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多余之余——再读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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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有一篇小文“那个城”1,发表时文前附有记者按:“这是象征小说,那个城即是俄国大革命,大破坏的光景,那个小孩既是指中国。”《瞿秋白文集》文学一卷,有注释说:此文“系节译高尔基作《意大利故事》第五章”,而文末瞿署有文字:“读高尔基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此文当是译作,但瞿没有注明,因此有版本将之作为瞿秋白的创作。是译作或创作不是我的关心。但这篇文字于确有象征意义,只是那个小孩并不是中国(中国有其自身的劫难),而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知识青年,甚至可以说近乎作(译)者本人。于文学,瞿秋白算有天赋,是译也好,是写也好,这篇小文中显现了他自己,且预示了他的命运。“那个城躺在地上,好大的建筑都横七竖八的互相枕籍着,仿佛呻吟,又象是挣扎。远远的看,似乎刚刚被火,—那血色的火苗还没有熄灭,一切亭台楼阁砖石瓦砾都煅的煊红。”“黑云的边际也像着了火似的,灿烂的红点煊映着,那是是深深的创痕。他放着热烈惨黯的烟苗,扫着将坏未坏的城角。那城啊—无限苦痛斗争,为幸福而斗争的地方—流着鲜红——鲜红的血。”

一九一七年九月,瞿秋白之在北京进北洋政府俄文专修馆学俄文,俄文专修馆免学费,毕业后亦有就业保障。他说:“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2 一九二零年八月,《晨报》请瞿秋白去俄国,是因为他会俄语。当然他可以不去,他的堂哥瞿纯白“竭力反对我到俄国去,以为这是自趋绝地。”3 但是他还是毅然地去了。作为一个有才华的青年,仅仅谋一碗饭是不够的。此去,他大约有三重原因。一是困惑与求知,二是热情与理想,三是冒险与赌博。“我想看一看那个‘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的文学好好研究一下。”4 求知、求奇、求新,在青年乃是自然的事,尤其是那个时代。俄国革命毕竟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新事,激进的欧洲知识阶级曾对之寄予莫大的希望。瞿秋白的求知不仅是进修他的俄语,也包括对新思想、新世界的渴知。他说:“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对我们自己的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而认定‘思想之无私有’,我已经决定走的了”。5 早期瞿秋白虽然不是大济天下的人,但在五四的潮流中,仍然怀有青年的热情和希望。这也就是他到北京后,和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组织同学五四游行,参加李大钊、张崧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原因。他并不是没有中国当时知识青年救国救民的进步理想,这点不应忽视。“我有能力,还要求发展,四周环境既然如此,我再追想追想他的道理。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的责任。”6话是青年学生的话,但他具有那个时代救国救民的理想,。他说:“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我们处在社会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的毒症,不知道怎么医治。”“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的问题,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悠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7毛泽东有一段话与之相似:“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的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8因此,“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9 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五四后,中国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由德赛二先生转向马列主义的原因。但是瞿秋白的性格确不是革命者、勇士,他始终都是一个脆弱、不安、沉于幻想的诗人、书生,甚至他去俄国、参加共产党、鼓动暴动都带有一定的诗人的不安、浪漫和幻想。他说:“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成熟。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毋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性化。——一个近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10 分析是中肯的。瞿秋白不该去俄国,起码他脆弱的体质不适合俄国的寒冷、动荡和艰困。他的选择具有命运的冒险和赌博性。当然这可以说是他诗人的浪漫性格,他说自己“我生来就是一个浪漫派,时时想超越范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11 但是“浪漫”一语有些自我浪漫化,他的出行除浪漫外,更是出于生命的危机——生存的脆弱、危难和绝望,此导致他孤注一掷。在焚烧的城和四周无尽的黑暗之间,那个小孩子似乎别无选择,火光毕竟是光,他所不能忍受的是他的身后和眼下。“阴沉沉、黑魆魆,腥秽污湿的所在”,“我没有法想了。”“‘红色’的色彩好不使人烦恼!我想比黑暗的‘黑’多少有些生意。”12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既没有阔亲戚,又没有钻研的本领,况且中国畸形的社会生活使人失去一切的可能。”13“‘阴影’领我去,我不得不去。你们罚我这个疯子,我不得不受罚。”14“残酷的社会,好像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一道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我牢锁在心灵的监狱里。‘内在的要求’驱使我,——悲惨的环境,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我决然忍心舍弃老父及兄弟姊妹亲友而西去了。”15瞿秋白这个江南才子,天性慧敏纤弱,家道破败,父亲弃家出走,母亲自尽,落魄困窘寄人篱下,况而当时中国是国残世乱,悲惨难睹。因此他便早早地厌世。“你不能不自杀,你应该自杀,你应该天天自杀,时时刻刻自杀。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你随时随地的困难给你苦痛受,你因此觉得不得不自杀;从今以后,你就要随时随地地感受着自杀的乐趣——仍旧是随时随地地困难的苦痛”16 ,“一年、两年、三年,足足三年了,经过了多少艰难、痛苦、谬误、堕落,如今呢,又是何等的沉寂、恐怖、凄凉、悲惨;还不如——。”17这是他1919年的文字。由脆弱、困顿而绝望,由绝望而厌世,由厌世而走向极端的叛逆和对抗,这是瞿秋白的内在生命情节。深入瞿秋白心理的这一层,他对命运的冒险和赌博,及他以后革命,对社会极端化的批判和行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瞿秋白去俄国的选择带有一定的自杀性——其实他以后的许多行为,包括他最后的死都带有自杀性。这是一个脆弱诗人在命运危难的关头难以避免的抉择,像危境中的小动物进攻拼命。除了脆弱,瞿秋白也有他早熟“少年老成”的一面。去俄国前,他即看到了俄国革命的残酷和黑暗的一面,并不像另一部分激进青年那么理想乐观。他感到危险,预感他不能经受俄国的饥饿、寒冷和战乱。但“‘阴影’领我去,我不得不去”,因此他起程俄国的时心情很是黯淡悲哀,很是恐惧、绝望,甚至对之诅咒。“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是你们罚疯子的地方,这就当然是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地方(却还不十分酷虐),我且叫它‘饿’乡。”18 “青焰赤苗的火等着它”,19“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20瞿秋白之去俄国,颇代表二十世纪前半叶许多中国知识青年、小知识分子选择共产主义革命。中国新文化运动由德、赛二先生转向左倾,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的民族危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占和欺掠,使中国的民族意识与西方工业国家对抗,加之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亦使新青年对西方国家丧失信心。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政策转向联俄容共也是由于民族问题。不应忘记,五四的直接起因是反帝。在中国的危亡末路中,十月革命给进步青年燃起“理想”之火,虽然那是焚毁之火,但毕竟是火光,而青年在危亡和绝望中的选择也常常正是玉石俱碎的焚毁。再,由十九世纪末到斯大林离世,世界左倾思想流行,在中国传统文明失败之后,其应和中国的危机处境,应和民族的对抗意识,也应和青年的激烈幻想的反叛心态。中国的左倾倾向是世界左倾潮流的一部分。个人介入历史均有其个人的原因,个人的生存、利益、欲望、性格、经历、机遇、心理情节等等。中国文明的失败和社会的破产,把大量的青年抛掷于“栖栖惶惶”的生存和精神的危机中。他们无能解决的个人危机,使他们铤而走险,而投身极端的共产革命,以求在此寻求生存的出路和精神的慰籍。此为他们参加革命的直接原因和内动力。

