并不塌实的梦境里。
那梦境里最多的是林老的追问：
“欧阳，真的有必要隐藏起来吗？”
“欧阳，钱对你真的很重要吗？”
我说：“林老，我觉得有必要，我现在不退下来就退不下来了。等我挣了钱，我会来看您！到时候一定在您那里多住几日！”
暑假里，阿珍携若宇来，我说阿珍林老老在梦里对我叹气，阿珍安慰我，说我完工后可以经西安去看先生的。
2006年11月的某一日，逮着一个上网的机会，在一位朋友的博克里看到林老去世的文字。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林老他的身体那样好，吃饭比我还多一大碗！他怎么舍得离开我们呢？”
“欧阳，你应该反省，你应该忏悔！”QQ上被那位朋友逮住，说。
“发生了什么事？”
“林老去世了。”
我伤痛，木然无语。
“朋友们都撰文纪念，你却沉默，一个字也不见。陈西、老廖和光权等来四川，你猫得无踪无影。”
我是个罪人，我再也见不到林老，再也得不到他的教诲和荫护了。
二、林老领我们干民运
知道林老的名讳是1994年8月，我留守成都失败回了遂宁，刘贤斌从北京回来。
“西安有位林牧先生，曾经作过耀邦先生的秘书和西北大学的党委书记，三次被开除出党，劳动改造了九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对我们很支持……”刘贤斌说。
想不到我们这遍土地上还有共产党腐蚀和威吓磨灭不了的人！我对这位未曾蒙面的林老先生顿生敬意。
“共产党里的高官，一旦失势，身边的人们一贯是鸟兽散或掉转枪头很击，以示新的忠诚，耀邦先生有这样一个秘书，紫阳先生有鲍彤先生，足慰平身！”我有点辞不达意地对贤斌说。
人说四川人出不了夔门翻越不过秦岭是永远的虫子，我那时安于作虫子的命运。但对于林老，心中有无限的信赖和尊敬。
贤斌为人谦和，识大体，能担当，在和平民运中做了不少事情，与林老有过比较多的接触，每次回川，都免不了谈及林老的一些事情。
我和刘贤斌是高中时代要好的同学，后来结盟为兄弟，“六四”以后，相约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到了1997年和1998年，当局把贤斌盯得越来越紧，贤斌开始给我做些铺垫。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四川比较偏僻，但只要西南成为整体，北接陕西、北京，东与两湖、江浙贯通，对全国民运发展自有一番作为。
我出事后，你可以多和林老、杨海联系。“贤斌如此说。
1999年8月，贤斌和佘万宝先生重刑入狱，我开始出门承担一些事情。我资质愚钝，见识僻陋，好在有贤斌的先见之明和告诫，得能有一时的支撑。
那次打压非常厉害，不少地方都遭到重创，新的关系和信赖一时难以建立。我就按贤斌的交代，与林老他们联系。
我迈不开身，就硬着头皮给林老打电话，他说他听贤斌说起过我。
电话里，林老和我谈宪政，我告诉林老，我正关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刚有一篇《温故知新：关于清末预备立宪》的文章杀青，并讲了文章内容的大致情形。林老很高兴我的关注努力，后来，有朋友到西安再到成都，他就让他们方便时与我联系联系。
从此，我有幸跟着林老一起干民运。民运事业需要勇气和智慧，倘有不及，我就向林老和林老这样的人求，于是多次给他打电话，滋扰甚多，但他从来热情，给我无限的激励。
1998年、1999年大迫害后，林老担当极多，为中国大陆民运的坚持和健康发展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局千方百计要给予破坏。但鉴于林老的影响力，他们不敢直接对林老下手，只好把坏水使在林老身边的年轻朋友身上。
