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移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庾信《枯树赋》
一
一晃间，十三年过去了。
我从一个充满梦想的青年，变成一个步履沉重的中年人。
造化弄人，岁月抓不住。我想，或许该写点什么了。
关于1989，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个人记忆。对我来讲，意味着青春的逝去、理想的沦落、以及道德的斫伤。那年发生的事情，构成我命运和精神的转折，好像小荷甫出而泰山盖顶。
此前，我是自觉幸福的。青春是愚騃少年的乐园，何况我辈晚熟的人。本科毕业时，与同学齐唱“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预约着国家和个人的前程似景。当中学老师时，率领班上学生朗诵“所有的、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是怎样的热情、怎样的盲目。自以为是这个国家当然的主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任是怎样凋敝的现实都付之视而不见；即便缺衣少穿，秧歌总还扭得起来；对社会再有不满、发牢骚，后来看怎么都有精神撒娇的成分。恬然自在多少年，何曾领略人世的严冬？那年晴天霹雳六月飞雪，我的青春迷梦醒了。“万千风雨逼人来，世事都成劫里灰。秋老干戈人老病，中天皓月几时回？”
公理不敌强权。同学们，我们回去吧。
二
但对于我，事情才开始。
1989年7月16日，下午四点多，我在校保卫处被成都市公安局二处的人“收审”。随后送到西北桥附近成都木综厂一间不起眼的平房。房子分内外两进，外面住着5个“经警”，里边的我像铁笼中的猩猩。为什么抓我？起初不明白。“级别”那么高，更是受宠若惊。不错，学潮我是积极参加了。就像百川汇流大海，我卷入学潮没什么奇怪。但要说我卷入有多深、做了多少事情，总觉得说不上。自以为跟多数同学差不多，顶多中等偏上吧。记得有次组织人上街演讲，临行见一位化学系研究生匆忙留了纸条，给他未婚妻的，大意写我现在要出去了，万一回不来你就别再等了。……记得我当时心里翻起浪花。那时，我当研究生团总支书记，参加学潮一半出于价值认同，一半原因是被大家伙儿推动。但我毕竟不是那种全身心投入的人，更没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光凭这个，我不能成为“民运骨干”。有件事也能说明这点，那就是“六四”开枪后，一些比较懂事的同学担心“秋后算帐”，纷纷“走为上”，也有人劝我回家避避风头再说，我拒绝了。随后放暑假，几乎所有同学回家，校园里一时空荡荡的。我选择留下参加高考阅卷，想挣些外快贴补日用。不知那时一张大网正慢慢向我收拢。阅卷甫毕，各地调来的评卷老师还在校园里成群晃动，我就被“采取秘密措施”（他们原话）了。
抓我时，执行警察陈某出示了“收审证”、还有一份那年的国务院某号文件（没看清多少号），条条款款很多。我不知自己属哪一条，大概他们也不觉得有指明的必要。“去两三天时间，说清楚问题就放你。”谁知此去如入虎口，差点九牛拉不出。
三
首场审问，他们如临大敌。先是交代形势：“你们的”赵紫阳总书记正在接受审查；严家琪、万润南、陈一咨等被通缉；然后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不要负隅顽抗了。这让我有些啼笑皆非：怎么自己一不留神，跟那些大人物相提并论了？他们安排一个班的经警看我，上厕所都有人跟随，甚至问我“人民商场被烧，究竟怎么回事？！”一个普通学生享受到这般“殊荣”，使我断定他们“搞错了”。虚荣如我，甚至有种“无功受禄”的滑稽感。
很快明白怎么回事。
