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果真要“原罪”,原罪重点一定不是个体,而是机制。简而言之,如何不让我们的财富机制陷入这种积累——剥夺——破坏——再积累——再剥夺——再破坏的恶性循环。

题记:

众生皆有罪,你我皆同谋——《圣经》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

原罪(originalsin)的概念来自基督教,是由教父圣奥古斯丁(StAgustine)从创世纪及罗马书勾勒出来的。基督宗教认为任何人天生即是有罪的,他们的罪先天的来自其祖先——亚当与夏娃误用自由意志去行恶,偷食了禁果。上帝给予人自由意志,人有能力选择善和恶,而人类祖先亚当夏娃运用自由意志,选择了错误的方向,由此人与完美(神)的关系开始疏离,这就是原罪。

2001年好莱坞发行过一部由班德拉斯和大嘴美女安吉丽娜·朱丽主演,迄今看来都堪称经典的电影《Sin》(原罪)。当然,引进中国时,影片中诸多镜头都因过于劲爆而被剪掉。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多姿多彩的古巴。腰缠万贯的咖啡业大亨路易斯并不相信所谓的爱情,他决定迎娶与他素未谋面的邮购新娘—美国女子茱莉亚。但是他被眼前新娘的美貌震惊,并爱上了这个素未谋面的女子。但茱莉亚并不是一个单纯女子,她的目的是路易斯的万贯家财。曾是孤儿的朱丽和孤儿院里一起长大的男友比利合伙骗取了路易斯的所有存款。当路易斯找到朱丽时,她告诉他自己打算和比利一刀两断,和路易斯好好生活,所以把钱全部给了比利。但是内心的罪恶一旦被放逐,却无法说收就收。比利伪装成侦探处处跟踪着他们。心底善良的路易斯一点点套上了心灵的枷锁。朱丽无法摆脱比利的胁迫。她不得不再次欺骗路易斯。也许是为了怕比利伤害自己,也许是为自己的邪恶的心灵找一个理由,在逃亡的路上,她渐渐看到自己狡诈而阴险,而路易斯在感情上却那么单纯无畏。她不想伤害至爱着她的路易斯,但她又无法摆脱比利的威逼利诱。内心的痛苦令她坐立不安。终于路易斯无意中发现了她和比利的一切。他竟然愿意让朱丽完成比利的计划:杀死自己。他痛快的饮下了朱丽给他下了毒的咖啡,并告诉她:不管怎样,他都是爱她的。后悔不及的朱丽没有及时救到路易斯。当比利追上他俩的时候,朱丽亲手杀了比利。

影片最后一段是一个亦真亦幻的温馨画面:在异国摩洛哥,女人们翩翩起舞的房间里,朱丽走向一个赌桌。而桌旁的四人之中的一个,就是路易斯俊朗的面孔。他说,他愿意为了爱四处流浪。

在剧情最后烟雾迷离的声色场景中,我宁愿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虽然,也许连导演本身也不知道应该用真实还是虚幻来解释这一切。但是,有些罪恶可以宽恕,有些终是无法原谅。比如,比利的贪欲。

原罪的重点,不是惩罚,而是救赎!

《圣经》约翰福音里也记载了一个有关救赎的经典故事: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

Jesus said to them: He who is without sin among you, let him cast the first stone ather。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Forgiveness,not punishment。Forgivenessis the sweetest revenge。宽恕是最好的救赎。

格隆经常在思考下面几个问题:

于一个个体而言,财富到底因何而来?又因何而去?

于一个国家而言,财富如何被创造?又如何被破坏?

如何能一直做一个富人?如何能一直做一个富国?

我不知道2015年在其他人脑海中留下的是什么,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无疑就是各种牛人各种出事:或出国不归,或失联,或被抓,诸如此类,其名下数量惊人的财富也往往烟消云散,令人唏嘘。这其中很多是资本圈大名鼎鼎的。老实说,抓人太多,我已习以为常,但还是难免惶惑。2015发生了太多事情,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这个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这个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些人出事的原因,几乎无一例外,都涉及其过往财富积累,也就是发家过程中的瑕疵或者违法违规,这被俗称“原罪”。他们中无疑有很多是罪有应得。

但,问题只是他们的?与我们无关?我们的眼睛绝不能只盯着这些“问题”富豪,应当越过他们,认真地探究一下他们成长的制度环境。如果这种财富“原罪”需求是个案,那当然是个人问题。但如果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很可能是整个社会的财富观、财富创造与分配机制出了问题。

