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初一个阴冷的日子，我踏上了北去京都的列车。在这列时速高达110多公里的动车上，我的心绪一如窗外阴寒的天气和被列车抛向后面的枯树荒草，阴郁而烦杂。
对北京的认知，在我从懂事到现在人生的40多年里，经历了童年不更事时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崇拜，青年时期的羡慕向往，成年后听到它就有锥心之痛的演变。
少小时渴望一见的情愫，一是源于环境——无处不在的标语和那种氛围。我上学的第一堂课，学习的第一篇语文课文，就是“毛主席万岁！”。其后的十几年学生生涯里被灌输进脑子里的东西，几乎无不与共产党、毛主席这些“人民的大救星”的英明伟大有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解放那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世界人民，是我的同代人童年时毫不质疑的理想和憧憬——而把我们拯救并指明方向的，就是那个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神一样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时，北京在我心里，就是圣城，就是人间的天堂。直到89年“六四”后被关进看守所，我还幼稚的认为共产党在理论都是正确的，社会的不公不正和“六四”大屠杀等，只是党内的“坏分子”所为。对北京的向往，还源自长辈们晚上在煤油灯下对我讲的有关北京的故事里。杨家将誓死报国喋血幽州的故事，每每听得我血脉愤张扼腕长叹。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北京的认知，又添加了一些历史的情感。义和团拳匪肇始的八国联军攻陷京城；戊戌六君子的慷慨就义；起兵幽燕的朱棣诛杀方孝孺的灭十族；1976年对“四五”运动的镇压……等等与北京有关的事件，使我在向往北京的同时，也隐隐感觉到北京隐含着太多的罪恶和灾难。但这毕竟是过去和孩童时的事情。北京在我的脑海里蒙上墨黑的色调，是在“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竟然调集野战军屠杀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以后每当思及北京，脑海里同时出现的就是对惨烈的“六四”大屠杀的记忆，以及中共建政后和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罪恶。这些刻入脑子里的信息，早已串联成链条与北京焊接在一起，每每接触到北京的信息，就会勾起心中的隐痛，痛楚而难以平息。
但是，北京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的一个存在，童年的记忆搅合着成年后的感受，不时撩拨着我见识一下，这个与我走进监狱进而脱胎换骨关联着的城市的念头，使我不时地冲动着、希翼着。
这两年，我的心理承受力空前的脆弱，20几年的抑郁终于成症，求医问药难治标本，煎熬之中想起北京的从事心理医治的朋友康玉春——这个命运与“六四”和中国民运关联着的朋友，一定能用他的妙手使我解除病痛康复回春，这又加强了我见见北京的理由。
一，有朋在京不亦说乎
13时38分，北京南站到了。走出检票口左右一望，阔别多年的朋友王金波及一面之识的朋友欧阳小戎，就在前面接站的人群中。快步上前，王金波已扬起双臂疾步走来，几年思念在拥抱和相视中化为心中的喜悦融融。抱过小戎拉着手还不及寒暄，金波、小戎给我引见旁边一个一直笑眯眯看着我们的中年人——这是李海。久闻李海名字，没想到在民运朋友中鼎鼎大名的他，就是眼前这个黑瘦和气甚或带有少女羞涩气质的汉子。
本文作者张铭山与王金波（左）
李海生于1954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干过砖瓦工人，1978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任教于北京中医学院，曾是康玉春的哲学老师，1988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硕士研究生，1989年“八九”民运期间任北大筹委会外联部长。1990年因组织纪念“六四”活动，被关押北京海淀看守所200多天。再后，1992年跑遍全国为“六四”难属送捐款的同时，搜集各地因参与“八九”民运而被判刑者名单并送达国际组织被判刑9年。
初到北京，一切给人目不暇接的感受。北京这个中国的第一橱窗，确实是宏伟亮丽。不说那宽敞洁净的街道，摆设于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袭人眼球的商场酒楼，但只那洁净的小店酒肆，快捷的地铁公交，就足以显露首都的大气。
我们4人吃过午饭，又在地铁里转来转去，转眼就是傍晚时分。晚上随朋友就座一餐馆，席间气氛很是活跃，我一面与王金波闲聊着，一面倾听着刘荻女士与欧阳小戎的“自由主义”之辩。李海一会儿参与他们的辩论，一会儿又搀和我和王金波的聊天，使得两处气氛均不至于冷淡。在这边吃边谈间，一个身材魁肥的汉子笑嘻嘻的一步一晃地走了过来——康玉春到了。
