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来,党管干部、党管导向、党管媒体──导致我们每年印行的几百亿份报纸,其实只有一种报纸、一个声音。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们的头儿似乎还不满足,还要强调“媒体姓党”。难怪《南都》的著名编辑余少镭要愤而离职:“无法跟着你们姓!”因为“跪了这么长的时间膝盖实在受不了,就想试试能否换一个姿势”。“媒体姓党”激起了诸多波澜,这实在是臭棋一着。试解析之。

“媒体姓党”是维护谎话宣言

几十年来,有几代人“是党妈妈通过党媒的乳汁养大的”。五十年代“抗美援朝”,说美国在侵略朝鲜。事实是朝鲜首先以武力进攻韩国,美国等十六国是以联合国的名义到朝鲜制止侵略。我们缺衣少食的时候,党媒告诉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套对比论是效法苏联的。“数百万穿着军装的苏联工人和农民随着战争推进走出国门后才发现,他们生活其间的‘社会主义天堂’简直无法同‘资本主义地狱’相比,甚至战败的德国人生活水平也要高于战胜的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的中国》)当我们处于大饥荒,饿殍遍野之时,六○年一月初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宣称:六○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形势比五九年更好。《人民日报》六○年元旦社论《展望六○年代》说“我们对整个六○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信心。”一月二日又发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克维斯托夫·金(美籍华人)说“在那些课本中(他当时在中国念中学)对资本主义的坚强堡垒美国描述格外令我记忆深刻: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挣扎在死亡线上。罢工浪潮汹涌,贫富悬殊,红灯区林立,失业者流落街头”(《美国,还是第一》)。我们“姓党”的“媒体”还推出过“大连红旗造船厂”“万吨巨轮”的“下水典礼”。不过那条万吨轮只是一个空壳,“船肚里空空如也,像个大海碗”(韦君宜《思痛录》)。

(美)爱德华·萨义德,戴维·巴萨米安在《文化与抵抗──萨义德访谈录》中说“语言可以被操纵,用来制造误导。”(该书P123)几十年来我们“姓党”的“媒体”造出的谎言岂止多如牛毛。而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党委书记韩震在中央网站的公开课上讲:“中国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恐怕韩书记压根儿就不知“民主”是个什么劳什子。二○一六年一月十五日中纪委的一位副书记吴玉良称:民众“对我们党的满意度已经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一点五”。大家愕然,这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十八大以来,反腐已使几万名党政官员榜上有名,有上百位省部级高官落马。如果这事儿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内阁不推倒重组才是天下第一等怪事。

自由媒体是向前发展润滑剂

中共高层在呼叫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同时,却没有把监督权力的媒体放出笼子。习近平不仅宣示“媒体姓党”还不准妄议中央。俄罗斯有专家把媒体喻为三权以外的第四权力。资中筠女士在《美国的强盛之道》中说:“事实证明,只靠政府内部的监督机制(按:何况我们只靠”姓党“的”媒体“)无论怎样严刑峻法,效果都有限,社会改良最根本的动力是公民争取权利的各种行动,包括声势浩大的劳工运动及公众监督和批判。”“如果没有不断地反对、抗议和改良的传统,以美国所处的时代和位置其制度就会成为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大约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坐观天下》)美国的媒体不“姓党”。在美国谁都可以办电台,但政府不可以;在美国什么报纸杂志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党报党刊;在美国谁的财产都可以保密,但是政府官员的财产必须公开;在美国谁的隐私权都不能侵犯,但是政府官员的隐私,不受保护。一句话:在民主国家,政府官员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而是公仆,他们是纳税人的钱养着的,他们处于纳税人的监督之下,但在中国却倒了个个儿。“媒体姓党”,人民就失去了监督的权利。只有在中国才形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颂扬文化”。在国外,灾难就是灾难,在中国可以把灾难变成庆典(按:矿难死了几十上百人,可是该庆贺啊!有这么一个党委、政府在组织人员救援!)。在国外,哀伤就是哀伤,在中国可以把哀伤变成喜悦(按:地震中,你死了亲人吗?你该高兴,党委不是组织人来慰问你了吗?做鬼也幸福啊!)。在国外,管它大小事故,都有媒体问责,穷追不舍,在中国却可以把问责变成感恩(按:地震中,校舍塌了,砸死了那么多中小学生,但你该感谢党!现在不是用救灾款修起了新校舍么?)。冤假错案算什么?不是过了十年八年几十年有的已经逐渐平反了么!

“媒体姓党”扼杀思想市场

一九九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勒说,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思想市场还待进一步发育,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压抑思想市场会招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又是对偏见和自负的有效解毒剂”。让大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何况有些“偏见”经过历史的验证正好是合情合理的“正见”。正由于我们采取的是钳制思想的专制举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公布的有影响的一百本书、影响世界的一百种报纸、影响世界的一百条新闻、影响世界的一百首歌曲中,中国基本上不能入围。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二○一四年在北京电影节表示,中国将永远不会有世界级电影文化,直到中共停止审查并允许艺术家批判性地看中国。中央部委的出版社、报社、杂志社很难有公信力,应统统改革变成传媒集团、出版集团,归入行业独立运作──这是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的改革设想。但这个“媒体姓党”一出来,似乎又在开倒车,走回头路。做过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裴逊草拟的《宗教自由法》说:“人的思想见解既不是政府管理的对象,也不属其管理的范围”。“媒体姓党”不但管理思想导向,又框定了对思想管理范围,在治国方略的大棋局上真是一步臭棋。

文章来源:争鸣201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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