杨海和付升等西安朋友，都是林老和民运正在和可以持续倚重的人才，让杨海和付升等人生隙怨就是瘫痪林老的手臂，民运就将遭受损害。那年“杨海被殴事件”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
“杨海被殴事件”发生，是民运内部的一次内伤，林老也受到一些无端的责怪。
我给林老打电话，盼他不管流言蜚语，忍辱负重。那些流言蜚语对林老的伤害的确很大，他说一些老朋友劝他淡出民运，写一些回忆录什么的。我坚持说他的淡出不是一种好的选择，不淡出也并不影响回忆录的撰写，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转化，离不开林老这样的人的坚持努力。林老请老邓邓焕武先生再次给我转来他的想法，我固执着林老不能“走”的意思。不久，林老不再坚持，我非常欢喜。
林老最初的淡出打算，可以说明林老并不是完人，但他最后接受了不淡出的劝说，这不是与他有相同年纪和相同经历的人们可以相比的，他们太在乎他们的“羽毛”呢。
林老怎样领着大家努力于民运事业，1999年以后的情形，我知道一些。如果没有林老于其中的努力，民运的坚持和发展要艰难困苦得多，社会各界对民运的关注和理解将被削减。这是我最尊敬于林老的所在。
2002年，张明问我西安的情况，我说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林老不淡出，赵常青先生顶上去了。我说我想去西安，一是想见见林老，一是与赵常青先生交流，或许有助他熟练和沉稳些。张明说明年吧，明年的经济状况会好一些。
10月里，蒲勇处在弥留时刻，我在石油路犯愁，林老让赵常青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十六大”该表示表示，让我草拟一个文稿，还特别说：“那毕竟是人家的一件喜庆事，应该有祝贺的意思。”
电话被监控着，危险不难预料，加上蒲勇的事情，我最初推托，但想到林老偌大的年龄和他的希望，就接受了。
被掳掠进去后，四川的特务们一再叫嚣“提及那两个人的名字，很扫了人家的面子，决不姑息”。其实，“人家”和他们都等着想收拾我，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所以，尽管林老和常青先生尽力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揽，还是把我捞不出去。但他们的好意，我非常明了和在意。
出来后，给林老去电话，他非常关心我的健康，我请他放心，并表示会去看望他。
三、见面
2005年3月，我先到贵州，然后到广西。我的打算是从长沙到杭州，过上海，绕北京，最后到西安，回四川。
在南宁时，和老枭、小龙、振标晤面，正是“天鹅绒网络总统选举”
正盛的日子，通过代理服务器，可以清楚地了解情形。我对之的看法是“亦庄亦谐，自成道理。”我所欢喜的还有，那候选人中，有一组属于林老林牧先生和刘贤斌先生，我个人认为，庄重严肃。
长沙的车不方便，到杭州即被绑架，出了拘留所就回老家，陪伴父亲度过他最后的日子。
9月中旬，林老催我北上西安，我先有些犹豫，26日到成都，27日上午到西安兴善寺。因为老邓给的门牌号有误，我只好在路口的邮亭给林老打电话，他嘱我原地呆着，等他接应。十多分钟，一位身材高大的精神健旺的老人阔步走来，那就是我早盼望见到的林老了。
路上，知道我的身体没受大的损害，他非常高兴，连声说好说行。
进了屋，林老呼师母来见，然后领我进客厅，师母上过饮料和大枣就忙午饭去了，留我们老小谈话。
我告诉林老我不打算多住，需要尽快回四川，他说先别忙着决定行程，多住些日子，不要管特务们的事情。
先汇报了陈明先母子生活的情况，他连说不容易。然后，我把自己在监狱里两年的思考拣要紧的给他听。
“没有白坐两年，我把西安的人叫来，你们见见面，多交流。”说完就打了一串的电话。
