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有人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窃以为这句话也适用于《南渡北归》:多一个人看《南渡北归》,避免再出现“五七反右”和“文革”那样的悲剧就多了一份保障。

1948年底,国民党输掉大陆已成定局,只好布局退守台湾。国民政府发出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础,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对国民党来讲,黄金、贵重文物的搬迁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那些士林名流的去留行止。他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也没有闲着。一场关乎人心、人才的争夺战开始打响。

争夺战的重点是当时中国教育文化的重镇平津地区。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和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要人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

听风观涛,平津地区学人内心五味杂陈。

回想1937年7月末,北京沦陷,何基沣将军撤离北平时面对学生曾喊出了“同学们!北平——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的誓言。因此,在随后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安排而撤离平津的教育文化界学人,虽也“南渡”长沙继而转赴昆明,爬山涉水,晓风残月,心情悲壮,但也怀揣再回来的希望。好不容易熬到“王师北定中原”且“北归”了,书桌前还没坐稳当,内战爆发,江山易色,学人中许多人又不得不再次面对“南渡北归”。而这次“南渡”,眼下是南京,实则东渡台湾——许多文物、典籍等国之重宝正仓皇运往那里。南京只是个中转站。但以挟抗战胜利之师之威,大陆尚且不保,台湾者何?去国有期,还乡无望,对久居北平的学人来讲,水木清华,沙滩红楼,燕园塔影,还有那熟悉的京腔京韵,胡同小院,各种人脉,都将成为过去,不是轻轻地挥一挥手就能离开的。至于所谓“北归”,对平津地区乃至举国学人来讲,实则是个“留”的问题,留在大陆。但留下来,是福是祸,很多学人心里没底。“南渡”(南去)还是“北归”(北留),大家都处在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南去

1948年底的北平,已被挟辽沈、淮海及天津战役声威的解放军团团围住,唯一的进出口,先是南苑机场。该机场被解放军控制后,就只有城内临时修建的东单简易机场了。

第一位被“抢救”的对象当然非白话文运动之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拥有30多个荣誉博士的胡适莫属。南京方面急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令其迅速组织胡适等重量级知识分子火速南下。号称平津教育界“定海神针”的胡适,面临着一个必须抉择的急迫问题——是留,还是走?

鉴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不可忽视的巨大存在,共产党方面也加紧了对他的统战工作。早些时候已弃教职出走清华园,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吴晗,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劝他留在北大,不要跟着国民党乱跑找死。

胡适毫不动心,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共产党高层没有放弃,改为直接向胡适喊话。据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回忆,解放军兵临城下,“我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撞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里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着国民党逃跑。”

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并派专机迎接。胡适临行前,派人劝好友、辅仁大学校长、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师陈垣同机飞南京,陈垣不从。不但陈垣不从,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这一拒绝让胡适夫妇大为吃惊。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国当大使的父亲胡适进入美国学校读书,1948年回国,成为北图的一名职员。据胡适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回忆说:“当时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什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只好随其自便了。

胡适认为,陈垣这样的人物可以舍弃,但像陈寅恪这样具有自由知识分子气节与风骨、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无论如何也要拉上,随即托邓广铭找陈寅恪。陈颇为干脆地回答:“走。”还说:“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起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真正的原因或可从时任清华中文系代理主任浦江清的日记中寻找:浦劝陈寅恪不要离开清华,“我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1980年代末,冯友兰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认为:“静安(王国维)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义亦一也。一者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冯氏之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陈寅恪突然出走的不易之论。

1948年12月15日,胡适与陈寅恪等乘机离开北平。在行前的匆忙慌乱中,胡适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汤用彤等人留下了一张便签:“我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绝不忘掉北大。”这是胡适与他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北京大学的最后辞行,此一去竟成永诀,再也没有回到这块令他梦牵魂绕的古城旧地。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本来能够与胡适一起走。12月14日晚上,敦福堂教授将胡适第二天要乘飞机南下的消息打电话告诉了梅先生。据当事人张起钧讲,“凡是那时身在围城中的人,当可知道大家是如何焦急的渴望离开这围城。尤其长春围城的惨状,大家谈虎色变。何况还有政治立场问题。因此敦先生预料:梅先生闻讯后一定大喜若狂,立即行动,哪知梅先生在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不预备去。虽经敦先生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的谢绝了这建议。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帖后,从容不迫的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

梅贻琦于1948年12月21日离开了他执掌17年的清华南去。先生德高望重,抗战期间,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名义上是梅贻琦与蒋梦麟、张伯苓三常委主持工作,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梅贻琦一人。期间,梅贻琦从保护学生的立场出发,曾不止一次地保护过包括吴晗在内的很多左派学生,给共产党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因此,很多人对他不顾吴晗奉周恩来之命发来的“挽留”函电,无视设在张家口的中共电台广播中关于“北平各大学唯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可以留任,请务擅离”的示好与劝告而出走很不理解。

梅贻琦学生辈、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说:梅的出走“是主动,不是被动的;是自觉,不是盲目的;是坚定,不是犹豫的。”黄延复解释:“梅离开大陆,是他的文化立场和教育理念使然。对他来说,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且,恰恰是从这件比较容易引起敏感的事情上,才能窥察出他超人之处——头脑的清醒,决意的果断,以及对于自己的理念或为人原则的执著和坚守”。梅贻琦一个很要好的友人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梅贻琦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做的,所以必须离开。”出身清华的林从敏在谈到梅贻琦出走时说:“事实上梅师决不能留下,更不能主掌清华。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个人的政治思想,这个原则怎能与中共笃信的马、恩、列、斯……与毛语录的理论共存?”对于中共于张家口发“挽电”一事,梅的秘书赵赓飚认为是一种“劝降”行为,“先生闻此,认为一向未曾左倾,今日闻此类似诬蔑之词,对政府同仁,殊有无法表白之苦。”

梅贻琦从容南下,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揽住清华在美国的基金。他曾有国共南北划江而治的幻想,因此也有在福建或广州等地另建清华的计划。无奈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梅贻琦的梦想遂成为泡影,不得不另谋它途。事实上,后来在台湾新竹建立的清华大学,就是这一构想的延续。

被誉为南开大学之父的张伯苓没有被忘记。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在重庆的张去台湾或美国,费用不用操心。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谢绝。实际上是周恩来早就托人传来话,要他不要走。张伯苓是周恩来的恩师。1950年5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

在这场对平津学人的“抢救”计划实施过程中,国民政府想要的平津学人与实际到南京的差距较大。“名单上有的,不想南行”,这也罢了,令南京当局想不到的是,就在眼皮子底下,原决定中央研究院各所人员全部迁台的计划没有几人响应。只有傅斯年(字孟真)主持的史语所在迁台事宜上表现得的较为积极。主要原因,一是傅斯年一手造就的史语所具有曾国藩缔造的湘军“兵随将转”的政治格局和习性,二是济南城被共产党军队攻陷后,山东图书馆长王献唐被扫地出门,流浪街头。王氏在学术界属于德高望重的前辈,抗战期间流亡李庄四年之久,与史语所同仁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闻知这位学界耆老的悲惨遭遇,众人在潸然泪下的同时,也联想到自己日后的命运,遂下决心离开即将被共产党占领的大陆。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期间的学生领袖、1919年5月4日学生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属于无党派人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界重量级大腕。傅与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的毛泽东有一面之缘,至于与蒋介石,有所谓在蒋介石面前翘起二郎腿大言炎炎之说,私谊甚笃。尽管如此,傅却绝不以私害公,曾以如椽之笔,把蒋介石的大舅哥宋子文和连襟孔祥熙先后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宝座上轰下去,人称“傅大炮”。傅斯年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巨大影响,想必毛泽东是了解的。因此,1945年7月,傅斯年与黄炎培等6人去延安,毛泽东专门约傅斯年夜谈往事,并因傅斯年所请,写了条幅相赠:“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算是一段佳话。

但这番私谊丝毫没影响傅斯年的价值判断。他从来就不认同共产党的主张。延安之行更坚定了他的理念。从延安回到南京后,据罗家伦说,傅斯年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痛恨同去的人没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做护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领以殁吗?”

1948年12月17日,在南京的北大同学会五十年校庆会上,傅斯年以慷慨悲歌的语气道:“以北大五十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新的精神为基础,认为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之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所成就,对自由主义将更加摧残。”

因此,与胡适不同,共产党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做傅斯年留下的工作——包括与傅斯年具有同样立场的学人,如蒋梦麟等。

蒋介石为“抢救”平津学人费尽心机,但终究形势比人强。一方面,共产党在建立民主自由新中国方面一系列的宣示,是那样的坚定、动人、诱人,在战场上又节节胜利,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运用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方面是国统区民生凋敝,物价飞涨,民怨沸腾,人心之向背,胜负之形势,非智者也不难判断。因此,在国民政府1948年3月选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名院士中,有59位选择留下来,只有22位选择了“南去”,其中10人去了台湾,其余远走美欧等国,令蒋介石大失所望。

去了台湾的,倒未必如我们早先说的去给蒋介石政权陪葬,比如与鲁迅有深厚友谊的李济。李济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为中国考古学继往开来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1948年底,他拒绝陶孟和等人三番五次的劝阻,毅然决然地押着他视若生命的国之重宝的文物渡过波浪滔天的台湾海峡,毫发无损地在基隆港安全登陆。安顿好后,第二天,史语所的人就在他的带领下,步行到圆山做遗址调查去了。旅居海外的张光直教授认为,李济不去美国,不留大陆,到了台湾,至少是为了一种责任和一个学者的文化良知而来。他既然把国之重宝运抵台湾,作为这批宝藏的发掘者与保护、研究者,就理应负起相应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与国家民族的学术命脉联系起来。也正是为了这一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李济进入80岁高龄后,用英文写成了一部全方位总结安阳殷墟发掘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划时代著作《安阳》,先后在美国和日本出版,为悠久辉煌的中国文化和这个文化孕育出的中国学者争得一世界性名誉。

至于想走而没能走成者,大概不乏其人,不再赘述。

整个盘点下来,去了台湾的教育学术界有名望的学人不算多,但有胡适、傅斯年、梅贻琦、蒋梦麟等士林盟主、学界巨无霸跟随,还是给蒋介石挽回了些面子。

十字路口——北留

大陆学人,听从南京方面安排,有机会和条件的去了台湾。而选择留在大陆,各有各的考虑,情况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人,追求进步,向往光明。他们对国民党的统治由失望而不满,对共产党民主自由进步的主张由衷地赞成拥护,早就萌发了弃暗投明的心思。已做了中研院院士的陶孟和就属于这种情况。抗战期间,陶孟和以无党派人员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参议员,开始涉足政界。随着对国民党政权认识的逐渐加深,随着主持多项农村经济与社会状况调查,陶“左倾思想日益强烈”。1949年5月,竺可桢由杭州潜往上海,听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说:“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云云。

