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赫鲁晓夫下台的悲剧，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悲剧。尽管他一再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但改来改去，总摆脱不掉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在高度的集权制和集体化之下，无论如何改革，也不可能提高生产效益，改变落后面貌。
1964年，中苏大论战到了白热化程度。中共连续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矛头直指苏共最高领袖赫鲁晓夫，在国际政坛掀起了一阵阵强烈的冲击波。就在《十评》的初稿已经基本定下来的时候，传来令人惊喜的消息：10月14日，苏共中央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通过决议，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10月16日，苏共中央正式发表赫鲁晓夫下台的公报。巧合的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也在10月16日爆炸成功。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不再以论战形式发表《十评》。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给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画上了句号。
赫鲁晓夫的下台，伴着中国原子弹的爆炸，使整个中国沉浸在一片喜庆之中。毛泽东高兴地说：“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前一句是说，赫鲁晓夫下台;后一句是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那么，赫鲁晓夫究竟是怎样下台的呢?中国老百姓纷纷流传说，中国的《九评》太厉害，把赫鲁晓夫批下台了;原子弹爆炸把赫鲁晓夫“轰”下台了!《红旗》杂志的社论说，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大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遭到人民的反对，把他推下台了!
但是，1964年10月16日苏共《真理报》头版刊登的中央全会公报却是这样说的——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今年10月14日举行了全体会议。
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请求。
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对于公报上说的“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的原因”，自己提出请求辞职一说，世界舆论根本不相信。凡是熟悉苏共党内几十年权力斗争内幕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冠冕堂皇、自欺欺人的理由。路透社报道：“西方观察家们对于官方提到赫鲁晓夫的健康状况不好这一点感到迷惑不解。在赫鲁晓夫两星期前去高加索休假之时，看到过他的记者们说，他看来精神很好，而且身体也很健康。”芬兰电视台评论员说：“如果赫鲁晓夫是自愿辞职的话，在宣布时会庆贺和赞扬他的工作。”美联社说：“如果年迈体弱是他退休的唯一原因，或者哪怕是主要原因的话，他完全可以作为领导集团的一员留下来。”
那么，赫鲁晓夫下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赫鲁晓夫从1953年执政以来，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改革成功的，发展了国民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改革失误的，得罪了大批党政官员，为自己的下台埋下了祸根。
赫鲁晓夫最早的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他来自农村，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作为最高领袖，他不停地深入农村、工厂，调查研究，了解人民的疾苦。当他看到社会主义搞了40年，人民还在艰难困苦中生活，甚至还不如沙皇时期的时候，他深深地感到内疚。他意识到斯大林模式高度统一的集体化涣散了农民的积极性，于是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取消国家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给集体农庄和农民以更大的自主权;取消农产品义务销售制，改为农产品采购制;采取各种办法，减轻农民负担，用广开门路、多劳多得的办法，刺激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生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赫鲁晓夫领导苏联人民大规模开垦荒地，多种玉米，大量的处女地得到了开垦，获得了好的收成。农民的家庭副业也大有发展。到1957年，困扰苏联几十年的粮食问题得以解决，许多副食品，如面包、牛奶、肉类的匮乏已经不复存在。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尽管对赫鲁晓夫批评大跃进感到十分不满，高调予以反击，但他多次在讲话中表示，赫鲁晓夫使苏联农业生产得到恢复性发展，比斯大林搞得好。