席间只我一个客人，午饭却很丰盛，与房间里简单的装饰相比，显得有些奢侈。林老和师母一个劲儿催我吃，给我布菜，似乎把我当一饥饿的大牯牛来喂。“那样瘦，多吃点！”林老说，疼爱有加。
快噎死了，我赶紧撤掉自己的碗筷，林老说：“没我78岁老头子的饭量大，我能比你多吃一大碗。”大有廉颇一石三矢的风范。师母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就非常高兴，因为这样的身体，还能荫护我们多少年呢。
午饭后等西安的朋友来，他拿出《怀念耀邦》的复印本，和我谈论起纪念耀邦先生的一些形势。过了一会，他睡午觉去了，让我也休息休息。
午休以后，西安的朋友们还不见踪影，想是在忙各自的一些事情。来了一位小个子老先生，从神色看，人生历练有些艰难，果然，是林老抗战时期在延安的同学，因为毛和康生的“抢救”成为异类，唯一幸运的是还能活下来，娶妻生子。林老希望他晚年振作，写些东西。老人有些怩喏，我想，即使他要写点什么东西，也非直笔，他们早被这邪恶的力量毁掉了，怕是要辜负了林老的心意。
开始散漫地谈一些东西。林老祖姓骆宾，居浙江，因为祖上有反清之类的经历，故此隐名埋姓辗转迁徙。林老年轻时是民盟中的一员，他与现在那些民盟人却走在两面，林老走在我们民族我们社会民主化转化的道路上，不知老之至矣，而那些民盟们多甘愿做极权势力的遮羞布，从而分些残羹冷炙。这与林老的个人品行有关，怕也与林老的家族血性有关。邓焕武老邓是浙江温州人，说自己和林老是老乡，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因缘于此。当局在香港出版纪念耀邦先生的文集之一册，却给香港出版方一个紧箍咒，“不刊林牧的文章！”“林牧”被消除了，“秦越人”却在，那是林老的一个笔名。他祖籍浙江，现居陕西，浙江自古为越，陕西自古为秦。林老兼有越人和秦人的刚毅、坚韧禀性和血性。
回忆起耀邦先生来，他说那是一个特别喜欢学习的人，因此，不会被教条束缚，能发现真理，坚持真理。“我自己到现在还能做一些事情，正是受这种影响。我最大的人生经验，就是不停地学习！”林老说。我知道他是把自己最宝贵的人生经验，说给我这个后人听。
谈及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林老情绪激动起来。“我在采访中大骂罗干卑鄙无耻！”这是我所知道的，因为有一位听过那次播音的人就对我说，“林牧好象有些褊狭，骂人很厉害。”
“罗干跑到西安来，召集一干人开会，说林牧你们就别在政治上动他脑筋了，要在生活或经济上想办法。”
“我70多岁的老头子，竟然想在生活作风上动我脑筋，你说有多卑鄙无耻！那个会有一个老朋友的儿子参加，会一结束就让他老头子转告我小心。所以，我要反击和揭露，我就要骂他卑鄙无耻！跟这样的人讲什么风度和客气。”
在座的那位老先生说：“这方面有过动作吗？”
“落实到具体事情上，怕也没有谁愿意。只是家里被小偷光顾的时候多起来，儿子的公司倒闭得蹊跷。”
林老的老同学走后，我们谈到政治难民的话题。相对于其他卑劣的努力，当局在经济上打击我们使我们遭受的压力最大。我谈了我在这面的一些想法，林老非常用心地记在心里。由此说到王金波和赵常青两位的一些事情。
下午4点过后，付升先生和郑保和先生过来，说大家很忙，只有晚上才能聚集。林老说把我交给他们，让我们多交流。我说主要是见见面，交流就个别进行，四川方面把我盯得紧，我这次外出，尽可能短快些。
就到郑先生家里去，付升先生去联系其他人。西安的朋友有10月初大聚会的计划，现在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晚上，李智英等八、九人聚过来，没有一般的客套，只有热情和欢喜。朋友们希望我留到大假中的聚会以后回川，我想此行的基本愿望已经实现，坚持另外觅时间重到西安。夜很深了，朋友们离开，我宿郑先生家。和郑兄继续闲聊一大会，然后各各歇息。
