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演讲首先,需要厘清「陆生」这个概念,「陆生」是对那些到台湾读书的中国学生约定俗成的称呼,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中生」。我在这里所説的「陆生」,还包括部分在台湾的大学和学术机构的中国访问学者。

我自从2012年逃离中国丶流亡美国之後,每年都到台湾访问数月,也应邀到台湾各大学丶公民团体丶独立书店丶教会演讲和座谈。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陆生,不同背景和立场的陆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陆生成为我的挚友,有的陆生成为我的论敌。有的陆生永远生活在一个封闭的陆生圈子内,以「强国人」或「赵家人」自居,对「破破烂烂」的台湾不屑一顾,谁要説「台湾不是中国」,立即面目狰狞丶口吐白沫;有的陆生则通过对台湾社会的观察和思考,由民族主义者转变成民主主义者,不仅认同台湾人民习以为常的民主自由价值,也从「住民自决」的意义上理解丶同情和支持台湾人的本土意识和独立意愿;还有少数陆生,返回中国之後积极传播台湾民主转型的「正能量」,参与中国本土的人权活动,甚至因此成为被秘密警察骚扰的对象。

2016年春天访问台湾,我在各地遇到了不少一见如故的陆生。在王丹任教的中正大学,有读过刘晓波丶王丹和我的很多著述的陆生,热切地跟我讨论中国何时啓动民主化进程;在清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徐斯俭老师主持的工作坊,有陆生愤怒地谴责习近平对民间社会的残酷打压;在政大社科院的演讲中,我遇到一位曾在已被关闭的民间机构「立人大学」学习过的年轻学子,他是一位基督徒,正在读宗教研究的硕士,他对中国社会的精神状况有精准的把握和分析。

更让我欣喜的一个故事是,当我在台北里山咖啡馆的「哲学非星期五」与学者曾建元对谈时,有一个从中国南方以「自由行」的方式来台湾的大学女生从头听到尾。会後,她告诉我,她虽然不是陆生,却常常以「自由行」来台湾参加各类学术和艺文活动,认识了很多台湾的学者文人和社运人士,对台湾的独立书店和咖啡馆亦情有独锺,回去之後尝试组织类似的读书会,希望以此聚集一群忧国忧民的年轻人。她买了我的好几本书请我签名,我问她説:「能顺利带回去吗?」她仰起脸来自信地回答説:「不怕,总能找到办法。」

这几年在台湾跟很多陆生接触,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如果是愿意寻求真相和真理的陆生,在台湾生活半年至一年左右,思想观念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中共党国教育灌输的意识形态就会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在台湾稍显陈旧和杂乱的建筑与街道背後,是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所呈现的迷人魅力,如果愿意张开眼睛丶敞开心门,不可能感受不到。

当然,也有不少死守党国教育赋予的「原则」的陆生,他们或出身於既得利益家庭,或不愿重建一套新的价值观,他们只相信中共官方媒体的宣传,对於不一样的观点心存戒备乃至充满仇恨。这类陆生跟我发生过好几次硝烟弥漫的交锋。他们最不能容忍的是我在两个方面的言论:第一,你居然在台湾「辱骂」国家元首习近平和执政的共产党──即便中国有什麽不好,也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这样做无异於「卖国」。可惜,在我看来,这是最典型的党国不分的思维方式。分开党与国丶政府与国家,乃是民主国家公民教育的基础课。真正的爱国者,恰恰是最严厉批判和监督执政者丶执政党的公民。

第二,你居然公开宣称支持台湾独立,支持西藏和新疆独立,还要鼓吹四川独立。你説中国和中华民族是「伪概念」,説统一丶独立丶联邦丶邦联等都是可以接受的丶未来中国的选项,这就更是十恶不赦的「卖国」。但是,对我来说,人权高於主权乃是近代以来被文明世界接受的普世价值,若有人主张独立,自可通过公投的方式检验之,为什麽谁有了主张独立的言论,就要被中国的《反分裂法》治罪呢?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东吴大学。东吴大学外交学社请我去演讲,并请在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黄默教授对谈。我的讲题是《从毛主义到习主义:习近平正在掀起二次文革》。演讲之後,黄默教授对於「习主义」能否成立有所质疑,也有历史系教授对我批评儒家文化持不同看法,问答环节还有陆生不同意我将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解读爲权力斗争,我对这些问题都一一作出解答。各自存异丶不必求同,本来就是大学成其爲「大」「学」的根本所在。

当我回到住处查阅当天的脸书讯息时,看到多个要求成为脸友的申请。按照以往的习惯,我一般会点开对方的主页,看看对方的身份及喜好,若是具备某些可以成为朋友的共性,才会将其接纳爲脸友。当我点开一位署名徐凌风的申请交友者的主页,顿时发现一句最不堪的辱骂——虽然没有点出我的名字,但徐凌风在刚发表的帖子中大剌剌地説:台湾虽有言论自由,但不能容忍「分裂祖国的人渣」胡说八道。

仅仅因为我说了「独立和自由价值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普世价值」,这位名叫徐凌风的陆生就气愤成这样丶以致於对我破口大骂?如果他掌握权力,会不会向昔日那些对我施加酷刑的秘密警察那样,恨不得上峰立即下命令,直接挖坑将我就地活埋?

