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移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庾信《枯树赋》

一晃间,十三年过去了。

我从一个充满梦想的青年,变成一个步履沉重的中年人。

造化弄人,岁月抓不住。我想,或许该写点什么了。

关于1989,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个人记忆。对我来讲,意味着青春的逝去、理想的沦落、以及道德的斫伤。那年发生的事情,构成我命运和精神的转折,好像小荷甫出而泰山盖顶。

此前,我是自觉幸福的。青春是愚騃少年的乐园,何况我辈晚熟的人。本科毕业时,与同学齐唱“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预约着国家和个人的前程似景。当中学老师时,率领班上学生朗诵“所有的、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是怎样的热情、怎样的盲目。自以为是这个国家当然的主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任是怎样凋敝的现实都付之视而不见;即便缺衣少穿,秧歌总还扭得起来;对社会再有不满、发牢骚,后来看怎么都有精神撒娇的成分。恬然自在多少年,何曾领略人世的严冬?那年晴天霹雳六月飞雪,我的青春迷梦醒了。“万千风雨逼人来,世事都成劫里灰。秋老干戈人老病,中天皓月几时回?”

公理不敌强权。同学们,我们回去吧。

但对于我,事情才开始。

1989年7月16日,下午四点多,我在校保卫处被成都市公安局二处的人“收审”。随后送到西北桥附近成都木综厂一间不起眼的平房。房子分内外两进,外面住着5个“经警”,里边的我像铁笼中的猩猩。为什么抓我?起初不明白。“级别”那么高,更是受宠若惊。不错,学潮我是积极参加了。就像百川汇流大海,我卷入学潮没什么奇怪。但要说我卷入有多深、做了多少事情,总觉得说不上。自以为跟多数同学差不多,顶多中等偏上吧。记得有次组织人上街演讲,临行见一位化学系研究生匆忙留了纸条,给他未婚妻的,大意写我现在要出去了,万一回不来你就别再等了。……记得我当时心里翻起浪花。那时,我当研究生团总支书记,参加学潮一半出于价值认同,一半原因是被大家伙儿推动。但我毕竟不是那种全身心投入的人,更没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光凭这个,我不能成为“民运骨干”。有件事也能说明这点,那就是“六四”开枪后,一些比较懂事的同学担心“秋后算帐”,纷纷“走为上”,也有人劝我回家避避风头再说,我拒绝了。随后放暑假,几乎所有同学回家,校园里一时空荡荡的。我选择留下参加高考阅卷,想挣些外快贴补日用。不知那时一张大网正慢慢向我收拢。阅卷甫毕,各地调来的评卷老师还在校园里成群晃动,我就被“采取秘密措施”(他们原话)了。

抓我时,执行警察陈某出示了“收审证”、还有一份那年的国务院某号文件(没看清多少号),条条款款很多。我不知自己属哪一条,大概他们也不觉得有指明的必要。“去两三天时间,说清楚问题就放你。”谁知此去如入虎口,差点九牛拉不出。

首场审问,他们如临大敌。先是交代形势:“你们的”赵紫阳总书记正在接受审查;严家琪、万润南、陈一咨等被通缉;然后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不要负隅顽抗了。这让我有些啼笑皆非:怎么自己一不留神,跟那些大人物相提并论了?他们安排一个班的经警看我,上厕所都有人跟随,甚至问我“人民商场被烧,究竟怎么回事?!”一个普通学生享受到这般“殊荣”,使我断定他们“搞错了”。虚荣如我,甚至有种“无功受禄”的滑稽感。