他们先采取迂回，问我这几个月做了哪些事；后来启发，我做那些是否受到谁的怂恿，比如那篇《关于时局的几点意见》（他们抄家时发现的，我没让任何第二个人过目）是否由大家讨论、由我执笔的？最后“图穷匕首见”，不再隐瞒什么了。抓捕我的第三天夜里，他们押我回校搜查学生寝室，我全部的文章、书信、笔记、日记……他们都一一翻检带走，连带跟“高尔泰”有关的一切都不放过：高与温元凯的对话修改稿（我誊抄的，有高老师修改字迹），我为《新启蒙》写的书评稿本，以及高老师写给我的信、便条等。书架上有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美是自由的象征》，他们也翻了又翻、掂了又掂，舍不得放下。那时，我再笨的人也不能不发生联想。又两天后一个夜里，专门来了两个处长（一为省公安厅的，姓李；一为市公安局的，姓孙），说要跟我“谈心”，以“同志”称呼我，说你不光要回忆、检查自己的问题，也要回忆、交代从去年到今年，高尔泰先生让你做过哪些事、私下跟你们说过哪些话等。总之“站在党和人民这边来，跟梁山好汉思想和资产阶级哥们意气彻底决裂。”我说敢情抓我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为了高老师？他们连忙封我的嘴：“封建社会才搞株连，你说我们公安人员搞株连？！”我一时找不出话来。可是，双方心知肚明，想必他们比我更明白？
四
这些年，陆续看了些书，也从网上看到若干文字。如郭罗基教授在一篇文章里写：
“……北京说：民主运动是‘极少数人操纵的’，所以，各地都要捉拿‘操纵者’。我没有被捉拿到，我的朋友高尔泰却在南京被捉拿去了。……高尔泰的研究生也是民主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有其师必有其徒。自由化的老师，培养出了自由化的学生；惩罚自由化的学生，又追究自由化的老师。”——这段话跟我有点关涉。因为那时，高先生带了十来名研究生，因“八？九”被抓的只我一个（师弟查常平被传讯过）。郭先生的这段叙述大体合乎实际，却不免有些笼而统之。我想准确地讲，我的被抓是沾了高老师的光。惩罚自由化的学生是因为他们要惩罚自由化的老师。1989年，成都这边闹得很凶，连人民商场都被烧了。他们要开脱自己，必须有个替罪羊。于是他们大胆假设、随后求证，就是这么回事。虽然从发生的时间顺序讲，抓学生在先、抓老师在后；可从事情本身性质讲，抓学生是为找突破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也。毕竟，抓先生影响相对要大得多，而一个学生则无足轻重，又能打草惊蛇。
“机警的人一见灾祸赶紧躲开；愚蠢的人上前受害。”我是何其愚蠢呢？《古拉格群岛》写道：“我国几十年政治逮捕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被抓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也就是不准备做任何抵抗的。”看来我是咎由自取了。自以为无辜，这是我的祸根。
五
如果说，“无功受禄”是一种变相的虚荣；那么同时该说，我所受的精神伤害更深、更重，可能终身都难以完全治愈。
他们冲着高尔泰先生来。我明白了这个，却还是交代了一些不利于他的事，是怎样令人不齿的背叛行径？！高尔泰，不仅是那时全国众多学子的思想导师、精神偶像，对我个人而言还是恩师。这样讲并不夸大。1987年我考硕士研究生，几门专业课在九十分以上，可外语成绩一塌糊涂。为“破格录取”我，高先生费了好大劲。进一步说，我们“高门子弟”从五湖四海来到狮子山，一方面当然是服膺、追随高尔泰的美学思想，谁说没有通过考研改善个人生活的成分？高先生纯粹出于“惜才”之心，超拔我于茫茫人海之中，他对我有较高的学术期待，那很自然；我对他有格外的感恩之情，也不奇怪。可是1989年夏秋的事情，不仅影响了我正常的学术前途，更使我的个人感情受到重创，使我的道德生命遭遇滑铁卢。
应该说，起初我是沉着、坦然的。自认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所做的那些加起来也够不上什么。甚至自恃有道义上的优势，面对他们有一种准英雄主义的感觉。但很快就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能否构成什么，不是我说了算的事，也不是“求仁得仁”的事。于是心底越来越没底。怎么描述呢？《古拉格群岛》里有段形象的话：“啊，从侦察员的办公室回头看我们过去的生活，它完全是另一幅面貌：它充满了危险，到处是真正的非洲丛林。而我们曾经认为它是那样简单。”——这是我真实的感受。自己“无辜”而系狱，使人想到每时每刻有更多的人被抓进来。