撇开财富源头的“合法”与否不谈,财富“原罪”,其本质上就是一种财富被剥夺和重新分配的路径与方式。如果这种“不劳既可获”的“打土豪、分田地”方式在社会分配思维里挥之不去,甚至根深蒂固并成为隔一定周期就来一轮的“时尚”,那么,这个社会的财富创造模式也一定是畸形的:既然财富朝不保夕,无恒产,自无恒心,则谋取财富的方式当然也会尽量追求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期暴富,铤而走险甚至以身试法也就成为更理性的选择。

我们这个社会在财富机制上犯过太多的错。

我们一度仇视财富,从建国初期近乎癫狂的“越穷越光荣”,到哪怕是人人追逐财富的今天。凤凰财经刚做过一期“中国人财富观大调查”:你怎么看待财富?高达65%的人认为“财富有原罪,只有品德败坏的人才可能巨富”。从凤凰财经的调查看,中国社会的仇富心理定势已形成,中国的富豪在老百姓的心理上普遍遭到排斥,中国的富豪并未因为获取了巨大财富而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不仅在老百姓的心里最没地位,甚至遭到老百姓的蔑视。那个被誉为“民主斗士”的台湾人李敖甚至认为:中国的富豪99%都是刑事犯罪分子!

当仇富成为一种时尚,其文化宣导暗示是:财富都是不干净的。你能富有,必有猫腻。哪天被剥夺,也就顺理成章。

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人人都只敢闷声发财,无人敢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去创造财富。而且一旦得到机会,人人都会很乐于去剥夺他人的财富为己有。

其实我们人人渴望富有,仇富也不是中国从来生而有之的。格隆读高中时期的万元户是所有人艳羡并夸赞的对象。如果鼓励和保护这种创富之风,以中国人的勤劳吃苦,中国在全球何止是今日之地位。

除了仇富,我们甚至剥夺创造财富的权利。曾记否,50年代,农民没有土地,没有私产(这个词怎么听怎么别扭。财产天生不就是私有的吗?不是私有的,算神马财产?),这与经济学意义上经典的农奴定义(人身与土地剥离,无私产或只有少量私产,无迁徙自由)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连乞讨谋生的权利都被剥夺——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谁出村去乞讨,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民兵连就把守在村口,全国大批人活活饿死。70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自己养个鸡都会被抓起来治罪。

这些事情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怎么看,怎么荒谬绝伦?你能相信,我们整个社会,竟然就这么一本正经地集体过家家一样,用了三十年时间这么折腾财富创造和积累这个严肃的课题?

事实上,追逐和创造财富是中国人自古的乐事。在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是不谈主义,只谈财富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2100年前的《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句话,其完整原文是: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人生而有富裕的权利,有免于恐惧、贫困和愁苦而生存的权利!这是天赋人权!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伟大的经济学家,是因为中国自古就是私有制,这种机制下,每个中国人个体都是最聪明的实践经济学家。

中国过去两千年的强大,也正是基于这种发乎自然的财富创造和分配机制。

如果真要“原罪”,原罪重点一定不是个体,而是机制。简而言之,如何不让我们的财富机制陷入这种积累——剥夺——破坏——再积累——再剥夺——再破坏的恶性循环。

历史上,中国的财富一轮一轮创造,又一轮一轮消耗和毁灭。从项羽火烧阿房宫开始,一代一代的农民起义,把财富涤荡干净。流寇张献忠,曾经让天府之国只见虎狼。而这些农民当政后,做派丝毫不比前朝好。砸了孔老二,以上帝教起事,倡导男女皆兄弟的洪秀全,入主天京后,后宫的美女超过2万。而那场称为天平天国的起义,也是冷兵器时代人类最大的一场屠戮与浩劫,中国全国死亡人数超过1亿。曾国荃破天京后,杀戮三日,伏尸百万。湘军劫掠的大量财富被运回湖南,也引致近代三湘人文物盛,“一部近代史,唯湖湘人为甚”。

这种历史轮回,真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该扼腕。

个体的原罪,是用来原谅的,Forgivenessis the sweetest revenge。集体与机制的原罪,则是必须记忆并加以惩罚的——绕路是绕不过去的,该还的债,一定要还上。不能让一个集体,一个民族,永远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前行,那是不可能走远的。我们会继续陷入那种创造——毁灭——再创造——再毁灭的财富怪圈。事实上,文革离我们并不远。没有经过救赎的每个中国人内心都有一个剥夺致富梦,这就是重庆“唱红打黑”闹剧会在21世纪的阳光下堂而皇之上演甚至获得众多掌声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一些极其偶然的事件,谁敢说重庆模式不会大面积推开?

