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论写作与政治》 作者：君特·格拉斯，黄灿然/译
摘要
虽然知识与权力的对立人人知道，却经不起考验。知识分子经常有足够的权力去限制艺术中的言论自由并在政治领域进一步把它收窄。而在另一方面，具有民主思想的政客们则经常被迫对互相倾轧的偏狭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采取宽容态度，要求尊重言论自由。
女士们先生们：
欧洲理事会及其文化与教育委员会正在举办一次讨论会，探讨言论自由和艺术家在我们社会中的处境这一意义深远的问题。我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不错，你们将期望听到我的意见;不过，虽然我本人被你们选择的问题所吸引，但是我也必须以希腊的艺术家们和捷克斯伐洛克的艺术家们的名义讲话，他们的言论自由已被限制至近似牢房，而当我们觉得有必要在这次会议的舒适气氛中讨论人所共知的事实时，我似乎能够感到他们冷淡的怀疑主义。
鉴于会议让我谈论的主要是政治，又鉴于欧洲各国的艺术家不管愿不愿意都已被置于政治脉络中，因此我首先要解释我自己的政治立场，而我的政治立场是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约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陷入了德国政治行动带来的负罪感，我在当作家的过程中被迫认识到(哪怕只是皮毛)从事创作的艺术家想像中的自由是一种虚构，认识到艺术家不仅给社会打下烙印和表现他的时代，而且同样也是社会的产物和时代的孩子——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一个不合法的孩子，或一个被国家监护的人。因此，我理所当然认为我在写作的同时，也应该做我作为一个公民似乎义不容辞的那份政治工作。
艺术家和公民?难道这不是互相矛盾的吗?艺术家必须在意识形态上扮演反公民角色?或者，一种把公民称为成年人的社会政治态度——这也是我的态度——可以把艺术家视为一个离群者，应该被容忍，应该获得特别照顾，使他可以像一个十九世纪天才那样欢娱——免得资产阶级连一点惊慌的刺激感也没有?
不错，我是一个作家，却也是一个公民。我的政治工作并未局限于撰写和签署决议案这类没有风险的事情。我一直忙于跟进日常政治的起落。不被任何信仰所迷，不被任何拯救的教条所惑，我在对其他各种选择做了不动感情的研究之后，决定支持社会民主党。我决定赞成这条缓慢的、议会制的道路，赞成这个不可放弃的反对派权利，并在这样做的时候深知存在着不只一种真理和不只一种现实，深知几种因而也是相对的真理和现实必须互相竞争和互相容忍。
虽然持这种开放态度，但是在历年的政治副业实践中，我愈来愈相信民主社会主义是最有可能为人类带来提高社会公正和在法律上保障自由与平等发展的制度，而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私营资本主义和东方国家资本主义迄今一直拒绝这一切。不仅如此，我还开始深信倘若社会和个体的人权得不到尊重，艺术中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一旦艺术家必须通过克服常常隐含滥用权力的社会环境，为相对的自由或特殊地位付出代价，他们也就变成孤立的精英，满足于游乐场的自由。他们的艺术，无论是糊里糊涂还是遮遮掩掩，都只会变成一种有利于奴役的事态的橱窗装饰，艺术家则变成这样或那样的权力的妓女。
你们大概注意到，我虽然有自由讲话的荣幸，却无意用装璜性的词语来给“自由的西方”这个模式化的形象结彩。西欧的环境没有为指责共产主义国家的艺术家所遭遇的处境——严密管制、缺乏自由——提供正当的理由，对我们自己的阵营也不闻不问。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由独裁政权统治。在那些国家，每天都发生迫害政治异己的事情。但是，即使在那些其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现实也往往与宪法相悖。在法国和意大利，电视由国家控制;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普林格出版集团的利益依然支配着报业市场。此外，在所有欧洲国家，经济力量都可以通过给不给广告来影响所谓的独立报刊。资本的集中和大公司的垄断地位基本上不受民主约束，这也突出了自由选举的议会的无能。
