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龙:政治改革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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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缓行政治改革会丧失改革成果

在中国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由于农村经济改革成果从根本上启动了中国国内市场,进而刺激中国经济的飞速跃升。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信誉也达到此前20年里最高点。这个时期推行社会政治改革包括多党政治、权力分立与制衡、新闻自由等应该是最恰当不过。台湾国民党恰也是这一时期实行了彻底的政治变革。而且当时正是区域经济处于上升时期,并有着强劲势头。台湾执政党通过改革,应该说,实现了区域发展的目标,也实现了国民党维护自身执政地位的目标。两相比较,1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共产党理应从中吸取教训。

80年代后期,事实上政治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也多有警觉。但是他们推行以稳定寻求执政地位的“消极”战略,而不是采取顺应朝流推进改革、确保执政地位的“积极”战略。他们只看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而不顾及政治变革中的永恒利益,致使为避风险而放弃任何作为(目前,这种行为再一次重演,叫做“稳定压倒一切”)。

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间的矛盾却并不会因此而消弥。矛盾的聚集最终引爆了89年学运!89年学运的最后被镇压,实际上使执政党10年改革的成果受到沈重打击!受到重创的还有:刚刚唤醒的民族信心与对未来的信心。这种民族信心与对未来的信心虽然在92年市场经济口号下重新闪现过,但更多的时候是冷漠与疑虑。可能有些政治家为90年代初价格改革的社会平静而使其顺利展开而沾沾自喜。事实上,它表明的却是“你政府有什么政策推行好了,与我们百姓无关”的一种社会冷眼旁观的心理!没有社会支持与参与的变革终究是要失败的,比如,财政改革、房产改革等等。最典型的冷眼旁观的例子是:赚钱存银行。

我们说第一次缓行(后来也一直未推行)政治改革,从两个方面丧失了改革成果。如果我们还记得改革之初的社会目标可能更深刻地理解上述两种丧失是根本性的丧失。中共的邓小平先生一再申言过,我们不去说它。而社会目标方面即是唤起民众积极性!

就目前而言,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确实已经不存在,但也不是毫无机会:第一,92年到95年短暂的全民热情依然显得十分高亢。这表明中国民众还对社会寄予着希望。只是这种希望深深埋在心里。除非像经济体制这种过去绝不能触动的关键点,才可以成为开启民众希望的钥匙。第二,89年事件是中共前一任领导层所为。当时直接事件责任人毕竟已不成为主导。对中共新领导人有着不同的看法也是可能的。突出表现在97年朱镕基当选获得社会普遍欢迎并振奋了社会。98年以推进改革为已任的中国民主党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而克、江会谈则受到社会普遍关注。

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时机进一步丧失,属于执政党的时间并不是无限期的。90年代以来与80年代末同样的社会现象已经出现,即在民间支持与呼吁变革!值得注意的是:执政党有采取打压这种支持与呼吁的苗头。这使我想起80年代第一次这种支持与呼吁活动出现时的情况与遭遇。但事实表明,顺应民意是执政党的最佳选择!主动变革犹如国民党的台湾政策,是实现执政党执政目标的最佳选择!

二、实行实质性政治改革才会有良性发展

回顾中国经济,20世纪8、90年代的发展轨迹是令人忧虑的。尽管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拓荒后的原始收获,并不能表明中国经济已取得了在稳定制度上的制度性成就。10多年来,“软着陆”、“紧缩银根”是中国百姓家喻户晓的两个概念。为什么要“软着陆”?经济高速发展难道不好?小百姓们常有这般疑虑。但中国经济却一直在越来越频繁地“紧缩银根”、寻求“软着陆”。而导致“紧缩银根”、“软着陆”则根本上是由于经济泡沫过大、通胀居高不下,国内经济学家称之为“经济危机”。

在80年代,解决一次通胀,伴随制度的变革,经济很快复苏,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但到了90年代,唯一的一次经济发展高潮“软着陆”后,经济不仅没有复苏的迹象,而出现“新的经济危机”:一方面产品严重积压,另一方面物价出现负增长,而在社会中,存款激剧增长,威胁国民经济的健康成长。

我们知道,任何“经济危机”本质上讲都是制度的危机,是经济制度内部矛盾以及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不相适应的危机。纵观世界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经济起步后,不对其经济与政治的制度进行反思与修正。在以自由经济为主要制度特征的美国,20世纪30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加强了经济的计划性与相应的政治制度变革,也是在危机产生,然后在寻找根本的解决途径的过程中,美国的各项制度才得以完善。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弃之不顾!

