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俄罗斯反腐败活动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y Navalny)发布了一部纪录片,他在其中揭露了俄罗斯最高执法官员、总检察长尤里·柴卡(Yuri Chaika)的几个孩子腐败的商业交易。在这部纪录片中,纳瓦尔尼指控柴卡之子阿蒂姆(Artem)“一直利用其父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的庇护,敲诈他人企业并据为己有。”阿蒂姆与其父亲副手的前妻共同拥有希腊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据纳瓦尔尼调查,该副手的前妻与俄罗斯南方暴力帮派成员的妻子们保持着密切的商业来往。片中包含这家酒店举行开业典礼的画面,俄罗斯政客、商人和明星参加了那次盛大的庆祝活动。这部纪录片还详细呈现了阿蒂姆2012年以掳掠手段接管西伯利亚一家运输公司的细节;在公开表达对阿蒂姆的不满之后,该公司前经理被发现遭到绞死。

这部纪录片在网上累计收获了460万次观看。俄罗斯独立民意调查和研究机构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大约80%的观看或听说过这部纪录片的人士表示,他们认为纳瓦尔尼的指控“呈现了事实”或者“完全可信”。该片发行后不久即获得俄罗斯开放纪录片电影节(ArtDocFest)颁发的一个特别奖项,并且,俄罗斯议员迪米特里·古德科夫(Dmitry Gudkov)向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Russian Investigative Committee)提出申请,要求对纳瓦尔尼的指控进行调查。这个调查委员会相当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在西方的想象中,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俄罗斯是冷酷无情而威权专制的,但这一事件中的角色——一位告密者、一个独立电影节和一位反建制派议员——似乎与西方的想象格格不入。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内容。

故事的其余情节是,多年来,克里姆林宫一直在迫害纳瓦尔尼。他一再因贪污的罪名而遭到起诉,但那些罪名似乎是捏造出来的。有几个月时间,他在软禁中度过,并且,尽管他目前并未入狱,但一直处在缓刑当中。纳瓦尔尼的兄弟在一起子虚乌有的贪污案件中被确定为共同被告,获判入狱三年半,纳瓦尔尼的几个同事受到威胁,或者被迫逃离俄罗斯。

纳瓦尔尼的纪录片在互联网上疯传,但俄罗斯官方控制的国家电视台大体上予以无视。柴卡斥责该片为政治攻击,背后有美国商人支持。普京的发言人迪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在被问及该片时表示,鉴于其中的指控涉及柴卡的几个孩子而非总检察长本人,因而对那些指控“没有任何兴趣”。但在俄罗斯,绝少有人相信,阿蒂姆成为一名富有的商业巨头仅仅因为他是一名能干的企业家。类似他的这种发家历程需要有一种特别的庇护,而他的父亲可能提供这样的庇护。事实上,2011年,阿蒂姆的名字已频繁出现在牵涉莫斯科地区地下赌场的调查中,那些赌场在地方检察官的庇护下运作,但显而易见,由于其父亲的影响力,该调查未形成任何起诉即告结束。

对古德科夫而言,他的反对成了一个人的战斗。在俄罗斯国家杜马(联邦议会下院——译注)的450名成员中,他是唯一没有发誓全面效忠普京的议员。但在了解到他的请求后,联邦调查委员会决定将这一案件转交总检察长办公室——也就是说,转交到了柴卡本人那里。这实际上是埋葬了本案。不论针对柴卡家族的指控可能有多么扎实可靠,克里姆林宫只是不会信任一位自由派活动人士的指控并加以核实。