很快明白怎么回事。

他们先采取迂回,问我这几个月做了哪些事;后来启发,我做那些是否受到谁的怂恿,比如那篇《关于时局的几点意见》(他们抄家时发现的,我没让任何第二个人过目)是否由大家讨论、由我执笔的?最后“图穷匕首见”,不再隐瞒什么了。抓捕我的第三天夜里,他们押我回校搜查学生寝室,我全部的文章、书信、笔记、日记……他们都一一翻检带走,连带跟“高尔泰”有关的一切都不放过:高与温元凯的对话修改稿(我誊抄的,有高老师修改字迹),我为《新启蒙》写的书评稿本,以及高老师写给我的信、便条等。书架上有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美是自由的象征》,他们也翻了又翻、掂了又掂,舍不得放下。那时,我再笨的人也不能不发生联想。又两天后一个夜里,专门来了两个处长(一为省公安厅的,姓李;一为市公安局的,姓孙),说要跟我“谈心”,以“同志”称呼我,说你不光要回忆、检查自己的问题,也要回忆、交代从去年到今年,高尔泰先生让你做过哪些事、私下跟你们说过哪些话等。总之“站在党和人民这边来,跟梁山好汉思想和资产阶级哥们意气彻底决裂。”我说敢情抓我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为了高老师?他们连忙封我的嘴:“封建社会才搞株连,你说我们公安人员搞株连?!”我一时找不出话来。可是,双方心知肚明,想必他们比我更明白?

这些年,陆续看了些书,也从网上看到若干文字。如郭罗基教授在一篇文章里写:

“……北京说:民主运动是‘极少数人操纵的’,所以,各地都要捉拿‘操纵者’。我没有被捉拿到,我的朋友高尔泰却在南京被捉拿去了。……高尔泰的研究生也是民主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有其师必有其徒。自由化的老师,培养出了自由化的学生;惩罚自由化的学生,又追究自由化的老师。”——这段话跟我有点关涉。因为那时,高先生带了十来名研究生,因“八?九”被抓的只我一个(师弟查常平被传讯过)。郭先生的这段叙述大体合乎实际,却不免有些笼而统之。我想准确地讲,我的被抓是沾了高老师的光。惩罚自由化的学生是因为他们要惩罚自由化的老师。1989年,成都这边闹得很凶,连人民商场都被烧了。他们要开脱自己,必须有个替罪羊。于是他们大胆假设、随后求证,就是这么回事。虽然从发生的时间顺序讲,抓学生在先、抓老师在后;可从事情本身性质讲,抓学生是为找突破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也。毕竟,抓先生影响相对要大得多,而一个学生则无足轻重,又能打草惊蛇。

“机警的人一见灾祸赶紧躲开;愚蠢的人上前受害。”我是何其愚蠢呢?《古拉格群岛》写道:“我国几十年政治逮捕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被抓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也就是不准备做任何抵抗的。”看来我是咎由自取了。自以为无辜,这是我的祸根。

如果说,“无功受禄”是一种变相的虚荣;那么同时该说,我所受的精神伤害更深、更重,可能终身都难以完全治愈。

他们冲着高尔泰先生来。我明白了这个,却还是交代了一些不利于他的事,是怎样令人不齿的背叛行径?!高尔泰,不仅是那时全国众多学子的思想导师、精神偶像,对我个人而言还是恩师。这样讲并不夸大。1987年我考硕士研究生,几门专业课在九十分以上,可外语成绩一塌糊涂。为“破格录取”我,高先生费了好大劲。进一步说,我们“高门子弟”从五湖四海来到狮子山,一方面当然是服膺、追随高尔泰的美学思想,谁说没有通过考研改善个人生活的成分?高先生纯粹出于“惜才”之心,超拔我于茫茫人海之中,他对我有较高的学术期待,那很自然;我对他有格外的感恩之情,也不奇怪。可是1989年夏秋的事情,不仅影响了我正常的学术前途,更使我的个人感情受到重创,使我的道德生命遭遇滑铁卢。