一九二三年六月,《新青年》1期发表瞿秋白“赤潮曲”,十月《时事新报。文学》92期,发表他的“铁花”。其文字和瞿秋白以前的写作判若两然。“猛攻,猛攻/捶碎帝国主义万恶丛/奋勇,奋勇/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工厂里燃着不熄的火苗/照耀我这壮勇无畏的胸膛。我吹着铁炉里的劳工之怒/我幻想,幻想着大同。”我们注意一下瞿秋白年表:21年五月瞿秋白经张太雷介绍入党,同年参加在彼得堡召开的远东民族代表大会,九月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任教;22年底,陈独秀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任其翻译;23年一月,瞿秋白随陈独秀回国,六月参加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中央委员,并参加国民党;24年五月,瞿秋白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短短三年,另一个瞿秋白,另一种瞿秋白的语言已经成立。他由一个困顿悲观的青年已经进入中国权力的上层,他投身俄国有了回报。此时他只有25岁,即使是在正常的社会,出身官宦世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取得这个地位也是难能的。显然他走了捷径。司马璐《瞿秋白传》中,有一段说得很好,“他像一般中国士大夫一样,一心要出类拔萃,在国内走投无路,最后在苏联的诱惑与制造下,有一个当傀儡的机会,虽然结果是一个悲剧,但在当时来说,总算满足他的‘出头’的欲望了。”21革命是权力的捷径。“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说瞿秋白的道路是投机。他可以选择去不去俄国,不加入共产党,但是他一旦卷入,其后的命运就不再取决于自己。他参加远东民族代表大会,不由自己;他到东方劳动大学任教,不由自己;他任陈独秀的翻译,不由自己;而他随陈独秀回国,参加中共中央工作,是因为共产国际不满意陈独秀,派瞿秋白去控制中共。在共产党的权力斗争中,其不过是一枚移来挪去的棋子。他的好运,及他以后的厄运,都不由他自己。瞿秋白得到了他在共产党之外,所不能得到的地位、权力、荣誉,甚至是爱情;但是他也交出了自己,即对共产党之信仰、组织、权力无保留的服从。这个代价之高昂,由灵魂到肉体,由语言到行为,实则是他的全部生命。作为一个二十一岁的年青人,这是他当时所不能意识到的,他在青春的盲目中。