这个我初次见面的康玉春，虽然小我一岁，但已两鬓苍苍。康玉春1989年积极参与学运，1992年不顾当时政治高压参与胡石根发起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组建，被判刑17年。当时获得硕士学位任北京安定医院医师的他，因入狱失去工作，现在北京一所医院任编外心理医生。康玉春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11年多的监狱生活和出狱后经历的若干跎磋，揉进了他花白的头发里，刻入了他额前的皱纹里。
本文作者张铭山与康玉春（右）
康玉春询问了我的病症，又安慰了我一番，约定第二天到他所在的医院检查后，匆匆离去。席终人散，我与欧阳小戎晚上就宿李海家。
二，拜访师长
早上李海出门回来，悄声嘱咐小戎和我过会儿再走，就匆匆离开。原来，门口外边在我们不知觉间已布上便衣。随后，小戎领我也匆匆离开。还好，有惊无险，出来大门不久，便不见便衣影子了。
又是坐车倒车，10点半左右到了刘京生先生居住的小区。李海打过电话，刘京生先生从小区出来，领我们到一家快餐店坐下，边吃边聊。刘京生，中等身材，黑瘦略显苍老。这位“79民运”的老将，曾与著名异见人士魏京生并肩呼吁呐喊的民运3“京生”之一，也已是近60岁的老人了。刘京生先生生于1954年，1978年积极参与民主墙时期民主运动，是民刊《探索》杂志的编辑之一。1992年因与胡石根、王国齐、康玉春等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被判刑15年。刘京生先生出狱后靠母亲接济和稿费为生。
吃过中午饭已是下午1点多，刘京生先生带我们拜会了于浩成先生。知悉于浩成先生的大名，当“感谢”共产党的“洗脑”改造。1991年，我在山东省北墅劳改支队直属队服刑时，我们这些因涉“89”民运服刑的在押人员，成天“被学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件。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于浩成、戈扬、刘晓波、胡平、苏晓康、魏京生……，这一连串犹如灯塔的名字，就是在那时印入我的脑子里景之仰之的。
于浩成先生原名董葆和，是世居北京的满族人，受父兄影响自少年起就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随后从事共产党地下活动并被吸收为党员，1943年进入晋察冀边区任抗大二分校文化教员，1945年任《晋察冀日报》编辑。1946年至1976年，于浩成先生因率直的个性和对真理的坚守，经历了一系列运动的冲击。1978年任群众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随后被选为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等一系列职务。1985年，因对中共若干问题率直批评，被迫辞去群众出版社社长及总编辑职务。1986年应聘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教授兼名誉所长，随后又任法律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1989年因同情支持“八九”民运被中共冠以“黑手”帽子，被开除党籍关押一年半。1994年至2005年赴美讲学。于浩成先生是中共体制内，因坚持真理正义被打压的良知之一。他们为真理正义不惜放弃既得名利的行为，令人敬佩。
到于先生家时，正值先生午休。于先生的夫人把我们让进书房，随后于先生也一面打着招呼一面从卧室过来。对人和蔼的于先生面色红润，虽已年愈八旬，但从他言谈举止看，依旧思维敏捷行动利索。拜会于先生1个多小时，我们告辞。于先生送我近年在香港晨钟书局出版的书《风雨鸡鸣》。《风雨鸡鸣》收录了于先生客居美国期间的部分怀旧文章，书中的人物都是于先生的好友旧识，或因坚守良知抗争中共暴政，或因被中共视为异类，而经历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各种运动摧残冲击。他们的遭遇，是中共治下知识分子因坚守良知抗拒邪恶而惨遭整肃的写照。
本文作者张铭山与于浩成（左）
随后，小戎陪我看康玉春医生。康玉春详细询问了我的病症，调整了我现在服用的药物以及注意事项。晚上就宿康玉春家。
三，走过长安街
北京其他朋友们各有事体，小戎这段时间比较悠闲，是以他全天陪着我东走西逛照管我的食宿。在京几日，小戎不但全天候陪从，吃饭坐车都是他买单，让我心里很是不安。
初识欧阳小戎，是在2010年春夏之际。那天巧得很，我从建筑工地请假回来，正在承包地里忙活着，忽然接到小戎电话，他已到临朐县城。我赶忙找了辆面包车，赶到小戎等候地点。说来好笑，我虽久闻小戎大名，但从没与他有过片言只语的联系，更不用说见面。我读过小戎很多文章，每看到他隽秀细腻的文字，我总是猜测，这个年轻的诗人，应是白净高挑的身材容貌，清秀削瘦的脸上配一副得体的近视镜，走到那里都是鹤立鸡群的样子。见面方知，小戎容貌上不是我想象的奶油小生的样子，黑瘦的面容有神的眼睛，棱角分明的五官，高挑结实的身材，透露出他百折不挠的气质。
