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化批评与研究 作者:作者:贡布里希 译者:范景中

摘要

他根本不愿意让人民有思想。他想要人民完全屈从于宣传工具的魔力,陶醉在胜利的欢乐中,而不想要任何幻灭的现实介入。
  
这个题目定会勾起许多可怕而又痛苦的回忆,所以我得先简单地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确实,神话研究是瓦尔堡研究院分内的事,研究现实和错觉之间的联系也确实和我本人的研究工作有关,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确实也使我跨越了许多学科的界线。当我荣幸地接到邀请,来作这次纪念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讲座,我便自然而然地想找一个我确实扎实地研究过的历史课题。也许这是我唯一找到的题目。在我30岁到36岁期间,我在和一批史料打着交道。今天我打算向大家介绍这批史料。从1939年12月到1945年12月,我在英国广播电台侦听站工作,开始是所谓的监听员,后来当了监听指导。我听到了、录下了、翻译或解释了德国电台对德国人民广播的大部分节目。作为一个史学家,我不仅从英国的新闻媒介中、从“这个国家的某处”(这是当时的流行话)的现实生活中目睹了这场战争,而且还从一面哈哈镜中——戈培尔曾经想让德国人民从这面歪曲现实的镜子中看这场战争——目击了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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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最近公布了一批新的史料,这使我对战争又有了另一个方面的了解。这些史料就是戈培尔和他的宣传班子几乎每天必开的会议的绝密记录件。这次公布于众的是1939年10月到1941年6月19日[1]的全部记录件以及此后直到1943年3月30日斯大林格勒战役[2]之后的会议记录的详细节选。我认为可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材料的发表使以往那些论述戈培尔和德国宣传机构的著作变得毫无用处。

举个例子:我们这些搞监听的人经常听到德国国内的电台忽然中断节目,报告德军在陆上、海上和空中取得的新的胜利。这些捷报标志着德国军队在挪威、法国、巴尔干半岛、北非和俄国的推进。每次播送捷报之前总有一阵军号声,捷报之后是一支战歌,每一次战役都有不同的军号和不同的战歌作为信号曲。显然,这些戏剧性的节目都是经过精心制作的。但是,新公布的史料补充了戈培尔编导这些节目的生动细节。1940年6月,也就是在敦刻尔克事件几天之后,一家插图周刊的热情的编辑在他的杂志上发表了一幅表现这些特别节目的画,画的是一张放在唱机上的胜利军号声的唱片。戈培尔看到这幅画大光其火。他威胁说,如果这种使幻觉破灭的画再度出现,他就会毫不迟疑地把编辑送进集中营并逮捕那位让这幅画通过的报刊检查官。难道戈培尔愿意让人民想到,每听到一个胜利的消息,就有一群军号手聚集在一起吹出欢乐的乐曲?当然不会。他根本不愿意让人民有思想。他想要人民完全屈从于宣传工具的魔力,陶醉在胜利的欢乐中,而不想要任何幻灭的现实介入。

毫无疑问,戈培尔把宣传看成一种艺术,把自己看成一位能够操纵整个民族的感情的伟大艺术家。他象艺术家一样,事先就吩咐仔细安排好宣传的高潮,比如,巴尔干战役还未开始,他便事先命令道,这次战役中最多只有两次(不超过三次)由鼓声和颂歌伴随的捷报广播,以便这种宣传的效果不至于逐渐减弱,我认为戈培尔根本用不着操这份心,因为即使有什么效果,这些效果显然也是胜利本身所产生的,而不是对胜利的广播所产生的。但是,德国电台中流露出的对宣传的绝对威力的信仰并不仅仅是由于戈培尔的狂妄自大。戈培尔从他的主子阿道夫•希特勒那儿承袭了这种信仰。在《我的奋斗》中的许多夸夸其谈的章节里,希特勒阐述了他对语言威力的信仰。读一读这些章节我们就能知道,对宣传的神话般的信仰是如何产生的。希特勒相信,或自称相信,德国军队从未在战场上被击败过,而总是输在后方,因为德国的敌人发现了心理战这种妖术,而正直高尚的德国人对此却防不胜防。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希特勒开始了对暴众心理学这一当时时髦的学科的研究;特别是对勒邦[G.Le Bon]1896年写的那本著名的书的研究。希特勒就是在看了这本书之后才坚信,群众基本上是不讲理性的、屈从于感情的和偏激的。宣传如果要想给每一位听众留下永不消失的深刻印象,就必须反复宣传少数几个主题式口号,但是这几个主题式口号要无休止地重复。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宣传中可以有变化,使宣传显得丰富多彩,但是任何变化都不得破坏主题的内容,而必须自始至终宣传同一件事。”(希特勒《我的奋斗》(慕尼黑,1933年)第6章,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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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