28日上午，郑先生把我送上公交车。到了林老家，林老和郑兄通了一个电话，表示我已经安全无虞。
下午，在书房里就教，哈维尔是一个中心话题。“如果哈维尔和他的思想出在一个大国，对人类进步更加卓越。”
我们的环境比哈维尔的环境恶劣复杂得多，人们也世故得多，当下的盼望，更多的是一种盼望。看着林老的身体如此健康，我觉得我们还有希望。
林老从另外的屋里拿出未公开出版的《哈维尔文集》和复印的《脊梁》、南京一位朋友的《我的葡萄园梦想》，说是送给我，我感到书籍的沉重，还有林老对我这位小朋友的期望的厚重同样是沉甸甸的。
有一位将军的后人来访，说王丹的母亲王教授正在西安的机场，即将返回北京。因为阻挡，只能代转对林老问候与祝福。王教授有去美国探访的计划，我们不能与她见面，免不得有些遗憾。在今日这样的环境，有些遗憾也只能是遗憾而已。
鲍彤先生的境遇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没有工资，没有医疗保险，非常艰难。两次给他寄钱，两次都退了回来。要强得很。”他边说边叹息，很是忧虑。
晚上宿林老家，他仍然希望我能多留住几日，见我固执，也就不再说什么，我说林老我方便的时候再来西安。
夜里说了许多话，投缘得很。知道我怕冷，他让我捂着被子坐在床上，他自己或斜靠或蜷曲在沙发上，全没有顾忌。
29日上午我和林老起得比较早，他说有许多长一点的重要文稿，没有地方送，我说或许我有一些道理。
他答应给我正在编辑的《别样的中国》写序，说：“尽快弄出来，寄给我看。”
马晓明先生的女友王宁女士来访，林老托付她送我到车站。王女士是基督徒，俄国十二月党人的那些母亲、妻子、女友们多是基督徒，马晓明先生有福了。
我被王女士送上火车，许健雄很忙，没有见到，杨海因为还没有释怀或者生意上的原因也没有露面，只好在电话里说几句。我不能太贪，等待另外的机会吧。
因为是慢车，路途上有许多时间，我翻看着《哈维尔文集》，计算什么时候再到西安。
30日到成都，妻子阿珍来电话，说当地的特务又在追查我的下落了，嘱我小心。我想已经回来了，他们暂时不会很疯狂。其实，送我去火车站时，王宁女士就接到邓永亮妻子小朱的电话，说有人探头探脑，特务们大概以为我会去那里。
四、永失其爱
林老爱我这个小朋友，爱我们大家，对我和朋友们有许多希望，所以，在隐藏打工的日子，我总梦见他，听见他叹息的声音。我想哈维尔也曾遇到过他同样的事情──统治者被迫做某些让步，让可能的商业利益分化那些反对者，人们似乎在离开他。
我盼望一个机会，一个当面解释的机会。
林老是爱我们的，因为他爱这里的天空、土地和生命，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尊敬他，爱戴他。现在，他走了，我们永失其爱。
张明说，林老是无疾而终，是仙逝，是天国对于真正有慈爱之心的林老的奖赏。我比较赞同这样的想法，但我们仍然永失其爱，这不能不是大伤痛。
如果天国对林老的召唤真是善良和善意，我只能这样解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化还有许多路要走，需要更多人来担当，而林老已经担当得够多了，尽管他还健康，还健旺。”想起任畹町先生“民运是一座山，够我们几代人去攀爬。”的话，实可信也。
林老走了，就象走了我们的父亲。这以前，我们以为自己还年轻，不必担当太多。
现在，上帝把那担子从他肩上拿走，对着我们说：拿去！
我们可以哀伤一场，也可以惊惶一时，但我们不能无耻地说，主啊，我的肩太软，我的腰不能直，我不堪其重，担当不起。
林老走了，我不能再见到他，也没有那个解释的机会在等着我，惟有那本《哈维尔文集》还在手边、眼前。或许我也不能长久地保有她，但林老和哈维尔的精神，却会永远指引我，指引我们。
2007年1月1日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