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几度看到或者与朋友谈到私下言论与公开言论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的朋友是从自己喜欢的某一原则出发去判断的，比如应该诚实地表达自己、公众人物没有隐私等等。其实在这里首先需要的是从常识出发，从人和人交往的正常需要出发就可以理解了。
人为什么需要隐私权？更通俗地说，人为什么需要私下的生活？这是出于每个人生长的自然需要。无论什么人，即使是有很大能力的人，他都首先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并且在周围的物质与精神小环境的营养中生长形成自己，然后这个已经形成的自己才能够向外表现出力量。在这个生存生长的范围内，他是被动的，不确定的，他可以犯错误，可以出尔反尔，都视他的生长需要而定。这是自然的必要的需求，它体现为人的私下生活。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公开场合光彩夺目、战无不胜之前，首先在私室里要吃喝，要排泄，要休息，要情感满足，要和朋友胡说八道，要看无厘头节目，等等，正是在这过程中才可能产生出能够呼风唤雨的我们的公众形象。
不仅在物质上，在精神上也是如此，在私下里我们可以有许多情感冲突与发泄，可以有怀疑和猜测，可以有私人的好恶，有许多随机的言论与感触，总之是处于不那么严谨、确定的状态中，这种状态是我们的认识保持活力所需要的。正是从这状态中，最后我们可以得到少量的确定的认识，可以把它拿到公众生活中来。
而在公众生活中，我们面对的就是对效果的要求。每个人都无法否认：在这个场合，他的言行都一定会引起相应效果的，因此，他必须对（至少常识可预见的）效果承担责任，而不能如在私下那样地说：“我只是随口说说”“我愿意说”，来摆脱责任。因此只有他确信无疑的认识，可以拿到这个场合来。
可见，从人的意识活动的自然情况来分析，在私下，人是需要被原谅的，因为他是从活动中吸取自己生长所必需的能量，他有权想来想去，他有权说（对公众生活来说）错误的或不负责任的话，因为不如此，不经过不确定的摇摆，他就无法形成自己的结论。在公众场合，他的话就是要告诉别人的，因此他要对自己的话负责。这两种情况的要求在本性上正是相反的。
比如，这包括在朋友之间的讨论中发表的看法，因为这种发表其目的是为了探讨，也就是说，是处在积极地形成看法的过程中，没有这样的讨论，人的观点就会是贫乏、低水准、没有活力的。而这时发表的观点，和在公众场合负责任地发表的观点是不同的。所以，如果当有人没有征求本人意见，就把他的看法拿到公众场合，那就构成对他本人的伤害和不正当的利用。那是迫使他对自己在形成看法中必然的软弱无力负责。当然这是不公正的。而这种不公正，如果不是出于对朋友的恶意或者不负责任，就是缺乏人际交往的常识感觉。
同样，要求人把他自己对他人的私人感觉当作公众感觉来发表，也是一种混淆。这是分不清自己与他人的私人角色与公众角色的结果。作为私人对私人，自己对其他人可以有恩怨，有好恶，其内容都在个人的心理或生活。但是作为公众角色，自己对他人的评价，只能从自己所关心的公众内容和他人的公众角色出发。把两者混淆，只会造成混乱。这种混乱或者抹杀了自己对朋友的私人责任，或者抛弃了自己的公众责任。
“如果我说你是一个小偷。只是在朋友间私下通信中说。如果有人把这封信公开。你知道了。你是否只找改公布这封信的人，问他为什么公布这封信，而不找写信说你是小偷的我？如果你找我质问。我是否可以说，信是我写的。我是说过你是小偷。但信不是我授权发表，所以我不负责任。”
这是个恰当的例子，在私下里，一个人处于误会，或者纯粹出于发泄感情保持心理平衡的需要，说某人是小偷，这是一回事，即使是为了挑拨，他的对象也只是特定的个人，范围是有限的。而在公众场合，因为他知道要面对公众，他发表的就只能是他要确定达到效果的看法，这是另一回事。所以，如果他的信被人违背他的意志拿去发表，别人可以（在对他的伤害的基础上）对他的心态进行评论，但是不能要求他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因为他的言论正处于他自己的评估衡量过程中，本来就没有达到向公众发表的程度。倒是那个发表者，在他的发表意图中就已经有了对公众效果的预期，所以应当负责任。
（2006年11月）
文章来源：李海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