过去几十年，苏联的日用品相当匮乏。赫鲁晓夫感到，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在他的坚持下，生产出了电动剃须刀、电子表、打火机、人造毛皮、合成纤维等。有些日用品苏联不会制造，他到美国访问回来，就把美国客人赠送的手表交给莫斯科钟表厂，令其仿造。他经常接见那些急于赶到莫斯科的西方商人，希望借助他们的技术和设备为苏联服务。意大利企业家马里诺季应赫鲁晓夫的请求，为苏联建立了第一批人造纤维工厂。就这样，“锦纶防水布”织物进入了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
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弊端重重，使苏联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斯大林模式的政治体制更是专制僵化，效率低下。为了挽救社会主义事业，赫鲁晓夫以大无畏的气魄和超人的胆识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
改变干部结构，限制干部特权。他力主所有干部都要熟悉科学，要干练、内行，有才能，而不是“没有学识的草包”。他执政的10年里，全国区党委书记以上的干部，85%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同时他还规定了干部的任期制和换届选举制，各级党政组织每年要更新其中的三分之一，彻底废除干部的终身制。他还废除了中央委员、州委书记等高级干部的种种“津贴”，撤销了秘密疗养院和休养所，限制了高干用公车公款旅游等特权。
赫鲁晓夫作为一个政治改革家，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兄弟党关系的前瞻性、开创性和务实性，在国际上无与伦比。他通过长期观察和调查研究，不断调整原来不合时宜、脱离实际的政策。坚决摈弃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僵硬、对抗的外交路线，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以及“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国内有人抵触，在国外也有人反对，尤其是遭到中国人的强烈批判，斥之为背叛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但这“三和”思想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最终成为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主流思想。
在冷战气氛笼罩全球的时刻，他第一个在社会主义阵营鲜明地阐述了战争可以避免的理论，修正了列宁“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观点。他第一个到最大的敌人美国那里进行访问，看到美国家的强大、人民的富裕，反思自己的差距，不断调整改革的思路。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他承认并清晰地阐述了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和道路的多样性，批判了必须遵循单一苏联模式否则就是“修正主义”而要被革出“教门”的看法。南斯拉夫被斯大林视为社会主义“叛徒”，多次予以打压。赫鲁晓夫当政时主动到南斯拉夫进行访问，承认南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九评》中就有一篇《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赫鲁晓夫的改革使死气沉沉的苏联有了活力，使国际共运走出了低谷，无论后人对其有怎样的负面评价，但这一点却是无法抹杀的。然而谁能料到，连赫鲁晓夫本人也想不到，他的改革功勋却正把他推向失败的深渊。
19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访问英国，英国首相丘吉尔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先生，你想搞大规模改革，这很好，我只是劝你不要过于匆忙。过深渊不那么容易，不是身子一纵就可以跳过去的，搞不好会掉进深渊!”
赫鲁晓夫对此不以为然，却不幸被言中。由于改革的失误，由于他个人的性格，由于反动派的反对，赫鲁晓夫最后从权力的顶峰跌进了痛苦的深渊。
对于公开向党和人民揭露斯大林的黑暗、平反冤假错案、反对个人崇拜和专制，原本是顺应党心民意、符合人性法理的事情。他认为，如果不搞一个彻底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决定，不陈述大规模镇压的详细情形，就意味着欺骗党，愧对后人。他说：“以后青年人会问，你们当时为什么沉默?我们怎么回答他们?他们会怎样对待我们?只求保护自己，不想负责任?不为同志们的牺牲感到痛心?”尽管他身上也有污点，也有可能受到指责，但他能襟怀坦荡地承认过去。当他在20大做《秘密报告》时，有人站起来激烈地质问他：“从前你是斯大林最信任的人，现在你又来控诉，你不觉得不好意思吗?”赫鲁晓夫回答：“我已经醒来了，还能再昏睡吗?”
然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必然要牵涉到那些曾经是斯大林路线的坚定执行者而现在仍居高位的人，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他们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看作是在他们的名誉上抹黑，看作是一笔勾销党和人民所做的一切。正如他们所说：“我们将会受到责难!党有权要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发生的事情负责!我们那时也处在领导地位，我们仍旧要为此受到惩罚的!”