希特勒对这种方法之威力的信仰并不完全得之于书本。他在政治集会中有过这种经验,至少他自以为有过这种经验。在这类集会中,他曾极力谴责犹太人,抨击凡尔赛丑闻,果然引起这种理论所期待的一阵阵的感情巨浪,验证了重复的威力。希特勒和戈培尔正是靠着群众集体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通过阴谋和恐吓,最终获得了胜利,所以他们把电台这一新奇的玩意儿看成扩展听众范围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超规模集会的工具,也就毫不奇怪了。元首对这种集会总是念念不忘,而且至少还遐想着自己正身会场,和群众一起欢呼叫喊。我不知道德国的国内电台什么时候放弃过“广播是政治集会的扩音器”这一概念。战争的头一年,电台的主要节目是转播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演讲。这些演讲的对象是训练有素、反映强烈的听众,在转播时还要经过精心编排。他们鼓励群众在工厂、军营或聚集在一起收听演讲,因为一个人呆在家里听可能会关掉收音机,所以希特勒的宣传理论绝对禁止那样做。人们经常提到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和这种扩大了的超级集会的观念之间的强烈对照。在前者,谈话者假装在访问一家人家,而在后者,家庭全被赶进了体育馆。

希特勒的演讲,特别是他当上了总理之后的演讲自然被吹捧为决定德国和整个世界命运的历史事件和国家行动。我相信,在座的年轻听众尽管也听过一些录音节选,看过一些新闻片段,但却不可能完全理解这些事件。这些节选主要选择了演讲者感情爆发的高潮时刻,给人留下了希特勒歇斯底里地狂叫的记忆,这样做自然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希特勒通常总是象一个政治家在向国人汇报情况那样,以深沉的声音发表长篇而乏味的演讲。每次激情的暴发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

在德国战时电台中,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演讲风格最初是由两个宣传机构分别使用。德军最高统帅部使用的是精练而又深沉的风格,播音员把这种风格吹捧为军人的含蓄。而实况广播员却使用军号,又欢呼又叫喊或表现出一种受到触怒的天真劲。希特勒在1939年秋进攻波兰而引起的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了宣传媒介,让全国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似乎是大写字母的历史——Weltgeschichte——的参加者。每天9次的新闻节目(不包括特别新闻)、汉斯•弗里茨切(Hans Fritzsche,由于他的声音酷似戈培尔,被选为广播评论员)等一流演员的政治评论、来自后方和前方的户外广播的主要节目、甚至于精心配置的严肃的军乐和偶尔出现的情绪高涨时刻,都是为了让听众觉得自己正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和激动人心的事件中,而电台使他能够目睹正在创造着的历史。(参见D•辛顿和魏登费尔德《戈培尔的实验》,以及E•克里斯和H•施派尔《德国广播宣传》)。

看到人类首次登上月球节目的人都记得,宣传媒介使我们熟悉了这一说法。但是在1939年,这句话还没有成为陈词滥调。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这句话有时候是有几分道理的。在法国军队向德国投降这一特殊的时刻,行动和宣传,神话和现实尤其显得混淆。这一精心导演的历史事件被编制成一个象征行动,以抵消德国人在1918年的投降所造成的影响。大家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希特勒把谈判德国人投降所用的那节火车从巴黎的一家博物馆运回了贡比涅。宣传机构兴高采烈地描述了庆祝元首用天才的智慧洗刷旧耻的庆典。我的已故的朋友恩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和汉斯•施派尔(Hans Speier)在1944年发表了一本论述德国电台宣传的书,运用我们监听到的材料,生动地叙述了德国的电台是如何报导这一历史章节的。我们得记住,如果英国当时接受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那么这一戏剧性的表演就可能会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而不是一个我们宁可忘记的历史章节。

在德国看来,当时的历史是命运的实现和诺言的履行。这个诺言暗含于纳粹对德国的征服这个战斗时期之中——不管是在春风得意还是在垂头丧气的时候,希待勒和戈培尔等人对这个时刻总是念念不忘。就像他们奇迹般地兴起并战胜了他们腐朽的左派和右派的对手一样,这个新生的民族将战胜西方世界颓废而又好嫉妒的战争贩子。纳粹的宣传机构一直把这些人称为“财阀”。大家知道,纳粹神话中有这样一种信仰,认为民族社会主义是一种革命信念。戈培尔曾经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能和第二次相比,因为现在的德国军队有了战无不胜的符咒,又有前面的光荣的革命的魔法。纳粹宣传中占主要地位的正是这种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不是别的更神秘的思想,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1893一1946,纳粹党的“思想领袖”和“哲学家”。后在纽伦堡法庭被判绞刑。〕和希姆莱〔HeinrichHimmler 纳粹党卫队、秘密警察和德国警察的头子,后任陆军补充军总司令。被俘后服毒自杀。〕那些不稳定的神秘思想会使广大的基督教听众敬而远之;过分明目张胆地强调日尔曼种族的优越又会使德国与意大利、日本之间出现外交和心理的问题。但是,年轻民族的这一口号却十分模糊,因而可以灵活理解,但又富有足够的感情色彩,可以振奋人心,所以它能够让德国军人踏着《法兰克帝国之歌》(Frankreich Lied)中的“我们来把他们腐烂的旧世界砸个粉碎”的曲调昂首阔步进入法国。

根据这种最初的解释,这场战争当然是强加于德国的,它只不过是新世纪的诞生所带来的令人遗憾的磨擦。而且,德国人的士气和装备占有如此明显的优越性,以至于前线的胜利只不过是德国人的勇力和骑士品质的小小的表现。五月中旬,德军最高统帅部下属的宣传部发布了一道命令,禁止在新闻片中出现可能引起人们对战争的恐怖感和厌恶感的镜头。在电台的前线报导中,战斗似乎同样很少和伤亡有联系。这样,偶然出现的伤亡报道便显得更加生动感人。下面这个战争伤亡的例子将使你们了解德国的神话是以什么样的风格向德国人民再现的。尽管是经过翻译,但这里的译文将尽力体现这种风格。1940年春天,当德国军舰“布吕歇尔”号在挪威海岸附近被击沉时,德军最高统帅部宣布,大部分的水手和士兵都得救了。这个报道也许是真实的,但它仍然暗示着有些人死了。因此,前线记者海因茨•劳本塔尔报道了据说是从一位中校口里了解到的军舰下沉前的最后一刻所发生的一个故事:

