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对遭举报并查处问题的回应和说明1

何方对遭举报并查处问题的回应和说明2

山歌:何方出生于1922年,今年94岁,延安时期的老共产党员,曾任张闻天的助手。用我们经常的说法,何老属于体制内醒悟比较早的“温和开明派”。几年前见过何老几次,当时已经80多岁,思维敏捷,雍容绅士风度。从来没想到何老在94岁高龄的今天会遭人举报、不得不接受中纪委的“函询”。

前几天还传出,武汉理工大学张应凯教授因在讲课时发表“不当言论”,而受到学校处分。

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时代!要退到哪里去,还能退到哪里去?

下面是何方对中纪委函询的回复全文。

我的学术研究领域包含举报者涉及的三个问题,但举报者就这三个问题给我戴的帽子,不仅并非我的观点,还有对我实行政治陷害之嫌。

一、关于民主社会主义

我对民主社会主义本身并无专题研究和著述。只是我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自然会关注世界各国,包括奉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国家的发展情况。在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对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还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某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如日本和新加坡等“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赞赏有加。例如王震就说过,只要加上党的领导,英国搞的就是共产主义。作肯定性评价当然不等于他们主张中国照搬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至于我本人,在涉及这方面的文字中更未如此提倡和主张过。对我的这一举报,是没有根据的诬陷。

二、关于毛泽东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按照列宁的教导,党的领袖是高于一切和决定一切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代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中国以往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后的建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还影响到中国当前以至未来的发展。我研究和论述中共党史和中国外交问题,自然离不开毛泽东研究。我在论证毛泽东何以终于成为全党的最高领袖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领导才能。

毛泽东犯有错误,导致中国的发展进步与世界拉开了距离。至于后期在全国范围推行“大跃进”、公社化以及“文革”等给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对这一点,连党史决议和教科书都不讳言。把客观而严肃地讨论毛泽东的缺点错误及其影响,说成是“仇视”毛泽东,只能反映举报者居心不良,想把我打成敌对分子。

三、关于建国后头三十年的历史

我从未否定过建国后头30年的建设成就。

我做研究工作,向来把中国和世界、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际联系在一起。结合时代问题研究,我对建国后头三十年的发展感触很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我一再论证,由于我国在时代问题上判断有误,错过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技术空前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二战后头30年,从世界比较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显然有点停滞和落后。以中日两国比较为例,1955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为4.7%,超过日本将近一倍;1980年我国的世界比重降到2.5%,变成日本的1/4.又如韩国,1960年代初韩国经济起飞前,人均产值不到80 美元,不比我国多;但到1980年,韩国已达到1674美元,我国只有193美元。这种落后,使我深感痛心,力求通过研究找出根源。

这种观点并不出奇。邓小平1988年6月3日就说过,“我们从1957年下半年以后,耽误了20年,而这20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邓小平的这个说法,出现在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问题”几年之后。我以为,中国的停滞倒退主要原因就是对时代判断的失误。二战后世界明明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我可说是在理论界最早认定并系统论证二战后时代已从“战争与革命”转为“和平与发展”的一个),但毛主席却继续坚持“我们仍然处在战争与革命的伟大时代”。从学界到党内高层,在这个问题上长时间存在争议,还几次出现反复,我一直坚持原议并作过进一步论证。从十四大起,党中央把“和平与发展”定为时代主题,理论界的长期讨论是起了作用的。

四、关于我的研究成果

我从事国际问题和党史研究七八十年的学术观点和代表作,主要体现在多年来出版的几部学术文集和个人自传中——《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何方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争议下的国际问题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延安一路走来——何方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这些国内出版的正式出版物,都分别经过新闻出版署、社科院、外交部、党史研究室等有关单位审查批准,其中有些还被认作是“主旋律”,在《北京青年报》、《作家文摘》等报刊上连载或摘发。我发表的一些文章,包括引用的文献,也大都发表在国内正式出版的杂志和主流网络媒体上。我在被举报的三个问题上的准确和完整观点,均可在这些著作中查到。

我们党向来提倡以史为鉴。从列宁到毛泽东都说过,一个郑重的政党是欢迎批评和不怕做自我批评的。我作为一个1938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已有七十余年党龄的老党员,一直完全拥护党中央提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思想路线。我在研究工作中从来就是这样做的。我发表的文章,属于学术讨论范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对建国后三十年特别是对“文革”的反思,也都符合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的精神。

五、附上我的一点意见。全党正加强团结,一心一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伟大祖国复兴。在这个情况下,提倡这种“举报与查处”并发起运动,是否影响党员的正常心态和全党的团结,恐怕是多少有点问题的。希望组织上考虑。

附录:何方简介

何方,出生于1922年10月,陕西临潼人,中共党员,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中共党史专家、学者、荣誉学部委员。1945年,毕业于延安外语学院俄文系,1950年进外交部,任驻苏使馆研究客观主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曾任张闻天秘书,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所长。1989-95年,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俄友协副会长等。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

主要经历

1938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

1939年,担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助教。

1945年,毕业于延安外语学院俄文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任县委宣传部长、省青委副书记等。

1950年,入外交部,任驻苏联使馆研究室主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一直在张闻天指导下从事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以及有关工作。

1959年,下放。

1978年,恢复工作。

1980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1988年3月6日,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社会科学界)。

1989年~1995年,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1991年,评为有突出贡献者获国家级政府特殊津贴。

1993年2月19日,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对外友好团体)。

1993年,被授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

1999年,离休。

2010年10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召开何方老所长米寿庆祝会。

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成立30周年纪念会上做题为“日本研究战线上一个老兵的几点希望”的发言。

论著

1959年《当前民族独立运动的几个问题》

1987年《论和平与发展时代》

1991年《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1994年《南北差距的新变化》

1997年《论世纪之交的我国国际环境》

1998年《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几个问题》

2000年《论和平发展时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年《何方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香港:明报出版社,邢小群录音整理)

2008年《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

2010年《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荣誉及成就

1950年至今一直从事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写过大量内部研究报告。

1951年5月,在张闻天指导下写出朝鲜停战和谈问题;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写出西方在印支谋求分界而治的报告,均获得周恩来总理的赞扬;

1953年,所写苏联反对个人迷信的报告,被作为中央文件转发;

1956年,参与八大政治报告部分起草工作;

1980年,参与起草调整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建议;

1988年,关于谈化战略大三角的报告等。

《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过渡时期国际形势的若干问题》,曾先后获社科院论文一等奖。

文章来源:何三畏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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