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曹文轩在北京的家中。
2016年5月3日
北京——阳光和游戏不是曹文轩儿童故事的标志。相反，他的故事里不乏饥荒、逃荒、洪水、蝗虫灾害，还有精神疾病和残疾。
不过，62岁的曹文轩是中国最受喜爱的作家之一。上个月，他成为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的中国作家。他与德国插画家罗特劳特·苏珊·贝尔纳(Rotraut Susanne Berner)分享了这一奖项。该奖被认为是最著名的国际儿童文学奖，每两年颁发一次。
“曹文轩的书没有掩饰人类的处境，”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nternational Board on Books for Young People)在公布这一奖项时说，“它们承认，生活可能时有悲剧，儿童可能遭受苦难。”
曹文轩的故事的核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东部沿海省份江苏长大的经历。当时整个中国正经历社会和政治动荡。
曹文轩的《山羊不吃天堂草》。
前不久的一个上午，在他位于海淀区的摆满书籍的宽敞公寓里，曹文轩说，对那些经历的记忆仍是他最大的财富。
“中国发生了那么多令人心碎的故事，”他说，“你怎么能避而不写呢？我不能为了让孩子们高兴而牺牲自己的人生经历。”
他说，在自己的童年时期，没有很多本土儿童文学。在当时的中国，儿童文学还是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只能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本开始和本土儿童文学一起出现，后者包括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和冰心的《致小读者》。
曹文轩说，多亏身为小学校长的父亲，他得以读到这样一些故事以及苏联儿童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他说，鲁迅对他的影响最大。鲁迅是一位重要的作家和社会批评家。
曹文轩快要进入青春期时，中国的政治局势越来越紧张，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混乱巅峰。学校停课好几年。
年幼的他参加大串联，在全国各地旅行。但他说，随着红卫兵肆意破坏知识分子、官员以及其他人的生活，他和很多其他学生都停止了参与。
“那时我只有十二三岁，所以我们基本没干什么事，”他说，“我们并不暴力。”
“我们只是戴着红袖章，写大字报，”他补充道，在那个时期，“大字报”被用来传播政治信息。
不过，不久之后，曹文轩返回江苏，继续上课。作为更广泛的社会动乱的一部分，附近苏州和无锡的一些顶级中国语言文学教师被送往他所在的农村学校工作。
结果，“在文革那些年，我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他说。
后来，文革渐渐平息，他被北京大学录取。现在，他是该校的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篇童话，之后从未停止写作。据他自己估算，他共出版了100多部作品，包括小说、学术文章、短篇故事、文集和图画书。
文革那个动乱的年代是他很多故事的背景。比如，他2005年的作品《青铜葵花》讲述了女孩葵花和男孩青铜之间的友谊。葵花跟随被劳教的父亲从城市来到农村，青铜不会说话，父母都是贫穷的村民。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孩子们照样上学，照样读书。但朗朗的、此起彼伏的、充满生机的读书声，已经大大减弱了。孩子们想将课文读响，但却就是读不响。瘦瘦的肚子，使不上劲，让人很着急，一着急，还出虚汗。饿到最厉害时，想啃石头。”
曹文轩坚称，文革“只是”他的书的“背景”，不是“主题”。不过，有人说，他对生活的直白描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如今在学校里，关于文革，孩子们只能听到官方批准的描述。但是对大部分父母和祖父母来说，那是重要的人生转折点，是一个充满创伤的年代。
“那个时期的很多历史被歪曲了，所以孩子们了解过去的真实情况很重要，”国际安徒生奖评委、北京退休教授吴青说，“曹文轩从人性角度描绘那个时期。他没有提到任何政治口号。他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去创作。”
如今在中国，儿童文学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大产业。曹文轩和其他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比如杨红樱和沈石溪，受益于中产阶级的迅速膨胀以及对儿童教育越来越强烈的痴迷。
比如，曹文轩的小说《草房子》估计在中国售出逾1000万册。据《中国日报》称，去年中国最富有的十位作家中有四位是儿童文学或青少年文学作家。
虽然在中国获得了几项重要奖项，但曹文轩的作品并不是没有引起争议。比如，有人批评他宣扬过时的模式化性别观念：在他的故事中，男孩往往更高、更强壮，女孩往往更柔弱，更爱哭。
他很快反驳了这种批评。“西方儿童文学也是这样，”他说。
不过，随着年纪增长，阅历更丰富，他更加坚信，儿童文学首先应该“为人性和正确的道德观打好基础”。
他说，所以他将继续讲述关于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长大的经历，尽管那个年代似乎离很多孩子非常遥远。
“世界永远在变，”他说，“时装潮流天天在变，但人要穿衣服这个事实不会变。”
“我所感兴趣的是那种持续性，”他还说，“背景不重要；普遍的价值观和人性永不过时。”
翻译：王相宜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