应该说,起初我是沉着、坦然的。自认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所做的那些加起来也够不上什么。甚至自恃有道义上的优势,面对他们有一种准英雄主义的感觉。但很快就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能否构成什么,不是我说了算的事,也不是“求仁得仁”的事。于是心底越来越没底。怎么描述呢?《古拉格群岛》里有段形象的话:“啊,从侦察员的办公室回头看我们过去的生活,它完全是另一幅面貌:它充满了危险,到处是真正的非洲丛林。而我们曾经认为它是那样简单。”——这是我真实的感受。自己“无辜”而系狱,使人想到每时每刻有更多的人被抓进来。那时,真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一味抗拒可能不行,他们说得很清楚了:“别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光凭我们掌握的那些,即使够不上法办,我们公安机关可以判你劳教几年。”我不知劳教与判刑有什么不同,容易接受“好汉做事好汉当”却不甘因“态度恶劣”而被劳教。那时,真正像一条被丢到岸上的干鱼,在阳光下翻晒着自己的所有褶皱。平日那些童言无忌的放言高论,现在发现虽然大家都在说,可没有人追究则已,一旦追究可吃不了兜着走。只有反复权衡:哪些事可以不说,哪些说了无妨,哪些不该说、但凭自己可能包不住?人性中的弱点和确实有的偷生心理,加上“囚徒困境”中那点可怜的“理性”,使我渐渐认定,只要有三个人(包括三人)在场的事都可能包不住。这一认定使我内心防守的“底线”被冲毁。

“一个内心对暴力未做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弱者。”

明知不该供、最终却还是供了的事:

5月下旬那次,我跟董志强陪高先生去川大(为了他的安全),同行的还有川师中文系另一女教师。不该供出“她”来的。我跟她打交道不多,算来总共三次:5月中旬,我跟胡继华到川师一些著名教授家征集签名(著名楚辞专家、八旬老人汤炳正教授二话不说,就往呼吁书上颤巍巍签了名。老两口的那份热切和对“他们”掩藏不住的愤慨,至今如在目前),高先生让我们签完后把名单交给她。我想她会有什么背景呢?可不能因她把高先生拖得很深。再就是我前边没有讲到的一个插曲:在高考阅卷场,我遇到了她,她跟我悄悄叮咛万一有人问起那次去川大,一定不能说出她,否则对你们高先生不利(当时我满口答应,内心并不认为真的会“有人问起”)。所以头几次讯问,我虽然讲了跟董志强陪高先生去川大,却只字不提及她。看得出办案人员的失望,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不能想了,最是痛苦难捱的时候,我供了。

供后天旋地转,大脑接近混沌,残存的意念是“死吧、让我死掉”,混沌中似乎听到鬼的啸吟。恍惚中,似乎看到敬爱的先生五花大绑,脸色铁青、踉踉跄跄被推进铁门,我的心都要碎了。自那以后,每梦到这一场景,我都悚然惊醒、从床上坐起。我该死、我有罪,我他妈不是人,不配活在这人世间了。大概从那时起,我有点尘念断绝、心如木石。头半个月单人关押,不能跟外面联系;后一个月移送宁夏街看守所,据说可以往外面写信。我也收到了两封女友来信,可一个字没有写出。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没有了亲人我会变得坚强。而且,我连自己的恩师都能背叛,通往亲情世界的门也活该关闭。索尔仁尼琴说:“应该在走进监狱时把留在身后的温暖生活置之度外。”可是我懂这个道理,不是太晚了吗?!

九月初,我被放出。后来听说,几天后高尔泰在南京被抓。我不知道自己的招供,多大程度上促成了高先生的锒铛入狱?