普京的第三个任期开始于2012年,自那以来,克里姆林宫愈发不能容忍政治上和民间的积极行动。但正如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耶夫(Sergei Guriev)和政治学者丹尼尔·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2015年所写,类似普京政权的这种“新型威权主义”政权“可以生存下去,同时相对来讲绝少对民众动用暴力。”它们转而依靠操纵和恐吓,灌输着这样一种见识:反对克里姆林宫不只是危险的,而且毫无意义。(谢尔盖·古里耶夫是俄罗斯经济学家,曾担任莫斯科新经济学院院长,2013年之后离开俄罗斯,目前任教于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丹尼尔·特雷斯曼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教授。——译注)

迄今为止,这些手段令克里姆林宫舒心无比。但如今,俄罗斯持续的经济衰退或许会构成一项障碍。石油价格下跌加上投资短缺已经造成人们的生活水准下降;失业率同样可能上升。这令普京政权很快就将分崩离析的预言极具诱惑力,但要指出将来的变故何时发生、如何发生或者究竟会发生什么,依旧是不可能的。

掌权的普京

回到1999年,俄罗斯的政治秩序正在走向瓦解。与共产党反对派久拖不决的政治争斗极大削弱了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支持率已下降到个位数,俄罗斯议会早就指责他摧毁了苏联,而他则勉强躲过弹劾。当年的议会选举中,亲克里姆林宫的政党与地方州长结成的同盟对决,该同盟由两位重量级政治人物领导,他们是前俄罗斯总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和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Yuri Luzhkov)。克里姆林宫最终击败其挑战者,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商业大亨兼政治操盘手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精心策划并由电视传播的竞选抹黑手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那次选举最终成为俄罗斯联邦层面进行的最后一次竞争性政治选举。一俟就任,普京就竭其所能,确保统治精英绝不会再承受失去权力的风险。克里姆林宫强令电视频道交由国家管控,并削弱地方州长的权力。在杜马中,各州长结成的派系被迫与亲克林姆林宫的政党联合。新组成的统一俄罗斯党(United Russia)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工具。其他议会政党,特别是共产党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克里姆林宫的操控。

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克里姆林宫方面利用了潜在挑战者的弱点。地方上的州长贪污腐化,克里姆林宫威胁要予以起检控,通过这种办法似乎已赢得他们的效忠;克里姆林宫还利用了政府官员与新生的企业所有者特别是电视业巨头之间过分亲密的关系。鉴于后苏联时代的混乱、腐败和经济衰退已侵蚀了人们对独立媒体这种新生机构的信任,克里姆林宫背地里打压它们的举动几乎不曾遭遇阻力。特别考虑到政府对潜在挑战者多半是避免动用强制手段或施加赤裸裸的迫害,这样一些举措的成功就令人印象深刻,并且这个成功是迅速到来的。2003年秋季逮捕俄罗斯首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是个例外:霍多尔科夫斯基不像其他政治和商业领域的大玩家那般,早早屈从于克里姆林宫的主宰,而是继续依照自己的议程行事。对他的逮捕是在警告俄罗斯的一干寡头:尽管他们拥有巨额财富,唯一安全的策略仍然是无条件向克里姆林宫称臣。

2004年普京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形下再度当选总统,他彻底铲除政治竞争者的做法引发了小规模的抗议。2005年到2008年间,少数活动人士在莫斯科和其他中心城市组织了“愤怒者大游行”(Marches of the Discontented)。然而,假如可能召集数千人,组织者就算是幸运的;更通常的情形是,这些游行只吸引到数百人参加。

相较于1990年代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困局,因油价高企且迅速攀升,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政治上相对稳定而且经济日渐繁荣的时代。到普京第二个任期结束时,他的支持率超过了八成。任期限制迫使他在2008年卸任,他担任总理,任命迪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为继承者。但即便在新的岗位上,普京依旧是俄罗斯最有权势的人物。