“突然,船尾翘了起来,翘出水面7到9米,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船尾上直挺挺地耸立着一位士兵,伸长手臂,做着德国式的敬礼。我以前看过不少金光闪闪的金属塑像、中世纪骑士的塑像和传说中的名人的雕像,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临死时行着德国礼的德军士兵这一活的象征……我们站在小岛上,连骨髓都颤抖了,这是一位知道如何去死的德国士兵。小岛上忽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我们以激动的心情,唱起了‘德国,德国统治全球’的歌。”(海因茨•劳本塔尔《对敌广播》,德累斯顿,1942年第9页。简写本。)

不过,敌军士兵的死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尽管记者有时也偶然提到阵亡的挪威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但总是把他当成一位可怜的受骗者,总是思考着他是怎样被那些不负责任的战争贩子引到了这样的下场。但是,尽管在战争初期的岁月中,也有一个例外:从非洲招来的法国雇佣军一直是德国民族主义者最仇恨的对象。法国雇佣军在索姆河岸的阵地被德国俯冲式轰炸机摧毁之后,同一个海茨•劳本塔尔描述了他所看见的那些堆成一堆的、体无完肤、支离破碎的士兵尸体:“用‘动物’的词称呼这些嘴唇浮肿、牙齿凸突、鼻子偏平、头发蓬乱的人形魔鬼,还算是对他们过誉了。”(引用同)像这样的对单个士兵的死亡幸灾乐祸的报道是极个别的,但是对群体的报道就不一样了。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灾难被描述为“敢于向德国势力挑战者受到了应有的严惩”。华沙和鹿特丹犯了这种挑战罪,下一次该轮到伦敦了。在不列颠战役期间,宣传部的一位重要官员欧根•哈达莫夫斯基(Eugen Hadamovsky)以名星记者的身分,于 1940年9月21日在伦敦上空的一架轰炸机中直接录下了他的电报稿:

“我们看见一条无尽头的火光之链,伦敦好象是被一个巨大的照明灯照耀着,但这不是丘吉尔下令点燃的照明灯。在我们的飞机下面一定正在连续不断地出现着一幕幕最可怕的情景,不过我们听不见下面的声音。……”

“我们看见这个英格兰的都市,这个财阀和奴隶主的老窝,这个世界上头号敌人的首都变成了一片火海。……炸弹下去了,击中了目标!可我们还在城市上空盘旋了几圈,好让下面的人听见我们在这儿。……”

我并不太相信德国的广播,这一点你们可以相信。但是在听到这篇报道之后访问伦敦时,看见这座城市依然巍然屹立着,我的那股兴奋之情至今记忆犹新。

戈培尔对报道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很清楚的。实际上他还下了一道命令,禁止使用“大火中的伦敦”之类的表达法,但他希望这种禁止不会延时太久。同年9月7日,戈培尔对他的宣传班子说,即将进行的对伦敦的毁灭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灾难,这样的“规模”(戈培尔语)要设法使世人认为是正义的行为。前不久英国对柏林的空袭所造成的破坏太小,不足以作为合理的借口,但是他希望尽早会有其他的英国空袭可以提供这种借口。

9月19日,贝赛尔的一家儿童医院好像是遭到了轰炸,造成9人死亡。我不知道皇家空军对这一事件要负多大程度的责任。但是戈培尔理所当然地下了一道命令,要“充分利用”这一件事。从德国的广播中我们听到了下面的话:

“屠杀、再屠杀,这就是英国战争贩子的口令。丘吉尔放出了他的空军来轰炸德国的民众。他以特有的英国式的残忍,逼着他们轰炸标有象征着基督之爱的圣地的红十字的地方。这使德国人民终于擦亮了眼睛,看清了丘吉尔的目的是要灭绝德国的妇女和儿童。丘吉尔假装是在为欧洲的利益而战,而实际上他把欧洲各盟国引入了痛苦之中。丘吉尔一度曾胆敢以德国人民的保护者自居,现在他终于表现了他的真实感情:他从心底里恨德国人民。……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这种残酷的恨,现在终于受到了回报。丘吉尔的雇佣兵在德国造成的流血——德国母亲和儿童的鲜血在发出复仇的怒喊,这种复仇现在还刚刚开始。”(1940年9月20 日,22:00)。