因此,当中央研究院决定迁台时,时任该院社会调查所所长的陶孟和明确反对,毫不客气地对朱家骅说:“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仁商量,以多数人意见为依归。”面对朱家骅的步步紧逼,陶孟和给社会所的同仁打气说:“朱家骅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敢把我怎么样。”此时的陶孟和决心拉着手下兄弟弃暗投明。

与陶孟和有相同思想的是曾昭抡、曾昭燏兄妹。曾昭抡是曾国藩的后人,幼承庭训,饱读诗书,1920年考上庚款留学生,进入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学习,3年修完4年课程。后转攻化学,1926年获该校工学院博士学位。与俞大絪婚后,出任中央大学教授,很快就兼任中央大学化工系主任。这位熟练掌握英、德、意、俄等五种语言的天才化学家,抗战期间就做原子核能的研究,并撰写了《原子与原子能》一书。在从事教育与科研的同时,他以充沛的精力和热情研究军事战略,对中日战争、盟军与德意法西斯军队的战事,从武器装备、战略战术、各将领的特长与弱点、各国军民士气等方面,发表了200篇以上的军事评论。1944年6月,曾昭抡正确地预测了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的具体位置和时间。1945年1月,应《正义报》约请发表谈话,明确回答,欧洲战事将于“上半年结束”。同年五月,在谈到盟军何时进攻日本时,认为“最早当在今年八九月份……战争的结束,也许并不在远。”曾昭抡这一预言,引起了国民政府军政当局高度关注,而战争的实际进程,很快证实了这一预言的正确。《燕京新闻》对此专门作了评价:谓曾昭抡“虽为一个化学家,但对政局、战局的分析和综合,都可以与任何专家媲美。”

1945年8月上旬,美国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而迫使日本投降。曾昭抡9月9日在《正义报》发表文章:《从原子弹说起》,提醒国民党当局,“原子弹的发明,的确在武器制造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对原子弹的研究“急起直追,此刻正是时候,要不然,恐怕机会就要错过了。”时为弹道学专家、国民政府国防部要员的俞大维,在中美联合参谋本部参谋长魏德迈中将处,看到了美国关于原子弹研制的秘密文件《史密斯报告》。与俞大维友善的魏德迈私下表示中国也可以研制这类超强威力的武器,并可以派人到美国学习。俞大维听闻大喜,就此上报军政部长陈诚和最高统帅蒋介石。蒋遂令陈诚和俞大维负责筹划组织。俞大维受命,认为原子弹的研制最为重要的是物理、化学、数学三门学科,而这三科出类拔萃的人才都集中于西南联大。于是,俞大维首先把目光集中到他最了解并有姻亲关系的曾昭抡身上。曾昭抡何等人物,立即推荐了西南联大物理学教授吴大猷、数学教授华罗庚两位国内一流的科学家。曾、吴、华三教授与陈诚、俞大维经过研究,很快就制定出成立研究机构、派人才赴美学习的计划和方案。这个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允准,并拨款五十万美元作为这一计划的前期资金。随后三教授分别做赴美考察准备并挑选了随行的青年才俊唐敖庆、王瑞駪、朱光亚、李政道、孙本旺及在美学习的徐贤修等。这一行动的代号是“种子计划”。

这一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不仅是国民党原子弹“种子计划”的开端,更是新中国原子科学史上的重要篇章,后来我国科学家在西部大漠引爆原子弹,真正的源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曾昭抡于1948年底由美国转入欧洲考察、讲学并一直没有放弃对原子弹研究。翌年回到香港,给弟子王瑞駪去函云:“原拟即返北平。到此得悉东北华北局面异常紧张,友人坚劝勿行,乃暂时留下,再做第二步打算。”其间,已经迁往台湾的陈诚、俞大维等人,给曾昭抡安排了一个“饲料公司”(实为核研究机构)经理的职务,并催其速赴台就职,以便进行“种子计划”的研究。中共方面得此情报,加紧对曾做工作。其实,曾昭抡早就与国民党离心离德,此前还动员过自己的小妹曾昭燏与妻子一起投奔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呢。所以北京方面一招手,他就毫不犹豫地抛弃台湾亲友。1949年3月19日,周恩来派人秘密接应,曾昭抡独身一人乘船返天津(夫人俞大絪在港陪母亲治病),3月27日抵北平,重返北京大学,被任命为化学系主任兼北大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常委。1951年,曾昭抡被中央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2年出任高教部副部长,1955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夫人俞大絪回京后,与她的胞妹、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同台授课。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

曾昭抡小妹曾昭燏在南京光复后筹建中央博物院工作中显示出卓越的才干并立下了汗马功劳。她之所以在1949年坚决留在大陆,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对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的南京博物馆感情太深,难以割舍,其次是受兄长曾昭抡的影响,对新中国充满向往,三是共产党也把当时手握中央博物院实际权柄的曾昭燏作为重点争取对象,派叶剑英夫人曾宪楷,利用与曾昭燏的姻亲关系,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当时,曾氏家族及亲友已有许多人在大混乱中出走台湾或香港,这些人都劝其随同前往,曾昭燏不为所动。傅斯年赴台前特地约谈曾昭燏,劝其一同到台湾大学教书或做专门的学术工作,并谓像曾昭燏这样的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若留在大陆绝不会被共产党所容,曾昭燏同样予以拒绝。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对于这一天的情形与感受,曾昭燏回忆道:“我们凭着窗栅,看国民党匪军,从南京最后的溃退,我们以万分兴奋严肃的心情迎接着新时代的来临。”4月24日,曾昭燏与留在南京的同事一起站在大门口,迎接解放军一个排的官兵进驻博物院筹备处。新中国成立第二天早晨,已经被南京军管会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院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的曾昭燏,率全院同事在博物院大殿前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1950年3月,遵照中央文化部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曾昭燏被任命为副院长,主持院务日常工作。曾昭燏在日记中写道:“这有无限前途的博物院的新生,也是我自己事业的起始。”

马寅初也是中研院院士。在抗日期间蒋介石送来名片,用委员长的名义请他赴宴。马老对来人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却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他如真有话说,叫他来找我!”蒋又派人游说:“委员长说了,您是他的老前辈,既是老师,又是浙江同乡。委员长推荐您任财政部长,或者是中央银行行长。”马老笑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办不到!”来人说:“那么,请马老先生买些美钞吧,政府批给您一笔外汇,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马老答道:“不,不!这种猪狗生意我不做!我不去发这种国难财!”来人只得灰熘熘走了。1940年,马寅初在陪都重庆,严正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惹恼了蒋介石,因而被捕并被关入了息烽集中营,1942年出狱。以如此立场和经历,马寅初安有不留下来之理?共产党建政后也没有亏待他,被先后委任以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只是因为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惹怒了当局而遭到批判,1960年1月4日,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此后长期蛰居寓所,撰写探索中国农业经济规律的巨著——《农书》,至1965年完成初稿,约100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摘自百度)

在“留北”学人中,还有不少小字辈。他们中除了前文提到的胡适儿子胡思杜,还有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傅斯年抵台后,曾多次致函电召其在英国学成后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就事,但傅乐焕认为国民党不足以成事,而共产党才是值得信赖的,遂断然拒绝了傅斯年的邀请,于1951年返回他想象中的自由幸福的大陆。

第二类人,对共产党不甚了解,对国民党更不感冒,“两害相权取其轻”,留下来似乎更靠谱些,经典的说法有三。

“难道共产党还能比国民党更坏吗?”此其一。比如罗常培,曾为西南联大校委会成员、中文系主任,1948年秋从美国回到北大,被任命为北大文研所所长。罗常培在美国的女儿罗慎仪后来在整理父亲留下的文件时,发现当时有三方面争取他。一是中共地下党,北大哲学系的汪子嵩,转达上面意见,叫他留下来;二是耶鲁大学聘请他做终身教授;三就是台湾。罗女儿说,记得当时有个说法,难道共产党还能比国民党更坏吗?况且代表中共的汪子嵩曾向罗表示,保证他今后学术研究的自由,罗也就不再心有旁骛。

“共产党也需要教书匠”,是为二。叶企孙持此说。叶在抗战期间曾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主任。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傅斯年频繁往来于重庆、南京、北平之间办理“北归”复校事宜,叶企孙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代理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并主持联大校务,成为事实上的西南联大“一把手”。期间,国民政府为实施“种子计划”物色青年才俊公费出国留学,叶企孙力荐李政道并成行。多年后,李政道颇为感激地说:“叶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1946年秋,清华大学复员回到北平,叶企孙担任校务委员兼理学院院长,是除梅贻琦之外清华第二号实力派人物。1948年底,梅贻琦离开北平南下时想拉上叶企孙一块走,并有了与叶共同到福建省利用海外保存的清华基金建立清华大学基地的打算。但叶企孙经过一番摇摆、观望,认为“自信作孽无多,共产党也需要教书匠”,决定既不接受美国某基金会邀请去海外,也不南下,坚持留了下来。北平和平移交后,冯友兰、吴晗先后主持了清华大学一段时间的工作,后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奉命改组,由叶企孙出任主任委员,成为清华园的“一把手”。但他这个“一把手”并不为人所看好。据与叶共事几十年的一位清华老教授说:就叶的性格和思想而言,属于敦厚学者型人物,性温口呐,“似不能言者”,且有牢固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并不适于混迹“仕”位。虽曾几次代理校务,但那只是因为他的声名与学术地位少有人与之匹敌使然,而且多属于维持和留守性质,真正长期搞行政工作,既不是他的特长,也不是他的愿望。至于政治,更是他一向避之唯恐不及的。当年在重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不止一次拉他入国民党,都为其所拒绝,一直作为无党派人士立足学界。他独善其身,终身不娶,视学生为儿女。

既然政治不是叶企孙这位“不谙新事理、新逻辑”的人所能玩得了的,其悲剧性的命运就不可避免。

三是“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什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这是胡思杜的原话。与胡思杜有相同想法的不乏其人,比如邓广铭、郑天挺。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从那时到1950年初,他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拉拢大陆学人赴台。据留在北大的邓广铭说:傅斯年“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我还和别人开玩笑说,如今国民党的军队是不战、不和、不守,我的态度是不死、不降、不走。我没有做过蒋介石的官,和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为不着为他们尽节殉死。我和共产党没有仇恨,我在大学教书,人民政府是否让我继续教下去,当然还很难说,但这并不是一个投降不投降的问题。我不跟傅先生走,也不跟国民党走,决意留在北京大学。”