梅德韦杰夫并非改革者,但他比普京更加朝气蓬勃,更加和蔼可亲,也更加懂技术;他接受的信条是“自由好过不自由。”更大范围的自由、日渐增长的繁荣结合在一起,加上互联网的普及,在俄罗斯的大城市推动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成长起来。他们无视克里姆林宫,不屑于克里姆林宫控制下服务于平民大众的国家电视台,斥其播出的内容陈旧过时而不知所云。他们将自己沉浸在他们的社交网络中,沉浸在小众而不拘一格的媒体中,沉浸在西化的生活方式中,在那种生活方式下,慈善活动和志愿者的工作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波又一波的抗议

到2010年,俄罗斯民间人士的积极行动风起云涌。譬如,一些组织成立起来,抗议政府官员的驾驶习惯,这些人的车辆配有警笛和政府许可的牌照,行驶时蓝光闪烁,这使得他们可以藐视交通法规。环保人士发起了反对贪婪开发商的抗争。作为一名致力于反腐败的博客作者,纳瓦尔尼赢得了声望。2010年夏季,灾难性的森林火灾席卷俄罗斯中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市民展示了非凡的组织和管理技巧;他们的大规模志愿行动弥补了政府方面笨拙不堪的救援举措。

人们还转向社交媒体揭露政府的虚伪,间或嘲弄普京。2010年8月,普京乘坐俄罗斯生产的黄色拉达(Lada)轿车横穿西伯利亚,这次出行路途漫长而且经过高调宣扬。官方的电视频道对这次巡游进行了广泛报道。但一群当地人士用非专业设备拍摄的画面泄露了天机:普京的拉达实际上由大约一百辆车组成的总统车队陪同,其中包括两辆空的拉达。

2011年,网络活动人士发现,地方选举官员正密谋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中为统一俄罗斯党拉票。随着投票日临近,很多年轻人志愿加入选举监督小组,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他们的发现。选举的实际情形要比他们先前担心的甚至更加糟糕。选举日当天,那些年轻的志愿者目睹了大量舞弊行为:选民们投出的是非法选票;选民登记簿是伪造的;还有“旋转木马式投票”——巴士载着亲政府的选民从一个选区到另一个选区,这样选民可以多次投票。在那些选区,选举官员和警察将说出真相的人士驱离现场。欺诈行径大白于天下,激起了人们的自发抗议,随后,2011年晚些时候和2012年,莫斯科和其他大都会爆发了一系列群众集会。普京当时已宣布有意重返总统宝座,而民众对2011年选举舞弊的抗议活动渐趋升级,并演变成了日甚一日的愤懑感,矛头指向普京对俄罗斯政治的牢牢控制。集会人群中,“俄罗斯不需要普京”的咏唱萦绕不去,这样的集会毫无疑问是政治性的。但抗议并未发展成反对派运动。多数人并不考虑与克里姆林宫进行谈判,他们认为克里姆林宫邪恶背德而且不值得信赖。“俄罗斯不需要普京”仅仅是一句口号:抗议者似乎并无他们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可以取代普京。

普京2.0

尽管有抗议风潮发生,普京依旧维持着俄罗斯保守派多数对他的支持,并轻松赢得2012年的再度参选。普京再度当选总统之后,克里姆林宫放弃了宽容政策。5月6日,普京就职典礼举行的前一天,一次在平静中开始的反普京集会最终演变为与警方的冲突,无数人遭到逮捕。

官方控制的电视频道启动了针对抗议者的抹黑报道,谴责他们亲西方、不爱国、不道德。国家电视台将西方描绘得邪恶无比,将被贴上标签的自由派、同性恋者和接受外国捐款的人士刻画成暗中搞破坏的西方代理人。义务治安维持组织很快就开始侵扰同性恋活动人士,并开始破坏同一时期的艺术展览活动。

镇压实际上开始于两个月前,当时警方因“暴动小猫”乐队(Pussy Riot)在莫斯科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r)举行反对普京的“朋克祈祷”表演,而逮捕了这个女权主义抗议组织的三位成员。2012年8月,她们获判入狱两年。同时,当局起诉了大约三十名5月6日抗议活动的参加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获判入狱多年。警方还殴打并拘禁了一些聚集在法庭外的同情者。