这种害怕受到惩罚的心理，这种对自己不光彩的历史讳莫如深的态度，这种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立场和保护自己特权的惯性，使他们反对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反对进一步清算30年代的暴行，从而也反对拨乱反正、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措施。
他的一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也发生失误。在改革中，忽而急速推进，草率上马;忽而又全面后退，失去驾驭。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使下面的人无所适从，产生厌倦情绪。例如，在一些适宜地区垦荒种植玉米获得丰收后，赫鲁晓夫头脑发热，指示到处“垦荒”，结果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粮食歉收。为了显示垦荒的巨大成就，他让所有的公共食堂免费供应面包和饭菜，农民可以放开肚皮吃，结果造成了严重浪费。例如，他被在改革中取得的一些成绩冲昏头脑，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目标，许下了难以兑现的诺言。他声称，在1961——1970年间，苏联“将在社会居民的产品方面超过最强大和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到198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他的这些改革类似于中国大跃进的盲目浮夸，但由于及时收缩和调整，没有造成大饥荒的灾难。
虽然赫鲁晓夫为苏联的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种种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总的来说，这是他领袖生涯中最薄弱的地方。
在科学文化方面，赫鲁晓夫为成千上万的科学家、理论家、学者平反昭雪，以朋友的身份邀请各界知识分子来家便宴，十分关心教育和科技事业，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文化专制相对消失了。他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护。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逐渐疏远了知识分子，不能始终如一地以谅解、友谊、宽容的心态，与思想文化界水乳交融。他喜欢自充内行，以为有了地位就有了知识，时常对作家、艺术家的作品评头论足。他看不懂一位抽象派雕塑家的作品，就粗暴地吼道：“这是什么东西，还不统统扔到茅坑里去!”他对一本他从未读过的小说《生存与命运》，只是听了别人的评论，便蛮横地宣布：这部小说再有250年也不能出版!
就这样，赫鲁晓夫在下台前，跟不少知识分子差不多吵翻了，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支持。
赫鲁晓夫在军队问题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欠妥的做法，遭到了军队的反对。斯大林的许多亲信在斯大林去世后仍执掌军权。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却没有在部队进行广泛地宣传，未取得全体官兵的支持;对斯大林的亲信也没有及时调整。为了实现战略重点的转移，赫鲁晓夫提出了全面裁军、削减军费的措施。本来是正确的决策，但由于操之过急，遭到了不少官兵的抵触。最严重的失误是，他为了掌握军队，居然以莫须有罪名，解除了曾对他在政治上以巨大帮助的朱可夫元帅的国防部长职务，又把斯大林时代的几位老元帅全部解职，安插自己的亲信。所有这些，引起了部队的反感。
一位哲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赫鲁晓夫的上台和下台就与他的性格密切相关。他性格中的优点，就是天生具有敏锐的头脑，敢作敢为，雷厉风行，精力充沛，具有实干精神，富于责任感和同情心。缺点是太过自信，刚愎自用，主观武断。而作为领袖的地位，又是一个“放大器”，它可以把优点加以放大，也可以把缺点加以放大。当他当了第一书记执掌最高权力之后，尤其是在大力改革取得一定成绩之后，他的一些性格缺陷进一步“放大”，给他的改革事业和政治生涯带来了悲剧。
一些正直之士敢讲真话，对赫鲁晓夫的缺点和改革措施提出批评意见，赫鲁晓夫却本能地讨厌这种有独立人格、有不同意见的刚正不阿的人，喜欢那些曲意奉承的人。例如知识分子出身的谢皮洛夫虽然是赫鲁晓夫提拔的中央书记和外交部长，但他却不会迎合赫鲁晓夫。而是公开批评他的某些错误做法，仗义执言。赫鲁晓夫对此十分反感，逐渐疏远了他。
再如，赫鲁晓夫虽然猛烈地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后来也欣赏这一套，抵御不了别人对他的吹捧。当一些别有用心的小人用“列宁格勒的灵魂”、“活着的列宁”这些献媚的话语包围他时，他不但不反感，反而感到舒服。这就难免重蹈覆辙。
赫鲁晓夫这些性格弱点和政策失误，人们开始是容忍，继而是不满，最后是公开抗议，进而逐其下台。
1957年，赫鲁晓夫的改革就受到党内一批保守派的反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一批元老就逼着赫鲁晓夫辞职。幸而广大党员、群众、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军权在握的朱可夫元帅坚决支持赫鲁晓夫，这才挫败了党内元老的阴谋。赫鲁晓夫化险为夷，反过来又把这些元老打成“反党集团”。
赫鲁晓夫在政治上判处了这些企图造反的元老们的死刑，但却没有像斯大林一样从肉体上消灭之，而是给了他们生存下去的条件和权利。到了1961年苏共召开22大，进一步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同时对那些造反的元老们做了进一步的清算。他的政治声望达到了顶峰。此时，可谓异类尽除，地位益固，大权在握，舍我其谁!
