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人民思想的伟大工程
“回归蜜月期”终于结束，中共当局“七年之痒”大发作了。一场围剿民主、批判自由的宣传攻势，如滚滚黑云正压在香港人头上；两个“名嘴”封咪，李鹏飞亦退出商台节目；白色恐怖的气氛越来越浓，令人窒息。
控制人民的思想，让老百姓老老实实、服服贴贴地供自己驱使、奴役、盘剥，是中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皇帝们，孜孜不倦地经营了几千年的伟大工程。而这项工程只有到了毛共王朝手中才取得了辉煌成就，才达到光辉顶点。
“在中共的政治—组织构成中，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对于中共之重要，不仅在于它可以为党的政治、军事等一切实厶峁┤椎慕忉专怪泄踩炕顒拥于ㄔ趯W理和道德基础之上；而且，还可以被党的领袖运用作对付党内政敌的有力工具。”（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p365，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以下简称《红太阳》）
把中国变成毛思想集中营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毛泽东：《七绝．咏蛙》）
十六岁就如此霸气十足的毛泽东，确实自投身革命之日起，终其一生都非常注意抓新闻、抓舆论，从不松懈。果然把中国，差一点把全世界都变成了一座红彤彤、血淋淋、乱哄哄而又死寂寂的毛泽东思想集中营。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听过新闻大家邵飘萍的演讲，参加过北大学生社团“新闻学会”的活动；五四时期办过《湘江评论》、《新湖南》，以“大哲学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自命，欲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毛泽东早期文稿》，p305，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长沙）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身份，创办过《政治周刊》。即使武装暴动、占山为王之初，在极端艰苦条件下毛仍组织大家写传单、办墙报。他说：”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北京）
到了陕北，毛纵横捭阖、大搞阴谋诡计、大玩政治权术，在逐渐篡夺了党和军事控制权之后，便开始全力经营宣传舆论系统。1941-1942年间，毛趁整风之机，依靠坚强的组织机构，中央高级学习组—中央总学委来全面占领中共舆论阵地，最终将其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红太阳》p365）。毛排挤张闻天、博古等人，用掺沙子的办法，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宣传舆论系统。如用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当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关闭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共产党人》等报刊，把《新中华报》、《今日新闻》等小型报纸合并，创办《解放日报》，使之成为自己直接控制的舆论工具。初创的《解放日报》由于未能一下子达到毛的要求，曾多次遭毛批评、训斥、整顿和改组，最后以亲信陆定一担任该报主编，才达到完全控制的目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建立并加以完善的“政治功能主义新闻学”，一直到今天都是指导党的喉舌的根本原则。
党性第一
一、“党性第一”（《红太阳》p373）。举凡一切评论、消息、照片，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为标准而加以取舍和编排，并以党（其实是党的领袖或地方组织第一把手）的立场来判断一切。党报、电台、电视绝不是“有闻必录”的单纯报道消息的媒体，而是实现党的任务也就是实现领袖或领导人的意图而奋斗的工具，所以各媒体都必须置于领袖或第一把手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突出领导人“政绩”，一切灾情、事故都不能报导。如在“两会”期间不能报导非典，河南省不能报导艾玆村；《南方都市报》报道了孙志刚事件和非典消息，被认为给广东省委抹了黑，所以就抓报社头头去坐牢。
二、反对“虚假的真实性”（《红太阳》p373）。例如1960年前后饿死了四千万人，毛泽东们就诡辩说：那只是表面现象，不是本质问题。所以报纸只能说“三面红旗好得很”，“我们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是一个指头。”而“亩产十万斤”因为合乎政治需要，却成了“本质的真实。”
去年本港“七．一”大游行五十万市民上街，反对二十三条立法。中共喉舌就有本事“透过现象看本质”，得出“五十万人是被挟持上街的”结论。于是乎，争民主、反独裁的诉求，便成了“虚假的真实性”了。
按党的需要发新闻和造新闻
三、新闻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红太阳》p373）“抢新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恶劣表现。正确的“无产阶级新闻观”，把发佈新闻的快慢完全服从于党即领袖的需要，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需要等一下再发佈，有的永远也不会发佈。当然，只要有需要，没有的也可以编一个。总之，一切听从党和领导的旨意，绝不允许记者或编辑有半点“自主权”和“自由主义”，否则严惩不贷，轻者批评检讨，重者坐牢杀头。
比如大陆的新闻发佈会、记者招待会之类，都是预先彩排过的。谁提问题，提什么问题，都早已安排妥当，井然有序。由于习惯了这类做戏，李鹏当总理那阵根本不允许记者提问，因为他无法应付“资产阶级自由化”场面。此所以在记者“围攻”、“追击”之下，安民会恼羞成怒，江泽民会破口大骂。
1975年河南省确山、泌阳几座水库同时垮坝，造成波及河南、安徽两省的巨大灾难，当局就秘而不宣。当时沙河店镇尽管做了紧急撤离部署，全镇六千人中仍有827人死亡；遂平县文城公社则完全没有得到警报，全公社三万六千人中半数遇难，许多人家绝户；汝河沿岸14个公社、133个大队的土地被洪水刮地三尺、满目疮痍……