自那以后,警方对未经批准的抗议活动采取了镇压行动,常规做法是拘押并殴打参与者。甚至个人纠察员也成为镇压目标。2015年晚些时候,依据一部限制公众集会的新法律,当局以进行反政府街头抗议为由,判处莫斯科和平活动人士伊尔达尔·代丁(Ildar Dadin)三年监禁,但这些抗议活动中,有一些并无其他人,只有代丁本人参加。

普京政府已不再完全禁止公众集会。在某些情形下,克里姆林宫方面甚至批准举行游行和示威活动,这最有可能是令抗议者得以释放不满情绪。比如,反对克里姆林宫禁止外国人收养俄罗斯孤儿和反对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的示威均得以举行。

但2011和2012年间的那种令人愉悦的藐视权威之感已荡然无存,绝少有任何人真的希望能影响到克里姆林宫。在莫斯科,抗议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的示威活动将数万人聚拢在一起:微不足道的少数人遭到绝大多数称赞并吞的人群痛斥。

或许是为避免发生更大范围的骚乱,克里姆林宫决定不监禁纳瓦尔尼,他已在2011至2012年的抗议活动中赢得广泛的声望。即令不断遭到侵扰和检控,纳瓦尔尼依旧无所畏惧,甚至是志得意满;普京第三个任期进入第一年时,他承认自己有出任总统的雄心。几个月后,在州府城市基洛夫,他被判有罪,并因贪污指控而入狱五年,这一罪名看似捏造而得。相关报道在俄罗斯很多城市引发抗议:在莫斯科,数千人聚集在城市中心。警方驱散了人群,并拘捕了数十位参与者。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是,纳瓦尔尼和他的共同被告第二天就获得缓刑。2013年,纳瓦尔尼甚至被允许参选莫斯科市长。数千名年轻的热心志愿者为他的竞选服务,尽管败给了亲克里姆林宫的在任市长,他仍赢得了27%的直接投票,这一数字相当可观。但一俟选举结束,纳瓦尔尼即再度遭到侵扰和检控。(基洛夫是俄罗斯基洛夫州的行政中心。——译注)

镇压在继续

普京2012年回归克里姆林宫之后启动的镇压活动延伸到了自由派媒体,而在那之前,这些媒体尚被允许独立公正地运营。克里姆林宫方面依靠效忠于自己的媒体老板关闭或重组了政府不认可的媒体机构,同时对一些广告商信任有加,这些广告商乐意拒绝与他们认为不忠的那些人士做生意。2014年,一些有线电视运营商显然是奉克里姆林宫的指令行事,中断了它们与莫斯科自由派电视频道TV Rain的合同。这个电视频道目前只能在线运营,其受众已从1200万观众掉落到仅有7万付费订户。

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同样也在加码。俄罗斯没有中国式的防火墙,而且俄罗斯的互联网依旧是相对自由的公共讨论王国。但国家正稳步扩张其干预:监控网上交易,将一些网站列入黑名单,利用支持普京的网络发帖挑事者小组张贴反美或者反乌克兰的信息。过去一年间,当局因若干博客作者张贴“极端”内容而将他们投入监狱;在多数情形下,讨论中的热帖是在批评俄罗斯的乌克兰政策。

到2013年,莫斯科已发起一场打击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运动,当局订立的一部法律迫令这样的组织,假如介入“政治活动”就必须标称自己为“外国机构”,而政治活动定义松散。俄语中“外国机构”一词最显而易见的含义是“间谍”,拒绝接受这一侮辱性标签的组织可能面对巨额罚款。自这部法律生效以来,已有十几家以上的这类组织被迫关闭。随着外国的资助几乎都变为非法,依旧独立于克里姆林宫的非政府组织发现自己处在严重困境当中,无法依靠来自俄罗斯企业的捐助,而俄罗斯企业也不想被认为是在支持“外国机构”。众筹作为替代方案依然不可行,因为那些捐助通常数额微小,无法取代数额巨大的机构拨款。