出来了,温度降到零下。

被释放时,女友到看守所门口等待。她自豪地讲,大家说我在里面是一条“硬汉”。不知她所说“大家”是谁、以及他们从哪儿听说的,我的心里只有苦涩。犹豫再三,我跟她讲事情不是那样。我说我不是李玉和那样的人,究竟是不是王连举自己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事实上不容易说清。加上那时心力交疲、已成惊弓之鸟,本能的做法是学习鸵鸟把头埋到沙土里去。但是此后十多年,我都不能摆脱这个问题的拷问。

可能上帝造人时,往每个人心中注入“文过饰非”的基因。所以,我想出于对自我的保护(为了精神卫生),说自己不是变节者。主要理由是“人的感情”并没有丧失殆尽。当我面对威胁、恐吓时,虽然惧怕了、动摇了、示弱了,似乎并没有不顾一切“从狗的洞中爬出”的冲动。即使有所交代,毕竟有所保守。有些事后来看不讲为好,他们会用它从别人那里套出更多,但我那时确实晕头转向、乱了方寸:没有经验、没有知识、无人商量,所谓“受侦察人的孤独”是那样刻骨铭心:白天晚上强光照射,闭上眼睛一片金黄。提审的时候,感觉整个国家机器像饕餮吞食;不提审的时候孤独得发疯,像铁笼里的狼转来转去。进一步讲,“硬汉”云云未必全无凭据。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我也沉着应对(得知我“出事”,母亲专门从老家赶来,她说看到“搜查证”上我的签字很镇定,就多少放心。要求见人,公安局的人跟她讲:“你的儿子很固执,你们应该劝劝他”);供出“她”来,固然有偷生心理、也有可怜的“囚徒博弈”:毕竟,那次川大之行起码六个以上的人在场(包括川大历史系某某,他已先于我在接受审查),我不说难保别人守口如瓶。而且,供认后听说“她”只被传讯过几次,似乎问题还不如我严重?这是我弄不懂的一件事;能否说明,我所造成的罪孽并不那么深重呢?(直到前不久,还有人讲:“即使没你,高老师也会被抓。”)我还想为自己辩解,说软弱不等于变节,像彼得不同于犹大。我想自己不是犹大像彼得,鸡鸣之前三次不敢认主。但是说这些,能够说明更多吗?!善与恶之间从来只隔一层纸,我也不知五十步与百步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我不承认自己是无信者,我呻吟着:“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可能从那时起,我常常哀切呼告上帝。可能上帝听见了?

借用郭罗基先生的话:“高尔泰被关四个月后释放,得了八个字:”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不能减轻我的负罪感。毕竟,案子和感情是两回事。一个案子如何了结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办案警察个人是否正直和愿意滥权(对他们而言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我深知);而且,本来波澜壮阔的八九民主运动不可能是”一小撮“”操纵者“所能煽起。而对我这样一个具体的人来讲,只能、也只应该忠实自己的内心。在专政的斧钺下,我的内心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我自己最清楚。所以,即使先生最终”有惊无险“,即令先生出来后并没有太责怪,我自己一直不能心安理得。这是真理:”只要良心有知,任何罪过都不会被人忘记。“

1989,我永远的失乐园。同为那场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别人尚有黄金理想可以希冀,而我,永远失去了成为幸福者的权利。别人可以无愧地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我能那样讲吗?凋谢的未必都是无罪的?“我,当然,本可以表现得更坚强些!”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

很长很长时间,我的头顶没有晴空、只有彤云。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有时觉得受不了,真受不了。只有一枝梧叶,引来多少风声?国家机器侮辱我,我又侮辱了自己。自侮者人恒侮,受到天谴难道不很自然?习惯了失败,习惯了隐忍,习惯了被摧残,“习惯”使我与一个虚无的后现代上帝订交,而收获更多的失败、隐忍、和被摧残。从1990到1994年,我的个人生活陷入困局。更致命的是,一度我曾放弃了自我救援。

有过一篇《虚怀是谷》,祭奠活死人的自己:

虚怀是谷。/怎样的谷?/升腾着蓬勃雾气的、云蒸霞蔚之谷。水天茫茫,潮起潮落。朝发的晨风吹拂着它。金色的利箭穿越着它。倦慵的安谧抚慰着它。慈和的暮霭重又呵护起它。

怎样的谷呀?/是科罗拉多大峡谷,这块陆地上最大的地缝?具备万物,横绝太空,巫峡千寻,走云连风?四海五洋的水都哗哗地流进去,却传不出丝毫的声响。哪里寻风声雨声读书声,还有初发者的脚踪,外星人的脚踪,神农架的脚踪,哪里寻?/是无肠国的臣民?时间之流如酒肉穿肠而过,留下了什么?/太上祖师,世尊,还是基督?