这名徐同学若只是在他的脸书上辱骂我一番,我跟他没有脸友关系,我不会看到他的言论,那就只是他个人的情绪发泄而已。但是,他故意给我发来交友申请,以便让我看到他的这番辱骂,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了。有不同意见,他不是诉诸於心平气和的讨论,而是诉诸於气急败坏的谩骂,甚至以泼粪上门为乐,这背後的心思意念不真实汉娜·鄂兰所説的「平庸之恶」吗?

因此,我不得不在脸书上公布徐同学的名字和言论,并评论説:「我当然不会用同样的方式駡他是人渣,只是为他的蛮横丶粗鲁与独断感到悲哀。这位年轻的大学生被中共洗脑如此彻底,尽管在民主自由的台湾生活和学习,仍然不能让自己的心灵因真理得自由。辱骂跟自己不同意见的人,并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就绝对正确。彼此观点不一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倾听和思考对方的想法,而不是一遇到不同的看法,就发出恶毒的谩骂。要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公民,徐先生还有一段漫漫长路要走。」

我的这段评论,引发了很多脸友的留言评论。其中,一位朋友转发来一个名叫施天宇的东吴大学的陆生的发言。比起徐凌风的粗俗的辱骂来,施天宇的文字似乎更有反驳的必要。

施天宇説:我很好奇为何会请这位先生来东吴讲座,还请黄默先生作陪,对於後者简直是一种侮辱性的态度。余杰此人,说起来是个所谓「人权作家」,在我看来既不是作家(作品逻辑不通,毫无论据,简直玷污作家之名),也无关乎人权——比六四的诸位走的更远,余杰自一开始即是打着人权的旗号行着自己的目的(且一点都不「人权」地接受他人的反对意见)

(我的反驳是:东吴大学的学生社团可以自行决定邀请什麽样的人来学校演讲,这恰恰是施同学无法理解的台湾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而黄默教授非常乐意来跟我对谈,这也是由黄默教授的自由意志决定的。黄默教授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跟我有过多次会面和谈话,我们彼此印象很好,施同学自然不必代黄默教授感到「受辱」——如果施同学诚实地説,因为我批判了习近平,让他本人感到受到了侮辱,我或许可以理解他的心态。

施同学以新闻检查官的姿态评价我的作品,或许他从台湾学成归国之後可以到中宣部任职,以後就可以查禁更多的丶有可能危害党国的书籍和文章了。可惜,中宣部并不信任那些在台湾学习过的年轻人,施同学或许难圆他的报国梦。

至於我是不是作家,有四十多本不同类别的著作为证,不是施同学一个人可以否定的。我当天演讲的提纲,是从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中抽取出来的,这篇论文已提交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被接纳,也在中研院这所台湾最高学术机构演讲并广获好评。)

施天宇:那日的讲座,听闻历史系的黄先生兆强也非常不满(因余杰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批评了牟宗三和唐君毅),余杰先生怎不去批批这位教授,却拿一个表达意见的学生做靶子?进言之,余杰既然好为人师,就应当有义务阐述丶表达自己的观点,帽子谁都会扣,一个自诩为人师的人来给学生扣帽子,天下奇闻,足见此人格调之低,根本不应该出现在校园。

(我的反驳是:当天现场确实有一位历史系教授对我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我也将我对儒家文化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我的看法是:儒家理念在私人生活中,可以供提高道德修养之用;但在公共领域和政治哲学层面,无助於现代民主制度和人权观念的建立,也就是説,内圣开不出外王来。这是我跟钱穆丶牟宗三和唐君毅等新儒家的根本差异。那位自称牟宗三弟子的历史系教授不同意我的看法,并提出来跟我讨论,再正常不过了,我为什么要去批那位教授呢?