他不曾料到，一只巨大的黑手正在向他悄悄地伸来!他头脑有些发热，不知道省察自己，反思改革，反而一意孤行，我行我素。
1964年4月17日，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迎来了70岁生日。中央委员会发表贺词，各报刊纷纷刊登照片;中央主席团授予赫鲁晓夫“苏联英雄”称号，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宴会，列宁格勒大街尽头的金属架上高高地竖起了赫鲁晓夫举手致意的全身肖像。赫鲁晓夫陶醉在全国一片热烈赞颂之中。
1964年9月30日，生性好动的赫鲁晓夫忙里偷闲，在米高扬的陪同下，离开莫斯科去黑海之滨度假。
他的政治对手们趁机加紧活动，策划推翻赫鲁晓夫的活动。
其实，早在年初，苏共中央和主席团的不少人就开始酝酿倒赫事宜。其中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伊格纳托夫最为活跃。他周游全国，四处联络，组织反赫联盟，并与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等人秘密串联，商定倒赫之计。但赫鲁晓夫不以为意。当伊格纳托夫的警卫戈柳科夫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一绝密情报透露给赫鲁晓夫，并告诉他，反对他的人也包括克格勃的首脑谢米恰斯内时，赫鲁晓夫还是不以为然，认为谢米恰斯内和波德戈尔内是绝对可靠的，不会干这种事的。他的盲目自信和大意，毁掉了他。
赫鲁晓夫一离开，苏共中央主席团就趁机召开扩大会议。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和谢列平，一致提出要赫鲁晓夫下台的问题 ，并详细商讨了具体的做法：
监视赫鲁晓夫的行踪;窃听赫鲁晓夫的所有的通讯;对他的家属、亲信的行踪也要跟踪，以防走漏风声，打草惊蛇;
争取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克格勃首脑谢米恰斯内的支持，防止出现第二个“朱可夫”，吸取1957年失败的教训;
抓紧争取人多势众的中央委员会的支持，避免1957年赫鲁晓夫利用中央委员会反败为胜意外事件的发生。为此，他们趁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将各地的中央委员紧急召来，向他们了解情况，传达让赫鲁晓夫下台的理由和做法;
控制舆论宣传工具。在1957年的6月事件中，莫洛托夫等人在作出驱赫的决定后，要把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撤销赫鲁晓夫一切职务的决定在《真理报》刊登，在塔斯社广播，但主管宣传的官员却不买账，拒不执行命令。他们根据当时的体制回敬莫洛托夫说，我们不归中央主席团管，而归第一书记及其机关管，要发表你们的决定，请拿出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的亲笔指示来!这一次，政变者当然变聪明了。他们事先把《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和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哈尔拉莫夫打发到国外出差;赫鲁晓夫的女婿、《消息报》总编辑阿朱别依，以及分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伊利切夫，都被“安排”到外地出差;
另外，安排不太可靠的中央委员、元帅、将军，以及赫鲁晓夫的亲信，以各种各样的公务离开莫斯科，有的是去参加五花八门的庆祝活动，有的是到其它地方视察，有的是被关心去医院、疗养院。
克里姆林宫戒备森严，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10月12日，主席团召开会议，一致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并决定，马上召开中央全会，由苏斯洛夫在全会上做中心发言，声讨赫鲁晓夫;内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第一书记。
一切准备就绪，单等赫鲁晓夫回来，自投罗网。
10月13日，上午，赫鲁晓夫正在黑海的度假别墅里准备设宴招待法国国务部长帕列夫斯基。忽然，他接到苏斯洛夫打来的电话，通知他立即赶回莫斯科，参加中央委员会，讨论农业问题。在电话中说：“在这个问题上领导层出现了分歧，不能再拖了。”赫鲁晓夫有点不高兴地说：“这个问题不急于讨论。此外，我在度假，而且也需要休息。我是第一书记，中央开什么会议，怎么不征得我的同意?”