听惯了晨钟暮鼓,多少世纪以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只有那无眠的人有福了。那夜游的人死也不肯合眼,终于,有一次看到了/——是它,在夜半时分粲然开放、通体光明!

呵,虚怀谷,谜一样的谷。/传奇是万物之宗。出发时旌旗如云,启程的有九十九万九千人,抵达者有几人?无数的旅客饥渴而死不曾目睹它的芳容,更几人得宠,几人发疯?只那唯一的幸存者飞也似地逃离此地,报信说前头是绝望,无底的虚无。/看啦!谁从这里升起,谁从这里坠落?

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谷。无法可想无处不在的谷。自由谷,黄金谷。/虚怀是谷。

——一个非仙非佛的普通人到那种地步,只能说:废了。

那时,我不再想1989年的事,只想以遗忘为武器面对不可知。意识到这是一个没有隐私可言的土地,从此不再写日记之类,怕留任何的白纸黑字。好长时间我不写东西,不是他律是自律。但是莫说人不能永远沉浸于忘川的甜蜜,只这企图本身就使人难以摆脱昭昭天理的报复。“违天必有大咎。”我明白了人为什么会吸毒,也终于明白人不能依赖吸毒而活着。

经过4年的失语,我开始重新发声。写了一些书评文章,在全国许多书评报刊发出。书评云云,借他人故事抒发自己幽怀而已。1997年,整理《〈读书〉及世纪末的考古倾向——关于新历史主义、技术主义和〈读书〉定位等问题的讨论》时,加进一段议论:

假如是活人被打入冷宫、被封杀、被缄口,你可否说是“生不如死”,文物是不是也该这么讲?我们见到太多的怀旧,看到了老房子、老照片、古城墙,听到新排的“样板戏”,目睹《金光大道》、《艳阳天》重新出版,以及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叫嚷“青春无悔”。与此同时,我们难过地看到,许多往事的目击者、岁月的幸存者没有理所当然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他们中许多人“复出”后三缄其口,或许就永远地沉默了。像作家路翎晚年的精神状态,人称“精神者战土的大悲剧”,其实哀莫大于心死,那样的精神悲剧何止一、两出?!……

也曾胡乱思想:假如当初“豁出去”,又会怎么样?蹲几年劳教农场,现在也该出来了。损失的是生活,良心却保全完整。而现在呢,虽然个人生活算是不错,可自我感受却好不到哪里去。这里存在联系吗?一个人要过好日子非要典押他的良心?孤苦无依的时候,我不能不转向上帝。《圣经》上赫然写着:

“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

1989年,看到了许多平常难见的事。关了四十五天,秋季开学不久被放出,据说是校方几次三番派人交涉,说查不出什么就该放人。我相信,那时校领导是保护学生的,办案人员也没有太跟我过不去的意思(有一位“李科长”除外,我永远记得他的穷凶极恶。现在他大概退休了)。被关期间,除了精神施暴、饿肚子,戴了一次手铐,基本上没受皮肉之苦。这得感谢那位新调来的管教赵干事。正学电大法律专业的他比较书生气,把我这个“眼镜”跟其他刑事犯(其实在我那个监室,许多人是因学潮被抓来的,只不过他们身份是“社会闲杂人员”)区别看待。借他的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给我,说可以帮助你改造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再或少翻跟斗。那本书我看不进去(为了转移饥饿感,写了“古典意境说与英美意象派”的初稿,后来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但借书这件事情本身使其他犯人不敢把我怎么样。所以后来听说要放出去,我向他表示由衷感谢。他说:“不要谢我,要感谢法律。”我不知“法律”是否存在,内心总还是希望有某种可靠的东西。