那时，真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一味抗拒可能不行，他们说得很清楚了：“别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光凭我们掌握的那些，即使够不上法办，我们公安机关可以判你劳教几年。”我不知劳教与判刑有什么不同，容易接受“好汉做事好汉当”却不甘因“态度恶劣”而被劳教。那时，真正像一条被丢到岸上的干鱼，在阳光下翻晒着自己的所有褶皱。平日那些童言无忌的放言高论，现在发现虽然大家都在说，可没有人追究则已，一旦追究可吃不了兜着走。只有反复权衡：哪些事可以不说，哪些说了无妨，哪些不该说、但凭自己可能包不住？人性中的弱点和确实有的偷生心理，加上“囚徒困境”中那点可怜的“理性”，使我渐渐认定，只要有三个人（包括三人）在场的事都可能包不住。这一认定使我内心防守的“底线”被冲毁。
“一个内心对暴力未做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弱者。”
五
明知不该供、最终却还是供了的事：
5月下旬那次，我跟董志强陪高先生去川大（为了他的安全），同行的还有川师中文系另一女教师。不该供出“她”来的。我跟她打交道不多，算来总共三次：5月中旬，我跟胡继华到川师一些著名教授家征集签名（著名楚辞专家、八旬老人汤炳正教授二话不说，就往呼吁书上颤巍巍签了名。老两口的那份热切和对“他们”掩藏不住的愤慨，至今如在目前），高先生让我们签完后把名单交给她。我想她会有什么背景呢？可不能因她把高先生拖得很深。再就是我前边没有讲到的一个插曲：在高考阅卷场，我遇到了她，她跟我悄悄叮咛万一有人问起那次去川大，一定不能说出她，否则对你们高先生不利（当时我满口答应，内心并不认为真的会“有人问起”）。所以头几次讯问，我虽然讲了跟董志强陪高先生去川大，却只字不提及她。看得出办案人员的失望，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不能想了，最是痛苦难捱的时候，我供了。
供后天旋地转，大脑接近混沌，残存的意念是“死吧、让我死掉”，混沌中似乎听到鬼的啸吟。恍惚中，似乎看到敬爱的先生五花大绑，脸色铁青、踉踉跄跄被推进铁门，我的心都要碎了。自那以后，每梦到这一场景，我都悚然惊醒、从床上坐起。我该死、我有罪，我他妈不是人，不配活在这人世间了。大概从那时起，我有点尘念断绝、心如木石。头半个月单人关押，不能跟外面联系；后一个月移送宁夏街看守所，据说可以往外面写信。我也收到了两封女友来信，可一个字没有写出。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没有了亲人我会变得坚强。而且，我连自己的恩师都能背叛，通往亲情世界的门也活该关闭。索尔仁尼琴说：“应该在走进监狱时把留在身后的温暖生活置之度外。”可是我懂这个道理，不是太晚了吗？！
九月初，我被放出。后来听说，几天后高尔泰在南京被抓。我不知道自己的招供，多大程度上促成了高先生的锒铛入狱？
六
出来了，温度降到零下。
被释放时，女友到看守所门口等待。她自豪地讲，大家说我在里面是一条“硬汉”。不知她所说“大家”是谁、以及他们从哪儿听说的，我的心里只有苦涩。犹豫再三，我跟她讲事情不是那样。我说我不是李玉和那样的人，究竟是不是王连举自己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事实上不容易说清。加上那时心力交疲、已成惊弓之鸟，本能的做法是学习鸵鸟把头埋到沙土里去。但是此后十多年，我都不能摆脱这个问题的拷问。
可能上帝造人时，往每个人心中注入“文过饰非”的基因。所以，我想出于对自我的保护（为了精神卫生），说自己不是变节者。主要理由是“人的感情”并没有丧失殆尽。当我面对威胁、恐吓时，虽然惧怕了、动摇了、示弱了，似乎并没有不顾一切“从狗的洞中爬出”的冲动。即使有所交代，毕竟有所保守。有些事后来看不讲为好，他们会用它从别人那里套出更多，但我那时确实晕头转向、乱了方寸：没有经验、没有知识、无人商量，所谓“受侦察人的孤独”是那样刻骨铭心：白天晚上强光照射，闭上眼睛一片金黄。提审的时候，感觉整个国家机器像饕餮吞食；不提审的时候孤独得发疯，像铁笼里的狼转来转去。进一步讲，“硬汉”云云未必全无凭据。