苏斯洛夫不软不硬地说：“书记同志，如果您不回来，我们也会在您缺席的情况下照常举行中央全会。这是列宁的个人服从集体的原则。”
赫鲁晓夫闻听此言，心头一阵怒火翻腾，正要发作，勃列日涅夫也打来电话，催促他即刻返回莫斯科。缺了第一书记，怎么召开中央全会呢?
赫鲁晓夫压住怒火，恨恨地答道：“那好，你们派飞机来接我!”
派来接赫鲁晓夫的是一架军用飞机，而不是他的私人飞机。到机场迎接他的，只有克格勃的首脑谢米恰斯内。赫鲁晓夫要求送他回家，但机场警卫拒绝服从，并告诉他，事先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
赫鲁晓夫一下明白了：全会讨论的绝不是什么“农业问题”，而是另有图谋!
赫鲁晓夫一走进会场，就感到气氛不正常。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还有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几位州委书记。列席的人都是自己的反对派。
会议由赫鲁晓夫主持。他的开场白还未落地，那几位主席团委员便急不可耐地向他猛烈开炮。紧接着，与会人员一个个站起来揭发批判，历数他的罪状。
赫鲁晓夫立即站起来，一一予以反驳，并反过来指责他们。只有米高扬一个人支持他，说：“赫鲁晓夫和他奉行的和平政策对党来说，都是重要的财富。如果不经过周密的考虑就抛弃它，那将是不明智的。”但没有一个人附和他。赫鲁晓夫起初还要召开中央全会，幻想能像1957年那样得到中央全会的支持，反败为胜，出现奇迹。然而，他环顾一下四周，几乎都是他的反对派。那次是掌管军队的朱可夫动用空军调来了中央委员，使自己反败为胜;而现在掌管军队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竟然成了反对派，还能指望谁呢?那些中央委员也一定都被他们拉过去了，怎能反败为胜呢?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仍然不同意“自愿退休”。激烈争论了一天，没有结果。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继续进行。
赫鲁晓夫昏昏沉沉回到家里，内心感到极度的痛苦。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让他猝不及防。他自认为，我一心为国操劳，为人民谋福利，犯了什么罪过，竟要被逼下台?我的的一系列改革即便有失误，也是工作方法问题，何以遭此打击?为何会遭到这么多人反对?他想不通，他满腹怨气，时至深夜，依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想到会议上那些愤怒的眼睛和声讨的声音，心头一阵冰凉。他已经明白，自己大势已去，任何抗争都无济于事，不可能出现1957年反败为胜的奇迹了，再也没有回天之力了!他终于打电话给老朋友米高扬，凄然而痛苦地告诉他：“既然他们不要我了，那我也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接着，赫鲁晓夫抑着满腔悲愤，写了一份“自愿辞职书”。
第二天上午，主席团继续开会。只要赫鲁晓夫“自愿辞职”，事情就好办了。会议一致选举勃列日涅夫为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大权易手，开始召开全会，彻底清算赫鲁晓夫的罪行，并作出决定了。下午，经过充分准备的苏共中央全会召开。会议由米高扬主持，勃列日涅夫致开幕词。赫鲁晓夫出席了大会，始终保持沉默，一言不发。苏斯洛夫在会上做报告，首先列举了赫鲁晓夫六大罪状：第一、搞个人崇拜，证据是仅1963年一年，他的照片上中央报刊多达120次;1964年前9个月，达140次。而斯大林在世时，极力搞个人崇拜，一年登报的照片也不过10多次。第二自充内行，到处训人。第三、说话随便，态度固执，独断专行。第四、搞乱了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下降。第五、制定和推行了错误的价格政策和畜牧业政策。第六、农业上瞎指挥，反对轮作制，命令解散农庄，农场。另外还有任人唯亲等错误25条，可谓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对于苏斯洛夫的指控，赫鲁晓夫气得满脸通红，双拳紧握，但他努力克制住了自己。这位敢于用皮鞋敲打联合国桌子的斗士，这位敢于揭开斯大林盖子掀起滔天巨浪的勇士，此刻好像被禁锢了。他十分明白，任何辩解只能招来更猛烈的责骂，甚至是残酷的迫害。