最近几个月里,克里姆林宫的手段升级了。2月间,法庭下令关闭了两家组织:一家监控选举,另一家提供法律辩护。

不公正的选举

在克里姆林宫寻求巩固权力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并吞克里米亚更令其舒心的了。紧接着并吞克里米亚,普京的支持率迅速攀升,并且截至2016年2月,普京的支持率已经连续23个月保持在八成以上。很多俄罗斯人将普京在克里米亚的行动,视作更正历史不公并重申俄罗斯作为世界级大国地位的举动。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则被视作祖国的不爱国的敌人。

克里米亚事态激发的最初狂喜已经消退,但其催生的民族主义浪潮受到了俄罗斯支持的东乌克兰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反乌克兰和反西方宣传、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以及与土耳其之间紧张关系的刺激。俄罗斯民众对俄罗斯的经济前景并不乐观,但自苏联崩溃以来,他们从未对对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和全球影响有过如此多的自豪。很多俄罗斯人相信,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堪与美国比肩,俄罗斯与西方对抗是正确的选择。很多人还指责西方是俄罗斯目前经济困境的幕后黑手。

鉴于经济形势正在迅速恶化,当克里姆林宫方面考虑如何度过立法机构选举年,它会想方设法维持那种看法。政府还获益于这样一种判断:普京是俄罗斯唯一的选择。纳瓦尔尼之类克里姆林宫的对手或许在批评莫斯科的腐败时享有公信力,但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可以取而代之的人选。

但考虑到基本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而平均工资停滞不前,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对克里姆林宫而言依然一种冒险。450名国家杜马代表的一半将在党的候选人名单中选出,这令他们或多或少对统一俄罗斯党而言是安全的。但其他225名代表将在地方选区分别选出,并且,克里姆林宫热衷于为反对派候选人设置障碍。然而,操纵选举并不是选项:克林姆林宫方面并不想重演2011年选举舞弊引发大规模抗议的一幕。

克里姆林宫方面转而寻求在选举日到来之前,先拿下不想要的候选人。这并非新的策略。2015年,在新西伯利亚举行的地区议会选举中,作为一个小型反建制政党的竞选经理,利奥尼德·沃尔科夫(Leonid Volkov)竭尽所能,保持其候选人的竞选活动透明,以证明其所在政党遵从竞选规章。但官员们仍借口选举人名单中存在打印错误,找到了禁止其候选人参选的理由。向州当局甚至向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上诉,连同沃尔科夫与其若干候选人的绝食,最终都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举动。(新西伯利亚是仅次于莫斯科、圣彼得堡的俄罗斯人口第三大城市,是新西伯利亚州的首府城市。——译注)

对那些一直顺风顺水的候选人来讲,最近有关普京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前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Mikhail Kasyanov)的小插曲可以算是一则警告。今年2月间,卡西亚诺夫前往下诺夫哥罗德市会见地方选民,一家民族主义组织的数位成员粗暴地侵扰并侮辱了他,这显然有克里姆林宫方面的授意。作为俄罗斯三大全国性电视频道之一,NTV 的记者摄下了整个画面。(下诺夫哥罗德市是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中心,俄罗斯人口第五大城市,位于莫斯科以东439公里。——译注)

今年1月,克里姆林宫方面对选举监督施加了额外的约束:削减代表某个政党或者候选人的志愿观察人士的数量,每一个选区只允许两人,并限制媒体记者前往各选区。并且,为中和大城市中心地区那些富于批判精神的选民,莫斯科已下令将城市投票区与邻近的农村投票区合并,这样可以用更加保守而忠心的农村选民的选票来稀释城市选民的选票。

俄罗斯不需要普京?