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我也沉着应对（得知我“出事”，母亲专门从老家赶来，她说看到“搜查证”上我的签字很镇定，就多少放心。要求见人，公安局的人跟她讲：“你的儿子很固执，你们应该劝劝他”）；供出“她”来，固然有偷生心理、也有可怜的“囚徒博弈”：毕竟，那次川大之行起码六个以上的人在场（包括川大历史系某某，他已先于我在接受审查），我不说难保别人守口如瓶。而且，供认后听说“她”只被传讯过几次，似乎问题还不如我严重？这是我弄不懂的一件事；能否说明，我所造成的罪孽并不那么深重呢？（直到前不久，还有人讲：“即使没你，高老师也会被抓。”）我还想为自己辩解，说软弱不等于变节，像彼得不同于犹大。我想自己不是犹大像彼得，鸡鸣之前三次不敢认主。但是说这些，能够说明更多吗？！善与恶之间从来只隔一层纸，我也不知五十步与百步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我不承认自己是无信者，我呻吟着：“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可能从那时起，我常常哀切呼告上帝。可能上帝听见了？
借用郭罗基先生的话：“高尔泰被关四个月后释放，得了八个字：”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不能减轻我的负罪感。毕竟，案子和感情是两回事。一个案子如何了结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办案警察个人是否正直和愿意滥权（对他们而言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我深知）；而且，本来波澜壮阔的八九民主运动不可能是”一小撮“”操纵者“所能煽起。而对我这样一个具体的人来讲，只能、也只应该忠实自己的内心。在专政的斧钺下，我的内心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我自己最清楚。所以，即使先生最终”有惊无险“，即令先生出来后并没有太责怪，我自己一直不能心安理得。这是真理：”只要良心有知，任何罪过都不会被人忘记。“
1989，我永远的失乐园。同为那场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别人尚有黄金理想可以希冀，而我，永远失去了成为幸福者的权利。别人可以无愧地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我能那样讲吗？凋谢的未必都是无罪的？“我，当然，本可以表现得更坚强些！”
七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
很长很长时间，我的头顶没有晴空、只有彤云。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有时觉得受不了，真受不了。只有一枝梧叶，引来多少风声？国家机器侮辱我，我又侮辱了自己。自侮者人恒侮，受到天谴难道不很自然？习惯了失败，习惯了隐忍，习惯了被摧残，“习惯”使我与一个虚无的后现代上帝订交，而收获更多的失败、隐忍、和被摧残。从1990到1994年，我的个人生活陷入困局。更致命的是，一度我曾放弃了自我救援。
有过一篇《虚怀是谷》，祭奠活死人的自己：
虚怀是谷。/怎样的谷？/升腾着蓬勃雾气的、云蒸霞蔚之谷。水天茫茫，潮起潮落。朝发的晨风吹拂着它。金色的利箭穿越着它。倦慵的安谧抚慰着它。慈和的暮霭重又呵护起它。
怎样的谷呀？/是科罗拉多大峡谷，这块陆地上最大的地缝？具备万物，横绝太空，巫峡千寻，走云连风？四海五洋的水都哗哗地流进去，却传不出丝毫的声响。哪里寻风声雨声读书声，还有初发者的脚踪，外星人的脚踪，神农架的脚踪，哪里寻？/是无肠国的臣民？时间之流如酒肉穿肠而过，留下了什么？/太上祖师，世尊，还是基督？
听惯了晨钟暮鼓，多少世纪以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只有那无眠的人有福了。那夜游的人死也不肯合眼，终于，有一次看到了/——是它，在夜半时分粲然开放、通体光明！