随后，全会根本未经讨论就一致通过了“赫鲁晓夫因年事已高和健康欠佳离职”的决定。
苏联人对赫鲁晓夫被解职，有些人感到恐惧，不少人幸灾乐祸，而大多数人则是漠不关心。然而与国内平静、冷漠相反的是，世界舆论却是一片震惊，尤其是欧洲共产党对此感到遗憾和意外。而唯有中国共产党对此却是额手庆幸、惊喜异常!
现在看来，当年赫鲁晓夫的倒台，其实并非我们的《九评》太厉害，穷追猛打将其打下台;也不是我们的原子弹爆炸将其炸下台。而完全是苏共中央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根本原因是赫鲁晓夫一系列改革得罪了一大批权贵;改革的失误导致国民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他撤掉忠心耿耿的朱可夫元帅，搞不合时宜的军队改革，失去了军队的支持;他的简单粗暴、主观武断、率性而为的工作方法，更是失去了众多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才是他倒台的根本原因。
赫鲁晓夫下台的悲剧，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悲剧。尽管他一再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但改来改去，总摆脱不掉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在高度的集权制和集体化之下，无论如何改革，也不可能提高生产效益，改变落后面貌。还有，他主张破除干部终身制、年轻化，而自己已经执政11年，年届70，却还抱着终身制不放;按照西方的民主宪政和选举法，自己已干了10年两届，也该下台了。体体面面合法下台，何来无限烦恼?
赫鲁晓夫1964年在“十月政变”中下台，在家中又度过了7年抑郁痛苦的“退休”生活。虽然时时受到当局的各种限制和压抑，但在国际上依然享有崇高的威望。1965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时，就提出要看望赫鲁晓夫(因官方阻挠，未果)。1969年4月，赫鲁晓夫75岁生日，收到了全世界许多著名人物的贺电。法国总统戴高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等都向他表示生日祝贺。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因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终年78岁，被安葬在新圣母公墓。墓地上安放着一尊赫鲁晓夫的铜质头像，底座由一半白色一半黑色的大理石组成。于是人们称之为“黑白相间的墓碑，功过参半的人物”。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人民对赫鲁晓夫的评价越来越高，那就不是“功过参半”，而是功大于过。尤其是他在迷雾重重的年代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揭开斯大林黑幕的盖子，为无数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改变了苏联历史的浩然壮举，受到原苏联人民世世代代的敬佩和感念。一位曾经在大清洗时代蒙受不白之冤的妇女，不顾当局的忌讳，在赫鲁晓夫的葬礼上致辞说：
“我以几百万无辜受害者的名义向你深深地鞠躬，请接受我们真诚地谢意。我们知道，您为恢复历史的公正付出了怎样坚毅勇敢的努力。对此我们将永志不忘，我们的子孙将千秋万代地记住您的恩德。”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