怎么可以想象“雪意凄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的诗人会写出“赤潮曲”“铁花”的作品呢?这两首诗象征性地说明了瞿秋白发生的变化——个性人格向群体人格的转化。“在这烟气迷天的工厂里/锻炼我的铁花,火涌”,这是一个强迫性的个人公众化。其进入公众,融于公众,“我真爱上了,舍却不忍”;进而代表公众,替公众立言,取得公众权力。“我吹着铁炉里的劳工之怨/我幻想,幻想着大同/引吭高歌——醉着了呀,群众!”“奋勇!奋勇!/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这里我们看到个人与公众群体,与公众群体权力的转化。个人进入群体,由进入群体摆脱个人的孤单——个人孤零得到解救,并在群体中得到安全和彼此鼓舞的信心、勇气。“工厂里燃着不熄的火苗/照耀我这壮勇无谓的胸膛”。在作者类似的作品中,大量选择了“ang”、“ong”等开口的洪亮发音,作品的色调也转而明亮,生命的情绪激昂、乐观,词汇也大量使用“工农”“世界”“洪炉”“群众”“大同”“光华”“解放”“灯塔”——,这类群体性大众化的社会流行词语。这和作者本原的“惨惨的月色,冷冷的秋风”,“沉寂、恐怖、凄凉、悲惨”,“只秋色淡缘/无处觅霜痕”的世界全然不同。个体在消融于群体,溶于群体精神的时候,也即解除了他孤零、冷寂和对外界的恐怖,而得到慰籍、意义、信心和勇气——这是人群居的因由。但是后者的得到,是以对个人的放弃交出为代价。二者为正比,交出的越彻底,得到的越充分。正常社会,人是持中状态,人即不能完全交出自己,也不能彻底孤零。而人在危机中,就置于两向的极端——个人的极端孤零无助;与极端的群体性,宗教为之代表。受生存支配,前者自然地转向后者,只要有适应的机会和条件。五四后,大批追求个性自由的青年投身不自由、无个性的共产主义,即是由于他们的孤零、无助无望之危机。丁玲——莎菲女士投身延安,似乎不可思议,实而却再自然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这样一个脆弱、孤零、悲哀、自怜的人怎么转换了他和世界的姿态与关系?正是在共产主义的极端精神和极端化的群体中,微弱孤立的个人获得群体的认定、情感和依靠;接受其精神,得到存在之价值、意义与信心;由对世界的绝对之否定,而有对自身的绝对之肯定,并在虚拟的新世界中掌握权力;由此他便由一个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者、遗弃者而成为世界的主人、拯救者和即将的掌管者。不同于宗教,共产党要求的是此世,而得到此世的道路是暴力。而暴力正是释放仇恨、压抑、扭曲心理的通道,暴力的期待是胜利、占有和权力。暴力永远都存于人的本性。但是共产主义的高尚理想赋予暴力以合法性。个人投身共产党,其回报不在他于其中得到的权力、物质,而在其生命的姿态及与社会关系、位置的改变。这也就是49年前,中国大批青年学生、小知识分子投身共产主义革命的原因。瞿秋白“多余的话”尽管很坦白,但是没有分析个人这一层心理。当然,我们不能如此要求,那是另一时代。

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人的末世情态,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它承有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是其反叛的异端。他们的精神、组织、行为极端之至,具有极端的否定性排它性,极端的群体化和趋向毁灭的暴力性。人只要介入,就必须与之同构。瞿秋白说自己“确是一个最懦弱的‘婆婆妈妈的’书生,连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22,但他投身共产党,并被安排为一个共产党的领袖,即起草了“八七会议”宣言,推动、领导了中国各地的武装暴动。他赞扬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农民要政权和土地,一定要自动手,一动手自然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要解放,他们实在‘无可过分’”。当时的口号是“杀尽一切土豪劣绅”,还有“烧毁城市的倾向”23瞿秋白是个自怜悲哀的人,敏感、聪慧、多思,他说自己是“多余的人”,他的生存状态本是孤零、厌世、趋于自毁的,但是他成了共产党,他的才华、生命就在布尔什维克运动中“党”化了。他起草了诸多的共产党文件,有诸多的讲话,在这些文献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用汉语阐述俄国共产国际的旨意,也可以看到他享有权力的昂奋。“现在的时期,是世界大战后第三时期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上有发展着全世界的经济恐慌——”24,“国际第六代表大会上,我就责备布哈林对于‘第三时期的不清楚’。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斯大林同志之报告——”25,“这一部分我完全不讲了,目前党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建立苏维埃根据地。”26这不该是瞿秋白的声音,他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口气和势头?这是权力的语言,他显示了其身后俄国的势力和声音。庞大的势力使他享有了生命的虚幻与膨胀。瞿秋白充分发挥了他的语言才华,他清晰的逻辑和准确的现代词语规范了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语言,奠定了由延安到新中国的新华语体的基础。瞿秋白是二三十年代,中共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主要阐述者之一,他撰写了大量政治批评宣传的文章,他的文艺思想甚至最后演绎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的这些文字体现了共产党极端的否定精神,批判一切,偏执激烈,鼓动暴力颠覆世界。“三民主义的‘理论’不能够离开猪猡生活,只有猪猡生活的人,他才相信‘三民主义是唯一救国主义’”27 “你们这些帝国主义的奴才们现在似乎聪明了些,懂得了许多事情,但是你们还应该懂得:——中国工农不但要消灭你们,而且连同你们的主子——一切帝国主义——都统统赶走,而建立劳动者自己的国家——”28:“中国的文字革命必须彻底废除汉字”29,“陈旧的中国象形文字从各方面说来都是过时的残渣。拼命倒退历史车轮的反动派的中国反动派黑暗势力死死抱住这种残渣。”30“中国式的中世纪的毛坑,以及中国买办和资产阶级的奴才性的‘精神文化’,应该同着绅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打扫得干干净净!”31.我们难能想到,“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32,这是瞿秋白由高尔基翻译来的。瞿秋白写了大量的空泛煽动漫骂式的政治口号。其让我们为瞿秋白的语言才华感到愧疚。如果说他的某些逻辑严谨语言准确的理论文字尚能阅读,那么这些漫骂口号就不能使人容忍了。由之我们也知道文革不是偶然的,它的思想语言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渊源和传统。瞿秋白是此传统的制造者之一。