呵，虚怀谷，谜一样的谷。/传奇是万物之宗。出发时旌旗如云，启程的有九十九万九千人，抵达者有几人？无数的旅客饥渴而死不曾目睹它的芳容，更几人得宠，几人发疯？只那唯一的幸存者飞也似地逃离此地，报信说前头是绝望，无底的虚无。/看啦！谁从这里升起，谁从这里坠落？
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谷。无法可想无处不在的谷。自由谷，黄金谷。/虚怀是谷。
——一个非仙非佛的普通人到那种地步，只能说：废了。
八
那时，我不再想1989年的事，只想以遗忘为武器面对不可知。意识到这是一个没有隐私可言的土地，从此不再写日记之类，怕留任何的白纸黑字。好长时间我不写东西，不是他律是自律。但是莫说人不能永远沉浸于忘川的甜蜜，只这企图本身就使人难以摆脱昭昭天理的报复。“违天必有大咎。”我明白了人为什么会吸毒，也终于明白人不能依赖吸毒而活着。
经过4年的失语，我开始重新发声。写了一些书评文章，在全国许多书评报刊发出。书评云云，借他人故事抒发自己幽怀而已。1997年，整理《〈读书〉及世纪末的考古倾向——关于新历史主义、技术主义和〈读书〉定位等问题的讨论》时，加进一段议论：
假如是活人被打入冷宫、被封杀、被缄口，你可否说是“生不如死”，文物是不是也该这么讲？我们见到太多的怀旧，看到了老房子、老照片、古城墙，听到新排的“样板戏”，目睹《金光大道》、《艳阳天》重新出版，以及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叫嚷“青春无悔”。与此同时，我们难过地看到，许多往事的目击者、岁月的幸存者没有理所当然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他们中许多人“复出”后三缄其口，或许就永远地沉默了。像作家路翎晚年的精神状态，人称“精神者战土的大悲剧”，其实哀莫大于心死，那样的精神悲剧何止一、两出？！……
也曾胡乱思想：假如当初“豁出去”，又会怎么样？蹲几年劳教农场，现在也该出来了。损失的是生活，良心却保全完整。而现在呢，虽然个人生活算是不错，可自我感受却好不到哪里去。这里存在联系吗？一个人要过好日子非要典押他的良心？孤苦无依的时候，我不能不转向上帝。《圣经》上赫然写着：
“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九
“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
1989年，看到了许多平常难见的事。关了四十五天，秋季开学不久被放出，据说是校方几次三番派人交涉，说查不出什么就该放人。我相信，那时校领导是保护学生的，办案人员也没有太跟我过不去的意思（有一位“李科长”除外，我永远记得他的穷凶极恶。现在他大概退休了）。被关期间，除了精神施暴、饿肚子，戴了一次手铐，基本上没受皮肉之苦。这得感谢那位新调来的管教赵干事。正学电大法律专业的他比较书生气，把我这个“眼镜”跟其他刑事犯（其实在我那个监室，许多人是因学潮被抓来的，只不过他们身份是“社会闲杂人员”）区别看待。借他的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给我，说可以帮助你改造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再或少翻跟斗。那本书我看不进去（为了转移饥饿感，写了“古典意境说与英美意象派”的初稿，后来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但借书这件事情本身使其他犯人不敢把我怎么样。所以后来听说要放出去，我向他表示由衷感谢。他说：“不要谢我，要感谢法律。”我不知“法律”是否存在，内心总还是希望有某种可靠的东西。