反之,徐凌风对我进行恶毒的辱骂,我作出一点回应是必要的。我并不成向徐同学「扣帽子」,我只是建议他学习文明的生活方式。

更让我无法理解的施同学的一个观点是,为什么牟宗三和唐君毅不能批评?为什么批评牟宗三和唐君毅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牟丶唐二人难道是「天」和「地」吗?我从来不迷信权威,早在大学时代就撰文批评钱穆丶季羡林等前辈大师,这正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求真意志」的体现。我批评过钱穆,作为钱穆的弟子的余英时教授仍然对我颇为欣赏,这才是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气魄。而中国的君臣丶父子丶师徒文化的最可怕之处就是,後辈不得批评前辈,从而扼杀了一切创造力和想像力。)

施天宇:余杰言「独立和自由价值不可分割」,个人的独立当然是自由价值的一部分,余杰却把国家中特定地区的独立和自由价值画上等号(须知道这位先生可是反对过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呢)。此人才是真正以分裂国家为目的而行事的阴谋家(抱歉,这种阳谋或许称之为小人才对)。

(我的反驳是:施同学在展开对我的攻击之前,实在应当认真做功课。我不仅没有反对过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我还撰文批评过在民进党内部提出冻结台独党纲的柯建铭丶童振源丶郭正亮等人,有关资讯,在维基百科网站关於我的条目下就可以找到。施同学为什么要将我完全反对的观点强加到我的身上呢?要么是其学风粗疏草率所致,要么是其故意颠倒黑白而缺乏做人的诚信。所以,「小人」之称号只能回到他自己头上。

而这段话的最後一句,终于让我理解了施同学为何对与之无冤无仇的我那么刻骨仇恨,原来是我动了他的「国家统一」的神主牌。统一被他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正确,而反对统一的意见,则被他归入阴谋丶阳谋的行列。

施同学攻击我偷换概念,其实,我所説的独立不仅仅是个人的独立,也包括联合国《人权宣言》中肯定的「住民自决」的原则。个人的独立应当捍卫,一群人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独立意志为什么就不应当捍卫呢?施同学单单接受前者,却反对后者,只能说明他是中共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洗脑教育的牺牲品。)

施天宇:余杰先生,我当然不会骂你是个人渣,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会说你是行事没有逻辑,论述张冠李戴,好为人师而又妄自尊大,行事不端却又玻璃心灵的人。要不要在你的脸书上骂骂我?我可不怕出名呢。

(我的反驳是:自诩为读书人的施天宇,真不知道读过几本让他心智趋向成熟和自由的书籍,他大概只读过毛泽东和习近平的语录。虽然我不喜欢像习近平那样炫书单,但我愿意开一张书单推荐施同学阅读,比如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丶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及胡适丶殷海光和郑南榕的文集。我不会像施同学辱骂我那样骂他,我只希望有一天施同学被啓蒙之后,会为如今的这些言论感到羞愧。而施同学以後是否能出名,不是倚靠我点名「骂」之,而是靠施同学自己的不懈努力。)

第二次我与陆生的冲突,发生在新竹交通大学。我受邀在交大以《台湾与中国关系的演变与展望》为题发表演讲,在进入问答环节的时候,有五丶六名陆生密集式地发问,焦点是反对我「污蔑」一天比一天更好的「祖国」。不过,比起东吴大学那两名在脸书上谩骂的陆生来,交大的这几位陆生的表达方式还算彬彬有礼,有一位陆生甚至巧妙地先赞美台湾人情味浓郁,表示他喜欢台湾,然后再回头来质疑我——这样做,或许可以将我跟在场的台湾人区隔开来。

在这些提问者中,有人自称「代表」中国当代大学生发言,完全是一副央视播音员及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还有人质问説,你提到的浙江强拆十字架事件,只是来自西方媒体的报道,根本不能说明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更有人自称农家子弟,认为中国一切都在改进之中,中国的成就不能一笔抹煞,甚至滔滔不绝地背诵起习近平的讲话来,让我联想到文革时代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丶背诵毛语录的红卫兵。

对于这些质疑,我的回应是:第一,谁能「代表」中国当代大学生?有多少中国当代大学生投票给你,请你代表他们?你在台湾可以观察到,每一个民意代表都是人们投票选出来的,没有人可以不经过选举而自己号称充当众人的代表。因此,你只能代表自己发言。第二,我引述的浙江新一轮的宗教迫害的材料,包括两千多家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毁丶两百多座教堂被拆毁丶数十名牧师和信徒被拘押,不是来自《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而是来自温州教会内部有心人的统计。搜集资料的教会同工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每一座被拆毁的教堂丶每一个被拆毁的十字架,都有详细的时间丶地点丶人物的记载,我可以随时更加完整第一手的资讯。第三,我并没有否认中国社会在某些领域取得的进步,但这些进步不是执政党赏赐的,而是中国各阶层的民众奋力争取来的。正如我们回顾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时,不能认为解除报禁和党禁是蒋经国晚年大发慈悲的结果,而必须看到几代台湾党外运动的先驱的流血牺牲。另一方面,中国在某些方面的问题却愈演愈烈,如环境破坏丶人权状况恶化丶人性败坏等,这些都需要知识分子给予严厉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判不公不义。

来源:立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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