一个共产党人,向外其常常是昂扬自负有激烈的否定性攻击性;但是于内其又常常是惶恐不安,唯是唯诺,他们总是生活在动辄得咎不知所措的恐惧中。共产党以对内的残酷斗争杀戮威慑个人,而保持群体的一致,集中其力量。而于内的恐惧也正产生向外的否定和暴力;对外的否定和暴力攻击消解人的恐惧,转化其被控制、否定的状态,得到存在的肯定和权力感。中共之胜利的原因之一是其组织的有效;而其组织有效,既需以残酷斗争杀戮为威慑手段,消灭异己,集中群体,使恐惧转为对外的暴力能量。这是共产党组织的中心秘密。自瞿秋白路线后,他一直不断地向“组织”和共产国际检讨、批评自己。“我这种错误是不是偶然的呢?决不是的。因为对于许多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例如第三时期问题,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关系问题——,我从六次大会以前直到三中全会前后,都有好些和立三同志大致相同的观点。——所以立三路线,亦可以叫他做秋白路线。”33 “我现在公开对国际执委和中国全党揭发和承认自己的错误——懦弱的腐朽的机会主义。”34 “当时对于莫斯科学生中反对中大支部局的李剑如等同志,对于这个小组织,我采取了保护态度,以至不但不能反对派别斗争,反而自己陷于派派别斗争的泥坑,这是因为我当初有过富农问题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35 “最近两三个月,我在《斗争》上发表了一些短评。这些短评里——自然不只是这些短评——暴露了我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以前是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恐惧着革命方面的困难和弱点,而用空洞的夸张来安慰自己,自欺欺人,后来,在这同样的立场上,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假使不是中央的指示,假使不是两次讨论和同志们的批评,我也许到现在还没有明白自己的错误。”36 他的这些检讨,开始是挺身赴难,为共产国际受过;之后是见势低头,甘心认错;最后则是惶惶恐恐,自贱自渎。而所谓的这些错误、机会主义不过是共产国际朝令夕改的指示,或党内权力派别的斗争和捕风捉影的恐惧。共产党之神化需要不断牺牲个人,承付其过失和责任,以建立其精神、组织、领袖的神圣权威。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又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庭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是革命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攻击斯大林的气焰——,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担负这个责任。”“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陈独秀)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该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37瞿秋白牺牲了陈独秀,但他自己也成为这样的牺牲品。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瞿秋白的自我检讨批评中,很多甚诚恳,他真心以为自己有了错误,应该批评纠正。他在《多余的话》中,仍有许多对自己检讨。这只能出于真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多余的话》话如此坦率,他没有必要再做作,他完全是出于对自己的真诚才有此批评。实际他的这种真诚,是起于宗教的内心忏悔情节,和事情的对错并无关系。置身其中,他必须内在认定“领袖”、“党”、“主义”绝对地英明正确,不容怀疑,而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自身的错误过失,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检讨批判自己。在宗教中,这也就是人通过不断否定忏悔自己,而保障神的绝对性和对神的绝对服从。我们说共产党具有宗教性,因为“领袖”、“党”、“主义”超乎了政治、社会而具有了精神的绝对性和崇拜性,其有对成员使之绝对服从的控制性。不同于社会法律、甚至军队纪律,它的控制是绝对的,并且是通过成员的精神主动性来完成的—即不断地对自己的检讨批评忏悔,彻底否定自己,消灭自我意识。这就是共产党自我批评的意义。宗教的忏悔,来于信仰的真诚,也来于恐惧—神的处罚。忏悔显示真诚,免除处罚;真诚是取悦神,获取神保护的根本。而真诚的产生来于恐惧,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悲惨越不幸的人越有对神的真诚。在宗教中,其以神罚的恐惧,驱使人们走向对神的真诚。共产党以唯物主义为教义,其无法以虚拟的惩罚为恐怖,因此它需要不断进行内部清洗、斗争、杀戮维持恐怖,以保证成员的效忠。所谓共产党的真诚是以迫害的恐惧为依托的。没有迫害的恐惧,其组织即丧失其对成员的控制力,而趋于解体。《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脱离了共产党的政治,组织,甚至是他的思想和情感,他称自己是一个“叛徒”。但他的精神的某一方面,却还依然保有他对共产主义,和国际共运的真诚。此真诚,可以说是瞿秋白可爱人格的一面,但也包含其被共产党“宗教”塑造的结果。

瞿秋白说自己31年离开中央政治机关,“实际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但是他还在党内。他在瑞金有几篇文字很说明他被政治的控制。“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阶级战争中的教育——论教育系统的检举运动”,其口气很似50年代《人民日报》阶级斗争的社论。“隐藏在苏区的地主、富农、奸商们,正在响应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他们用着一切阴谋来破坏苏维埃的每一设施,破坏群众的每一动员工作。”38 “一切冒充工农偷窃土地、毁坏农具、屠杀耕牛、传播封建迷信破坏春耕的反革命分子,都应该受着严厉的镇压。”39 “经常而切实的检查工作,以及突然的‘轻骑队式的袭击’,在这次检举运动中,应该可以暴露那些埋伏在教育系统之中的阶级敌人,或是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而检举运动应该是伟大的群众运动。”40瞿秋白的这些声音,也正是50年代后,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声音。他们在迫害的恐惧中,参与迫害;被迫害,而站在迫害的一方,以提高迫害的声音,逃避迫害,表明自己的清白。瞿秋白的这些文字很让人痛心,因为这个时候他对政治已经“倦怠”“完全没有兴趣了”,他不再是个信奉者,而只是敷衍搪塞。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他,此不过是“例行公事”,“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这些“敷衍”“公事”却发生着对人的迫害。严厉些说,他隐藏了自己,却迫害了他人。共产党对内的残酷的斗争和清洗,确立了它的原则,如果你不检举迫害他人,就不能自存。