当年北大文科研究生、后来成为哲学家的任继愈在谈到郑天挺去留问题的一个片断中说:“郑先生接受我党的指示精神,坚守岗位,安心迎接解放,北大的绝大多数教授在党的影响下没有南逃。当时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虽说不上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但对国民党几十年的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毫无希望,是十分清楚的。有一次有事到办公室,正遇上有位清华教授和他通电话,问他走不走。郑先生用安详稳定的口气,慢条斯理地说:‘不——走。’”就郑先生当时的地位和条件,假若要走,自是近水楼台,但他还是留下来了。

第三类人,家人都在大陆,故土难离,亲情难舍;也认定大陆解放,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报效祖国,将大有可为。持这类想法者,多年轻气盛,诗人气质,理想化色彩较重。特别是留学海外者,向往新中国,归心似箭。穆旦夫妇和陈梦家夫妇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穆旦原名查良铮,诗人,与金庸为叔伯兄弟。1935年7月,18岁的穆旦自天津南开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清华师生长途跋涉到暂设于衡山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就读,后跟随闻一多、曾昭抡等师生组成“湘黔滇步行团”,跋涉三千里到达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继续学业,1940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2年2月,响应国民政府青年知识分子参军入伍的号召,报名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亲历了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与日军血战及随后的“滇缅大撤退”,走出了九死一生的“野人山”。抗战胜利后,穆旦辞去军职,回到北平家中闲居并准备出国留学,期间曾供职于上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救济署驻南京办事处等机构。1949年赴曼谷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任英译员,同年8月由曼谷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攻读英国文学。1949年与望族出身的周与良在佛罗里达州结婚。1950年,国内大局已定,穆旦夫妇决定,一旦周与良获得博士学位,就一同返回祖国大陆,为新中国服务。为此,穆旦在攻读英美文学的同时,有意识地选修俄罗斯文学课。穆旦当年从长沙步行昆明,曾创造了一路背诵一部英文词典的奇迹,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他的俄文阅读能力就超过了美国本土的俄文研究生。在学习英国和俄国文学的同时,穆旦试着把自己的诗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报刊发表,居然很受读者欢迎,并引起诗歌评论界的注意。1952年,由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主编的《世界名诗库(公元前2600——公元1950年)》,收入了穆旦的《饥饿的中国》和《诗八首》。这部《诗库》仅有两位中国现代诗人入选,另一位是担任过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

也就在这年夏初,周与良获生物学博士学位。未久,穆旦夫妇受到了台湾大学的邀请函,几乎同时,亦收到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书。当时美国南部一些大学经常到芝加哥大学选聘教师,留美对他们夫妇并不难,但他们还是决定回到祖国大陆,其缘由是夫妇双方的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都在大陆,回国后在各自的专业上也能开创一番新天地。在穆旦心目中,牵挂和梦想更多的还是他热爱的诗歌创作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认为中国的诗歌若想来一次“文艺复兴”,非得借鉴外国诗歌的长处和新的意境不可,而自己无疑是这项伟大使命的承载者与新垦土地的播种者之一。

但此时返回大陆不是件容易的事。据周与良回忆:“当时留学生拿的都是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又正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反华反共情绪正旺,且我为理科博士毕业,美国政府根本不批准回中国大陆。”为此,她找到一位律师,花钱向移民局疏通,周的导师也向移民局写介绍信,“证明‘此人所学与化学武器无关,对美国国防没有危害’,加之我们夫妇称回国是定居香港,才最终获准回香港。而国内亲属已替我们办好香港入境手续。”遂如愿以偿。

陈梦家的情况与穆旦差不多。当闻一多于1927年到中央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刚满16岁的陈梦家以同等学力考取这所大学法律系,同时开始创作新诗,并很快成为闻最得意的门生。在闻一多热心指点下,具有“少年天才”之称的陈梦家步上了诗歌与戏剧创作之路,且很快成为新月派后期群体中的一员健将。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不久的陈梦家,满怀爱国热情,与三位同学一道星夜兼程,奔赴上海近郊前线,加入十九路军抗击日寇的侵略。3月底,随着战事日趋缓和,陈梦家回到南京,旋受闻一多邀请赴青岛大学任教。后在闻一多的影响下,陈由诗人一变而为甲骨文研究者,并在短短十几年内就成为时所公认的古文字学家、青铜器研究专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在业内独树一帜,取得了当世学者难以企及的辉煌成就。闻一多曾对好友梁实秋不止一次地激赏:“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者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1944年9月,陈梦家自西南联大携年轻妻子赵萝蕤赴美留学。赵萝蕤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基督教理事会亚洲主席、全国闻名的杜甫专家赵紫宸唯一的女儿,自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能诗善文,且弹得一手好钢琴,是燕京大学的校花。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讲学一年,开课内容为中国古文字学,赵萝蕤则进入芝大英语系攻读。就当时的陈梦家而言,此次赴美讲学只是个名分,主要目的是为收集百年来流散到北美和欧洲的中国铜器资料。陈氏在讲学与随后逗留北美的三年时间里,长途跋涉,历尽艰辛,遍访美国的公私藏家所藏殷周铜器,并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省博物馆,收集并记录所藏安阳、洛阳两地出土的铜器。稍后又飞越大西洋,访问英、法、瑞典、荷兰,收集流散欧洲的中国铜器资料,摄取图片,打制铭文拓片,记录器形尺度与流传经过。1947年,陈梦家将几年来收集到的资料汇编成《美国收藏中国铜器全集》,以英文说明稿打印数份,分别留存与寄送朋友并做回国准备。对这段经历,赵萝蕤在一篇短文中回忆说:“在美国三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从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否则谁买得起一件、两件,乃至数件精美绝伦、价值昂贵的中国青铜器呢?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存底。他胜利地完成了他尽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又说:“在美国的三年中,除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任务完成后,陈梦家回绝了芝加哥欲长期聘其执教并留美定居的邀请,毅然决定先赵萝蕤一步归国,重返清华大学。他如愿以偿,出任了清华中文系教授,并在校内筹建了藏品可观的文物陈列室并自兼主任。

陈氏在海外工作期间,曾得到古董巨商卢芹斋的鼎力相助。1947年应即将归国的陈梦家提议,卢氏向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捐赠了洛阳金村出土战国时期青铜重器嗣子壶,陈氏将其带回国内。这一行动,被视为对复员后的清华大学全面复兴所做的贡献之一。

1948年冬,赵萝蕤完成了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来年6月即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此时中国内战已进入最后阶段,平津局势紧张,赵萝蕤怕万一国共两党形成对峙局面,再现历史上南北朝割据情形,很难抵达北方,与家人团聚和服务于燕京大学的心愿成为泡影,遂毅然决定放弃学位提前乘船回国。

1948年12月31日,赵萝蕤乘船到上海。此时解放军围城正紧,许多人千方百计逃离围城。赵萝蕤却反其道而行之,想方设法要冲进围城。

经过一番努力,赵萝蕤终于搭上了一架给傅作义“剿总”司令部运粮食的飞机飞往北平。当飞机抵达天津上空时,被中共军队发现,当即用高射炮射击,飞行员沉着冷静,避开炮火抵达北平上空,于天坛一片柏树丛中安全降落。三个星期后,守城的傅作义部开出城外接受中共改编,赵萝蕤趁机出城,赴清华园与陈梦家相会。未久,赵萝蕤被聘为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为扩大西语系阵容,赵萝蕤报请校长陆志伟批准,邀请尚在美国的巫宁坤归国到燕大任教。

1951年上半年,尚未完成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接受巫宁坤的邀请离开芝加哥大学,于7月初来到旧金山等船返国。时已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同学好友李政道闻讯前来帮忙收拾行李。7月18日早晨,巫宁坤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李政道专程前来送行道别。就在二人相互道别的瞬间,巫宁坤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和不祥之兆涌上心头,一句话冲口而出:“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似乎没太在意,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似有感觉,但没有放在心上,也就一笑了之。令巫宁坤没想到的是,二人再度相会竟是20年后的北京饭店国宾馆。作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李政道自是中国政要的贵宾,而巫宁坤的身份则是一个刚从牛棚里放出来“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他是在报纸上看到李政道回国的消息后,向领导讲明情况获得恩准而来的,也仅仅在宾馆匆匆见了一面。

第四类人,持“一动不如一静”的想法。在这方面,陈寅恪最为典型。本来,陈寅恪先生已经随胡适到了南京,后从上海转往广州。此时奉命主持史语所和台湾大学的傅斯年数次致信陈寅恪,请其赴台到史语所与台湾大学任职。陈寅恪心理复杂,犹豫不决,始终没有对这位老友的邀请作出答复。陈氏当时的心境和真实想法,后世研究者已很难窥知,唯可沿着历史脉络和陈氏性格推想的是,假如陈寅恪响应傅斯年的呼唤登船赴台,一旦孤岛失守,一家老小又何以自处?而落入作为“解放者”出现的中共军政人员之手,又情何以堪?当年杨武之(杨振宁父亲)随梅贻琦南下到了上海,被中共接管后的清华就把他一脚踢开,自己随胡适南下,也不可能有好果子吃。既感到国民党不可靠,对共产党也不太感冒,在进退维谷中,陈寅恪在“一动不如一静”的心理作用下,于观望中没有迈出生命中的最后一步。

陈寅恪留下了。与杨武之的命运不同,陈寅恪的名气实在太大,大到使一切当权者都不便或不敢在政权尚未站稳脚跟之时,就将其当做一个可有可无的黑色足球踢出圈外——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晤时,对方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毛泽东感到意外,询问详情,才知斯大林在写《中国革命问题》时,曾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不知陈寅恪是何方人士,遂立即表示回国查询后再呈报。当夜,一份特急密电发往北京,相关人员迅速行动,这才知道陈寅恪没有去台湾,而是流落到了岭南大学。自此之后,陈寅恪的身影进入了中共最高当局的视野。

