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川:还有多少中国历史被误读?——读綦彦臣新书《中国人的历史误读》

Share on Google+

近年来中国出版界出了多本为中国历史解毒方面的书籍,其中有刘兴雨所着《追问历史——对历史常识的质疑和颠覆》(2003年出版)(以下简称《追问》),王学泰李新宇二人合作的《〈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为中国经典文学解毒》(2004年出版)(以下简称《批判》),最近笔者又在市面上买到一本由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由綦彦臣所着的新书《中国人的历史误读》(以下简称《误读》)。这三本书有许多共通之处,作者们实质上都是利用中医治本原理为治疗国人传统思想意识上的痼疾以使中国与世界主流现代思想接轨而开出的治世文化药方,但显然这些都是通过潜移默化来实现的慢功夫,至于效果如何得用时间去检验。作者们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也基本一致,选择的材料几乎都是普通百姓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事件或作品。《追问》书中作品的选材标准按作者自己的说法是“选取历史上大家熟知而又有误解的人或事件,结合现实,进行文化与人性的探讨”“三点连一线,缺一不可”。《批判》则是两位学者从历史的视角、以学术探讨的态度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名着给国人思想带来的毒害进行了严谨的学术批判。《误读》的作者綦彦臣认为中国人的历史思维是由常识的谬误积累起来的东西支撑的,国人总是不自觉的误读历史,要想改变国人的历史中毒状态,只有改变历史思维。綦先生十分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所反对的只是肆意妄为的改写,或为明显的政治目的的改写。”三本书也有不同之处,《追问》是作者将其五年时间所写的历史方面的百篇杂文汇编成书出版,杂文通俗易懂很适合普通百姓阅读可以作为人文教育的普及读本,《批判》是两位学者的学术探讨著作,而綦彦臣的书《误读》在文体上应该是介于之前的那两本书之间的形式,以学术的方式通过对历史常识的演绎和探讨并将学术著作通俗化大众化,以使各个层次的读者都能读懂这本书,书中引用大量史书材料但并不是如学术著作引用原文而是便于阅读直接将翻译后的现代文字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样有利于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更广泛的传播。前两本书分别出版于去年和前年,支持和非议的声音都有之,相关的作品评论也相当多,笔者在此不再仔细品评,本文只想谈谈对最新出版的这本《误读》读后的个人体会和感受。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雅俗共赏的情况下不落俗套,书中没一处提到“平反”,时下出版的许多书籍都是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评价历史人物,许多耳熟能详的曾经被否定的历史人物都被“平反昭雪”,尤其是从前被妖魔化的帝王们。为雍正平反者有之,为隋炀帝平反者有之,为袁世凯平反者有之,还有诸如为曹操平反为曾国藩平反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平反的故事大都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几乎将主人公塑造成了高大全式的人物,即使人性上的缺点弱点也大都被认可并理解,实在是有违人伦之事也用“瑕不掩瑜”一言蔽之。而《误读》这本书确实是从历史和一般人性的角度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避免脸谱化的特征并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这是我比较喜欢阅读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上通常给人造成伤害的都是某个政权或组织,如果是由相关的组织或其继承者给受害人平反昭雪还是十分必要的,并应该深刻地反省历史并承诺避免再出现类似的历史错误,如果可能的话还应该给予被害人一定的经济赔偿,然而要是由后来一个不相关的人或组织给前人平反就是一件十分可笑而又没有必要的行为。天主教皇为当年被异端裁判所判处死刑并烧死的布鲁诺平反并为之忏悔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而乾隆为袁崇焕平反也许有当时的政治考虑但显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种带有明显政治目的的肆意妄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毒瘤,也正是《误读》的作者綦先生所极力反对的。

《误读》第一个解毒的目标就是在国人心目中已经符号化了作为奸臣代表人物的秦桧,作者首先借用《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中对秦桧的注释说明,即使是对秦桧整个评价持否定立场也没有否定一个历史事实,秦桧是因为上书反对金国元帅立张邦昌为帝才被俘至金的。秦桧在靖康耻中的表现与那些真正卖国求荣的大臣们如王时雍、张邦昌、徐秉哲们比起来有骨气多了。秦桧死后铸像跪在岳王庙为世人所唾弃,实指上是他主张了一条弱势和平的路线并与皇帝高宗赵构达成一致,而代赵构受过成了所谓的千古罪人。秦桧最使人诟病的就是陷害忠良使“民族英雄”岳飞系狱并丢掉了性命,《误读》中也没有否认岳飞的为人正直,但他也只是一个军事家而非政治家。岳飞之死的历史悲剧实指上是因为岳飞与皇帝高宗赵构之间主和与主战政治立场的分歧,玩政治岳飞显然玩不过秦桧更玩不过赵构,而将历史责任完全归咎于秦桧肯定有失历史公平。作者认为“赵构是一个历经政治突变又有政治谋略的统治者,选择了利用自己同盟者秦桧(两人在观点上都是主和的)的办法。”而秦桧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审时度势选择了“政治上的正确”,服从政治盟友和上级的命令,除掉一个政治反对派。可以想象在那样一个专制的时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官本位是出人头地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出路,而“为上”并能得到上的欣赏和利用又是一条最重要的政治路线,秦桧可能就是如綦先生在书中所说的那样抱着“和平”路线而与皇帝想法一致,另外也不排除就是其揣摩上意而替皇帝办事为皇帝分忧的意思,将秦桧定性为“权奸”比“汉奸”更为贴近历史事实。秦桧死后五十多年,主战派的代表人物韩侂胄也为了他那时主战的政治需要,削夺了秦桧的王爵,改谥“谬丑”,追封岳飞为鄂王。韩侂胄力谋开边,刻意北伐,结果以失败告终,南宋王朝将其头颅送到金国求和,秦桧也被恢复了王爵,岳飞的追封也被保留。韩侂胄为政治需要贬秦扬岳,真正陷害岳飞的主谋却是动不得的,也只能让死后的秦桧夫妇铸像下跪,我们后人痛骂的汉奸不过是一个执行至高无上皇权命令的一个从犯帮凶替罪羊而真凶却被后人几乎遗忘,这种对历史的误读也正是《误读》这本书所要揭示的历史事实。

