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治运动要在当代得到真正的转型,其根本在于有维护自己权利的公民,有思想自由的政治空间,有为自己利益奋斗的个人,它区别于群众社会的为话语所操纵的个人,利益与权利得不到保障的个人。

中国建国以来与改革开放之间的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最为鲜明现象就是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从镇反到社会主义改造,到反右、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贯穿毛泽东时代的始末,可以说,一部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就是政治运动的历史。改革开放后,政治运动的身影还时不时显现在政治舞台上,虽然失去了以往政治运动的血腥气息,但还深深地影响着国人的生活,严打、反腐、八荣八耻、唱红打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显现着政治运动的特征。深入探索建国以来政治运动的逻辑,分析它的本质与影响,是认识当下中国政治治理转型的必要所在。

政治运动在政治学中属于政治动员研究的范畴,在中国,具体表现为各领域群众运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群众运动都被认为政治运动。人们把政治运动定义为一定的政治主体在短期内通过动员的方式来达到特定的政治目标的政治活动,它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以广大群众的支持为基础,以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为手段,在真理上标榜自己的正确、宣布反对者的死刑,在政治运动中一切原有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都被毁灭,呈现出一幕幕荒诞恐怖的政治戏剧,直叫前人挽泪、后人叹息。

一、规训与惩罚——政治运动何以必要

法国现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的两个主要功能就是规训与惩罚——对被统治者的身体、话语进行规制,而对于那些敢于反抗统治之人则施以惩罚,身体上的监禁、鞭笞或消灭。作为手段的政治运动不能不含有权力的这两种特征,对于被统治者或者现在与潜在的反抗者,规训与惩罚是两种必要的手段,以此来取得绝对的权力,建立没有威胁的统治,这是政治运动的首要出发点。

镇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倾、文化大革命是典型的以取得权力、建立统治为目的政治运动,它们都以消灭一定的反抗者或威胁者为现实标的,不论是反革命分子,或是反动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右派、汉奸工贼,本着死而无害的原则,先杀为儆。当然,身体上的消灭是最为原始的惩罚方法,也是历来最为广泛使用的手段,贯穿政治斗争的始终,快捷方便简单,除此之外,下放、批斗、劳教、监禁等惩罚方法林林总总,形成全面的身体惩罚体系。在身体上否认反抗者之外,从思想话语上也要给予否定,两种否定方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与身体惩罚体系一起构成全方位的惩罚体系。被惩罚者也就是暴力的作用对象在受到身材上的惩罚时,同时也会在思想话语上给予惩罚,太凡在斗争的中失败的一方,反革命分子、阴谋家的罪名也会随之而来,同时,原来拥有真理者也会从真理代表的身份中跌下来,背负“叛徒”、“汉奸”、“工贼”的名声。同理,所谓思想路线的斗争也是政治斗争的前奏,在大跃进中的“反冒进”与“反反冒进”的思想斗争,成绩与错误的思想路线的斗争即反映了政治上的斗争,斗争中胜利的一方当然会把自己的话语标榜为唯一真理,而自己也会成为真理在人间的代表。政治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真理与权力的结合,统治者不仅是权力的拥有者,同时也是真理的拥有者。

对于权力的反抗者与威胁者当然施以惩罚当然是最重要的手法,另外,对于广大的群众,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其规训到政治权力的约束之中,规训的手法当然与惩罚有所区别,规训的最好手段是思想规制与话语管控,而身体的规制是一种补充的手法。从历次的政治运动看来,最为充塞人耳目的就是一系列政治话语,例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炼钢铁”、“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打倒刘少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等,这些话语所体现的是说话的人——即话语权力的所有者——所拥有的地位与权力,而谁说的话正确,谁是说话者,谁是听话者,都与其所拥有的权力相关。话语体现了绝对权力,绝对权力掌握着话语,谁若是对领袖话语有异议或是诋毁,便是对领袖权力的挑战行为,同时,广大的群众作为听众,其理所当然的义务就是绝对遵守领袖的话语,复述领袖的话语,对领袖的话语奉若经典。在这样的情况下,复述领袖的话语就是对领袖效忠的体现,统治者在对人们的话语的规训中取得正确的权力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领袖的话语或者说是统治者的话语往往会包含着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方面,比如,林彪可以被说成是最亲密的助手,也可以被说成是反革命分子,这其中的意义完全在于让政治话语者通过适时言说达到让自己永远正确的目的。

通过对于权力的反抗者与威胁者进行惩罚以及对被统治者的规训,统治者成功地在社会上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权力体系,个人淹没在国家这架权力的机器之中,国家也由这些聆听话语的个人所构成,当权力的机器运转起来之时,个人的身体就在这架机器之中被要求、被运动、被吞噬。历史的进程呈现出领袖说话、群众聆听的效果,这其中不乏时不时夹杂着某些反对的声音,然而这些反对的声音也会消失在异口同声的汪洋之中,并且被归入真理的对立面之中。

二、群众社会的诞生——政治运动之下的国家景象

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作用,国家最终达到一种理想的景象,那就是群众社会的诞生。群众社会是区别于公民社会的一种状态,在阿尔蒙德对三种政治文化的分类中,它接近于臣民政治文化,但又比臣民政治文化更为纯粹,臣民政治文化的主体是服从君命的臣民,而群众社会的主体则是被同质化了的特殊主体——群众。