民主政制国家到处可见的相对自由或缺乏自由也许是可以忍受的，但这显然不能成为奢谈西方言论自由的正当理由，以此抨击东方集团到处可见的奴役。因为每天发生在东方集团国家的事情，例如管制艺术，要求艺术与党的正统观点保持一致，以及艺术家愚蠢地屈从于官僚观点等等，在西方至少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不仅如此，随着关系逐渐缓和，各种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共存，将会更快地在经济领域而不是在任何其他领域显现出来，后果也会更严重。换句话说，西方私营资本主义将开始与共产党的国家资本主义做生意，这方面的发展速度，将比工作小组在赫尔辛斯谈判最终可能不了了之的“资讯的自由交流”问题快得多。为了不危害东西贸易的大生意，将会出现一种趋势，就是对“言论自由”问题视若无睹。一位坐在东西各个审议机构的梅特涅(译注一)，将会设法推广一种以专制国家为基础的全欧秩序，这些国家由于缓和时期需要和平与宁静，就会倾向于成为警察国家。
管制的工具已经齐备。一个明显并且不无点滑稽的事实是，当“人道主义”这个词在东西一再被使用和误用时，意识形态的灌输便成为一个办法，用来剥夺艺术和艺术家争取多样性的努力以及他们的抵制倾向。不论它是基督教的西方的基本价值，还是再次需要防止颠覆、颓废、虚无主义等事情的共产主义的纯粹教条，不论索尔仁尼琴是否在苏联被惩罚，或法国政府对艺术家的资助是否附带限制性的条件——“人道主义”这个词总是被搬出来立正站着，练习又丑又怪的偏狭。
虽然humus (腐殖质)、humane(仁爱)和humor(幽默)这些词有相同的词根，令人想起生命所需的潮湿，但是人道主义这个依然有效的欧洲文艺恢复时期的概念，在政治上的实践却要求一旦死板的政府把枯燥如尘的法令种植在沙土里，就应把它提出来。不仅东方集团国家的艺术家，而且我们在西方的艺术家，都有理由在“人道主义”这个词被滥用的时候表示震惊并提出嗤之以鼻的抗议。
当乔治·奥威尔带着幻灭感从西班牙内战而返回到英国时，很多作家都不理睬他并抵制他，他的出版商就更不用说了。对索尔仁尼琴作出最无耻的抨击的，恰恰是苏联作家。东德诗人和歌手沃尔夫·比尔曼被赫尔曼·康特和彼得·哈克斯(译注二)这类文学机会主义大亨当成瘟疫一样回避。戈特弗里德·贝恩在《新的国家与知识分子》一书中彻底地证明，种族主义也可以有一位文学方面的代言人;哪怕是某个戈培尔对文化和知识分子的仇视，也在一些无法掩饰作者之知识能力的文章中得到表现。由于他们的偏狭，全部的艺术运动，例如意大利的未来主义，都不仅是法西斯主义的同行者而且是实际的先锋。
换句话说，虽然知识与权力的对立人人知道，却经不起考验。知识分子经常有足够的权力去限制艺术中的言论自由并在政治领域进一步把它收窄。而在另一方面，具有民主思想的政客们则经常被迫对互相倾轧的偏狭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采取宽容态度，要求尊重言论自由。
更为混乱的是：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催生了各种至今仍在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思想和理念——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可能还有资本主义，并发展了宽容的概念。然而，从一开始，它就在各种思想之间的冲突中表现出偏狭。任何打算承认蒙田是欧洲启蒙运动之父的人士，也许都会注意到这一可笑的事实，也即他的后代们是如何荒唐地把他痛斥为反动派或把他打成进步的信徒。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宽容与偏狭，这对早期欧洲启蒙运动的孪生后裔，自那时起就处于战争状态——用的总是启蒙运动的行话，有时候造成凶残的后果。无论是在法国革命期间断头台被用于服务进步和革命的美德，还是今天苏联不受欢迎的艺术家和科学家被关进精神病院，启蒙运动的语言及其对自由的呼吁总是被用来削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的人权，并且为了未来完美的公正而推行和维持不公正。