共产党作为极端化的群体军事组织,投身其中也就意味献身,其只有主义、组织,而无个人;个人需要绝对地“党”化。绝对地交出自己、服从,是个人被其接受的前提。共产党总是在内部进行残酷的斗争和不断的杀戮清洗,其功能就消灭分解因素,威慑个体,保持群体的绝对一致,以求对外武装行为的效率。如果其组织不能保证绝对的一致,其也就不能取得对外的胜利。瞿秋白,浪漫的才子,谦谦的书生,温情的小布尔乔亚,注定他是适应不了共产党内部残酷的政治斗争的,他注定要被之消灭。但是他投入了,即不能退出。凡绝对的选择,大多是一次性的。赌注押上了,就不能抽回,只能听任轮盘。由于他的所得,由于他的许诺和位置,由于他的自爱和道德,也由于他的懦弱和共产党的组织威慑,他没法再选择,只能“勉强”自己。为了控制中共,共产国际让他回中国;因为要搞掉陈独秀,瞿秋白被安排为领袖,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因为要代共产国际受过,瞿秋白承担了“八七会议”后的政治责任;他在莫斯科做共产国际代表,因为斯大林、布哈林的权力斗争,他被解除职务;为了清算“立三路线”,他被指派回中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共产国际指令王明领导中共,瞿秋白的中央职务即被解除;同年他到上海养病,与鲁迅结友,参与左翼文化活动;因为有碍延安对左翼文化的领导,他被调到瑞金,此时他身患重病,与妻子同行的请求亦被拒绝;中共中央决定突围长征,“决定瞿秋白同志在瑞金坚持工作”,此无异于对他的抛弃。瞿秋白三五年二月被捕,六月处决。他刚得到权力的时候曾经有过兴奋积极,但他在共产党组织中基本是被动的,任人左右,委曲求全。瞿秋白说自己:“……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斗争的勇气……。优柔寡断,随波逐流。”“其实我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的忠恕之道。”“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41瞿秋白的这种性格怎么能适应此极权集团呢?“瞿秋白的基本气质与才华,实在不是一个政治动物,尤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动物。”42在此政治中,他注定要被抛弃和消灭。即使他35年不被国民党所杀,其也难逃以后共产党一次次的清洗。

由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共产主义之所以成为一场席卷人类的政治运动,因为科技与工业的发展、资本的扩张破坏了人类传统的生存形态,给人类的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文化、精神的冲突和危机。而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合理性,而人们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中渴望社会的保护、公正、互助也合乎人性,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正是在此影响下发展为现在的社会福利国家。但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学说”、“暴力革命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预言,则给底层民众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提供新的异端宗教——“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列宁在俄国付之以行,而发生世界性的极权暴力灾难。在人类历史上,凡于末世社会处于混乱的危机状态中,常常会伴有异端宗教的突然兴起和大规模的暴力行为。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失败,外敌侵掠,国家破产,社会崩溃,民族陷于深重之混乱和危机,社会大多数人被抛弃到生存底线之下,生灵涂炭。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困于国家、社会、民生的危机,而他们自己也处于生路无着,前途无望的困境,而他们又正是民族最活跃、富于幻想的生命,于是他们走向火光。人毕竟是脆弱、盲目的,受生存之本能和期待的虚幻所支配。况且,当时的世界也在危机和混乱中,整个世界丧失了理性和秩序,欧洲大批的知识分子也同样卷入了共产主义运动。极端的处境,促使极端的选择。我们无法要求历史,也无法对瞿秋白有更多的要求。

“他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他的党要求他和自由主义作战;他是一个具有人情味而温情主义气质的人,他的党要他和非布尔什维克的意识作战;他是一个极力想做君子的人,然而他的党,一个极权主义的党,在政治上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43