群众最为鲜明的特征即是组成群众的个体没有自己的意识与利益,个人意识淹没于群体意识之中,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说:“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采取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①]群体心理的显著特点是从众心理,群体之中的个人接受群体的看法是不加思考的,群体的意识即代表了正确的意识,任何与群体对抗的想法都会被视为异端而被排斥。

在大跃进中,许多一线官员明明深知粮食产量不够,但还是对“共产主义社会”深信不疑,不加反对,甚至大名鼎鼎的学者钱学森也作文表示粮食量产能上万斤[②],万亿群众无一人能质疑共产浮夸风,终于酿成三年饥荒的悲剧。相对于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则更为深重,它不仅仅是经济或社会的损失,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与思想的灾难。在群体意识的驱动下,一切“牛鬼蛇神”都在伟大领袖的号令下一扫俱空,无论是真的“牛鬼蛇神”还是假的“牛鬼蛇神”都被打碎,曾经的王侯将相、功臣战友、路线思想,都化为乌有,留下的只有信仰坚定的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卫兵们。他们情感真挚、勇气有嘉、青春年少,时刻准备着消灭一切来犯之敌,或是“汉奸工贼”,或是“苏修美帝”,他们因为紧跟了领袖的步伐,聆听了导师的教诲,便分享了一部分的真理,以真理为武器,时刻为捍卫真理而斗争。

群众是长于毁灭而短于创造的群体,他们一股不受约束的洪流,时刻准备着冲垮一切,是无可匹敌的力量,个人与异端都会在冲击之下失去身影。但他们却不是创造者,他们拥有的只是热情与理想,却远离思考与理智,正常的社会秩序无从建立,有的只有领袖号召、群众响应的极权体制,在此种体制之下,凡举个体的自由、言论的开放、文化的进步、思想的产生、科技的进步都无从谈起。

群众社会的产生是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因与果的两个方面,同时也是相互支持的两方面。具体来说,在这历次的政治运动,镇压反革命是政治上清除异端的开端,思想改造是清除个性的开端,社会主义改造是经济上统制的开端,各方相互联系,成为一个不可分开的完整体系,而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与文化大革命便一次次把这种极权体制推向高潮,而在此体制之下,作为绝对统治之下的特定民众——群众就诞生了,群众的诞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事件,群众社会是臣民社会的升华,以往“天王圣明、臣罪该诛”的话语在这里变本加厉,从君与臣之有限对立变成领袖群众一体,群众被剥夺了言说的权利,言说成了领袖的专属能力,而群众也在此体制之下充盈着坚毅的目光坚定信念、建立天国、扫除一切。

三、政治运动的未来

总之,政治运动以取得绝对的权力,建立没有威胁的统治为标的,以群众社会的产生为后果,政治运动所扫过的地方,留下的只有无声的灾难与无数人的痛苦,在其身体上遭受困苦之时,同时还会在真理上加以否认,这是极权主义统治最为完备的状态。中国遭三十年政治运动之害,到今天,其身影还深刻地影响着现今的政治舞台,人们虽然已经早已无心于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但仍然生活于各式各样的口号之下,向人们展示着一番别样的景象。

狂热的政治运动与领袖的超凡人格有关,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衰落与此有关,但当领袖的神话被打破,人们的神志归于清醒,政治运动就很难有容身之所。在现代中国,在具有超凡人格的领袖成为过去的今天,为了维持政治权力的运行,政治话语这一工具继承了领袖人格的某些作用,来维持政权之合法性,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象征,与共产主义信仰、伟大历史一道述说着统治的正当性质。因此,无论是八荣八耻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规训群众的政治话语,统治者通过政治话语来检查自己权力的有效性,而政治话语又反过来支持统治者的权力,因此,凡是统治者所说的都无比正确,凡是被统治者所说的都必须是统治者所说。不是统治者在说话,而是话语在述说统治者,只要在统治地位,那么他所说的话就因其地位而成为真理,反而不是说其说的话有多大真理性质。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政治话语就呈现一代统治者说一代话的情况,因为话语已经成了统治合法性来源的一部分。

在当代中国,如果人们仍然是四十年前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群众的话,那么政治运动就仍有生存余地,然而可喜的是,人们的思想已经历史的浪潮所洗涤,处于自我意识的觉醒之中,这就从根本上打压了政治运动产生的空间。在当代中国要产生一场全民性的政治运动已经很难,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从重庆的“唱红打黑”事件中可以看到,政治运动在人民群众中间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当然,重庆整件到底是行政力量所主导还是人们的情感主导是值得追问的问题。重庆事件的“文革遗风”提醒了广大的国人,如果人们的思想得不到启迪,权利得不到保障,组成社会的是情绪化的群众群体,那么,政治运动就不会真正离开人们的视野,甚至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准备冲毁现有的种种。

政治运动要在当代得到真正的转型,其根本在于有维护自己权利的公民,有思想自由的政治空间,有为自己利益奋斗的个人,它区别于群众社会的为话语所操纵的个人,利益与权利得不到保障的个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不容否认,虽然市场的发展显得有些无情,然而,回到人民公社的时代则是最为残酷的无情。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利益,客观上将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家的职能就在于规范经济中的不当行为,并谋求政治上的公正,与其把精力投入到政治话语的建构上,不如把精力投入到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的建设等惠及民生的项目之中,我想,那时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才会真正的实现。

[①] 古斯塔夫·勒庞 著.冯克利 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01:第3页.

[②] http://history.sohu.com/20140821/n403652351.shtml 2016年1月13日访问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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