这种侥幸念头没能维持多久。1990年春节回老家，一位某市检察院就职的高中好友来访。说起今年的遭遇，他提了几个问题便沉吟。我似有所悟，试探发问：“是否他们怀疑你有问题就抓，发现抓错了再放？”他微笑不语。我激动起来：“那、那、那他们太肆意妄为了，他们就不怕抓错人自己下不了台？”高中同学嗤之以鼻：“你？一个穷学生算老几？……”天眼开了，我五雷轰顶，安全感从此坍塌了。还有几桩事：关押期间，公安局某处长“谈心”，言谈间对“改革开放”颇有不恭，这是我以前想不到的。报纸上说全国人民拥护改革、历史不可能开倒车等，我现在倒觉得国中别有国，如果有人铁心再发动一场文革，未必能够遇到多少有效抵抗。还有就是，“六四”不久，传说北京某大名鼎鼎的美学家向一位达官显要下跪，啼泗滂沱、惟求免死。小道消息，未知确否，却使我对整个中国“知识界”有“一地鸡毛”之感。最使我惊心的一件事是：收审前半个月，我在木综厂由“经警”看守。这些小伙子多从部队复员不久，农村出身、不失淳朴，对我的“落难”不无同情。有一次，他们来了一位战友喝酒。我在铁窗里头，听他们议论同乡某某“立功”了，可能要送到军校会被提干。“我他妈不走运，”其中一位脸红脖子粗说：“我他妈晚复员一年就好了！这次我们部队也去北京了，我去不弄个立功、提干才怪。”“对、对、对！”周围一片附和声。
天眼开了，一片狼籍。“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十
从此体味行路难。
此前我有许多的梦：学术的梦、政治的梦、圣贤气象等等。说得好听是“理想”，说得不好听是“野心”。经过了1989，我跟众多人文主义者一样梦断升平。相对于80年代，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了，我则是边缘之边缘。1990年毕业时，大学生找工作普遍困难，我这种背景的人难上加难。记得当初入校时，系领导专门谈话，要求毕业后留本校服务，可“此一时、彼一时也”。高先生释放不久，写了许多介绍信、推荐信帮忙，可“泥菩萨过河”能起多大作用？走投无路中，西安、南京、徐州、无锡、常州、上海、杭州……跑了一大圈，虽有热情的相助（杨乃乔、尤西林等），更多的是碰钉子。最后，蒙同监难友的父母帮忙，一家与学术、文化没多少关系的畜牧单位接收了我。饭碗有了，书进了储藏室。对于“学术”，我越来越力不从心。官学腐败，私学难为。虽至今“过侯门而大嚼”，毕竟心境变了。
政治更是不祥物。关键时刻的表现，使我认识了自己。个人履历的污点和道德生命的缺陷，也使我对预约中的黄金时代忐忑不安。这里也有个过程。“八？九”刚过不久，尚保持一定“阵营感”，以为凭着对“1989”的态度足以划分人群为“他们”、“我们”。可过不了多久，就发现阵营的虚妄。因了历史渊源和立场的接近，我对若干不失为优秀的知识者持有好感，愿意跟他们交往。可事情并不简单。他们疾恶如仇见微知著，自认是光明的化身而你是黑暗的变形，使我心惊肉跳之余，明智地选择息交绝游。“脱得朝中朋党累，法门依旧有戈矛”，无话可说无法可想。人心隔肚皮，感受最有不可相通性。不管怎么说，就像阳光下的薄冰，“我们”最终陷落了。陪同陷落的是安全感和温暖。此去经年，纵是良辰好景虚设，更何况凄风苦雨。有时彷徨：就算得到了自由，却失去了生活世界。有时颤栗：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有时愤激：现在我尚可苟活，一旦“他们”得势，可能只有逃亡他乡了。1998年，四川民主党人刘贤斌来找我（他被判13年），我说：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也不认为民主只是“民运人物”的事。他理解我的心情，也尊重我的选择。为此，我对他有敬意。
越来越觉得，善恶的问题很难讲，中国问题也不是在朝、在野那么简单。混沌与有序，谁能说得清？古人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主张“早晚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我对这些话发生了共鸣。奥斯威辛何处来？来自人心的墓窟（这样讲，不是取消政治民主化问题）。
十一
我还活着：有知觉、会呼吸、能走动。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火烧。”这是龚自珍的心病。我的心病也需要心药医治。都说大风能使小火熄灭、而使大火燃得更旺，我可能属于小火吧？但我想，处身黑暗的人，可能对阳光更渴求、也更珍爱？