这次灾难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损失了多少财物，至今仍无准确统计。生命何价？老百姓的生命在毛泽东共产党的“新闻观”中，可是一文不值。这次灾难在25年后的2000年，才由潘家铮院士在他学术报告《千秋功罪话水坝》（清华大学、暨南大学出版社，转引自邵燕祥：《灾难的记忆》，《随笔》2003年第3期）中作了大概的描述。
运动群众，用笔杀人
四、用报纸“指导运动”（《红太阳》p374）。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利用报纸（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3月31日），尤其要学会运用报纸指导政治运动，在运动初起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时期内，集中报导，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陆定一入主后的《解放日报》立即忠实执行毛利用该报指导整风的意图，开闢《学习》专刊。《学习》对于如何学文件、开展小组讨论、写反省笔记，都发表针对性的文章予以指导；还刊登各类干部自我反省文章为示范，始终紧密配合运动的发展。
《解放日报》开创了中共利用报刊整肃异端知识分子的新模式。该报用大量篇幅刊登陈伯达、李维汉等人的大批判文章，对王实味进行口诛笔伐；但却不给版面予王实味自我辩护。使《解放日报》成为一边倒的围剿王实味的主战场之一，最终把王实味扫入反动派行列而致之于死地。
1957年反右派和1966年发动文革等，毛泽东都是通过报纸电台等舆论工具发动攻势，运动群众，煽动斗争气氛，制造白色恐怖。邓小平继承毛的衣钵，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把1989年学生和广大市民的反腐败、争民主运动打成“反革命暴乱”，为武装镇压制造口实。
去年“七．一”大游行之后，北京当局故伎重施，也着力利用报纸等发动和指导香港的反民主、反自由的大批判运动。各喉舌一起发功，为争民主、争自由的香港人扣上“港独”、“对抗中央”、“支拧台独”、“破坏稳定”，甚至“汉奸”、“吴三桂”等莫须有的罪名，栽赃诬陷，攻击漫骂，威胁恫吓，无所不用其极。妄图一举把民主力量镇压下去，用心何其毒也！
毛泽东因为梁漱溟的“九天九地说”而龙颜震怒，用流氓的语言骂梁是“用笔杀人”的杀人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107-108，人民出版社，1977年北京）。毛这种贼喊捉贼的流氓伎俩，含血喷人的恶霸作风，恰恰暴露了他才是如假包换的一手用枪杀人、一手用笔杀人的、古今中外第一的最大杀人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事情正在起变化》、《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倡狂进攻》、《我的一张大字报》……统统是他用笔杀人的铁证。今天中共御用喉舌所採取的卑劣手法正是毛泽东用笔杀人的遗风流韵。
精神特权
五、新闻保密、分层阅读（《红太阳》p374）。中共和毛泽东不但把群众分成左中右，而且还把自已的党员、干部也分成左中右。既然有左中右的区别，那么在“知的权利”上也就要反对“绝对的平均主义”。于是就形成了党员比群众知得多，干部比一般党员知得多，级别越高知得越多。如此这般，各种等级的《参考消息》，便大行其道，从抗战之前到今天从未中断。
1980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两个审查报告的批语》说：
此件和关于康生谢富治的两个审查报告，可先传达到全体党员，经过适当时间再向党外宣佈。两个审查报告各有七个罪证附件，因为很多内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这此附件只发给省军级参阅，不再往下传达。（《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北京；《国史全鉴》，p5537，团结出版社，1996年，北京）
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不但把党和国家当作他们的私有财产，予取予携；就连他们一夥所犯下的罪行，也当作禁脔，严加看守，严格保密。究其实，康谢二人在毛的直接指使下，干尽坏事，可谓血债累累、恶贯满盈；本该受公开审判、国法制裁。可是中共却如此私底下了结，如同儿戏，再一次愚弄了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
共产党不但在物质上“食分五等，衣着三色”（这是王实味当年批评的延安情况；如今“与时俱进”，早已不复当年之简单了），在精神上也要分出许多等级来。制造等级，享用特权，俨然就是共产党闹革命、打天下的唯一目的。听听那些奴才们的叫嚣：“警告中央（的人）是吃了老虎胆”、“人大常委会决定不能辩论”、“怀疑中央就是犯上作乱”，就可见等级森严之一斑。
笔当前锋，枪作后盾
在毛共获利集团及其奴才眼中，人民只是群氓、只是奴隶，根本不配谈民主、不配享有自由，根本没有资格要求“还政于民”。八十多年前，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成性，思想狭隘。”（《毛泽东早期文稿》）今天党国要人仍认为中国人民素质太低，香港缺乏政治人才，不能实行民主、不能进行普选。
奴隶就得服服贴贴，不能乱说乱动，也不能胡思乱想，否则就挨革命大批判。文之不行，则佐之以武。这点连美国佬都看出来了。5月11日《THE WASHINGTON TIMES》社论说：中国共产党已决定在香港忍受够了。北京上星期三派遣一支海军鉴队到香港的维多利亚港，这种耀武扬威只有一种意思：北京威胁动武来扼杀香港对民主的渴求。“（《苹果日报》5月13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还留意到人大常委会宣佈取消香港07、08双普选的决定的日子，选在4月26日的特殊暗示意义：血腥和死亡。
1937年4月26日，纳粹德国轰炸西班牙格尔尼卡村，消灭男女老少五千人；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尔核电厂事故，死了大约五千人；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导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真是旁观者清。
“用笔杀人”“用枪杀人”两手都要硬交替使用互为依託这就是中共延安整风留下的光荣传统伟大作风。
《争鸣》2004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