而发生在中国的危机,与西方经济危机相比,一方面由于经济规模不大,其灾难性也小得多。但灾难小并不能成为我们盲目不顾的理由。而且,此时就进行制度变革成本要小得多。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危机频率要高得多。特别是不正常的“新的经济危机”过早出现,表明了如下两个事实:(一)来自制度内部的矛盾是深重的;(二)经济的社会环境是不正常的。第1点是可以从我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内部及相互关系中找到症结。比如传统的短缺型消费式经济在旧有的国家所有制下,生产即消费的思想根深蒂固。而新的个人所有制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制度又迟迟不能确立。即时改善生活而不是寻求更多财富便成了人们理所当然的行为。早期商品不丰富,而消费欲望强烈,通胀于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同样近期赚钱只为了消费,而不是积累资本,在一直无法落实的私人产权的制度下,存钱,便是其必然的选择!第2点是,经济的社会环境的不正常,主要是指社会环境的巨大创伤:89事件严重挫伤了社会热情,并对改革产生冷漠与疑虑!

改革20年来的经济发展轨迹,我们不可能把它视作是良性的。良性的经济发展轨迹必须是爆发时间间隔有一定长度、并随着制度变革,逐渐拉长。但这些在目前的中国经济轨迹上还看不到。特别是目前“软着陆”的经济却又泥足深陷!

三、进行政治改革才会迈入发展新阶段

1999年,政府决心重新启动经济发展快车。为了经济再上快轨道,途径似乎只有一条,即启动市场。过去启动市场,还可以通过多发钞票、政府直接投资。但这两点现在一是不敢、二是不灵。

98年政府开始大量投资基建,以期带动新一轮经济高潮。这在八80年代是最有效的措施之一。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招已经失败。其实认真分析90年代经济,除92年那一次引动全民热潮,又哪一次出现一哄而上呢?而92年之所以鼓起社会热情,只是由于其改革是根本制度变革!经过改革开放10多年、20年的中国百姓,已经不再是被现象遮住眼睛的百姓了!是真诚的制度变革、还是玩玩花架子?哪一种变革真正有效?已经形成了某种社会的心理预期。没有暗合这种心理预期的社会变革,在遭受心理重创的社会心理面前,冷漠与疑虑永远是座不可逾越的高山!这就是为什么不灵的根由!

不敢,则是因为社会性上已有的存款已经与社会经济总量不相上下了!据统计,中国社会存款额到98年,已经达到七万亿人民币。而99年的经济总量只有82,000余亿人民币!不说再增发货币,如果说有一天中国老百姓一高兴把银行里的钱全取出来并去消费,其灾难性后果是不堪想像的!因此,现在看来,鼓励老百姓拿出一部份钱,一方面减少存款过高而对国民经济形成的风险,二是通过消费,把长期卖不出去的产品卖一部份出去,使经济运转起来,然后瞅准空子,增发一定量货币,人为造成一定量通胀,刺激消费。

想法不错,但,(一)这种办法只能有一时的作用,而且其隐患也是巨大的。刺激起来的消费,如果无限制发展下去,那个威胁经济总量的威胁就会成为现实的。如何刹车的问题,怕是不好解决的!(二)由于制度深层的问题不解决,由于经济总量的增长,下一次危机规模可能就更大,其灾难性的后果也可能出现。更关键的是:没有制度保证的增长可以增长多久呢?(三)在冷漠与疑虑的社会作用下,消费热潮能形成吗?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消费市场的严重滞后,主要是由于农村消费市场的滞后。而农村市场滞后与第一次农村改革不彻底直接相关。一句话,目前的消费市场的滞后,实质是从所有制变革为主要内容之一的政治变革严重滞后的结果。农村承包制解决了吃饭问题,且也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它无力解决农村持续健康发展!我以为根本的制度变革即农村土地社会化(俗称“私有化”)不仅是解决农村土地最终的合理集中、农业经济现代化,而且也是最终形成作为中国基础的消费市场──农村市场──的不可绕过的社会变革!不解决农村问题与农业现代化问题,中国的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农村土地社会化及户籍制度的改革,由此而实现中国的城市化以及新的庞大的国内市场的根本启动,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战略!

四、进行政治变革才会形成新经济制度

不进行根本的制度变革,不仅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并潜伏着新的巨大危机。而且由于旧制度的“路径依赖”,从根本上扭曲已经推行的制度,使新制度无法形成!

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飞速发展的股市,由于持股人(吴先生称股东,俗称股民)对企业毫不关心,而企业也不对持股人负责,中国股市成了巨大的“赌博场”与“圈钱场所”。持股人进股市赌博,而企业则为了“圈钱”。

股份制与股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建立股市与实行企业股份化,应该说,这是符合现代经济制度的、至关重要的一项经济改革!然而,由于相关的所有制问题迟迟不能根本上解决,即生产资料社会化(俗称私有化),不能作为一项政治变革及时提出来并加以实施,最终扭曲了股份制与股市。我们知道,股份制是产权社会化的一个主要方式,作为一项制度,其本身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作为西方社会的一个传统,追求社会公正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一个理想目标。到马克思那里甚至为实现此一目标提出暴力革命的极端方式。社会公正特别是其中的“平等”理念,就包括了拥有产权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及平等的机会的权利。股份制正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具体化。而股市是保证这一具体化的社会理想的配套制度。它本身也为社会提供均等的机遇!然而在中国由于没有产权的社会化,特别是对产权私有化忌莫如深,因此,一方面没有产权社会化的环境,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持股人都不清楚他实际上是拥有了某家企业的所有权!只知道钞票换取了股票,而股票又如同赌博的筹码,通过买卖取得资金差。而企业也不认为自己已经转让了部份所有权,只视作是筹资的一种方式,因此圈钱越多越高兴!