与陈寅恪有同样考虑的,是他的好友吴宓。吴宓在留学美国期间,与陈寅恪、汤用彤被誉为“哈佛三杰”。1942年,任教西南联大的吴宓被聘为“部聘教授”。按当时规定,部聘教授,每个学科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一人。因此,在群星灿烂的学人中,也只有陈寅恪、吴有训、吴宓、曾昭抡、徐悲鸿、李四光、汤用彤、胡小石、苏步青、茅以升、黎锦熙等16人享此待遇与殊荣。但由于各种原因,吴宓在西南联大生活得并不愉快。1944年9月,吴宓由昆明而成都燕京大学,与老友陈寅恪相聚一校,度过了一段虽然生活同样艰苦但内心愉快的时光。一年后,陈寅恪应牛津大学邀请前往讲学并治眼疾,吴宓则去武汉大学执教。随着解放军南下的日子迫在眉睫,特别是得悉从欧美回国的陈寅恪已经就职岭南大学,吴宓遂应聘四川大学,并与主办成都东方文教学院的王恩洋约定,到其院义务讲学,目的是从王恩洋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为僧,并撰作一部描写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多年的宿愿。”

但在去成都路上“因行途不便,遂止于渝碚,而在私立湘辉文法学院任教授,并在梁簌溟主办之私立勉仁文学院讲学。此时,宓仍是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吴宓日记)基于这个考虑,吴宓放弃了1948年赴美讲学的机会,放弃了1949年2月去香港大学的机会。1949年10月,钱穆在香港来信,力劝他到港与自己和知友们办一东亚文学院,还寄来章程和课表,吴宓也谢绝了。到了台湾的傅斯年曾致函吴宓赴台任教,吴宓也未应允。正当他还一厢情愿地做着美梦时,1949年11月30日重庆改天换地。吴宓只好在重庆多所学院任教,1950年10月,最终落脚于由当地多所学院组成的西南师范学院。

与陈寅恪、吴宓不同,冯友兰在“动”与“静”的考虑上,恐怕主要与他的性格和人生哲学有很大关系。熟悉冯的人评价,“冯友兰天性具有的捣糨糊、和稀泥的处事哲学与‘骑墙’性格……在许多问题处理上,冯往往出于自身名利的考虑”。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后为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的邹承鲁在答《科学文化评论》杂志记者问时,记者问他“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的是冯友兰。”同是西南联大学生的何兆武在评价邹承鲁时说,“这话说来似乎有点不敬,不过当年我们做学生的大多对冯友兰印象不佳,主要还是政治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鲜明地表现出想做‘帝王师’的心态。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何兆武《上学记》)此公后来特别是‘文革’时期所做的一切,都可从他早年这些脉络中寻出影子。”

夏鼐和郭宝钧在“动”与“静”方面的考量,似乎主要在个人学术发展方面。留学归来的夏鼐学问广博,但在业内毕竟是晚字辈。到了台湾,面对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当年亲自参与安阳殷墟发掘的几座高山,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几乎难于上青天。聪明过人的夏鼐尚且如此,被“海龟”们不放在眼里的土学者郭宝钧,其学术前途自然可想而知。而一旦留在大陆,面对的将是高山坍塌,丘陵与坟包同时崛起的境界。在新的制高点上,放眼学界将是一马平川,无人与之匹敌。夏鼐打定主意后,在一片纷乱中回到家乡猫了起来,静观时局,等待命运转机。1950年底,他应邀自温州老家来到北京,出任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郭沫若和郑振铎的领导下,与郭宝钧等“开展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新天地”。

第五类人,大概就是上帝的安排了。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进驻清华园,进逼北京城。整个平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北京古城危在旦夕。忧心忡忡的梁思成成天站在校门口向南眺望,倾听着远处阵阵炮声,一边来回转圈,一边自言自语地道:“这下子完了,全都完了!”意思是说北平有文物价值的建筑将全部毁于战火。出乎意料的是,不久,几位头戴大皮帽子的解放军代表由张奚若陪同来到梁家,请梁思成、林徽因在军用北平地图上表明需要保护的古建筑与文物存放地点,以便在攻城中加以保护。梁思成夫妇为之感动而留在了清华园。

1948年底,李济携妻与唯一的儿子、时正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的李光谟登上“中鼎”号军舰,押运一批重宝渡过台湾海峡,抵达基隆再转赴台北。按照李济的计划,其子到台湾后可进入台大读书,继续完成学业。但年轻的儿子李光谟在台北住了三个月后,觉得此地人多嘈杂,社会治安混乱不堪,没有什么可看、可玩的地方,一度心情比较郁闷。正在这时,李光谟收到了上海同济大学几个同学的书信,希望他回到大陆一起学习。年轻的李光谟为同学们友情所吸引,征求父母同意后,只身一人重返大陆。令一家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李光谟再也没有回台湾的可能了。

在海峡两岸纷乱动荡的特定历史阶段,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明争暗斗和黑幕,影响了一些人的去留。据说当时傅斯年很想邀请哲学名家朱光潜到台大任教,但他手下的文学院院长沈刚伯怕朱光潜到台后,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暗中作梗,把邀请信息暗中压下,秘而不宣,直到大陆完全解放,朱光潜才得到消息。按朱光潜后来的说法他没有去台之意,但就当时的情形,纵然想抽身起程也已经无能为力。

不要忘记刘文典。此公牛气冲天,曾因与蒋介石公开过招而名噪一时。由于吸食烟土的嗜好等原因,在学人“北归”时,刘文典滞留于偏远的云南昆明。他连北平这一文化和学术中心都没心思去,更不用说去台湾了。至于潘光旦教授,就恐怕跟与傅斯年的恩怨有关了。傅斯年向来不把潘光旦一派人物视为同志、同类或同族。1948年选举中研院院士时,傅斯年将他拉下。你去你的台湾,我留我的大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大概应该是潘光旦合乎逻辑的想法。

20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人才争夺战中,国共双方都没有忘记海外留学人员。经中共统战人员秘密做“思想政治工作”,赵元任与李方桂都动过回大陆的念头,但他们所在的美国学校当局不愿放人,二人亦未再固执己见。与赵、李不同,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人生经常面临命运的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通向奴役的路标上,写着天堂,通向人间的路,一眼望去,山重水复,乌云密布。何去何从?有的人选择价值,有的人选择时务,有的经不住诱惑,改变了初衷,也有脑子一热,率性而为的。至于鬼使神差、阴差阳错了的,也不鲜见。更多的是从众,随大流,情况千差万别,最后的结局也就天上地下。

太阳底下——输诚

内战硝烟散尽,阳光普照大地。留在大陆的学人,不管当初出于什么考虑,都得到了新政权的礼遇并各安其位。然而,还没等他们把暗自庆幸的喜悦写在脸上,就发现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了。拥有无边权力的新贵们开始用自己的一套逻辑解释和改造世界——拿枪的敌人被打倒了,不拿枪的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要继续革命。

于是胡适第一个被拉来,批判胡适运动骤然兴起。对大陆学人来讲,是不是积极参加这场运动,成为对新政权效忠与否的严峻考验。运动如滚滚洪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些曾经心高气傲、敢于与国民党叫板的文人,仿佛一夜之间就被抽走了脊梁骨;那些当年对胡适的仰望者,在如今这场缺席审判中雄赳赳、气昂昂地跳将出来。第一个打头阵的就是陈垣先生。

陈垣在民国后期的学术界,就纯粹的史学而言,被公认为是与王国维齐名的世界级学者,时任辅仁大学校长,年已古稀。他不顾五个月前还与胡适信函往还的笃深友谊,于1949年5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喝令胡适幡然觉悟,“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

接着向胡适开火的是胡适的宝贝小儿子。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胡思杜《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称胡适是“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表示除了在思想上划分敌我,还要在个人感情上划分敌我,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未久,此文又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转载——这是胡适离开大陆后,继老友陈垣首次向他射击之后打出的又一发子弹。

胡思杜的文章在一流报刊发表后,北大、清华等大学闻风而动,组织了对胡适的批判。冯友兰、俞平伯、朱光潜、沈尹默、杨振声、顾颉刚、冯友兰等纷纷向昔日的朋友、今日的敌人胡适发难。随着倒胡、骂胡的巨浪翻转升腾,胡适过去的同事、朋友、学生等大小知识分子在惊秫之余,见风使舵,纷纷摩拳擦掌,揭发批判胡适的“反动罪行”,表示与这条“丧家的、美帝国主义走狗”彻底决裂。

向来受到胡适宠爱的入室弟子罗尔纲,曾写有跟随胡适求学问道、情谊至深的自传式传记《师门辱教记》,全篇约四万余字,1944年6月由桂林建设书店出版单行本。书中,罗尔纲感慨:“适之师教训我常常如此的严切。他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1945年2月3日深夜,罗尔纲在《师门辱教记》增补稿的“自序”中深情地说:“我这本小书,不是含笑的回忆录,而是一本带着羞惭的自白。其中所表现的不是我这个渺小的人生,而是一个平实慈祥的学者的教训,与他的那一颗爱护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热诚的心。如果读者们能够得到这个印象,那么这一次重印便不为多余的了。”1948年8月3日,胡适为该书写了序文,据罗尔纲回忆,胡在附信中称:“我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那时我觉得适之师这句话说得太重了,但后来事实表明他的话是真实的。”仅仅一年多后,罗尔纲就公开宣称要“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了!”在1955年政协会议上,罗尔纲作了长篇发言,声言“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给我的毒却是一言难尽”。在向恩师开火的同时,罗尔纲不惜自辱:“而我这样的一个落后的知识分子却变成了行尸走肉;到了今天的时代,在毛泽东光辉的照耀下,只要你要求进步,就连同我这样的一个活死人,也回复了青春,充沛了生命的力。”胡适的另一个学生任继愈,胡适学生辈人物周一良,张政烺等,也按照罗尔纲的路数纷纷向胡适发炮。

在这场批胡闹剧中,自然少不了郭沫若。当年,郭沫若在一公开场合听说胡适赏识自己一篇文章,忙跑来把胡适抱住,在其脸上吻了一下,如今,则在香港发表文章大骂胡适“无耻!无耻!第三还是无耻!”