格隆一个朋友在重庆,他30年打拼的财富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只是因为他公司的某个雇员过去曾经犯过罪。

阶级斗争早已离我们远去,那种按财富把人分为不同阶级并从肉体上予以打击,并剥夺其财富的方式已经是过往的历史,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从机制上保证整个社会的财富累积与分配机制是正常的。

换而言之,如何形成一个良性的财富循环机制?靠剥夺财富,必然是无法产生真正的财富积累的。哪怕我们今天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也只是美国90年代的水平。

最核心的要件是承认产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无恒产者无恒心,在一个不承认产权的社会,在一个私产随时可能被剥夺的社会,谁也不会有安全感,更不会有良性的财富循环机制。

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市场经济的规范也是严重缺失的,资本的积累完全脱离了市场逻辑,如强迫劳动、圈地运动、猎奴与海盗行为以及凭权势强占、抢劫等。早期资本主艰难的法治化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公然的剥夺、洗钱过程,整个社会都心照不宣,但凡经历过这一“野蛮”时代而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这段历史无不噤若寒蝉,不忍重提。因此,资本主义积累较晚的一些国家都极力避免重蹈这段历史,如亚州的四小龙,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市场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以严格产权作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以严格执法来消除资本积累过程中任何不按市场逻辑办事的不法剥夺、投机行为,以廉洁的ZF运作确立整个社会诚实守信的发展环境。正是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富豪们在国家税收的快速增长中堂堂正正地当上了资本家。

另外,这种产权保护,必须是彻底的,普适的,一致的,不排他的。之所以要强调彻底、普适,是因为某种程度上,穷人的打狗棍,远比富豪的财富更容易被剥夺。

这就是为什么格隆对很多垃圾媒体经常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所谓“钉子户”挡路报道无比反感的原因:我的陋室,我的产权,我爱搬不搬。纽约哈德逊河畔美国十八届总统格兰特陵墓旁并排着一个5岁平民小孩圣克莱尔的墓地,你觉得是不是就必须无条件搬走?但那个墓从无人去动它,因为那块地200年前就是圣克莱尔家的。美国前总统里根在拜谒格兰特墓地时,做如下表述:“虽然小男孩只是一位平民的后代,但他也应享受和总统一样的待遇。因为,他的墓地是属于他的私人领域,是永不可毁灭的,谁也没有理由剥夺他安卧在自己领域的权利。”

还有,你就那么自信,哪天那条路不会通向你的房子?按龙应台的说法,你是愿意推土机开过来的时候,停下来与你商量,还是直接压过去?

皇帝陛下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但进我的茅舍,必须获得我的同意——这是19世纪初一个法国农民对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的拿破仑·波拿巴说的一句话。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个不单适用于人,更适用于财富!

讨论完机制,我们回到人,回到文章开头那个结尾亦虚亦幻的电影,回到文章开头那句题记:众生皆有罪,你我皆同谋——《圣经》。

1935年的一天,时任美国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在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的庭审。被指控的是一位老太太,当法官问她是否认罪时,她说:“我那两个小孙子饿了两天了,这面包是用来喂养他们的。”法官秉公执法地裁决:“你是选择10美元罚款,还是10天拘役?”无奈的老太太只得“选择”拘役,因为要是拿得出10美元,何至于去偷几美分的面包呢?

审判刚结束,人们还没散去,拉古迪亚市长从旁听席上站起,脱下自己的礼帽,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向在场的人大声说:“现在,请各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所支付的费用,以惩戒我们这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社会。”法庭上一片肃静,在场的每位,包括法官在内都默不作声地捐出了50美分。

这就是著名的”拉古迪亚的拷问”:一个人为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

财富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人和机制。宽恕人的罪,原社会与机制的罪。我们必须学会哪些是需要宽恕的,哪些才是需要惩罚和纠正的。

或许,我们可以听听胡适先生上个世纪初的经典论述:“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来源:格隆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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