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东

(西华大学 人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9)

王学东:李亚东、陈墨

2012年。冬。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地下文学研究学者李亚东先生采访成都野草文学社总编陈墨。

王学东:陈墨、李亚东、九九

左:陈墨,中:李亚东,右:《野草》编委九九(摄于陈墨家中)

王学东:九九、龚盾、李亚东

左:《野草》编委九九,中:《野草》社长龚盾,右:学者李亚东先生(摄于龚盾家中)

[1]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四川当代新诗史”(SC12E030),西华大学重点项目“新时期四川先锋诗歌流变”(ZW1120701)阶段性成果。

[2]王学东(1979—),男,四川乐山人。文学博士,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中文系副主任。主要研究:当代新诗、四川作家。

但是成都野草诗群的地下诗歌中“空山之境”,表面上可以说是主体的逃遁、逍遥,以及对于诗艺的纯、唯美的追求,但其最终的归宿并不在于此。我认为,成都野草诗群的地下诗歌中的空山之境,是逃遁、逍遥、纯、唯美的基础之上,对“人的权利”的追求。“在整个中国屈从于暴政的文革十年,是黄翔最早最清醒最坚决勇猛最彻底无畏地发出抗暴之声;也最早最强烈最鲜明地呼唤开放和面向世界,恢复和重塑一个民族被扭曲与压抑的人性、人权和人的尊严。”[i] 成都野草诗群其“空山之境”的核心便是这样一种“权利意识”,即对于人性、人权以及人的尊严的追求。所以成都野草诗群“空山之境”的权利意识,是在四川地下诗歌中“茶铺”这一特殊境遇之下现代诗学特殊的命题。其实,成都野草沙龙,其沙龙命名为“野草”,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权利意识。从“野草”中追求个体的权利,是他们表述中一致的声音。如“追求生之权利,追求独立人格的主题。”[ii]“《诗友》们的参与者的最低的也是最高的愿望和目的”,就是“追求人性、人格、人的基本权利。”[iii]“而‘野草精神’的灵魂则是:怎样做个人,怎样去做人。概言之—为人权而生,为人权而战。”[iv]

我们看到,在野草沙龙这一地下诗群当中,这一批诗人尽管个性各异,尽管诗歌追求不一样,但是他们的追求是一致的。不管是野草式的反抗,还是空山式的逃遁,其最终都是为了实践自我的人格、人性、人权。由此,权利意识这一“空山之境”,是成都野草诗歌沙龙特有的精神走向。

成都野草沙龙中的这一“空山之境”,首先是整个地下诗歌中作为“非中心”的处于边缘上的诗人的一种主要精神向度。

远离中心,走向边缘“空山”,这是地下诗歌主体的一种共同倾向。在地下诗歌中,处于“茶铺”等“空山”中而不是“广场”上的边缘主体,从“权力中心”看来,都是一群孤魂野鬼、流放者、放逐者、多余人、边缘人。那么这些在边缘漫游的无根的漂泊者,他们只能在“边缘——空山”中才能获得的拯救。因此,“它们的清醒不但伴随着对现实世界深刻的怀疑,也伴随着对(未来)真理世界的渴念,这种渴念在诗中往往转化为对现实的否定和过往旧梦温情的追忆,创造出一个个与之相对峙、光明(甚至偶尔柔和)的诗意世界。”[v]地下诗歌中的空山之境,都在于诗人对于“中心”现实的否定,继而或追忆生命中的梦境,或创造出一个边缘的世界。这一追求,在地下诗人身上的表现是惊人的相似和一致。这种空山的追求,超越了他们年龄、地域、身份等差异,一同追求着远离“中心”的精神“空山”。“空山”追求并不是说文革时期所有地下诗人之间是完全没有差别的,“灰娃在这一年代开始写作,与许多叛逆的年轻诗人并不完全相同,当年轻诗人试图以自己的‘回答’表达与现实难以共存的同时,仍与现实保持一份依存关系。而灰娃则超越了这一依存,她对现实甚至拒绝‘回答’。而隐含于她另外选择中的,是她经过了大悲怆之后,让精神插上了翅膀,飞向了辽远的时空。她回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于那一时代来说,灰娃选择了‘生活在别处’。”[vi]但是,他们都寻找着精神的他乡,都生活在“中心”的别处。这一“中心”的“别处”正是“空山”,即渴望宁静纯真的生活,有着友谊、爱情、青春、梦想、未来、光明的边缘。在这“空山”之中,他们专注于自我关照、自我选择、自我表现,追求生命的个体性、偶在性、多样性。而也是在空山之中,他们开始了个人化的灵魂独语,才找到了母性、人性、爱情、童心等人的基本权利,才实践了生命的基本权利。