批判胡适的文章连篇累牍。许多年后,三联书店的一位老编辑曾对胡适的研究者、北大史学教授欧阳哲生说:“当年那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是作为应急的任务临时编辑出版的,因为时间紧,任务急,只好将稿件派发给全社的编辑分头去做,所以没有一个编辑从头至尾看过这八册书稿。按这位编辑的估计,恐怕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过这八本书,这就是胡适本人。”另据胡适研究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史家唐德刚说,有一次他在纽约胡适寓所指着这些书问道:“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斩钉截铁地答复:“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批判胡适高潮刚落下,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展开。原想在成都念佛经、吃僧饭的吴宓不敢怠慢,于7月8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长文。此文后由《光明日报》转载,在全国文化教育界轰动一时。

吴宓甚至在公开场合表态:“我是一块砖,走到哪里任党搬。”但他很快遇到了新问题。1955年,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取消帝国主义的英语专业,改设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俄语。吴宓虽然精通英、法、德、拉丁语等欧美语系,却偏偏不懂俄语,身价暴跌,只好由外语系调任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讲授世界史。此时的吴宓仍满含热情把身心投入到学校建设和教学研究中。见学校图书馆藏书不丰,特别是稀缺的古旧书更少,便致函北京的亲属,把战前藏于其家中的一千余册书籍寄往重庆,无条件地赠与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这批书多数是难以在市面上购到的好书,一部分为罕见的善本、孤本和吴宓在美国留学时购买的外文书籍。

1956年,全国高校进行工资普调与教师定级,西南师范学院评审组一致评吴宓为一级教授,吴宓连写二信坚辞,提出只要三级,并云:“共产党对宓太好了,宓怎能提过高的要求呢?”后在别人劝说下,定为二级教授。为表示自己积极上进,吴宓经常公开讲一些“愿终老余年,报共产党于万一”之类迎合时尚的话语。只是吴宓并不善政治辞令,常常弄巧成拙。有一次在政治学习会上,吴慷慨激昂地表态道:“宓在旧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国民党是我的亲妈,共产党是我的后母,我的亲妈死了,我的后母对我很好,超过我的亲妈,我更爱我的后母。”此番不伦不类的蹩脚比喻,先是引起一阵窃笑,继之惹怒了台上端坐的领导,吴宓遭到一顿痛斥,灰头土脸地退出会场。

还记得那位在共和国成立第二天就率领同事在南京博物院升国旗的曾昭燏吗?她时刻听从党安排。1950年7月,曾昭燏应南京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发表谈话:“美帝大量的武器不能在大陆挽救蒋家王朝的覆亡,同样的也不能在一个小岛上挽救国民党匪帮必死的命运!”她还在上边安排下通过国际广播电台三番五次地对台广播,用现身说法规劝台湾亲人“弃暗投明”,赶快想法离开那个“水深火热的孤岛”,重新投到人民的怀抱,享受幸福自由的生活云云。

除了完成这些政治任务,她领导的南博,与夏鼐主持日常工作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南北呼应,被当时文博界称为一对并驾齐驱的魁首,有“南曾北夏”之称。1954年9月,曾昭燏被任命为南京博物院院长。1956年,她作为政协委员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宴请。

正当曾昭燏于文物、考古领域大展宏图时,始料不及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曾昭燏积极投身进来。她主动要求参加赴皖北太和土改的工作队。此地人民生活异常艰苦,社会治安十分混乱,前来领导土改的工作队队长把手枪压在头下睡觉,以备不测。有位年轻队员把这里的情况写信向曾昭燏汇报后,她越是艰险越向前。第一批没有被批准,第二批她就当仁不让了。据当时从学校分配到南京不的罗宗真回忆,“后来经过批准,她终于下来了……给人以印象她是强烈地要求思想改造,以消除自己身上的地主阶级的烙印。这和她后来一直向党靠拢,并在1960年前后屡次向党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是她一贯的思想发展轨迹。”

曾昭燏还根据上级组织的要求,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特别是与傅斯年的关系及其对自己的影响。曾昭燏写道:“直到最近我把傅的生平仔细地分析了一下,才认清他始终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是国民党蒋匪帮的帮凶者,而我对于他那样的怀念,纯全是从个人感情出发,严格说起来,这是种反人民的意识行为。”1956年3月6日,曾昭燏向全院职工传达全国政协会议内容时说:“知识分子问题是最中心的问题,特别是思想改造问题。郭老引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说,每个知识分子每天都可以把自己问三次:一、我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否有不够积极的地方?二、我为扩大队伍加强团结上做得多少?三、我学习马列主义是否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向新政权输诚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吴晗的输诚最让人“感动”。此公早在1949年1月14日,共产党的军队炮击天津、北京即将拿下之时,就连夜给毛泽东写信,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回信“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尙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随后再无下文。但吴晗痴心不改,三番五次给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写信,表示不加入共产党死不瞑目。他在写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的一封长信中表白道:“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的。目的没有什么,只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中共方面见吴晗确是“铁了心”,遂于1957年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出面谈话,通知中共已正式批准其加入共产党。吴晗听罢,自是欢喜异常。也是在这一年,中共开展了反右运动。7月7日,吴晗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做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声色俱厉地讨伐所谓章罗联盟“是人民凶恶的敌人!”他的发言博得了“长时间的鼓掌”,调门之高令人瞠目。

与吴晗异曲同工的是冯友兰。1949年10月5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风闻清华大学有许多教授开始向毛泽东写效忠信,冯也赶紧行动。效忠信写好、密封后托人送给毛泽东。信中,冯沉痛地斥骂自己过去两次加入国民党,说自己在校内校外散布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成了革命的反面典型。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改造思想,认真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争取用五年时间重新写一部马列主义史观的哲学史,在学术上立功赎罪。毛泽东10月13日写了回信:“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成,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的态度为宜。”毛没有买冯友兰的账。

享有盛誉的哲学家金岳霖为什么留下来,书中没有介绍。但以此老因恋林徽因而终生不娶,林没走,他留下来当不是难题。1949年后,梁思成、林徽因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金岳霖也不甘落后。金老回忆说:“解放初,张奚若忙得不可开交,梁林参加国徽设计工作也忙得不亦乐乎。我好像是个局外人。有一次在怀仁堂见到毛主席,他对我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的’,这我可放心了,我也就跟着大伙前进了。”据当时北大哲学系学生杨涤生等人回忆:那时的金老已年近花甲,视力衰退,精力大不如前。但“在这段时期里,金老担负繁重的行政、教学科研工作,又要孜孜不倦学习马列主义,还要以他切身经历教育同学,和与同事促膝谈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金老不服年老,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激情。……金老的一次发言是我们永远难忘的,他紧捏着拳头,捶着桌子,铿锵有力地说:‘我决心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做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语言刚劲有力,激情奔放,它打动了在座的师生,大家含着热泪迎上去表示欢迎,这时的金老早已热泪盈眶。”1955年春,金岳霖奉调到中科院哲学研究所筹备处,后被任命为该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1956年9月29日,金老递交了入党志愿书,表示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要求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伟大的建设革命洪流中”。12月11日,中科院党委批准其为中共预备党员。这下,金老更来劲了,下定决心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主动放弃青壮年时代立志研究的逻辑哲学,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解刨自己,以提高思想觉悟”,并与“旧的自己”和自己搞得那一套哲学体系彻底的决裂。同时公开表示:“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年不行,用两年;两年不行用五年;五年不行用十年;十年不行用二十年!”跟吴晗申请入党时表的态很有一拼。

无须再罗列知识分子对新政权输诚中的种种表现。这些表现,有多少是真诚的,有多少是表演,很难分清。对真诚者该怎么臧否,此处不论,对表演者却不必苛责。俄共前中央主席久加诺夫云,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1949年后我们这里是什么情况就不说了吧,但有一个事实恐怕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即没有单位开出的介绍信和发给的全省、全国通用粮票,以及这票证那票证,谁也别想去它地谋生存,求发展。遥想“万恶的旧社会”,鲁迅在北京没法待了,南下广州,走马青岛,再不然去上海,住租借,投枪、匕首,会客,喝茶,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先生说得做得。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归顺,服从,输诚,效忠,紧跟,是所有想活下去的唯一选择。士人的骨气再也赢不得掌声。你当然可以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却不能不顾忌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因自己受到株连。方孝孺的做法违天害理,没几个人愿意学和学得起。翦伯赞在自杀时不忘写下“万岁”那行字,个中透露出多少无奈与苦衷。史载:秋瑾女士被害时行刑者能满足她全尸的条件,陈铁军、周文雍能在刑场上举办婚礼,瞿秋白就义时,能对群众发表演讲,能从容盘腿而坐,林昭、张志新被杀害时是什么情况?1949年前的革命先烈后来被写成书、拍成电影电视广为宣传和歌颂,林昭被平反了,民间称之为圣女,张志新还被追认为烈士,如今她们二人在权力眼中比麻风病人能好多少?南橘北枳,好的制度懦立顽廉。改革开放前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只能批量生产软骨病。今天的我们不能站著着说话腰不疼,也无权站在道德的高地指责当年那些输诚者。

知识分子的输诚行动折戟于1957年的“阳谋”。到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难保一命,他们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太阳底下——炙烤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如果一天24小时都被红彤彤、热辣辣的太阳照耀着呢?

陶孟和抵制了傅斯年迁台的决定,于1949年4月23日以极为亢奋的心情出席了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仪式,随后积极出面支持军管会对设在南京北极阁的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各所的军管要求。陶孟和的表现,理所当然地受到新政权的赏识。他先是于1949年5月17日成为南京军管会安排下的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接着,在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随后于1949年10月19日,被任命为以郭沫若为院长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出版编译局局长。

但陶孟和很快就发现,自己名分是有了,学术价值却已经不值一哂。他一直从事的社会学专业被新政权作为伪科学遭到否定而被取缔,因而在社科院没有多少实际的工作。更令陶孟和扼腕的是,抗战期间,他和同事辗转几万里,含辛茹苦,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出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的科学报告,国民党不予理睬,新政权也视为一堆废纸。最后的结局是: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打赢了,国共双方都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款。这是当时在李庄时期的陶孟和和社会学研究所全体人员没有料到的,也是中国普通民众没有想到的。(半个甲子后的2004年,一个捡垃圾的老汉在北京某地一个丢弃的废墟中,捡到一麻袋文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李学通等专家鉴定,正是当年陶孟和等人在李庄时期所撰写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损失调查报告。而对这堆“废物”作何处理,仍无人理会。)

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陶孟和不知深浅,为费孝通等教授打抱不平,最高当局一度曾把陶孟和内定为“右派”加“反革命”双重分子,只是因为,一方面,陶孟和为南开中学的开创者之一,属于周恩来的师辈人物,与周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1920年初,毛泽东岳父去世,陶与蔡元培、马寅初、胡适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办完丧事后剩余的钱,毛泽东用来创办了文化书社。正是念及这段旧事,毛只是通过郭沫若对陶氏提出严厉警告,让其闭上嘴巴,否则予以严惩。自此之后,陶孟和噤若寒蝉,所有的闷气与怨气都憋在心中,终致在政治挤压下忧郁死去,时为1961年,终年72岁,算是善终。如果熬到“文革”,那就是另一番滋味了。