欧阳小戎是云南腾冲人，1999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昆明、上海的几家公司任工程师。2005年辞职，成为自由写作者。2006年因在高智晟律师事务所做志愿者被软禁；2006年在青岛写作期间因接触民运朋友被遣返软禁。欧阳小戎身上，洋溢着中国人少有的那种类似“十二月党人”的悲悯的情怀，他视真实正义如同阳光空气，对自由的崇尚渴望自然就过度到对民主建构的关注上来了。这不，欧阳小戎从接触异议人士，到为民主自由鼓与呼，一步步走进异议群体，被中共打入“不可接触”的另册里。
欧阳小戎
吃过早饭，小戎提议到颐和园走走。坐车到颐和园，小戎快步上前买上票领我进去。
走过东堤、十七孔桥，登上万寿山，彳亍东门内长廊，映入眼帘的比比皆是皇家曾经的奢华和气势。只是各色景致随着岁月的侵蚀，显得斑驳陆离，在冬日衰草残雪的映衬下，更显过气的颓废朽败之态。我和小戎边走边聊，不时地停下来观赏歇息。聆听着小戎介绍的颐和园故事，徜徉在曾是皇家独占的颐和园如花景色之中，惬意舒畅。从这个因皇帝起意，靠民工人抬肩挑构筑的人工景点，不难印证人欲壑难填的本性。乾隆为母亲祝寿个人之私，耗费448万两白银，始建颐和园。慈禧为娱晚年，不惜挪用海军经费210万两，重修颐和园。颐和园曾毁于英法联军，慈禧不鉴，挪用海军经费，又成了后来清朝海军全军覆没的原因之一。以一人之私欲，置兆亿人于苦难之中，欲何其炽也，心何其毒也。
本文作者张铭山在颐和园
游罢颐和园，我与小戎乘车去长安街。到长安街走走，看看当年北京人曾经用血肉之躯抗暴的主要战场，缅怀死去的英烈，安抚一下骚动了20多年的心中悲情，是我到北京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走出地铁出口，沿长安街东行里许，街南有一栋大楼。相传，当年戒严部队沿街杀戮行进经过这座楼时，愤怒之极的楼上居民，用家里的家什抗击那些全副武装的军人，有人甚至把当时贵重的电视机都扔到街上。这栋楼随后被戒严部队的军人用枪弹打成蜂窝状，楼上居民伤亡情况不详。现在楼房已修缮一新，当年的境况已踪影全无，有得只是知情人心中存留的印记了。我与小戎边走边看，试图搜寻到当年的痕迹，但没有看到一丝一毫的影子。唯一发现的一个石头上的小洞，仔细一看只不过是天然的造化。
本文作者张铭山在北京长安街
前面是军事博物馆。这里是当年北京市民阻挡戒严部队推进的主要地点，大量的军车曾在这里焚烧。中共曾把军车被焚指责为“暴徒”所为，也有人披露为戒严部队或中共便衣所为，是中共为镇压寻找借口制造的栽赃事件。“六四”事件的诸多谜团，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真相大白。
再往前就是木樨地。木樨地立交桥，是戒严部队主力38军开进天安门的咽喉之地，也是北京市民阻挡戒严部队的最后防线。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曾在这里用隔离墩公交车阻挡行进的戒严部队，但血肉之身又怎么阻挡得了配备着坦克装甲车的凶残的军人？阻挡军人杀人的北京市民，有得被枪杀，有得被中共政府判刑甚至枪决，被中共称为“暴徒”；杀人的军人“立功”受奖，被授予“共和国卫士”。天理何在？正义何在？
本文作者张铭山在北京长安街木樨地
再往前走，就是天安门城楼及广场了。经过安检，进入广场。北望天安门城楼，红色城墙金色琉璃瓦，给人富丽堂皇的感觉，但在广场和附近现代建筑群落的映衬下，又给人以诡异的感觉。首都应是首善之地，作为首都象征的城楼和广场，应是善的符号，应是善中之善的处所，但这里发生的一切却与善绝缘。毛泽东在这里发动过殃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镇压过“四五”运动，邓小平更是变本加厉调集野战军镇压学生运动，酿成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天安门成了罪恶之地，罪恶的源头。
本文作者张铭山在天安门广场
长安街，美丽的外表下面遮隐着多少见不得阳光的罪恶！多少鲜活的生命湮灭在你的时空里？多少母亲的眼泪流进了你这无情之地？多少伤者的肢体成了你道路上的尘土？
走完长安街，也就了却了初见北京的心思。本来想拜访丁子霖、刘霞、江棋生、赵昕等人士，但北京两会召开在即，局势又紧张起来，只好作罢。晚上上网看到茉莉花行动公告，虽然我当时认为这是有些朋友搞笑，但考虑中共一贯的敏感，他们必定如临大敌，我如继续留在北京会给朋友们带来很多不便，也就决定尽快回家。
再见，北京的朋友！几天的相处，朋友们的情意让我心里暖融融的。告别，北京这个邪恶之地，20几年过去了，它仍使我伤感悲愤。
回家第二天，“国保”请“喝茶”。原来，北京等城市很多人不顾警方警告走上大街“散步”，这些人大部分是“80”后、“90”后青年。这让挣扎在中共制造的红尘迷雾中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
我很高兴，就凭这件事，我也没有理由抑郁下去！
2012-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