我不得不把这篇冗长的声讨文章缩短了,因为我显然不能够详尽地向你们再现这种把德国国内广播的新闻节目变成漫骂的演讲凤格。德国的新闻广播遵循希特勒的重复和感情主义理论,它们的目的当然是既要压倒理智的声音又要压倒敌台的广播。这种宣传竞争后来被称为“以太战”[ether war]。德国的宣传机器无可奈何地要适应于室内的群众大会和可以自由摆弄收音机旋钮的听众这一现实之间的区别。在二战时期的德国,收听敌台毫无疑问是一种犯罪。但是从戈培尔的会议记录来看,他一直担心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每隔几个星期就会有几篇布告,宣判偷听敌台者所受的重刑。布告的间隔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如果对每个收听敌台的人都进行惩罚,那么这种罪行的经常性显然会和神话之间发生冲突。最主要的是,戈培尔从一开始就考虑到必须对敌台宣传中的每一句话予以反驳,或者用德国广播的狂骂将其盖下去。只要战争能顺利进行,戈培尔就可以利用这一类的辩论术。这些辩论术成了悬挂戈培尔和他的主子深信不疑的重复口号的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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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员在广播这种有计划有目的的单调节目时唯一可以支配的是语调的变化:从讥讽到诽谤或傲慢的挖苦或尖声的漫骂之间的变化。下面这一段是1941年5月11日广播的内容,可以作为讥讽的例子:

“在德国人进入卢森堡1周年之际,流亡在外的一位卢森堡女公爵在英国电台发表了谈话。她找了一些可笑的借口,证明她和她的政府从卢森堡出逃是职责和荣誉的要求。……不用说,要是这伙可爱的民主逃亡者之中没有荷兰的威廉明娜女王,那就算不上一支十全十美的逃亡队伍。为了加重分量,这位女公爵事后又在以空话连篇而著称的英国电台里发表了至少两次谈话。”

在这篇随手挑来的无聊的节目稿中,有两点也许是你们能注意到的:第一,其中没有明显的说谎。女公爵确实发表了谈话,而且我也没有理由怀疑她确实讲到了职责和荣誉的要求。这类新闻报道的目的毕竟是为了对已经发表的演讲进行讽刺,以防止有些德国人偷听了这些演讲。无聊的挖苦也是有意识的。希特勒和戈培尔对爱挑剔的知识分子极为蔑视,因为这些人不懂得有效的宣传中需要残酷的粗野。从1941年9月19日的这条新闻中,你们可以看到一个诽谤的例子:

“(这是)罗斯福在阿根廷的暴徒军队的一个分支:罗斯福先生是一位与犹大争夺世界统治地位的候选人。为了达到其卑鄙目的,罗斯福在阿根廷雇了一位阴险的家伙:一位名叫塔博达的阿根廷代理人。这位毫无尊严和廉耻心的家伙遵罗斯福之命,建起了一家罪恶俱乐部。这伙罪恶的歹徒的任务就是对德国在阿根廷的公使馆和别的机构进行中伤诽谤。塔博达及其可恶的同伙通过伪造文件和侵犯外交主权等手段,执行着罗斯福先生制订的计划……如果德国的官方代表牺牲在罗斯福匪徒们的密谋之下,那她是不会无动于衷的。”

最后这段评论中最有趣之处是,评论员娴熟地运用了现代心理学用来解释动机的术语,也就是说:对人类动机作心理分析时使用的术语。如果哪一位历史学家分析一下我们时代两股最强大的思潮——心理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如何影响了真真假假的政治分析法的产生,那将是一件有趣的事。心理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都被人称为揭示的方法,而且这两者都显然导致了把一种特定的解释强加于某些事件的解释方法的滥用。这些技巧如何被用于心理战术,这将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并不是说这个课题将很容易,因为我们受这些态度的影响太深,以至于我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它们。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就可以用于这项研究。尽管我对心理分析一窍不通,我还是斗胆地把纳粹宣传方式诊断为妄想狂式的宣传。或许是我本人给纳粹宣传加上了这些动机、或许纳粹广播中的评论是诚实的也未可知。我承认,彼拉多(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基督耶稣就是由他判决处死的)提出的“什么是真理”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特别是在战争的混乱中,这个问题更难回答。但是,历史学家同时也知道,有一些简易的技术,可以用以确定宣传中是否有偏见,因为如果说对事件和动机的报道可以闪烁其词,对它们的评论也可以主观臆断。那么,对原典的研究就不同了。让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为什么使我感兴趣,原因是很明显的。1943年7月21日,德国国内新闻节目报道说:

“柏林消息,7月6日《每日快报》载文赞成对罗马进行轰炸。从这篇文章的观点来看,对欧洲的文化建筑的有目的轰炸一部分原因要归罪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自卑感。《每日快报》说:‘我们总觉得罗马的高大建筑和大门、宽广的道路和巨大的凯旋门使我们感到压抑。如果让这些纪念式建筑安然无恙地保存下去,那么恢复它们的本来意义的愿望就永远不会消失。因此,我们伦敦人倒愿意看到这些纪念式建筑从罗马消失。’——这家英国报纸之所以要求毁灭罗马的文化建筑是因为伦敦、纽约和华盛顿没有这些东西。”[14:00]这篇报道使我们大为震惊,于是我找来了那天的《每日日报》。我不说你们也知道,这家报纸没有要求毁灭罗马,不过它确实登载了一位名叫E•G• 比西克的人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对另一位记者所说的“由于罗马与文明以及文化的联系;我们应该饶了它”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这封信写道:

“我总觉得罗马的装腔作势,它的广场、它的胜利大道和凯旋门、它的埃马努尔王纪念碑使我感到压抑。如果让征服者凯撒大帝的纪念性建筑安然耸立,那么将来就有人会赋予它们什么别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些奢侈的、使人想到战争的东西,我们在伦敦会更自在些。而这些东西在罗马消失了也没什么了不起.意大利真正的文化在锡耶纳和佛罗伦萨之类的城市。如果这些城市遭到轰炸我倒会觉得可惜,就像我会可惜考文垂被炸一样。”