这种侥幸念头没能维持多久。1990年春节回老家,一位某市检察院就职的高中好友来访。说起今年的遭遇,他提了几个问题便沉吟。我似有所悟,试探发问:“是否他们怀疑你有问题就抓,发现抓错了再放?”他微笑不语。我激动起来:“那、那、那他们太肆意妄为了,他们就不怕抓错人自己下不了台?”高中同学嗤之以鼻:“你?一个穷学生算老几?……”天眼开了,我五雷轰顶,安全感从此坍塌了。还有几桩事:关押期间,公安局某处长“谈心”,言谈间对“改革开放”颇有不恭,这是我以前想不到的。报纸上说全国人民拥护改革、历史不可能开倒车等,我现在倒觉得国中别有国,如果有人铁心再发动一场文革,未必能够遇到多少有效抵抗。还有就是,“六四”不久,传说北京某大名鼎鼎的美学家向一位达官显要下跪,啼泗滂沱、惟求免死。小道消息,未知确否,却使我对整个中国“知识界”有“一地鸡毛”之感。最使我惊心的一件事是:收审前半个月,我在木综厂由“经警”看守。这些小伙子多从部队复员不久,农村出身、不失淳朴,对我的“落难”不无同情。有一次,他们来了一位战友喝酒。我在铁窗里头,听他们议论同乡某某“立功”了,可能要送到军校会被提干。“我他妈不走运,”其中一位脸红脖子粗说:“我他妈晚复员一年就好了!这次我们部队也去北京了,我去不弄个立功、提干才怪。”“对、对、对!”周围一片附和声。

天眼开了,一片狼籍。“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从此体味行路难。

此前我有许多的梦:学术的梦、政治的梦、圣贤气象等等。说得好听是“理想”,说得不好听是“野心”。经过了1989,我跟众多人文主义者一样梦断升平。相对于80年代,9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了,我则是边缘之边缘。1990年毕业时,大学生找工作普遍困难,我这种背景的人难上加难。记得当初入校时,系领导专门谈话,要求毕业后留本校服务,可“此一时、彼一时也”。高先生释放不久,写了许多介绍信、推荐信帮忙,可“泥菩萨过河”能起多大作用?走投无路中,西安、南京、徐州、无锡、常州、上海、杭州……跑了一大圈,虽有热情的相助(杨乃乔、尤西林等),更多的是碰钉子。最后,蒙同监难友的父母帮忙,一家与学术、文化没多少关系的畜牧单位接收了我。饭碗有了,书进了储藏室。对于“学术”,我越来越力不从心。官学腐败,私学难为。虽至今“过侯门而大嚼”,毕竟心境变了。

政治更是不祥物。关键时刻的表现,使我认识了自己。个人履历的污点和道德生命的缺陷,也使我对预约中的黄金时代忐忑不安。这里也有个过程。“八?九”刚过不久,尚保持一定“阵营感”,以为凭着对“1989”的态度足以划分人群为“他们”、“我们”。可过不了多久,就发现阵营的虚妄。因了历史渊源和立场的接近,我对若干不失为优秀的知识者持有好感,愿意跟他们交往。可事情并不简单。他们疾恶如仇见微知著,自认是光明的化身而你是黑暗的变形,使我心惊肉跳之余,明智地选择息交绝游。“脱得朝中朋党累,法门依旧有戈矛”,无话可说无法可想。人心隔肚皮,感受最有不可相通性。不管怎么说,就像阳光下的薄冰,“我们”最终陷落了。陪同陷落的是安全感和温暖。此去经年,纵是良辰好景虚设,更何况凄风苦雨。有时彷徨:就算得到了自由,却失去了生活世界。有时颤栗: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有时愤激:现在我尚可苟活,一旦“他们”得势,可能只有逃亡他乡了。1998年,四川民主党人刘贤斌来找我(他被判13年),我说: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也不认为民主只是“民运人物”的事。他理解我的心情,也尊重我的选择。为此,我对他有敬意。