成都野草诗群的地下诗歌中的“空山之境”,与中国古代诗学“空山”不相同,也与文革期间其他地下诗人的“空山”不一样。这一空山是在面对强大的“中心”的困境之下,走向“空山”,并从“空山”出发与中心对抗。而且,在这一空山之境中,最终形成的一种边缘人的人性的追求,“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向往,国家之所求,永辉个人自由权力而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某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也。”[vii]这一“空山精神”更在于寻找了建构人各方面被压抑的权利,并在诗歌中追求着诸多的基本权利。由此,地下诗歌的空山之境,是在“权力中心”基础之上升发出来的现代人的“权利意识”,而且与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天人合一”的个人灵魂安顿的空山境界是不一样的。

成都野草诗群的“空山之境”,表面上是逃遁、逍遥、纯、唯美……。但在我看来,其最为独特之处在于,是他们对于人权利的追求,对于“爱”的表达。爱,本身就是生命的重要因子。而在“文革”这一特殊时代之中,所有的爱都只是对于“中心”的爱,所有的爱都只能指向“中心”。在中心之下的爱中,只有“大爱”,并没有人属于个体的爱情。因此,对真实情感情追求,特别是对于现实中“小我”爱情的追求,是地下诗歌“情感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地下诗歌的“空山之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爱的“空山之境”,正如黄翔所说,是期待着来一场“情感革命”:“我们不仅要在思想领域而且应该在情感领城向一切陈腐的观念宣战;我们应该去探索和寻找新的爱情的价值观念,敲响情感革命的‘钟’——来一场静悄悄的情感革命。”[viii]由此,地下诗歌中所谓的一场静悄悄的“情感革命”,是要“去探索和寻找新的爱情的价值观念”。尽管实际上,地下诗歌中对爱情的追求,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新的爱情价值观念,也并没有呈现出一些更为独特的爱情宣言。但是,在地下诗歌的爱情呈现中,却以普通“小我”的爱情表露展示对于“中心大爱”的拒绝,由此获得了独特的价值。也就是说,对于地下诗歌在爱中去追求这样一场“情感革命”,是与“中心”的文化革命完全不一样的。对人的个体生命体验来说,这就是一场向基本人性回归的情感革命,而不是压抑人本性的文化革命。对情欲的追求,特别是对于爱情的追求,是成都野草诗群“空山之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成都地下诗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正是成都野草沙龙地下诗歌中的情诗,使“空山”的内涵更丰富,对人更具有吸引力。

成都野草沙龙的地下诗歌中的这一场“情感革命”,是对于现实中真实爱情的主动追求。尽管在“爱情”这一空山之境的获得过程中,地下诗歌非中心的主体面临了“中心”所带来的多重困境。但是,这一“情感革命”,是野草沙龙地下诗歌主体的一次自我内心的、心灵上的主动革命,是一场主动的自我追求。

从现实爱情出发,而不是从宏大的“中心”出发,是成都野草沙龙地下诗歌“情感革命”的重要特征。我们看到,地下诗歌中所有“小我”情感发生的源头是在于“你”,以及你的“久别的微笑”,而不是“中心”,也不是“红太阳”。所以,掀起这一场情感革命的,是自我生活中的爱人,而不是“中心”所展示的伟人。由于有了真正的爱人出现,于是,这一场情感革命,是地下诗歌主体偏离中心而展开的主动追求。“象一颗朦胧的星星,/在迢遥的太空将我引照。/孤睡中我悄然忆起,/一个久别的微笑。//为了追寻你的笙箫,/为了重见你在月下的高桥,/我曾多少回驾一叶小舟,/穿过梦中幽暗的波涛……”[ix].这首诗所展示的正是,现实中的你,才是诗人“情感革命”的源头。即就是由于你,特别是由于你的久别的微笑而引起了生命中的情感。你的微笑就是诗人感情的萌动,并成为了诗人一直所难以忘怀的一段情感。并且,这一爱情,是天空中“朦胧的星星”,并不是主流所渲染的“红日”。与“中心”“鲜红的太阳”相比较,这一生命的细微体验更具有自我性和感染性。尽管这首诗歌也表明,诗人的爱情不能在白天“中心”主宰的时候公开,只能是在“孤睡中悄然忆起”,爱情显得多么的无力。但是最后,爱情战胜了诗人自我,战胜了“中心”的各种压力,成为了诗人自我情绪的主旋律。

由此,追寻现实中的爱人,主动为了现实“小我”的爱情而穿越幽暗的波涛,成为了地下诗歌中的情感革命的起点。在“茶铺”中,成都野草沙龙的爱情追寻,并最终从爱情中获得自我的价值。这是成都野草诗群的精神追求,由此带来了地下诗歌中的“情感革命”,成就了他们诗歌中独特的“空山之境”。

成都野草诗群“空山之境”的权利意识追求,也是与“非空山”现实紧密相连,二位一体的。对于现实的“非空山”展示,这不但从侧面彰显了“空山”的意义和价值,也呈现了成都野草诗群对于现实的深刻介入。