2015年2月,资深反对派人士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在莫斯科市中心遭到暗杀。俄罗斯警方逮捕了五名与这一谋杀案有关的人士,但涅姆佐夫的家庭律师相信,有高级别的政府官员阻止调查人员进行太深入的查证。

不论犯罪者是什么人,有一点是清楚的:俄罗斯内部有一些势力随时待命,要加害于克里姆林宫的反对者。涅姆佐夫遭到暗杀后数天,数万人加入到莫斯科的追悼行列中;在他去世后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中,超过2.4万人再度举行游行。莫斯科城市当局批准了这两次纪念活动。但也一再破坏人们在谋杀现场自发组织的纪念活动,这是在提醒活动人士和他们的同情者,他们是不受欢迎的。

但人们的行动并未完全停息。民间项目已在运作当中,特别是在莫斯科,内容涵盖广泛的慈善活动、公共讲座、艺术和图书节正在这里举行。大多数活动至少是部分依靠众筹方式举办,尽管个人捐献可能因经济衰退而有萎缩。迄今为止,或许是认为此类小规模项目无伤大雅,克里姆林宫方面并未出面干预。

纳瓦尔尼的反腐败项目也依赖众筹,即令他的捐助者竭力避免公开。他的活动不再被视为可有可无,但他进行的调查对克里姆林宫的运转绝少造成真正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克里姆林宫的“新型威权主义”实践已被证明为相当有效。数万人高唱“俄罗斯不需要普京!”之后四年,依然无人可以挑战普京的权力。俄罗斯或许是有华盛顿邮报近日所称的“五颜六色的反对派人士”,但并不存在真正的政治反对派。眼下,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孜孜以求的是稳定,他们团结在普京周围,正在适应更低下的生活标准。

民意调查分析人士和评论人士时常预言:普京政权只剩下一两年时间;俄罗斯的经济灾难,加上其代价不菲、大胆冒险的外交政策,很快就将造成这个政权的瓦解。但这些末世预言家通常回避解释这样一场倾覆可能带来什么,而且俄罗斯的长期前景依旧含混不清。人们没有理由惊讶于这样的可能:普京似乎并未遵循某种总路线图,恰恰相反,他找到了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以之应对重大的进展。

普京或许不再拥有能源价格高企带来的好运,但他确实拥有这样一批民众:他们乐于接受的是,政治并不意味着民治或者民享。社会经济方面的抗议活动变得更加频繁,但这些抗议活动始终是有限的,收缩到一个地方或者一个群体之内。相较于寻求其同胞的支持或来自机会主义者的政治帮助,看上去今天的抗议者向普京发出呼吁的可能性要高出很多。

然而,假如普京的支持率减弱,普京政权的前景将更令人沮丧。两败俱伤的内斗已令俄罗斯精英四分五裂,但只要普京依旧是战无不胜的超级领袖,每个人都会发誓效忠于他。假如不是,形形色色的精英派系中间或许会浮现公开的对抗,尤其是在更加高压的孤立主义政策的拥护者和发展导向的改革的倡导者之间。这样一场冲突可能在整体上将公众动员起来。

但预言普京政权瓦解的人士不应低估俄罗斯勉强苦撑的能力:俄罗斯会接受其在经济、技术、国民卫生和教育以及生活质量方面进一步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命运.

至于俄罗斯人自己的愿景,2015年12月,列瓦达中心提问受访者需要多长时间才会丧失耐心,21%的受访者回答“数年”,14%的受访者回答“相当长一段时间”,而最常见的回答是“没有人知道——每件事都可能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引爆危机”,这个回答来自30%的受访者。

(作者是莫斯科独立政治分析人士,曾任欧洲外交关系协会访问研究员及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社会与区域项目专家。本文原刊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5/6月号,原题:“How Putin Silences Dissent”。听桥译。)

出处: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fsu/2016-04-18/how-putin-silences-dissent

《纵览中国》首发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