我这么说，并没有恶意，只是为了消除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并没有任何明文认为艺术家——或者说知识分子——比其他仅具有实干才能的公民更好，更不要说更宽容了。
换一个角度说：即使插图杂志里的报道证明毕加索是一位鄙劣的、硬心肠的父亲，但是他的儿童画像却不失其表现力;而银行职员迈耶(或杜邦)的鄙劣的艺术品味也不会贬低他对儿童的宽容——或者，用一句老套的话，不会妨碍他热心照顾他的孩子。
我们只须读一读那些刊载着把各种艺术趋势之间的争吵变成意识形态的冗赘文章的小册手，或展览目录及其前言，再比较一下那些宣称只有它们才有权统治的政党宣传小册子，或宣称只有它们才拥有真理的教会传单。虽然偏狭未必已有了它的埃斯帕特罗(译注三)，但显然已形成了它的特点。
挺身支持言论自由——这也是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呼吁多样化，要保护那些极端亵渎神明的感情爆发，要容忍永远繁盛的矫情，要在任何时候都准许颠覆性的怀疑——即使信任已建立了一个稳固的社会，要跟人类和人类社会特有的各种矛盾对立生活在一起。
鉴于我不是在对某个带有含糊的善意的学术界讲话，而是对负有政治责任的欧洲理事会的代表和西欧议员讲话，所以我希望我对言论自由的呼吁不会只是令你们点头;在某些情况下你们的反对可能更好。又由于我不是在跟艺术家们谈论艺术和他们的自由——即是说，我仅限于谈论艺术家彼此的宽容——因此我必须谈到政治权力及其滥用，这个问题很大，为了不迷失自己，我要集中讲述一个西欧国家和一个东欧国家的情况。
我指的是希腊军事独裁政权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和在五个华沙公约国干预后捷克斯伐洛克的新斯大林主义压制。
你们都知道，在希腊，就像在捷克斯伐洛克一样，无数艺术家、作家、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被监禁，还有很多其他公民;你们也知道，在捷克斯伐洛克，他们遭受最可恶的审问方式的折磨，在希腊则是酷刑。你们知道，在捷克斯伐洛克，数以百计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没有工作和收入的情况中挣扎求存。你们肯定听说过萨洛尼卡和雅典的学生所承受的耻辱的压力。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恐怖的方法，是可以互换的;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目标，没有任何实际动机——仅就北约和华沙公约国这方面而言，且不说私营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大生意——可以解释他们每天犯下的罪行。在希腊和捷克斯伐洛克，这两个集团最令人恶心的方面，都已暴露无遗。
我不想重复那些耳熟能详的事实，或套用廉价的雄辩术，来为希腊和捷克斯伐洛克的自由而呼吁。我只希望请你们想一想，不仅在欧洲理事会而且在赫尔辛基会议上，想一想希腊和捷克斯伐洛克举目可见的情况，再用你们的政治影响力，设法纠正这些情况。
新斯大林主义在捷克斯伐洛克的崛起，已给东欧集团带来羞耻，而希腊军事独裁政权的继续维持，则涉及西欧的责任。两个集团的政治犯数目，是无法计算的。两个集团各自的安全需要，可以成为重新陷入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野蛮行径的藉口。宽容一定不可以变成一种犬儒式的任务，否则每个意识形态集团都会以眼前的利益为由，容忍另一个阵营里发生的不公正现象，又鉴于同一种羽毛的鸟儿都倾向于善待彼此，就会演变成把这种容忍视为缓和的胜利来加以赞美。东方集团的不公正和没有自由，不应成为西方民主政制国家对希腊独裁政权的态度的藉口。
除非你们一再大声疾呼——在国内以议员的身份以及在欧洲理事会这里——要求希腊恢复民主政制，否则西欧在赫尔辛基高唱民主之歌，其合理性只能是片面的。