陶孟和去世三年后,曾昭燏自杀身亡。她在批胡运动中巧妙地躲过了,1957年反右运动也躲过了。正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64年,随着“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曾氏家族被定为“反革命历史家庭”。曾昭燏感受到剧烈的痛苦、迷惘与恐惧。1964年12月初,第三届全国人代会即将召开,当曾昭燏在病床上收到烫金的代表证时,先是目光呆滞,毫无表情,而后潸然泪下。送证书者一看对方精神状态处于崩溃的边缘,遂好言安慰。面对风雨同舟几十年的老同事那充满善意和真诚的目光,曾昭燏凄然:“别再宽慰吧,我不行了!”十几天后的12月22日,曾昭燏让司机把自己送到灵谷寺,说“我想散散心。”到灵谷寺门前,曾昭燏让司机等一会儿,即匆匆向灵谷塔走去。在塔下茶室,曾氏逗留沉思。在外面等候的司机似乎感到了一点不祥的气息,急忙走进茶室,曾昭燏神情木然,把大衣脱下交给司机,让其在此稍候,随即登上塔梯向上攀援。十几分钟后,外面游客忽见高耸的灵谷塔上,一个身影凌空一跃,飘然而下,倏忽间落入枯草丛生的石阶,鲜血喷溅处,枯草被染成殷红——一代女杰与世长辞。事后,在曾昭燏交给司机的上衣口袋里发现有个小字条,上写“我的死,与司机无关。”

“文革”开始不久,南京博物院造反派浩浩荡荡来到曾昭燏的墓地,欲刨坟掘墓,抛骨扬灰。只是刚动手不久,突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山谷沟壑飞沙走石,将挥镐弄锹的造反派击打得东倒西歪,睁不开眼睛。少顷,大雨倾盆而下,天地一片混沌。造反派在急促中,把立于荒草中的曾昭燏墓碑砸毁,四散奔逃。回到博物馆后,造反派带着恼怒开始抄家,曾昭燏集毕生心血所购置的藏书和凡是稍微值钱的生活用品被一扫而光。一直以来住在姐姐家的曾昭懿被造反派关在宿舍,因门被从外面锁死,造反派又忙于批斗其它牛鬼蛇神,于这年7月被活活饿死于狭小简陋的宿舍中。

曾氏姐妹死后三年,哥哥曾昭抡和嫂夫人也领上去地狱的通行证。先是1957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曾昭抡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六教授事件”被打成右派,随之撤销本兼各职,让其自谋生路。想回北大,北大的大门在他面前咣的一声重重地关上了。曾昭抡的同事兼好友、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杨石先对曾的处境颇为同情,想接纳之,两次给学校党委打报告,皆石沉大海。得知此情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实在不忍听闻,便主动出面聘请曾氏到武大化学系任教。对这位与毛泽东关系非同一般且出席过中共“一大”的李达,当局给了面子。1958年4月,在得到中共有关部门的批准后,曾昭抡告别夫人俞大絪,怀着沉重的心情只身一人赴武大报到。有了工作,曾昭抡不乏热情和能力,因此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写出140万字的《元素有机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作为内部资料出版。甫一问世,即在国内化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并受到有关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高度评价,纷纷要求正式出版。不幸的是,这部六册丛书只出版了两册,“文革”爆发,后四册就此夭折,原稿在“革命”风暴中散失。

“文革”爆发不久,曾昭抡夫人不堪凌辱自杀。曾昭抡接到电报,当场昏倒,醒来后速请示组织奔丧,武大党委以“参加武大文化大革命”为由,拒绝了曾昭抡赴京办理丧事的要求。面对这一决定,曾昭抡无以宣泄心中的悲痛,只好独自跑到校外一块荒地,以头拱地,面北而泣,直至泪尽泣血,昏死过去。一对恩爱夫妻,在生命的尽头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躺在北大燕园的俞大絪的尸体被造反派找人拉到火葬场火花,骨灰被抛于荒野。曾家的财物全部被造反派没收拉走,住房被他人占领。曾昭抡则继续接受造反派的批斗,几次从“斗鬼台”上昏倒滚下来。1967年12月8日,在精神苦痛与病魔双重摧残夹击下悄然死去,终年68岁。死后无人收尸,任其在床上慢慢变质腐臭。

同曾昭抡一样,吴宓也在1957年帮助共产党整风,被赶出课堂。1966年“文革”中,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戴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造反派的打骂与侮辱。其间,大量日记、文稿、藏书遭到洗劫。

1969年4月底,吴宓与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师七人被学校工宣队、专政队押解到离重庆七百里外的梁平县乡间的西南师院分校劳动改造。在一次批斗大会开始前,专政队派出一群革命小将拖着吴宓向会场狂奔,接近食堂时,身体虚弱的吴宓已经跟不上小将的步伐,身体下坠,高呼饶命。专政人员见状,怒火顿起,把吴宓身体架入空中,像投掷麻袋猛地向前推出,吴宓从空中落下,一个踉跄扑倒在坚硬的铺砖地上,当场左腿骨折,痛得在地下打滚儿。少顷,人们把吴宓架上一张桌子开始批斗。吴站在台上,疼痛难忍,汗如雨下,未斗几个回合就从上面滚落下来昏死过去。专政人员见状,认为吴以装死的手法抗拒革命行动,罪加一等,于是将其拖到一间密不透风的小黑屋关了起来。半夜时分,吴宓从昏迷中醒来,面对黑漆的四壁,不知身在何处,疼痛与饥饿使他难以忍受,遂趴在坚硬的地上,抬起浮肿的手拍打着上锁的木门喊道:“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饿得很啊,给我一碗稀饭吃吧……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声音在暗夜中传出,哀婉凄厉,撕人心肺。只是任其如何拍打叫喊,不见一个人影前来探望。直到吴宓的声音由沙哑转为全哑的三天后才被放出。经此一番折腾,吴宓左腿致残,膝关节脱臼,多日尿血不止,全身浮肿疼痛。尽管如此,专政人员还要对他进行折磨。面对如此命运,吴宓发出了“实不能应付生活,不如速死”的哀鸣。1972年,已是79岁的的吴宓被允许回重庆养病,住在原校内一间9平方米的小黑屋中。因工资被停发,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且要吃药、疗伤,不得不靠借债度日。1977年1月8日,吴宓的妹妹在征得学校同意后,把兄长接回陕西老家。每次招呼吃饭,双眼几近全盲的吴宓都要以谦卑的神态小声问道:“还要请示吗?”当家人连说几遍“‘四人帮’已经打倒,不要请示了”,才敢碰碗筷。有时夜间惊起并大呼:“快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饿得很啊,给我一碗稀饭吃吧,我要喝水……”

1978年1月17日凌晨,在孤独与惊惧中气脉已竭的吴宓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颗承载着民族学术巨量的孤寒之星,于黎明的暗色中划过天空大地,就此寂灭无息。

该说陈梦家了。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科并入北大,陈梦家被调入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做甲骨文和青铜器研究。1956年,陈梦家完成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洋洋七十余万言的《殷墟卜辞综述》,成为自甲骨文发现以来这一研究领域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甲骨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对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未久,陈氏又撰写和发表了《西周铜器断代》《尚书通论》《西周年考》《六国纪年》等专著,其学术著作后来被人誉为前无古人的优秀成果。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运动中,陈梦家因公开发表了《慎重一点“改革”汉字》而被打翻在地。此后,由郭沫若组织当时国内相关学术界的大腕,对陈梦家进行了围剿式的大规模批判。遂之,陈梦家被降级使用,一度下放到河南洛阳一个植棉场从事耕地种田等艰苦的劳动。岳父和妻子此前已经受到批斗,如今自己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妻子经受不起突然而至的厄运,患了精神分裂症。

1960年6月,甘肃博物院面对出土的《礼仪》木简因凌乱、字体难认而一筹莫展,遂向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求援。此时,对陈梦家的学识颇为赏识且主持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夏鼐,冒着政治风险,悄悄派其前往。因是带罪而来,组织规定陈梦家不能对外联系,不能与馆外人接触,不能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陈梦家照单接受。时值盛夏,陈氏冒着酷暑,昼夜苦干,博物馆值班人员深夜巡逻,经常看到陈梦家光着膀子,挥汗如雨,趴在灯光下用放大镜俯身查看木简上模糊文字的身影。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陈梦家以惊人的毅力和广博的学识,对出土的汉简进行了整理和研究,随后完成了《武威汉简》一书并出版。1962年底,陈梦家终于恢复了工作,主持筹备《殷周金文集成》《西周铜器断代》和《居延汉简甲乙编》的编纂工作。以此为契机,陈梦家的研究兴趣逐渐从甲骨文、金文铜器方面转到了汉简研究领域,成果颇丰。(1980年,陈梦家写就的竹简论文经考古研究所人员整理、结集,并以《汉简缀述》书名由中华书局出版,在业界引起震动,认为此书“标志着简牍学科的正式形成。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对于开创简牍研究的新纪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陈氏对简牍制度的研究,更是被后世学者誉为“既是简牍史上的一场革命,也是简牍研究的发展方向。”陈氏在研究竹简的同时,还开展了对古代帛书的探索,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问题是权力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造反有理口号下的无法无天,是对知识分子肉体和人格的摧残与侮辱,并在其中感受到与人斗的其乐无穷。“文革”就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于是,早就是带罪之身的陈梦家重回地狱。

1966年8月,陈梦家被从牛棚里揪出来,强迫长时间跪在地下接受批斗。烈日当头,陈梦家汗如雨下,但不准抬头起身。批斗者往他身上吐唾沫、泼秽物,并用棍棒打头部,令其交代罪行。紧接着家被抄,陈氏夫妇被赶到一间原本是汽车库的小黑屋存身。妻子赵萝蕤精神分裂症两次复发,但送不进医院,整日摔盆砸碗大喊大叫。8月23日,考古所给陈梦家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在所内游行,几次被打翻在地。第二天,陈梦家对人说“我不能再被人当猴耍了!”招来的是更多的罚跪、谩骂与棍棒伺候。烈日炙烤下,陈梦家头上的汗水和着脸上屈辱的泪水哗哗而下,未出半小时,就昏了过去。这天晚上,陈梦家吞下安眠药,因药力不足没能自杀成。第二天,一群红卫兵冲进陈梦家,在院子里用铜头皮带打他的妻子赵萝蕤,并给她剃了个“阴阳头”,拉往大学校园接受批斗和殴打。而动手打赵萝蕤的人中,最威猛凶狠、反复掌赵耳光的一人,竟是赵萝蕤亲自教过并让其留校做助教的年轻女性。