1989年，许多人睁开了眼睛，很快面临“睁开眼后怎么办？”的问题。秀才遇上兵，有理又如何？许多人选择了逃亡，更多人重新闭上眼；要不“誓将去汝，适彼乐土”，要不，心惊胆战、三缄其口。许多人黯然无声地死去，更多的人活着却比死人还黯哑。众中俯仰、和光同尘，有多少贪欢、多少无奈、多少悲辛、多少艰难？不是说没有亮光，而是说仅有的蜡烛能照亮多大的地面？不是说没有美好，美好的故事像山涧野花自开自落。人非金石，岂能无惑；静言思之，躬自悼矣。梁启超氏曾讲，身为中国人何其苦楚：“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这也是我难以逃避的场景。备受天谴的民族，完不了的心死故事。有时屈指细算：我们这些人，或心死于1949，或心死于1957，或心死于1989.我辈六十年代生人，以前嘲讽、怜悯、“恨铁不成钢”了多少前辈啊。现在，轮到更年轻的人嘲讽、怜悯、“恨铁不成钢”我们了。更年轻的一代啊，你们能否积聚、能否教训，能否重整旗鼓、前赴后继，能否不至于伤心重唱前朝曲，避免再次斫伤、再次分崩离析的命运？
“一身之遭逢，其小者也，盖亦视国家之运焉。”
十二
“难道真挚的爱/将随着船板一起腐烂/难道飞翔的灵魂/将终身监禁在自由的门槛？”二十多年前那“解冻”的日子里，一位我所喜爱的女诗人自问自答：“我终于明白了/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我对墙的妥协，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
我明白了什么？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覆覆中追问，弄清希望是亚琴海的女妖希望也是好东西。“睁开眼后怎么办？”诚然是问题，闭上的眼睛总不能让它一劳永逸。造化弄人，生命不会满足沉睡；向死而生，是人就得不断自我确立。耻辱和死亡是我们生命的原罪，自由也是生来挥之不去的东西。为人很难摆脱它们，摆脱只是一片虚空。记得1989年夏天，民主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高先生跟我们发过“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感慨。我理解他的心情。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何况我们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昔年移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中国人对生死再漠然，又如何做到“五百岁为秋、五百岁为春”？我们有什么理由做出一副死相，说希望只是娼妓、那吃不到的葡萄太酸等等？1989诚然是一言难尽的故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在我，就是忘不了那挥汗如雨的青春，忘不了那个春夏之交“小偷罢偷”的故事，也永远记住了那个臭名昭著的社论——“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哦，希望！忍不住思忖：比起十三年前，今天的希望多了还是少了？
很喜欢一首歌词：“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而对“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覆覆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有保留。平淡从容固然真，反复追问为什么就假？除非生命被连根拔起，“存在”永远不是单一的主题。天地之大德曰生。既然我们一息尚存，那，有耳的为何不听？有眼的为何不看？玷污的衣服为何不动手洗净？
十三
“思考吧！从你的苦难中做出结论。”
现在，我能够相对客观、冷静地看待那次经历。索尔仁尼琴，这位了不起的前苏联作家坦承：“恰恰是从我自觉地降到底层，并感觉到自己两脚站到这个布满石块的牢固的共同底层上的那一天，才开始了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代，这些年代最后形成了我的性格特点。如今，不论我的生活还会发生什么向上或向下的变化，我都会对自己在埃克巴斯图兹形成的习惯和观点信守不渝。”——对那次的地底旅行，我持类似的看法。在那以前，我是这个社会的“底层”，可自己并不那样看，过于饱满的“主人翁精神”好比蒙汗药。说严重点，二十多年我“生活在别处”。那个风炎土灼的夏天，我的“人民”迷梦醒了（现在，“人民”一词让我觉着血腥），从天上看见深渊，同时醒来一个真我。热情固然减少，轻狂也在剥离。更重要的是从那种上古冰川式的麻木中苏醒，而对蛛丝马迹的苦难有了感应的能力，对自己忠，对别人恕，这难道不是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圣经》言“凡事都当造就人”，此之谓也？