这个对你们演说的人，一直都在谴责冷战，谴责冷战的敌我意识形态及其军事后果，并且一直都在积极支持缓和政策。
这个政策是以放弃抵抗来落实的，并且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成功的。它的基础是条约。昨天部署着士兵的防卸工事，今天已因没用而杂草丛生。两个集团都已抛掉意识形态沙袋。它们仍然对这种新实验抱不信任态度。因失去了敌人的形象而感到不安全，两个集团便武装到牙齿互相对抗;它们被迫发出缓和的咕咕声，骨子里其实更想黩武。因此，它们装作看不见对抗。他们寻找共同点，寻找共同利益;他们逐渐明白到彼此的困难，并开始形成一个联合阵线，抗拒所有那些对新共识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的人士，这种共识由于是表面的，故实际上具有消除差别的效果。例如：两个在意识形态上相反的技术官僚制度的强硬的务实主义者和技术官僚们，都惊讶地指出，在两个制度中，备受吹捧的全面成就已失去其神圣感，反而是受到逐一质疑，首先是受到年轻一代的质疑——要么因为厌倦而说不清楚，要么从政治展望的角度提出，要么以道德理由提出。
在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藐视私营和国家资本主义预备好的答案，敢于质疑全面成就的教条。今天，我们开始听到一代人的声音，他们像我们所熟悉的新一代那样，未曾取得任何成就，也因此不知羞耻地天真。如此程度的天真令人烦恼。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父亲们既关注又感到困扰，并开始联合起来。有理由担忧，昨天还在过度地互相仇恨的两个集团中的国家栋梁们，现在可能已同意缓和政策的基本目标应是维持上述的成就原则，如果必要，将不惜采取严厉措施。
由基本上是专制和不容异己的因素的结盟所带来的这种缓和政策可能还会维持下去的第二个例子是，两个集团中有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因拒绝参与冷战并主张和平共存，而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原则迫害的对象。但是，现在这些先驱者以为他们已经做了他们的份内事，为艺术家们争取到自由见面以及交流资讯和经验的权利(毕竟，冷战已经结束;不可和解的敌人已摇身变成可敬的对手)——我是说，现在私营资本主义和共产党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密切交往和达成商业协议，有清楚的迹象表明缓和将以大生意为主要特色，并将把它的阴影投在文化政策上。
什么时候——两个集团的各个外交部问道，猛摇头，并且不无带着威胁的意味——什么时候这些索尔仁尼琴们和伯尔们才能明白这两个寻求缓和的集团的根本利益都只是经济，老是对捷克斯伐洛克关系正常化的无可避免的后果和对基于安全理由而必须容忍的希腊军事独裁这些事情喋喋不休，是徒劳无益和有损于缓和的?
我们被振振有词地告知，不顾两个集团的工作人口对职位安全的需要、对日益增加的消费产品流通的需要、对法治的需要，是不民主的;牺牲这一切来满足一小群歇斯底里者的需要就更加行不通，这些人依然相信言论自由是一切的根本并且是无远弗届的。
我是不是太夸张了?我不这么认为;如果有什么，那也是我还没有全盘托出。我的目的是使布拉格和雅典的伤口继续张开。你们这些政治家有能力去消除我所表达的忧虑。
感谢你们的注意。
(译注一)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政客和外交官，先后身居各种要职，试图维持欧洲的力量平衡，支持君主制并压力自由主义。他在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上主张大国合作压制民主运动。一八四八年革命后逃亡英国。
(译注二)东德作家联盟的当红人物，他们把讽刺诗人比尔曼逐出作联。
(译注三)埃斯帕特罗(1792-1879)西班牙将军，镇压南美殖民地起义者，后来任摄政时被军事政变推翻。
译自格拉斯评论集英译本《论写作与政治》(1985)，原载香港《素叶文学》200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