我不想以这封信带有感情色彩为借口替他开脱,但是,它显然没有说,因为伦敦、纽约和华盛顿没有文化建筑,所以必须把意大利的文化建筑炸毁。不过话又说回来,德国的这位宣传家并不是从这封信中得出了他的解释,而是从戈培尔在该信登出前十天的一次讲话中得出了这种解释。6月26日,戈培尔在慕尼黑艺术展览开幕式上讲话时说道:

“历史自卑情结的疯狂发作使得我们的敌人企图炸毁我们的土地上有的而他们自己不能创造并且过去也没有能够创造的东西。……他们使欧洲的一些城市变成了废墟是因为他们无法在芝加哥和圣弗朗西斯科造出可资比美的东西。……”

这个讲话当然等于是一道命令:宣传家的任务就是要在接下去的宣传战斗中贯彻这篇讲话的精神。《每日快报》上的这封信这么恰当地适应了这一宣传战,我们简直要怀疑这封信是出自蓄谋。戈培尔确实使用了这种技巧,特别是当他设法从中间派的报刊中找到引文的时候,但是我想我们现在不会怀疑是戈培尔精心制作了这出戏。那位称职的宣传家一直在他得到的信息中寻找合适的材料,他当然很容易找到一些可以适用于所需套式的言语。在这方面,仇恨宣传这一罪恶的艺术和真正艺术的机能之间相去也不甚远。我在《艺术与错觉》一书中试图证明明艺术家总是使用图式,并且要从周围的世界里寻找适用于这一先存图式的母题。无意识的投射会变成有意识的歪曲。有时侯套式会自动修饰他希望描绘的母题,另外的时候,曲解会更自觉地为艺术目的服务,就像漫画或卡通画一样。

我前面提到了歹徒罗斯福、醉汉丘吉尔的漫画形象。但是这位宣传家就像漫画家一样,还必须知道如何将群体或整个民族人格化,并且几乎能靠任何材料重复建造这样的漫画(关于这点以及以下几点可参见我的《漫画师的兵器库》,载《木马沉思录》伦敦,1963年)。切斯•弗里茨切的口才流利,特别精于此道。1942年4月,当他被通知去当兵而不再进行广播评论时,他想象着这一新闻在英国引起的震惊和猜测,并假装为这种震惊感到愤怒,因为这种震惊简直是堕落的表现:“英国人认为从事政工的人去当兵是件新鲜事。这种态度充分说明了他们的哲学和我们的哲学之间的区别。这两种哲学在这场战争中正在发生冲突。”

紧接着他为英国画了一幅拟人像。这幅像表明,英国的震惊与它那些众人皆知的特质是一致的:“许多世纪以来,英国在战争中作了大量的投资,但总是让它的雇佣军和外国援军为它打仗。这次它又一次卷入了一场致命的战争。它是在为一位只会说教和喝茶的女统治者打仗。这位女统治者只要看见一个人踩了它的趴儿狗的尾巴就会晕倒,但如果全国的妇女和儿童都饿死——如他们真的饿死了——它只会认为这是一件上帝所喜爱的功德、一件特别人道的功德。更何况人饿死是不会流血的。”(1942年4月28日,19:45)

这位宣传家就是这样从新闻评论转到了对敌人的拟人化上。他把他的评论与传统的表现英国的背信弃义的形象联系了起来。这个形象表现的是一位喝着茶的女统治者。这位心毒手辣的女人除了喝茶这个特殊的动作外,什么也不干。我选择“神话和现实”作为标题,这是因为我不想使用“谎言与真理”这个不太雅观的标题,而想找一个比较温和的标题。人类学者所研究的原始神话倾向于把自然界的力量表现为善良与邪恶的人的形象。同样,纳粹的宣传家把政治世界转变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或拟人形象之间的冲突。

从德国方面来看,这场战争只是一场神话剧:年轻的齐格菲尔得(Siegfriedl,13世纪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正在勇敢地和那些企图压制他的阴谋家作斗争。幸好,这些恶毒的漫画形象中暗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因为产生这些漫画的法则决定了这些形象最终会互相欺骗。戈培尔这位妄想狂把自己的妄想投射到了他周围的世界上。

英国自然总是把战争打到最后一个法国人、希腊人或俄国人为止,或打到戈培尔用这种老掉牙的讥讽方法嘲笑的任何一个对象的最后一个人为止。但是,美国人比英国人还要精,他们希望等英国人精疲力尽时再来接管世界,但美国人又只不过是布尔什维克手中的工具。如果德国战败,布尔什维克才是真正的得益者。不过,这位发明家所说的布尔什维克并不是指苏联人,因为这些人已经最终被犹太人统治了。纳粹的宣传技巧在揭露犹太人的罪恶阴谋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1941年4月到7月,一位名叫彼得•阿尔达格〔Peter Aldag〕的人在德国电台里作了一系列的政治评论。后来他把这些评论收集成册。现在让我念几条这些评论中的标题:

  英国是在为美国打仗吗?

  南美洲捏在财阀的手心里。

  财阀和布尔什维克联合屠杀手无寸铁的人。

  史沫茨:财阀和犹太人的雇佣者。

  谁资助了布尔什维克革命?