而类似股份制改革而被扭曲的相似情形,绝不是仅此一例。在很多创新的改革者中,几乎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其结果是:新制度未曾建立,却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股份制下的国有资金的严重流失。流失的方式是玩权变钱的游戏!

扭曲新制度是使新制度流产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似乎由于对其认识的蒙昧,还有一些悲壮的味道。因为,毕竟下了巨大的决心。另一种不能创建新制度的方式,说起来令人心酸,并且滑稽:这就是重复旧制度。我曾具体分析过浙江杭州第二棉纺厂的所谓国企改革。它除了破产重组、减锭裁员之外,没有一项实质的变化。我问过这样一句:哪个企业开创之初,是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哪个企业一开始没有一项拳头产品?但问题是,如何保证它永远不人浮于事、不机构臃肿而效率高、永远有适销对路的产品?我可以这样预言:不进行产权制度根本变革的国企,过去国企的命运就是将来国企的命运!

说到重复旧制度,不能不说粮食系统改革。粮食系统改革发现了一个每天上亿元人民币亏空的巨大黑洞。可见,第二次深化改革及时又必要。于是提出统购与顺价销售。顺价销售本来就是商业常识。但这些官老爷就是不照价:“为什么?因为它姓国!”这些企业是国家的,换了他家的,他愿意这样吗?这才是关键之所在!但不能触及所有制的变革。要堵住黑洞,只好采取加强领导,包括垄断(这就是统购,在中国改革前一直推行的制度。垄断就必然出现的顺价。)我深黯变革者的无奈与良苦用心,但不能不忧心中国的前途、忧心再不进行政治变革,改革是否已到了流产的边缘!因为重复旧制度不是偶尔出现的误笔,而已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了!

五、进行政治改革才会防止产生新障碍

不进行根本政治改革,在根本政治改革之前推行的任何制度,可能对新制度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某种便利的条件。但更根本的却是:为最终的改革目标设置了新的障碍!也就是说,由于这项制度不是为保证新制度创生而提出,而且为维护旧制度的某个核心,比如不触及所有制的变革,因此,这些制度不仅成为未来新制度的不可逾越的一道墙,而且,由于中国改革的直接动力来源于最高决策者,如果最高决策者对自己提出的某项制度敝帚自珍,不愿再进一步推进改革,他就可能由改革的推动者成为阻挠改革的力量,因此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更主要地,由于政治制度无法或不敢触及,许多新的政策都只具有临时应急性质,不可能顾及改革的整体思路。这样,不仅政策局狭,无所作为,而且这种临时应急政策很可能破坏了进一步改革的社会环境。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1999年,北京加强对外来人口管理,有两项政策:一项是城郊结合,不准出现外来人口聚居现象,不准出现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倒挂现象,即外来人口多于本地人口;另一项是为外来人口划定临时定居点,并建造不同于北京居民的临时住房。事实上,这两项政策都是歧视性政策。如果它成为一种社会规范的话,那么,对我们的改革要达到的社会公正的社会目标又制造了更为巨大的壁障!而且这项丑恶的政策,还对中国城市化、社会和谐、融洽都有设置了空前的障碍!

第二个例子,巨额社会存款问题。静止地看,或就目前的社会形势看,它确实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风险,而且制约了下一步改革措施的出台。然而动态地看,特别是结合政治改革提出国有企业社会化、农村土地社会化,这些巨额存款:一方面给国企社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另一方面对农村土地合理流动与集中创建了最佳的条件!应该说,这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千载难逢的巨大契机!但我们只停留在呼吁与鼓励消费的这一个狭窄的思维里。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未启动政治改革!而如果这笔钞票真地冻死了,那么我看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路子就更难走了。因为,国企社会化、土地社会化等都需要资金保证!我真地忧心忡忡、真地希望不要再破坏下一步的经济环境!难道不能真诚地面对社会?!

六、进行政治改革才会排除旧矛盾、防止新矛盾

我们说不进行政治改革,不包含最终制度的政策,无不为未来民主目标的确立增添障碍。这种障碍还体现在旧有的社会矛盾无法消除,而新的政策又在产生着新的社会矛盾!