“对死亡的恐惧被对这个世界的失望所压倒,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愿意从坟墓中重新站起来。”米兰.昆德拉的这句话,似乎是为陈梦家说的。十天后的9月3日夜,已回到家中的陈梦家再次遭到了造反派的狂殴与侮辱。他决意不再被这些暴徒“当猴耍了”,于当天晚上在妻子赵萝蕤那惊恐的眼神与阵阵狂笑声中,在仅供容身的小黑屋里自缢身亡。时年55岁。

与陈梦家一样,1953年1月,千辛万苦从美国回来的穆旦夫妇,双方进入天津南开大学。穆旦出任外文系副教授,周与良出任生物系副教授。其后,夫妇努力工作,也颇有斩获,心中增添了学有所用的成就感,并且还想以此业绩,“想证明,给没回来的人看,回来是多么好。”让穆旦没想到的是,属于他的人生春天马上就要过去。先是要参加无休止的“思想改造”、清除“胡适思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错误思想”等政治运动,让他开始厌烦和苦闷,后是因为他与外文系几位给系领导提意见的教授走得近,被打成“反党小集团”。这下,新账老账一起算,他因抗战期间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被作为逆天大罪而成为“肃反”对象。随着审查不断深入,他被升级为历史和现行的“双重反革命分子”。在1955年大规模批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兴起时,穆旦被揪出来接受批斗。接着,穆旦在美国留学的经历,被诬以“美国特务”,并开展搜查他暗藏的凶杀武器和秘密电台的行动,搞得鸡飞狗跳,四邻不安。

1957年,各级党组织苦口婆心号召大家提意见。穆旦稀里糊涂地落入圈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九十九家争鸣记》。以前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似乎只限于领导者口头上和批斗会场上“内定”,这一次却要落实到官方文件与实际行动上来。1958年12月,穆旦作为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放出的“一颗卫星”,被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罪名判处三年劳动改造,“接受机关管制”。到“文革”期间,穆旦更是在劫难逃,被批斗、抄家,一言难尽。1977年2月26日,穆旦含冤去世。穆旦在病榻上有诗:“为什么万物之灵的我们,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在当时,这是一个堪比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

这道难题同样抛给了梁思成。自1955年始,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文革”开始后,梁思成被造反派打成与彭真一伙的“反党分子、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受批斗。据梁思成续弦夫人林洙回忆:“我最怕的事终于发生了。那天我正在系馆门口看大字报,突然一个人从系馆里被人推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在‘梁思成’三个字上打了一个‘×’。系馆门口的人群‘轰’的一声笑开了。他弯着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地往前走去……从此他一出门就必须挂上这块牌子。”

1968年11月,梁思成经不住摧残,心力衰竭,呼吸短促,生命垂危,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住进医院,但仍不得不接受批斗。此时梁思成身体虚弱得不能站立与走动,经学校革委会特批,每次批斗会,学校便把他放在“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让他坐在上面,像耍猴似地推到会场”接受批斗。在如此反复的折磨中,梁思成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在绝望中对家人长叹:“抗战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长沙,后昆明,再李庄。面对饥饿与疾病,我是过关斩将,终于迎来胜利之日。现在看来,我是过不了‘文革’这一关了!”1972年1月9日黎明,一代建筑宗师溘然长逝。而梁思成的原配夫人林徽因,逃过了活罪,没逃过死罪。1966年“文革”中,她的墓碑被红卫兵砸碎。

与穆旦夫妇前后脚的是张伯苓,他于1950年9月回到天津。不同于穆旦夫妇,此时南开已被另类学生控制,对归来的老校长充满有敌意,认为张是“战犯”,应该处决。未久,南开校庆,已是75岁高龄的张伯苓打起精神前去参加,但南开中学不许他跨进大门,而南开大学也只是允许他在校庆后的小型活动中坐后排不显眼的位置。经此一击,张伯苓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坐呆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于郁闷、孤独中凄凉地告别了这个世界,终年76岁。

张去世不久,随着思想改造运动展开,南开大学各院系便开展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兴办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等。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对张伯苓全面否定。1979年南开大学六十年校庆,出了纪念册,竟无张伯苓的名字,真是数典忘祖!

至于那位不听父亲劝告,执意留在大陆的胡思杜,因“大义灭亲”有功,一度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并于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出任历史教师,表现十分积极,想为父亲“赎罪”。1957年整风运动中,不明就里的胡思杜响应党的号召,提教学改革的建议,被学院定为“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惊恐中精神崩溃,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年仅37岁。此前受胡适这个牵连,胡思杜一直没有女朋友,到死仍是光棍一条。

俗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同胡思杜一样,那位拒绝了叔叔好意而留在大陆的傅乐焕,在“文革”中被冠以“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潜伏在人民内部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府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罪名而遭到连续批斗、关押与残酷折磨,身心痛苦至极。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凄惨境况中,在一个漆黑之夜,傅乐焕从关押的小屋逃出,到陶然亭投湖自尽。

前文谈到,新政权成立后知识分子纷纷输诚,但也有叶企孙这样的例外。在1951年秋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及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叶企孙的表现令当局“大为失望”。他不但不按照当局的意图改造自己的思想,还不知趣地在师生中倡导“凡事都要独立思考”、“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等与时兴的“阶级斗争”、“集体主义”等政治口号相对立的思想。

叶企孙的言论和表现终于激怒了当局,遂发动清华师生对其开展“狂风暴雨式的批评”。清华师生一哄而起,在一片喊打声中,叶企孙被赶下台,随后被调入北大物理系作了一名普通教授,登台讲授《光学》等基础课程。此时,已没有多少人把他放在眼里,更忘却了这位华发渐白的老人乃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忽然忆起,墓木已拱的叶企孙原来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和鼻祖,才晓得新中国建政五十周年之际,在23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9位是他的学生,2位是他的学生的学生,还有另外2位院士级(学部委员)的事业与他有着密切的联系。

叶企孙挺过了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但最终没能挺过“文革”。因为吕正操一案,牵涉到熊大缜(后平反),又因熊大缜一案牵涉到叶,被捕入狱。在狱中,叶经受不起极度的恐慌与折磨,患了精神分裂症并越来越重,身体状况急剧下降。1969年底,在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下,叶企孙被放出监狱,由北大红卫兵继续对其实行“隔离审查”。叶出了监狱又步入地狱,在红卫兵拳打棍击中,病情再度加重,小便失禁,两腿肿胀难以站立。再后来,叶的神经彻底崩溃,成了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当看管的红卫兵稍微放松一点,叶本能地溜出来在中关村一带的小摊上讨吃讨喝,嘴里不住地咕囔着别人很难听懂的话语。当时中科院有几个研究所已经迁往中关村一带,不少与叶企孙熟悉的朋友见到下列一幕惨不忍睹的情景:叶企孙头发花白,弓着腰,整个身子呈九十度状,穿着一双破棉鞋,踯躅街头,间或踽踽前行。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二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边走边津津有味地啃着,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边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一二角而已!望之者无不为之潸然。

1972年,海外友人任之恭、赵元任和学生辈人物杨振宁等著名学者回国观光时,曾分别向有关部门请求探望叶企孙,均被婉拒。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走完了最后一段凄苦悲凉的人生之旅,默默地告别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与叶企孙并称“双雄”,或“双子星座”的中国物理学奠基人饶毓泰,作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和北大理学院院长,自然列在国民政府抢救学人的计划名单中,且属于第一类被抢救人员。胡适离开北平时,要他一起走,想不到遭到拒绝,个中原因不详。1949年后,饶继续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理学院院长。但不久,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在“三反运动”中,饶在北大的本兼各职全被抹掉。1966年“文革”中,已是75岁高龄的饶毓泰仍然没有被放过,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遭到凌辱与迫害。1968年10月16日,自缢于家中。

叶企孙的学生赵九章,在《南渡北归》中没有介绍。但我认为很有必要补上一笔。

赵九章一来到这个世界,便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戴季陶的外甥,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这样的条件,他若要走仕途,自然前程似锦、不可限量。但他不愿做官,一开始便选择了追求知识的道路。他看不惯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与戴季陶时常发生矛盾,后来便离开了国民党机关。他靠自己的才干,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考上公费留学,与蒋纬国一同去德国攻读气象专业,只用三年工夫,便获得博士学位。凭他的社会关系和自身的学业条件,他若要继续留在国外,完全不在话下。可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祖国。

这位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身为代号为“651”的卫星设计院院长在“文革”中遭受了极其残忍的迫害。每天在接受没完没了的野蛮批判和斗争时,造反派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烫他的嘴,直到烟头烫灭。1968年春节刚过,赵九章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在押送途中,造反派用铁丝往他脖子上挂重达十几公斤的牌子,脖子被勒出道道血槽。白天劳动时准许他摘下牌子,但劳动一结束,十几公斤重的牌子必须重新挂回脖子上,继续接受批斗。由于体力耗费太大,他每晚躺在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痛得无法入睡,他的妻子每晚都用烟草为他熏腿、熏腰、熏背。等熬到天亮,他又被押着去劳动改造。他本来还残存一丝活下去的希望,1968年6月,当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传来时,他那颗本已伤痕累累的心,仿佛一下又被人猛地插了一刀。他彻底绝望了!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当他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后,起身走进属于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静静地躺在了床上。就这样,中国的一代科学巨匠赵九章永远离开了世界。(摘录自《百度》

“文革”北京,充满血腥,南国广州,杀声震天。中山大学造反派刀剑铁拳所指,自是“特号反动权威”陈寅恪莫属。陈寅恪自进入中共高层法眼后,北京有关方面使尽浑身解数,动员陈寅恪重返清华效力,被陈寅恪一一拒绝。当陈寅恪的得意弟子汪篯怀揣郭沫若与李四光亲笔书写的两封沉甸甸的手谕,于1953年11月南下广州动员陈寅恪北返时,陈提出了北上的两个条件: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陈寅恪拒绝了北京递出的橄榄枝,但有关方面仍不罢休。1955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的杜国痒请陈寅恪出任全国政协委员,陈氏当场回绝并说道:“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那些个政协委员说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就气得把收音机关掉。另外,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怕冷,不适应北京的寒冷。请你转告周先生,我还是不当政协委员。”