  谁驱使美国进入世界大战?

  希尔曼:财阀,犹太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三位一体的象征。

  财阀、犹太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三和音。

  丘吉尔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

  ……

当然,纳粹并不是反犹太主义的发明者。即使那次臭名昭著的伪造,也就是所谓“犹太人元老的草案”〔说这些元老们曾经制订了一份奴役全世界的秘密计划〕,也不过是被希特勒的宣传机构借用并传播了而已。不过我们可以说,即使没有犹太人,他们也会造出一些犹太人,因为希特勒的神话要求有一种粘合剂才能拼凑得起来。在国内宣传中,犹太人成了合适的替罪羊,因为他们当中有穷的有富的、有保守的也有急进的,任何一种反犹运动都可以把所有其他的派别说成“受犹太人欺压的”。在国际宣传中也一样,因为犹太人遍布世界各地,因而他们成了纳粹正在寻觅的粘合元素。因此,当希特勒在1942年6月22日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他宣称他“正在摧毁犹太籍的英国战争贩子以及设在莫斯科的犹太霸王的布尔什维克总部。”这种严重的迫害狂,这种妄想狂的神话把德国宣传的各个部分联成了一个整体。

说到妄想狂,可别认为我是在作某种不着边际的牵强附会的假设,说纳粹分子引起了一种特殊的精神病。妄想狂不象伤寒,它不仅仅是一种病。我们所说的妄想狂更象一种行动的病态症。不幸的是,我们太容易患这种病,因为它根植于“我”和“他们”这一特定的对比之中。当然,“我”是好的,是对的,是努力工作的。如果我的愿望得不到满足,那一定是“他们”的原因,定是他们在阻挠和欺骗我。我们每遭到一次失败都可能会产生这种非理性的反映。如果我得等很久才能乘公共汽车,我就会很容易相信,伦敦的交通简直是想让我们这些老实人迟到。如果我好不容易等到了一辆公共汽车却又乘不上,我就会愤怒地想,我该怎么揭露这个故意使伦敦的生活陷于瘫痪的邪恶机构。如果说我们也会嗔笑自己的幻想,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别人会嘲笑我们。但是,一旦去掉“自我嘲笑”这一层保护并禁止在妄想狂神话中出现的任何怀疑表示,你就会自动形成一种心理学家称为回归的倾向,一种向勒邦认为暴众才具有的较原始的心理习惯的倒退。我们使用的语言中渗透了这种神话,所以我们总会把抽象概念转变成有生命的实体,把阶级和民族变成神话人物,这是一种泛灵论的反应。只要能强迫每个人都喊同样的口号、戴同样的徽章、穿同样的制服并用奉承和社区感充斥每个人的自我,那么敌人就会自动变得突出,要不然你怎么还能解释世界为什么不承认我们的优越性和我们的权力?我用了“敌人”一词,这是因为我们处于回归状态时,使我们受挫的外部世界显然不再是一种不愉快的现实事物的混合体,而是我们自己的要求和期望的负象(negative image)。这些要求和期望就像人一样,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不能够把它们看成一个整体,那一定是因为它们被许多面具掩盖着的缘故。这儿确实是一种优越的表现。我们没有受骗。我们知道这一点。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揭示能解释你我的苦难的秘密——你会看到,和宣传打了几年交道之后,我对这类事情已经悲观失望了,保卫正常的理智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的世界不是个优美的地方,而导致这种人造精神病的材料总是举手可得。当满腹牢骚的希特勒调动起这种暴众精神病时,德国就不是个好地方。

当希特勒成功地压倒了国内的批评理智并动员了外部世界来反对它时,德国变成了更糟糕的地方。但是,希特勒至少能提供解决这一切的答案。

你们还记得“罗斯福先生与犹大争夺世界统治地位……”这条新闻。你相信罗斯福是选出来代表美国人民的吗?那你真幼稚。罗斯福只不过是被一只隐藏着的手操纵着的工具。你相信丘吉尔是英国的首相吗?他实际上是一个出卖给布尔什维克的财阀。你认为布尔什维克就是苏联人吗?他们只不过是被犹太政委的皮鞭赶着上了战场。不是说美国人是资本主义者、俄国人是共产主义者吗?你又错了。这当然是个幌子。他们其实是联合在一起的。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镇压年轻而又生气勃勃的民族,奴役和消灭它们。但是,如果所有的民族都知道了他们的真正利益,那么世界马上就会有和平,因为这场战争只是一场反对魔鬼犹太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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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宣传不无效果。这场可怕的战争在一般公众和青年人的记忆里留下的主要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胡作非为。拥有6百万犹太人受难者的灭绝营(灭绝营extermination camps与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s不同,因为在集中营里偶尔还有几个幸存者)里难以言表的恐怖使纳粹分子在西起大西洋沿岸东到伏尔加河、北起挪威南至埃及的广大占领区里对数百万的东方劳工、俄国战俘以及其他的敌对者犯下的罪行相形出细。你也许想知道,这一可怕的现实有多少在德国的新闻媒介中透露过。其实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的神话对这些污点只字不提。我记得唯一的一次例外—— 这次例外我怎能忘得了?——是,德国电台广播透露为了给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处长,秘密警察副首领.因作恶多端,被称为“刽子手”。1942年5月29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附近的利迪斯村被自由捷克斯洛伐克军炸伤,6月4日死亡。作为报复,德国保安警察杀死了全村所有的人,并把村庄夷为平地。)报仇,利迪斯村的所有男人都被杀尽,所有的妇女和孩子都被送进了集中营。但是这条新闻只在波希米亚地区的短波节目中广播。我记得,“集中营”在德国国内的广播中一直没提起过,只是到了战争后期,在一次关于严厉的集体劳动的谈话中对此作过一番形容,似乎是为了对国内人民进行恐吓和安定民心(1945年4月12日广播了无耻的最高统帅部公报,宣布拉施将军由于放弃了柯尼希山而被判处绞刑。他的全家被拘受罚。这条消息在大战即将结束时才广播。)任何人不得打听被送到东方的犹太人的情形。偶尔有一丝可怕的新闻传到了西邻的德国,戈培尔就会叫他的宣传班子指控敌人的暴行。他的这种惯用伎俩后来被证明是自食其果的。不管怎么说,把敌人说得越残暴,德国人就会越相信这种神话、就越会为挽救自己的失败而作垂死挣扎。