心病须得心药医。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有病，讳病忌医说到底是对于恢复健康没有信心。不是吗？一方面，囚徒生活给人的精神造成严重损伤，甚至造成情感的冷漠、智力的瘫痪（索尔仁尼琴说，“对许多人说来，逮捕对于这种私人感情和眷恋的伤害，可能要比监狱的恐惧或政治思想强加于他的强烈得多”）；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所发生的一切都被包裹得很深。国家机器固然挤压人性、残害心灵，被挤压、被残害者何尝没有与“机器”达成默契？就说我自己吧，释放时，办案警察让我在指控我“书写反动文章”的释放证上签名，可并没有把那释放证给我一份。我心有疑虑，却不敢跟他讨要。那位好心的干事也反复叮咛：“这里看到的一切，出去后别跟人讲。”于是我很长时间讳莫如深。久而久之，甚至对有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恍兮惚兮。失去的不光是勇气，还有叙述事实的能力。于是在历史中，近乎没有了这些事实。就此而言，可以说我与我的毁尸灭迹者为伍。又一次，我“无辜”成为自己的敌人。
“……记住/最强烈的抗议/最勇敢的诚实/莫过于——/活着，并且开口”。
十四
我知道，在今天中国，“1989”还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字眼。我也知道，而今眼目下，记忆是能够窝藏自由的唯一地方。但老窝藏在心中是否还是自由？为仁由己，我的自由为什么总要被别人的良心论断？我为什么老像卡夫卡《地洞》的主人公，在无边无际的恐惧中走不出？既然当初“无辜”非真，今天的作茧自缚未必不是虚妄？“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说到底，历史无序，命运靡常，三界唯心。
人到中年的我，不再气吞万里想要改变什么，只想老老实实面对自己的内心。这是我自己的事，没有任何别人可以帮忙。可是这样要求本身就包含着悖论。我看重内心自由、内心真实，可是缺少了表述，所谓内心真实也会渐渐萎缩。古人说，“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的学问。”西方人说：“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而自由则是勇气的果实”。真实的个人叙述难道不需要基本的勇气？长歌当哭，痛定思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痛”。那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苦涩，我这些年品尝得不够吗？
灵台无计逃神矢。只有正视1989，我才有内心的安宁。
没有什么现成取巧的捷径。我服膺着耶酥的教诲：“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为安妥内心、确认自己，并超度死亡的灵魂，我写下这些文字，记录一个“八九一代人”的心路历险和精神幽微，“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逝者如斯，自将磨洗；知我罪我，在所不计。鲁迅《野草？墓碣文》有言：
在浩歌狂热之际中寒
于天上看见深渊
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
于无希望中得救
——“于无希望中”能够“得救”吗？我不知。
2002年岁暮天寒中，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