在某些人眼里这简直是不识抬举。此后陈寅恪的境遇也就也就可想而知了。起先,他还能在双目失明的艰难条件下依靠陶铸的关照“颂红妆”,写下了不朽的《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著作,当“文革”狂飙袭来,等着他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罪名而遭受无情的批判了。跟随陈寅恪多年的助手黄萱被造反派赶走,三个女儿均被发配到四川等地干校劳动改造。工资被停发,夫妇两人从原来居住的二层小楼,被赶到一所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的平房居住。平房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每当喇叭“革命”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绝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11月21日,夫人唐篔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当年那位南下劝说陈寅恪就范无功而返的汪篯,于1966年6月11晚上在家中喝下敌敌畏(其时家人在城内)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的声音,于慌乱中急忙招呼中人前来施救。但汪篯显然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时年50岁。汪篯之死开了文革北大教授自杀的先例,而后像所有自杀者一样,被工作组定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在“文革”中知识分子用各种方式如上吊、服毒、割腕跳湖、跳河自杀,惨烈之状尤以风暴中心北京大学为甚。这段疯狂岁月所酿成的人性丧失和人类悲剧,正如邓小平女儿毛毛所作的描述:“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死、致残。一位教师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反复自杀。一位反对聂元梓的学生,被用钉子钉穿膝盖骨,用竹签刺进十指指甲缝、用钳子钳断手的指骨,还把人装进麻袋中从楼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文革’期间,在北大,武斗中打死三人,教职员工和学生被迫害致死六十余人。”

往事并不如烟,历史不能忘记。1949年后,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革”十年浩劫,“中华民族传统中那些积淀千古、稳定似泰岳华山的伦常关系,一下子被冲决得颠倒了个,被历代士大夫引以为楷模的屈原、太史公的光照史册的气节与品格,顿时成了纷纷散落于政治茅坑里的手纸、月经带”——情人可以揭发情人,妻子可以揭发丈夫,儿子可以批判父亲,学生可以批判老师,朋友可以揭发朋友,统统受到制度性鼓励和奖赏。(胡平《苦难的祭坛》)广大知识分子遭受迫害,相残自辱,焚心煮骨,一言难尽。这中间,有的如林昭、张志新等,被以极其残酷的方式杀害,有的如叶企孙、曾昭抡被折磨而死,有的如傅雷夫妇、陈梦家等,因不堪凌辱而尊严地告别了这个世界。还有不少人九死一生,熬到毛泽东去见了马克思,江青一伙被抓起来,自是命大,此为后话,不表。

海峡那边

当年那些不识时务东渡海峡那边的,光景也不好过。用早年的话讲,暗无天日,水深火热。傅斯年以台湾大学校长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之尊,几乎“等米下锅”。对此,傅斯年夫人有一段深情的回忆:“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还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傅斯年如此,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其夫人江东秀于1961年由美国回到台湾后,得知胡适早餐只吃一点稀饭,一点南瓜,觉得吃得太苦,要另外加点主食和菜肴,被胡适阻止。胡适谈到史语所同仁,有几家每月到了下旬,就用南瓜加盐煮稀饭过日子,一直熬到下月发薪水。整个学人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可想而知。

但有一样他们是有的,就是安全和尊严。

1955年11月,梅贻琦接受台湾当局的邀请,赴台创办清华原子能研究所,继而创建清华大学。在梅贻琦为研究所选址事宜大感苦恼、左右为难之时,蒋介石邀请梅贻琦参加自己定期举行的茶话会。梅贻琦按时赴约,原以为有很多官僚政客或学界名流参加。当他到达蒋公官邸后,才发现只有自己一人。与蒋对坐喝茶闲谈中,梅贻琦顿悟对方如此安排,实出于对自己的特别礼遇,意在避免“召见”之意,彰显了蒋对此事的重视、谨慎与对梅本人的尊重。交谈中,蒋介石建议梅贻琦,在选址问题上,不要听别人的鼓动拉拢,宜于亲自去全岛看看,有自己的主见才是。梅贻琦颇以为然,遂在蒋指派的原清华大学教授、台湾省政府秘书长浦薛凤陪同下一起视察,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就此诞生。其后,自1956年7月始,袁家骝、吴大猷、邓思黎、钱家骐、陈省身、孙观汉、傅瑞雪、马祖圣、徐贤修等海内外华人学者,与一大批外籍学者如小谷正雄、李德曼、斋藤一夫、真田顺平、布莱德等著名人士前往兴建中的新竹清华大学任教,呈一时之盛。

1949年胡适到美国,1958年4月8日,68岁的胡适回到台湾,4月10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携“副总统”陈诚、张群一干大员出席在南港的中研院院士会议并致辞。蒋在致辞中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的说辞,令胡适大为不快。当蒋提出“五四运动”与“打到孔家店”有功有过云云时,胡适原本笑容可掬的脸阴沉下来。在最后的答谢词辞中,胡适毫不客气地对蒋的言辞进行驳斥。据当时在场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李亦园回忆说,蒋介石讲完话后,胡先生站起来答话,“他一开始就说:‘总统你错了’。在当时那么威权的时代,他这样讲话使全场的人脸色都变了,气氛非常紧张,老总统却很有风度地主持完会议,只是在胡院长任内就未再来过南港了。这一件事,胡院长的表现可以说确实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胡适在答词中还说:‘对于打到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这是胡适一贯的思想和主张。当年胡适在一篇名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曾向中国的少年读者宣称:“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贯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

1959年,作为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学界领袖的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1960年2月20日公开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次连任“总统”,并拒绝即将召开的“国大”主席团主席之职。对此,蒋介石也无可奈何。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适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下午又出席“中央研究院”举办的酒会,六点半,客人陆续散去,胡适微笑着与大家握手告别。当他正要转身与和一位客人说话时,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便仰身向后倒下。一代鸿学硕儒、儒林宗师、新文化运动的老祖,因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蒋介石闻讯,以哀惋之情当晚亲笔泼墨挥毫,写下了意味深长的挽联:

胡适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

胡适去世第二天,宋美龄专程赴胡宅慰问胡适夫人江东秀。2月27日,蒋介石派专人送来亲笔手书的挽额“智德兼隆”四个大字以示哀悼之忱。3月1日,胡适遗容公开瞻仰,蒋介石亲自前往吊唁。6月27日,蒋公颁布褒扬令,有“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沈潜道义,浚溣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教育,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等赞誉。出殡之日台湾各界有30万人为胡适自动执绋,整个送葬路上人山人海,车马难行,拥挤不堪,形成了无涯之海洋。其规模之大,盛况之隆,台湾前所未有,可谓备极哀荣。胡适夫人抹着眼泪,从窗缝里看到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甚为感动,也颇为荣幸,于悲恸中对她的长子胡祖望说:“做人做到这份儿上,不容易啊!”胡适秘书王志维在帮助家人清点遗物时,发现除了书籍、文稿、信件等,胡适生前留下的钱财只有135美元。

胡适的学生、原北大图书馆馆长、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子水代表治丧委员会为胡适撰写了墓志铭。金石名家王壮书丹。铭曰: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异,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立石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胡适撒手归天,消息传到正在台大医院病重的梅贻琦,深为悲痛。经此刺激,梅贻琦病情加重,几度昏迷不醒。5月19日,梅贻琦陷入昏迷状态。蒋介石闻讯,指示陈诚、蒋经国等组织台大医务人员全力抢救,终告不治,溘然长逝。

此前不久,胡适与梅贻琦都住在这个医院里。胡适经常来到对面的特二号病房探望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聊一些公私事宜。其间,一生爱好为文立据的胡适深知梅氏病况和医治情形,预感到老友将不久于人世,在交谈中委婉地劝梅贻琦写一个遗嘱,不论公事、私事,皆立一字据,给自己也给后人一个明晰的交代。梅贻琦听罢并不作答,胡不便继续言说,此事遂不了了之。后来,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和梅贻琦之弟、专门从美国赶到台湾的梅贻宝劝说,仍未奏效。

梅贻琦生前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手提皮包,入住台大医院时放在床下一个较为隐秘的地方,包里装的什么珍贵的东西没有人知道。梅去世后,秘书在料理后事的同时迅速将手提包封存,后来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当包打开后,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里面装的全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睹物思人,在场者无不为之感动,有热泪盈眶者。此时韩咏华才顿悟,梅贻琦没有任何财产,所有的话都在病床上说完了,所以也就无须写什么遗嘱了。

梅贻琦去世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台湾当局在新竹清华园内为梅贻琦修建了墓园,取名“梅园”。园内建有墓碑两座,一座正面镌刻蒋介石题赠的挽额“勋昭作育”四字,背面是“褒扬令”。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是蒋梦麟题撰的碑文。墓的左侧建有“梅亭”,园内植有各种名贵花木,其中有杏梅287株,梅花241株,名花草木构成了壮美秀丽的“梅林”,以志世人缅怀纪念。

而胡适、梅贻琦的好友傅斯年,早在1950年12月20日就去世。傅撤退台湾后在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对台大陈旧积习实实在在地来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不论是通过谁的条子和门路,后台有多硬,凡不符合学术水准,滥竽充数的教授和不称职的职员70余人,全部驱逐出校门。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许多年后,无论是傅斯年的追捧者还是被赶走的对立面,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都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傅斯年,台大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是难以想象的。

当年台大也闹学潮。一次,台湾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闯进校园。傅斯年对此很不满,亲自找到国民党最高当局严正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傅对前来执行任务的台北警备副司令彭孟缉道:“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彭孟缉当场保证:“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杀。”傅斯年对台大学生有效的保护让台大人感激,为别校师生敬佩和羡慕。

据陈雪屏回忆,返赴台时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也正由于世事纷乱与劳累过度,导致其英年早逝。傅斯年是在开会时在会场倒下的,被送到台大附属医院救治。蒋介石闻讯,立即指示陈诚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的生命,并要陈诚每过半小时打一次电话报告傅斯年病情。

傅斯年去世第二天,台湾大学宣布停课一天并下半旗志哀。12月31日,傅斯年治丧委员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当时台湾大学本部尚无大礼堂)为傅举行追悼会。礼堂正中,悬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挽帐,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名人学者的挽帐分挂两旁。台湾各界送的挽联不计其数。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的挽联: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全体师生挽联: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国民党大佬于右任挽联:

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蒋梦麟挽联:

学府痛师道,举国惜天才。

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竟日致祭者达5000余人。傅氏身后可谓备极哀荣。

……

南渡北归,花开花落,悲欢离合,生死荣辱,一切都过去了。

真的都过去了吗?

《南渡北归》封面有一行大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值得国人痛切思考。

有人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窃以为这句话也适用于《南渡北归》:多一个人看《南渡北归》,避免再出现“五七反右”和“文革”那样的悲剧就多了一份保障。

(这个笔记,除注明者外,均引自《南渡北归》,很多段落直接抄录,当然有删减。原本在有关段落后面注明摘录于何章何页,友人说太多且繁琐,似无必要,故删去,特此声明)

2015年12月8日

来源:共识网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