瞿秋白说自己“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是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我始终戴着假面具”,“就是对之华,我也只露一点风声”。“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占领了”,“这对于我很苦”,“十分厌倦”,“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44在共产党中,瞿秋白生活得很是痛苦。中国共产党需要两种人,一是绝大多数的“教徒”,二是少数的权力者。“教徒”需要完全放弃自己,由个人权力到精神意识,并且要随时准备牺牲,奉献生命。作为军事化,以夺取国家为目的,而又处于弱势的政治组织,它需要其成员绝对的服从和无代价的牺牲。因此,精神的宗教化是其必要的保证。共产党之成员,只有对组织、主义的信奉达到宗教的程度,才能达到共产党的要求;才能免除他于其中的困惑和痛苦。而权力者则需要能力控制成员,控制组织去实现其政治目的,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实行此权力的能力。瞿秋白没有能力作后者,虽然历史曾给予他机会;但他也不能作前者。这是他感到个人分裂和痛苦的原因。瞿秋白说自己:“——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45可以说,此话说到了他性格的本质。一个世宦书香之家,而早已破败,父走母死,寄人篱下,而其又天生体弱敏感,即使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鼎盛之时,他也只能是一个郁郁落魄的才子。他说自己是“文人”,而“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样样都懂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什么”,“完全没有自信力——,总希望有个依靠”。“‘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我不能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46科举废弃,辛亥革命发生,社会崩溃,他——没有着落出路的文学青年自然就成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很安慰,因为这同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47至于马克思主义“达到这样最终目的”的“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道路,他并不懂;相反其到适应了他反社会的落魄、极端心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先与社会一震惊的刺激——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千万册书报。“48 但是瞿秋白这样一个脆弱敏感自爱的”文人“,并不能真正放弃个人意识和情感,成为献身的盲目”教徒“。因此他说自己最终也还是”小布尔乔亚“。”我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49 ”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们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50瞿秋白的确曾努力地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但他始终不能作到。他甚至为此痛苦,到生命临终仍有自责。”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练呵!“”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的‘异己的’意识以及最细微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51因为他不能彻底放弃自己,而共产党的集权组织中,他必须服从组织,因此他只有戴上面具,勉强自己扮演角色;因为他不能放弃自己,因此他知道自己的扮演和虚假,知道自己的被”占领“、丧失,因此他痛苦。这就是他的二重人格和分裂。有幸的是他在权力的中心,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此不幸,这是他最后能写《多余的话》的原因。他不能跳出他的”绅士意识“,温文、调和、人情;又不能掌握权力——冷酷无情。他在共产党中痛苦和命运也就不能改变。”形格物禁“,”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来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52 他实在是痛苦。

瞿秋白在福建被俘后,他可以走顾顺章的道路,归顺求生。国民党政府专门派王杰夫、陈建中来劝服他,但是瞿秋白没有接受。如果他接受,大概要有两个条件,提供共产党秘密,或发表反共宣言。由瞿秋白的死,《多余的话》,及现有的材料看,二者瞿秋白都没有做。这与其说是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如说是他人格的自尊。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前者是出卖,后者是不一。在一个曾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教育的君子,此辱难能接受。况且共产党之名在当时还有理想的光彩,并不像今天。瞿秋白最后的人格选择,实际是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即人格的自尊高于生死;性情的真实高于外在声名;诚以待人、诚以待事、诚以待史。他对共产党有很多的怨愤,但他至死没有恶言。不在于共产党如何,而在是他选择了它。这和中国传统“一”的意识一致。君子绝交无恶言。他说:“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该欺骗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原以后的青年不要学习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原因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坦白的话。”53 “诚”与“实”最终高过了他的主义。

在《多余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三重状态:思想的、政治的、人格的。他说:“同时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这表示瞿秋白死前他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但他的话却说得很勉强。不放弃并不是相信。他不放弃,因为:“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而且“我除了根据我那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如果说瞿秋白早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有着年轻人积极进取的浪漫;中途是“形格势禁”,勉为其难;最后则是已就已就的颓废了。瞿秋白并非是思想者,也从来未清楚马列主义。他的思想软弱、糊涂,顺着性情。他的不放弃,与其说是思想、主义的,不如说是人格和性情的。他需要保持自己的一致,维护他的自尊。至于其“主义”本身,却“不必枉然费力去思考了”,他宁愿保存一个其正确的幻想。由这点说,他也还是浪漫的。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对自己政治生活的彻底否定,也是对此政治的一个背叛,这也就是瞿秋白最终所要说的话——“最坦白的话”。共产党之几十年对《多余的话》拒绝公开,其因由也正在此。“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该祝贺我!”“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这些,似乎多余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就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是叛徒的一种……。”这些话是很有怨愤的。他是以他的方式,做了最后最终的反抗。这是弱者的彻底、绝望、自杀性的反抗。他以死为代价,以对自己的否定、批判为方式,而否定他的全部政治生活,颠覆此政治对他的强制,对他真实的制约,也颠覆他长久对之的恐惧、虚假、压抑和忍耐。他以结束生命来推翻这场游戏。好了吧,行了吧,见到了吧……?弱者以毁灭自己,来“报复”强势的对方。因此,他感到解脱的轻松和“痛快”。瞿秋白最终所要求的是自身人格的尊严和真实。如果他“慷慨而死”,此是不真;如果他求生归顺,此是不一不仁。因此,他选择了死亡,以之为《多余的话》的代价。

瞿秋白投身政治,以求解决他存在的困境和出路,而政治正是高度集中的现实冲突和角逐。他本是把政治作为解救、依靠、出路和幻想寄托的,但是他恰进入了残酷杀戮的中心。在此旋涡中,这个文弱、浪漫的书生只能忍气吞声唯唯诺诺,要顺从又要代人受过,他强迫自己以假面度日。瞿秋白的可贵是他最终做了的反抗,他没有“装腔做事慷慨激昂”,“欺骗历史”。他诚实地告诉人们、历史,他不是“无产阶级战士”——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而只是一个“雾里看花”“枉费一生”的无用“文人”。正是由于他的诚实,由于他最后的政治反抗和叛逆,他解脱了政治的制约,而恢复了自己。