由于中国的改革是执政党在经过文革的巨大决策错误后,为挽救民心而主动推行的改革,因此,改革与社会信任呈相互制约的关系。社会越信任,改革将会越顺利;同时中国的改革还是采取一种先改容易的,后改难的,把一些敏感的问题放到最后解决的策略。显然,这个“最后”实际上是时机问题。什么时机?就是社会最信任的时机!而不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本文一开始就指出:这个时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由于改革的成效,很大部份地挽回了民心。然而错过了。不仅错过了,还出现八九镇压事件,差不多使最初改革取得的政治目标丧失很多!那么是不是最佳时机已经错过,可以无限期地拖下去呢?绝对不是。根据一般认识,当最佳时机已失去,有两条路选择:一是重新创造最佳时机。但根据我上文及下文的分析与研究,这条路不仅不可能,而且新的障碍与矛盾是越积越多,时机也只能越来越差。二是尽早搭车赶路!92年的变革证明了这一点可行。但可惜当时未趁机启动全面政治改革!──尽管如此,“尽早搭车赶路”仍然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因为任何新的失误与新的社会矛盾都将导致执政党地位的下降。一旦下降到一个临界点,问题或许就不是一个平稳的改革了!为执政党计、为国家前途计、为民众的福祉计,尚可犹豫吗?

我们说旧的社会矛盾,比如工人失业、在业国企工人由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与亏损生活不能改善、国有资产流失、官吏贪污腐败、滥用权力、农村之乱及其侵农、害农现象严重、经济停滞导致农民收入下降、社会犯罪日趋严重、社会道德沦丧等等,这些旧的矛盾在旧有制度下根本无法解决,却在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新的政策又产生新的社会矛盾。比如1999年加强城市管理。这种管理由于仍然是旧制度下单方面管制,致使大量侵害社会的行为以政策方式发生。全国各地数10万至数百万打工者被强制收容(实际即是坐监)遣送,显然制造了社会的不满!──如果矛盾再积累下去,我看统治者会有“风吹草动夜惊魂”的感觉,真到了这一步,一切也都无庸谈起了!

七、进行政治改革才会使国际环境不致恶化

中共的前领导人已经看到和平与合作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国内改革的一个外部重要特征。然而,不进行国内政治改革,这种国际环境是无法得到保证的。这主要是由于旧的政治体制是建立于意识形态之上的体制,作为一种“路径依赖”,它必然作用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上,不可避免以异于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眼光看待世界、作出相应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优先而不是国家利益优先,将时时刻刻寻找着主宰中国外交的场合与时机。中国政府1999年上半年的南斯拉夫政策就再鲜明不过地体现了这一点!由于国际上随着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倾刻间土崩瓦解,残存的社会主义火种零星散布在几个小角落里,以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立即感觉到保住这几粒火种的重要性,全然忘记卷入南斯拉夫争端只可能弊大于利、只可能破坏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国际和平合作的环境。由于中国政府完全置南联盟屠杀在先的事实于不顾,虽然暂时在局部利益上与德国等西方某些国家达成谅解,但也让西方社会意识到中国是冷战后不同于他们意识形态的最有力量的国家!作为西方一种观念:共产主义暴力曾经震撼、也震惊了整个世界,那么中国在南的表现能不唤醒他们恐怖的记忆吗?

本来苏联解体后,中国就可能成为意识形态之战代替苏联的矛盾焦点。但由于苏联强大的核武库与苏俄霸权的历史以及中国弱小与受欺凌的史实,如果中国恰当利用这一形势,可以不成为矛盾的焦点,甚至可以获得国际间战略合作,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但在旧的体制下,这种环境即使能获得也必然不会长久。

我曾分析过中国的统一问题,有着有利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直接关系到台湾独立与否的问题。如果我们再具体分析中国整体社会目标,同发达国家的合作与友好,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但这些都是在全面政治改革前很难做到的!

结语

目前,我们正面临界着两个机遇:一是世纪之交带来的机遇,二是知识经济正在勃兴。这后一个原因更为关键。因它更是前几次经济革命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香港与日本在前一次经济革命浪潮中以2、30年的时间乘上了历史的快车。我们完全可以搭上这趟更快建设的历史快车!

中国正处于历史转型期。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与旧制度捆绑在一起。成为其牺牲品、还是锐意革新、抓住社会变革的最后机遇为新制度垂范千古,完全取决于领导人自身是否具有历史责任感以及对国家对民族对民众是否有责任心!事实上,确保旧制度与建立新制度两相比较,要想确保旧制度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况且,新领导人并没有与旧制度同生共死的命运,又何必去作殉葬品!

历史给决策者狠下决心的时间肯定不多了。而成与败只是在某几步!我们期待时代的强音能重重而及早敲响。这将是执政党的最后机会,也是全体国人的命运!

(1999.8)

文章来源: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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