越来越觉得,善恶的问题很难讲,中国问题也不是在朝、在野那么简单。混沌与有序,谁能说得清?古人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主张“早晚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我对这些话发生了共鸣。奥斯威辛何处来?来自人心的墓窟(这样讲,不是取消政治民主化问题)。

十一

我还活着:有知觉、会呼吸、能走动。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火烧。”这是龚自珍的心病。我的心病也需要心药医治。都说大风能使小火熄灭、而使大火燃得更旺,我可能属于小火吧?但我想,处身黑暗的人,可能对阳光更渴求、也更珍爱?

1989年,许多人睁开了眼睛,很快面临“睁开眼后怎么办?”的问题。秀才遇上兵,有理又如何?许多人选择了逃亡,更多人重新闭上眼;要不“誓将去汝,适彼乐土”,要不,心惊胆战、三缄其口。许多人黯然无声地死去,更多的人活着却比死人还黯哑。众中俯仰、和光同尘,有多少贪欢、多少无奈、多少悲辛、多少艰难?不是说没有亮光,而是说仅有的蜡烛能照亮多大的地面?不是说没有美好,美好的故事像山涧野花自开自落。人非金石,岂能无惑;静言思之,躬自悼矣。梁启超氏曾讲,身为中国人何其苦楚:“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这也是我难以逃避的场景。备受天谴的民族,完不了的心死故事。有时屈指细算:我们这些人,或心死于1949,或心死于1957,或心死于1989.我辈六十年代生人,以前嘲讽、怜悯、“恨铁不成钢”了多少前辈啊。现在,轮到更年轻的人嘲讽、怜悯、“恨铁不成钢”我们了。更年轻的一代啊,你们能否积聚、能否教训,能否重整旗鼓、前赴后继,能否不至于伤心重唱前朝曲,避免再次斫伤、再次分崩离析的命运?

“一身之遭逢,其小者也,盖亦视国家之运焉。”

十二

“难道真挚的爱/将随着船板一起腐烂/难道飞翔的灵魂/将终身监禁在自由的门槛?”二十多年前那“解冻”的日子里,一位我所喜爱的女诗人自问自答:“我终于明白了/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我对墙的妥协,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

我明白了什么?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覆覆中追问,弄清希望是亚琴海的女妖希望也是好东西。“睁开眼后怎么办?”诚然是问题,闭上的眼睛总不能让它一劳永逸。造化弄人,生命不会满足沉睡;向死而生,是人就得不断自我确立。耻辱和死亡是我们生命的原罪,自由也是生来挥之不去的东西。为人很难摆脱它们,摆脱只是一片虚空。记得1989年夏天,民主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高先生跟我们发过“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感慨。我理解他的心情。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何况我们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昔年移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中国人对生死再漠然,又如何做到“五百岁为秋、五百岁为春”?我们有什么理由做出一副死相,说希望只是娼妓、那吃不到的葡萄太酸等等?1989诚然是一言难尽的故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在我,就是忘不了那挥汗如雨的青春,忘不了那个春夏之交“小偷罢偷”的故事,也永远记住了那个臭名昭著的社论——“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哦,希望!忍不住思忖:比起十三年前,今天的希望多了还是少了?

很喜欢一首歌词:“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而对“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覆覆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有保留。平淡从容固然真,反复追问为什么就假?除非生命被连根拔起,“存在”永远不是单一的主题。天地之大德曰生。既然我们一息尚存,那,有耳的为何不听?有眼的为何不看?玷污的衣服为何不动手洗净?