《多余的话》使瞿秋白由一个被迫的革命领袖,回到自己——一个人情、温和、敏感、悲哀、诚实、文质彬彬的中国传统文人。《多余的话》不是严谨的理性思考,瞿秋白也不是经由理性思考而做出其生命最后的选择,他更多的倒是出于他的性情——忠实于自己、他人、历史——而有了他选择、写了这篇文字。瞿秋白最终是以他的性情和人格打败了政治和主义。而此正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由此,也可以说瞿秋白最终是由共产党归附了中国传统文明,他最后是以这一姿态结束生命的。他在狱中饮酒、赋诗、画画、交结各种朋友——无论敌友,“他前后刻送了四百多个图章”54.他坦然承付他对历史、国家、共产党、国民党的责任。临刑时瞿秋白“盘膝而坐”“神色无异”。他最后的诗:“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做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迎夕阳红。”“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他清楚自己的一生。悲哀自是悲哀,但瞿秋白最后的生命、精神、文字、心灵,乃至他的死都是诚善、优美的。 虽然瞿秋白从容就死,但是他对生还是怀有莫大的留恋。“这个世界对我仍然是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世界第一”。55在《多余的话》中,他有退出政治,以求余生的暗示。“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不用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他并没有对之抱有希望,“但是,趁早结束了吧。”可惜,政治、历史、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瞿秋白最后退出了共产党之政治,恢复了他自己——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但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枪决了他。我们为他遗憾。

《多余的话》是性情之文字,不是理性思考之文字,因此其有欠缺。瞿秋白只是脱离了政治,陈诉了他的政治经历,颠覆了政治对他的压迫和控制,但是并没有对之深入反省和思考——没有反省思考他所“卷入”的中国政治、革命、社会、文化、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他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绝无理由苛求瞿秋白,但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问题需要继之思考。比如,瞿秋白讲“可笑得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书生,连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56 这是真话。但是,他怎么主持“八七”会议,签署了“八七”决议呢?“八七”后,中国所发生的连续暴动,其给中国社会和民生带来什么灾难和后果呢?瞿秋白想必对之也是“雾里看花”。“雾里看花”当然容易,但数以万计、数十万计的生命、鲜血却是实在的。由此知识分子以“雾里看花”的态度参加政治、革命、社会运动,实比军阀更有害。自然,我们可以说“八七”是俄共对瞿秋白的操纵利用,但瞿秋白本人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教训?起码有四点促使瞿秋白参与了暴动杀戮,其需要对之承付个人责任:1.空洞的理想主义,2.政治的浪漫化,3.个人的权力,4.以社会转化个人情结。共产主义运动并非起于罪恶,相反其恰发生于人的美好理想。但当人们将此理想以暴力强制的方式赋之现实的时候,就发生了可怕的灾难。人、社会、国家、生存,是有欠缺的,不可能完美。人的存在即欠缺的存在,欠缺是人类社会的前提。共产主义理想起于资本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危机,作为人身于其中的艰难痛苦,而发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自然的,可理解的。但是此理想,是人于欠缺生存中所发生的精神期愿和幻想。其并不能成为生活的根据,更不能成为现实,因为其违背人之本性和人的可能。由于现实的欠缺,而以暴力颠覆强制社会,实现精神的虚幻,其结果是毁灭性的破坏,理想转而成为大规模残害杀戮的正义理由。而为了正义的杀戮是最残忍的没有节制的屠杀。这是俄国、中国共产主义给予我们的教育。因为“马克思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因为“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无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57,因此他就可以签署“八七”决议,推动中国各地的武装暴动,杀戮数万人或数十万人。最后瞿秋白虽然退出了政治,但是对此他却没有思考,也即意味这是对的,我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人类需要理想,理想平衡人类的欠缺,为其生存调整提供动力和空间;没有理想,人之现实也即覆灭和崩溃。但是理想应该对人和社会负责,顾及、适合人性和现实之可能。至于人绝对的理想精神,也为可贵,但其类乎宗教,应该“政教分离”,制止其权力化,限制其行为的方式——遵守法律。人类的所有的理想都只能是欠缺之现实的补充,而不能本末倒置。

瞿秋白在最后的囚禁中,常常感慨地说:“书生是不宜搞政治的”。58 的确,瞿秋白不宜搞政治。他的“主义”是由宣传小册子来的,他说自己并非真正懂得,他不明白他的主义。他即没有权力的能力,又不清楚社会、政情,甚至不明白他的党和俄国的目的。他的革命和政治是“雾里看花”的革命、政治。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关心参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士”的意义之一即参与权力,管理国家,其由蒙教即开始学习这门技艺。这是中国文明的传统。但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参加他所不清楚的政治。他参与政治,就首先应该清楚此全盘的政治游戏。他不仅是要对自己负责,尤其是对他参与的政治、社会、现实和民生负责。政治是国家的、社会的、民生的,也是现实的、行为的、冲突的,其必须对之有高度的责任感,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能力方能介入。瞿秋白说:“我生来就是一个浪漫派,时时想超越范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作为年青人,此浪漫的激情可贵,其放于许多方面都将大有作为,尤其是文学艺术;但是此浪漫绝不能用于政治。但是五四后中国许多知识青年,他们参加政治、革命恰恰是出于浪漫激情。他们即不清楚现实,又不明白政治,他们在幻想中,把政治、革命当作艺术化。由是,政治也就被他们情绪化,浪漫化,脱离社会、现实,非理性,不负责任,成为任性所为的破坏,而当他们掌有权力和武装的时候,就成为社会、民生之灾难。如果说社会危机,民生陷入绝境,此时发生革命实能避免;但是以浪漫投入革命则是血的游戏,而他们在此中也将毁灭。瞿秋白是一个例子。五四后,将政治浪漫化已经是中国的一个政治传统,其由共产党到新中国,到大跃进,到文革,甚至影响到“八九”。