第一,这种介入在于,他们在诗歌中他们展示了这一“非空山”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黑暗的牢狱,一个冰冷的牢狱,一个监禁了肉体的牢狱,更是监禁人思想的牢狱。由此,自我的“空山”之境则更加令人神往。这个监狱是无形的,尽管没有坚固的墙壁和冰冷的铁锁,但又力量无比;在这样的监禁里面,不只是对肉体的残杀,更多的是对精神和灵魂的控制。生存在里面的人,如一个个被提着线的木偶:“这里是监狱/欺骗筑起的墙/阴谋铸成锁/活的思想监禁着……”(万一《监狱》)[x] 在成都野草诗群看来,他们是生活在监狱中,整个世界就是一大的监狱,所有的宣言构筑成为了这道监狱的墙壁,阴谋组成了了监狱的大锁。生活就如监狱中的生存是一样的,在这里,生命早已被监禁:“由于一个对门邻居的犹大的诬陷、告发,我们中最年长的朋友朱育琳(北大西语系和上海交大的老大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8年初夏,死于红卫兵的棍棒与拳头。仅仅只一天多的时间,他就被打得满身满脸伤痕。在一个不见星月的黑夜,他毅然不受屈辱,从黑暗的长廊走向了楼窗……据说,他死于黎明时分。”[xi]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无形的监狱,一个巨大的监狱,一个比“纯黑”和“冻土地”更有力的土地,他充满了暴力。这种暴力生长在日常生活中,遏制着反抗的力量。并且监禁了思想,钳制了人们最终对世界的任何的反抗。因此,芒克《天空》中叹息,“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生活其实就是在监狱中的生活。对于日常生活来说,对于“1966—1972年间的灰娃,‘垂死’状态似乎是每天的现实。”[xii]此中的苦楚,当然与这无形的“牢狱”大网有着深刻的关联。

现实是“监狱”,而不是空山。这个现实世界是与自由相对立的世界,是迫害自由的世界,这是成都野草沙龙通过“空山”理想对现实世界的深刻透视。“你在哪儿?/一个监狱接著一个监狱!/一把锁链连著一把锁链!/你痛苦地记在历史的卷帖上。//你在什么地方?/一张书页连著一张书页,/一种思想接著一种思想!/你悄悄藏在人们的记忆上。[xiii]在此环境之下,无数的监狱、无数的大锁,怎能奢谈自由。并且,这种无形大网在历史中具有强大的力量,”黄翔从万众歌颂的长城上看到了中国的残忍无道、冷酷无情,看到了它对人的压抑、戕害和否定。他的感情、感受不但独异而且极其丰富,这是比孟姜女复杂千百倍的哭声和泪水。一种文化、一种制度、一种心态、一种政治方式,全都在长城之中。“[xiv]作”中心“的代表长城,其实内在也就转化为监狱,所有的文化、制度、心态、精神,不是在长城中,而是在监狱中。于是,地下诗人在”空山“理想的关照下,他们对自由的追寻更显悲怆。

[i] 张嘉谚《中国摩罗诗人黄翔》,《我在黑暗中摇滚喧哗》(受禁诗歌系列1),台北:唐山出版社,2002年(电子文本)。

[ii] 陈墨《读孙路<生日的歌>》,《野草之路》陈默主编,成都野草文学社编,1999年,第73页。

[iii] 孙路《现实与幻想》,《野草之路》陈默主编,成都野草文学社编,1999年,第171页。

[iv] 谢庄《野草与野草精神》,《野草之路》陈默主编,成都野草文学社编,1999年,第223页。

[v] 刘勇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2页。

[vi] 孟繁华《在生命的深渊歌唱——读灰娃诗集<山鬼故家>》,《东方艺术》,1998年,第1期。

[vii]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四号,1915年12月。

[viii] 黄翔《来一场峥悄悄的情感革命》,民刊《启蒙》丛刊之五(爱清诗专辑),1979年1月5日。

[ix] 邓垦《久别的微笑》,《邓垦诗选》(自印本),2001年。

[x] 摘自邓垦《为逆浪而活着》,《野草之路》陈默主编,成都野草文学社编,1999年,第49页。

[xi] 钱玉林《关于我们的“文学聚会”》,(日本)《蓝(BLUE)》(中日双语文学杂志),2001年,第1期。

[xii] 兮父《向死而生——灰娃诗歌解读》,《诗探索》,1997年,第3辑。

[xiii] 冯里《自由》,《野草诗选》杜九森主编,成都望川校园文化站,1994年,第103页。

[xiv] 摩罗《诗歌界的顾准──黄翔》,《我在黑暗中摇滚喧哗》(受禁诗歌系列1),台北:唐山出版社,2002年(电子文本)

来源:天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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