从某一方面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神话中最后一次恐怖。这种神话变成了自我证实的神话。你要是被困于这个幻觉宇宙中,它就会变成现实,因为如果你和每一个人斗,大家就会和你斗。你越不仁慈,就越要对这场必将进行到底的战斗负责。一旦你陷进这种恶性循环,你就简直没法脱身。广告原理或战争宣传的原理和这种效果相比,几乎可以说是不在话下。你用这种方法强迫人民去做和去相信的事毕竟是有限的。你总不能在敌人的城市变成了废墟的情况下对人民说,我们没向这些城市扔炸弹。在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德国的运气不那么好了。这时候我们看到,德国的宣传也被迫改变了技巧。但是,技巧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妄想狂的基本形式,因为他们也可以把扔下的炸弹说成是敌人的罪恶的证明,把俄国军队拒不投降说成布尔什维克恐怖这一致命危险的表现。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从他本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宣传的解释中已经得出了这个教训。希特勒对这种宣传极为佩服,称之为“从心理学上来说是正确的”。他说,西方盟国称德国人为残暴的野蛮人和破坏成性的德国佬,这就从心理上为盟军士兵作了战争恐怖的准备。这样一来,士兵们在战场上可能遇到的最可怕的武器似乎仅仅是他们预先被告知的一切的证实。从这一点上来说,宣传家巴不得神话宣传变得越来越真实。

戈培尔的会议密件反映了这种矛盾性。1941年秋,希特勒曾乐观地在广播里宣称,俄国土地上的敌人已被征服,再也不可能东山再起。1942年秋天他又得意忘形地许诺,说斯大林格勒将被攻克。这两次广播当然使宣传机器极为难堪。当第6军团被俄国人包围并且看来已经没有解围的希望时〔这时候德国人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还来不及收紧〕我们看到,戈培尔从希特勒的指挥部里带来了好消息:元首同意使用开诚布公的宣传政策。戈培尔称这一政策为“解放”,因为 “我们的宣传总算又可以站得住脚了”。戈培尔对他的宣传班子说,在敦刻尔克危机时,丘吉尔公开地把真相告诉了英国人民。这种开诚布公实在令人羡慕。当时德国人不明白,丘吉尔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丘吉尔正是靠着这种策略唤醒了英国的保守势力。戈培尔试图效法英国的宣传,这其实仍然是遵循希特勒所谓的“英国人是心理战方面的大师”的老观点。于是他情绪忧愁地命令,德国的一切宣传媒介对斯大林格勒战事的报道都必须建立一种神话,以形成德国人民最宝贵的镇定。这些宣传媒介果然对戈培尔布置的任务应付自如。它们用电台的沉默,用庄严的音乐、用高涨的情绪和效忠的表白,把一个熬霜受冻、被打得七零八落,最后全军覆没的军团的可怕形象变成了一个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的象征。戈培尔希望靠这一着来创造一种总动员的气氛,并恐吓其他欧洲国家使其默认德国的统治地位。

当时,德国的宣传员把这种策略称为“由畏惧而生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因为妄想狂的心里总是在害怕的。即使在胜利的时候,纳粹分子为了证明他们侵略的合理性也不得不坚持强调他们虚构出来的敌军阴谋。可是,在这种忧郁的神话中有哪一点能保证他们可以战胜那种世界性的阴谋呢?