瞿秋白组织“八七”会议,推动中国各地的暴动,背后是俄国的操纵。但他参与此事则是政治与权力的交换:俄国需要他来做此事,他由之得到权力。瞿秋白不是权力性格的人,他进入共产党中央,一度掌管中共最高权力,具有偶然性。但是瞿秋白并不是没有权力的要求,其投身共产党本身就是一条权力的捷径,是俄国和革命使他由难有出头的落魄青年,进入中国权力的顶层。权力、名望、利益是人本能的要求,求之并无不对。但是人应当知道自己的能力,“以其道得之”,而权力的使用应该有利于社会和民生。如果不问权力的目的,不问得取权力的手段,无顾权力实行的后果,只问得到和实行,那么社会只能走向毁灭。瞿秋白,无论其本人多么君子、温和、善良,也不论他的道路多么不幸、误会,但是他进入了他不该进入的权力,他在那一段时间,对中国的国家、民族、社会、民生的作为实为有害。“八七”会议后,中共所发动的连续暴动,实际是为了俄国的利益,由俄国所操纵。陈独秀在这点比瞿秋白好得多,但也正是因为陈独秀拒绝俄国的政策,他而失去权力;瞿秋白因为执行俄国的政策而能取而代之。

瞿秋白的不幸身世,绝望处境,以及他的体质、肺病,都使他有反叛的毁灭心理和情节。这些在他的早期文字中有清晰的表示。“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就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59 “—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刺激,—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60这是瞿秋白投身砸烂旧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潜心理。此也是教训,人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需要把个人和国家、社会、公众、他人分开,而不应该以个人取代之,不应该把个人的情绪、问题转嫁社会。以个人之情绪参与政治,有害于国家社会。

瞿秋白仅仅活了36岁。他是有天赋、有理想、勤奋的人,当然他有其弱点,但终究是进取向善的人。他本应该成为国家社会的建设之人才,但是他却推动了中国的暴乱,而他则以为此是救国救民。他的最大悲哀,不在于他参加了其所不该参加的政治,而在于此。

在中国近、当代历史的波澜中,瞿秋白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但是他却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悲哀道路。由此个案,我们可以思考我们的许多困惑和问题,汲取教益。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家、民族、社会、民生、个人、革命、文化始终纠缠我们,人类各文明从未面临现代之中国如许的困惑和危难。人类未曾有过这些经验。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困惑我们,且而更复杂,因为其已和今日人类共同的危难交错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先进的西欧,但是却在落后的东方取得了胜利,出乎马克思的预料,然而其并非福音而是灾难。相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近代历程中,倒转化为其文明的有益因素,制约了资本的野蛮,促进了社会公正、平等、人权、福利制度的建立。不在“主义”,而在社会本身应该健全、稳固、平衡,具有因势变化调节的能力。在于西方近代资本野蛮扩张的冲撞中,中国作为失败的文明,国家瓦解,社会崩溃,传统丧失维系功能,民生朝夕不保陷于绝境。面对强劲的西方文明,中国的知性无力于认识,无力于分辨,无力于决择,陷入恐慌之绝望。由是中国的生存和精神都进入极端状态。前者表现为不断的革命、战争和极权;后者表现为对传统的激烈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或说就是极端的批判否定精神。二者都是生命的绝境与绝望,不计后果孤注一掷。其是盲目的、一次性、自杀性的,其是毁灭的表现。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未曾走出这一历史和情节。由瞿秋白的身世、道路到他的死亡,似乎这也包含一个近代中国文明的隐喻。在中国此大历史背景中,瞿秋白的命运不是很自然的吗?即使他个人有幸躲过—像许多有幸者,但是在历史的总体趋势和盲目中,那千百万人也依然是在劫难逃。

02年01-05月于依萨卡

注释:

1《中国青年》一集六期

2《多余的话》

3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卷》17页

4《多余的话》

5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卷》29.26.31页

6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卷》8页

7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卷》25.26.31页

8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9《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卷》31页

10 《多余的话》

11 《赤都心史》

12 “那个城”《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卷》300页

13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卷》8页

14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卷》5页

15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卷》15页

16 “自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二卷》3页

17 “唉!还不如……”《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二卷》4页

18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卷》5页

19 “那个城”《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卷》301页

20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一卷》17页

21 司马璐《瞿秋白传》112页

22 《多余的话》

23 司马璐《中国共产党史暨文献选粹。第六部》105页

24“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7卷》4页

25“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7卷》5页

26“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7卷》21页

2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621页

28《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609页

29《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217页

30《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418页

3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531页

32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五卷》463页

33《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125页

3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131页

3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134页

3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647、652页

37司马璐《中国共产党史暨文献选粹。第五部》411页

38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658页

3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662页

4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671页

41《多余的话》

42《司马璐《瞿秋白传》112页》

43司马璐《瞿秋白传》

44《多余的话》

45《多余的话》

46《多余的话》

47《多余的话》

48《饿乡纪程》

49《多余的话》

50“《多余的话》的两段佚文”,《瞿秋白研究文选》190页

51《多余的话》

52《多余的话》

53《多余的话》

54司马璐《瞿秋白传》

55《多余的话》

56《多余的话》

57《多余的话》

58司马璐《瞿秋白传》

59“自杀”《瞿秋白文集》2卷3页

60“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1卷23页

文章来源:一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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