十三

“思考吧!从你的苦难中做出结论。”

现在,我能够相对客观、冷静地看待那次经历。索尔仁尼琴,这位了不起的前苏联作家坦承:“恰恰是从我自觉地降到底层,并感觉到自己两脚站到这个布满石块的牢固的共同底层上的那一天,才开始了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代,这些年代最后形成了我的性格特点。如今,不论我的生活还会发生什么向上或向下的变化,我都会对自己在埃克巴斯图兹形成的习惯和观点信守不渝。”——对那次的地底旅行,我持类似的看法。在那以前,我是这个社会的“底层”,可自己并不那样看,过于饱满的“主人翁精神”好比蒙汗药。说严重点,二十多年我“生活在别处”。那个风炎土灼的夏天,我的“人民”迷梦醒了(现在,“人民”一词让我觉着血腥),从天上看见深渊,同时醒来一个真我。热情固然减少,轻狂也在剥离。更重要的是从那种上古冰川式的麻木中苏醒,而对蛛丝马迹的苦难有了感应的能力,对自己忠,对别人恕,这难道不是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圣经》言“凡事都当造就人”,此之谓也?

心病须得心药医。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有病,讳病忌医说到底是对于恢复健康没有信心。不是吗?一方面,囚徒生活给人的精神造成严重损伤,甚至造成情感的冷漠、智力的瘫痪(索尔仁尼琴说,“对许多人说来,逮捕对于这种私人感情和眷恋的伤害,可能要比监狱的恐惧或政治思想强加于他的强烈得多”);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所发生的一切都被包裹得很深。国家机器固然挤压人性、残害心灵,被挤压、被残害者何尝没有与“机器”达成默契?就说我自己吧,释放时,办案警察让我在指控我“书写反动文章”的释放证上签名,可并没有把那释放证给我一份。我心有疑虑,却不敢跟他讨要。那位好心的干事也反复叮咛:“这里看到的一切,出去后别跟人讲。”于是我很长时间讳莫如深。久而久之,甚至对有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恍兮惚兮。失去的不光是勇气,还有叙述事实的能力。于是在历史中,近乎没有了这些事实。就此而言,可以说我与我的毁尸灭迹者为伍。又一次,我“无辜”成为自己的敌人。

“……记住/最强烈的抗议/最勇敢的诚实/莫过于——/活着,并且开口”。

十四

我知道,在今天中国,“1989”还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字眼。我也知道,而今眼目下,记忆是能够窝藏自由的唯一地方。但老窝藏在心中是否还是自由?为仁由己,我的自由为什么总要被别人的良心论断?我为什么老像卡夫卡《地洞》的主人公,在无边无际的恐惧中走不出?既然当初“无辜”非真,今天的作茧自缚未必不是虚妄?“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说到底,历史无序,命运靡常,三界唯心。

人到中年的我,不再气吞万里想要改变什么,只想老老实实面对自己的内心。这是我自己的事,没有任何别人可以帮忙。可是这样要求本身就包含着悖论。我看重内心自由、内心真实,可是缺少了表述,所谓内心真实也会渐渐萎缩。古人说,“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的学问。”西方人说:“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而自由则是勇气的果实”。真实的个人叙述难道不需要基本的勇气?长歌当哭,痛定思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痛”。那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苦涩,我这些年品尝得不够吗?

灵台无计逃神矢。只有正视1989,我才有内心的安宁。

没有什么现成取巧的捷径。我服膺着耶酥的教诲:“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为安妥内心、确认自己,并超度死亡的灵魂,我写下这些文字,记录一个“八九一代人”的心路历险和精神幽微,“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逝者如斯,自将磨洗;知我罪我,在所不计。鲁迅《野草?墓碣文》有言:

在浩歌狂热之际中寒
于天上看见深渊
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
于无希望中得救

——“于无希望中”能够“得救”吗?我不知。

2002年岁暮天寒中,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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