你们记得,纳粹宣传从一开始就在历史事件中寻求这种保证:希特勒是命运的强人,是“创造”历史的工具,选他出来是为了让他领导纳粹党战胜国内的敌人,而且,希特勒在世界范围内也将创造出同样的奇迹,德国将战胜整个敌对世界。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纳粹不得不放弃“在想象中介人世界历史进程”的原理,转而面对他们正在渡过越来越艰难的时期这一现实。〔颇具特征的是,宣传的重点从广播转向了文字。使戈培尔懊恼的是,他对出版界没有绝对控制权,但他却让德国国内广播节目播送他为《第三帝国》写的每周社论。他不仅用这一社论告诫和煽动听众,而且还把它作为一个安全阀来发泄任何人都无法发泄的抱怨。〕不过,这毕竟是历史的时期,而作为历史时期,它们必定是充满希望的。但是,这再也不是无条件的希望。戈培尔告诉他的宣传班子,再也不要暗示德国不会战败:假如德国人民不响应时代的挑战,德国当然会战败。这种教训同样也可以从历史这本教科书中得到。在当时这种逆境中,卡莱尔的《腓德烈大帝史》倍受推崇,几乎享有和《圣经》同等的地位,因为这本书叙述的是,在7年战争时期,普鲁士大帝腓德烈在貌似绝望的形势下,不屈不挠地坚持着,直到卡特琳女皇领导的俄国突然改变战线,救了他一命。从本国人民的历史中寻找爱国灵感,这种做法并不是纳粹的首创。但是,他们认为,历史不仅仅是一座充满伟大例子的库房。纳粹的哲学源于德国浪漫主义传统。这种传统把人类历史看成宇宙进化的延伸。纳粹认为,历史上的伟人必须服从人类命运的法则,而不是服从上帝或人类创造的别的法则。我们只有承认纳粹的这种历史观才能理解他们的神话表现出来的严重的理智错乱。如果你们读一读贡多尔夫写的论凯撒大帝的书(《凯撒的荣誉史》,柏林,1924年。书中写道:“历史学家不能成为一个好政治家,他不能根据命运的发展而不失时机地作出有成果的决定。但他能够帮着煽风点火,使各种幻想的行为兴旺繁荣,他也能为即将出现的英雄收买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召集着历史的力量以及历史力量的化身:人民和领袖”〔第7页〕。贡多尔夫在讨论凯撒这段话的真实性时说:“任何伟人都不会进行小小的诈编”;甚至在凯撒“强加给人事实”的时候,他也必须不被人指控为怀有功利的念头〔第9页〕。书中暗含的种族主义、对日耳曼“帝国”的暗示以及对拿破仑的可悲祟拜使该书在今天读起来越发令人抑郁。该书作者就这样“帮着煽风点火”,假如他没有在1931年死去的话,他自己就会遭到他煽起来的旋风的报应。),我想你们会发现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贡多尔夫是戈培尔在海德堡读书时的教授。最近,布拉姆施泰特写了一本名为《戈培尔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宣传》(Goebbels and National Socialist ropaganda)的书,极其恰当地把纳粹宣传中一些极具特色的(利用感情)的作法和历史的神意联系了起来。但是,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谁成功地再现了这些做法中最富于戏剧性的部分:戈培尔在1945年2月28日对德国人民发表的一次广播谈话。当时,德国东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已经被盟军占领(我得感谢侦听部的同事卢克斯•福特米勒博士帮我在《德国镜报》中找到了这段发言。这段话在布拉姆施泰德的书上提到,但没有引文。它的全文见《民族观察员》(Der Volkische Beobachter)慕尼黑版,1945年3月2 日〕。戈培尔先介绍了一位敢于当面蔑视美国法官的德国姑娘,并把她称赞为坚攻不破的德国精神的象征。接下去他宣称: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假如不是这样,那么,历史女神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贪图钱财的妓女,一个只会崇拜人多势众的胆小鬼。要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本身就可能是一位缺乏高尚道德的女人,她可能会认可的这个从战争的可怕的混乱中诞生的世界就不可能会有太深刻的理由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将会比地狱还糟糕,我会认为这种生活对我自己,对我的孩子和对我所爱过的人都是毫无价值的。就我本人而言,我将很高兴抛弃这种生活,因为这种生活除了被抛弃外,别无价值。……”

但是,戈培尔接下去说,历史从来没有让人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她从来都是公正的,只要各个民族让她有机会公正。她对她选来承担最高尚的任务的人总是给以最严酷的考验,但是,她总是等到把他们逼到了绝望的边缘时,才降落到他们的身边,仁慈地将胜利的棕榈赐给他们。她这次也一定会像以前那样,因为尽管时代会变、民族会变,人民会变,而历史却永远不会改变。然而,这最后一个神话避难所也被现实粉粹了(永远也不曾完全达到过,因为他们总是可以宜称,最终是人民失败了,而不是历史之神失败了,并以此来挽救他们的神话。根据汉斯•弗里茨切的说法,戈培尔在1945年4月21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确实采取了那条路线,他先是责怪军官,然后责骂全体德国人民,他说:当他们投票表决脱离各民族联盟时,没人强迫过他们[留在联盟里)。他们的合作者为什么要和他一道干呢?现在,如果他们被砍了脑袋可别觉得惊讶。这段常被引用的话可能确实是他说的,但全部叙述得小心对待,因为弗里茨切宣称戈培尔只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才暴露了他的真正面貌,自有他的目的,他一直把戈培尔当成真正的受国主义者。[见《汉斯•弗里茨切如是说》,由希尔德加德•施普林格编辑,斯图加特,1949年,第28页])。两个月,苏联人攻入了火光冲天的柏林。戈培尔和他的妻子先用毒针杀死了他们的6个孩子,然后效法希特勒自杀。

Die Gottin der Geschichte nur eine Hure (历史女神只不过是个妓女),这句话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我相信,克莱顿的演讲者应该抗议戈培尔这位绝望的历史追求者对她作出的这种令人沮丧的判决。历史既不是妓女,也不是女神。克莱奥[Clio]既不做许诺也不接受贿赂,她只是慎重而又不情愿地记下了以她的名义犯下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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