我们还可以从南宋时期的历史现实去看待赵构、秦桧和岳飞之间的关系,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部将的怂恿下黄袍加身,也感到了由隋唐遗留下来的节度使制度对皇权的巨大威胁,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兵权统一由中央管辖。宋朝的武将带兵打仗后面都有一个文官监军,有时干脆就由文官挂帅,大家熟悉的《杨家将》中的杨家父子实际上都只是出生入死的将领但都不是实权人物,大文豪范仲淹也曾经领兵打仗名将狄青就是他手下的将领,武将总要受文官的制肘由此不难想象宋朝的军队战斗力低下,常年受边境的少数民族政权的骚扰,尽管也有武力对抗但边境问题大多时时弱势和平路线占上峰,这也是后来赵构和秦桧执行此路线的历史基础。最终1127年靖康耻,徽钦二帝被金俘虏至北国。后来的南宋小朝廷危如累卵,在随时有亡国危险的情况下,高宗赵构不得不扩大带兵武将的权利,才有了岳家军战场的驰骋。但这种武将权利过大也始终是皇帝的心病,只要尽可能保住偏安一隅的小朝廷,重新削夺武将的兵权也就成为了必然,秦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号着皇帝的脉搏而替皇帝除去被夺兵权且多有不满的岳飞,岳飞之死其实是宋朝那个时期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历史悲剧。

如果将人们心目中妖魔化形象的汉奸秦桧还原成一个揣摩上意的权奸政客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话,那么诸葛亮则是作者从另一个极端中恢复过来历史人物。当今的人们对诸葛亮的了解大都是从《三国演义》而来,七实三虚的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在国人的心目中比史书《三国志》更当成真正的历史。《三国演义》中带有强烈的拥刘反曹的倾向,而作为刘备肱骨之臣的诸葛亮也自然就成为了罗贯中极力神化的角色,尤其在其智慧方面,鲁迅先生感慨“诸葛多智而近妖”。《误读》作者綦彦臣先生却认为,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连年征战,直把个蜀国折腾得财政上捉襟见肘,政府与百姓上下交怨。是诸葛亮的“大话政治”葬送了一个本可以偏安一隅的王朝。“正统的历史版本不断吹嘘这类大话,一次又一次地导致后人的误读。一次又一次地,使后人复哀于后人也!”作者又引用陈寿《诸葛亮传》在长长的褒扬后一段较客观的评价说:“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欲。”诸葛亮在隆中给刘备上了一堂战略分析课,刘备全盘接受。在设计方案的结尾处,他用大话鼓动刘备说:“要是按我这一套办,不但可成霸业,而且还能光复汉室。”——刘备想成为第二个刘秀的预案也全在此中。作者认为“大话的结果是战略性估计的错误。”先是刘备伐吴为其大而空的目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称帝后的第三年,因第二年的兵败,既恨又羞得病而死。在此之后诸葛亮成为蜀汉的实际执政者,继续着他既定的“复兴汉室,平定中原”神圣目标。从建兴五年至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秋八月)病死军营,诸葛亮在七年中几次与魏国交战使蜀国的国力消耗殆尽。作者还认为“又由于诸葛亮以父辈的身份执掌蜀政,十七岁继位的小皇帝在十一年间几乎什么处理政务的本领也没学会,到了而立之年还是个庸人。刘禅也成了大话政治的牺牲品。”而后姜维还在继续着这种大话政治,以进军中原为己任,在失败成必然的情况下只能是加快蜀汉的亡国进程。

由此笔者想到了古今中外又有多少这种“不自量力”的举动而惨招不幸的政治后果,当年的日本正是军国主义的野心无限膨胀,不自量力的摸了美国的老虎屁股珍珠港,结果可想而知。中国近代的义和团也是在刀枪不入的口号下,不适当地围攻各国公使馆并杀害包括不少国人在内的教民,八国联军的灾难本可避免。余世存先生编的书《非常道》中有一段有这样一段话:任鸿隽曾对新入学的学生说:“我记得民国十四年‘五三事件’闹得最盛的时候,某大学的墙室上,贴满了‘打倒英国’和‘直捣英伦’等等标语。我不晓得我们笼统才不满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到伦敦去。我们记得民国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们学生界的标语,是要‘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最近‘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学生界的主张,有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晓得东亚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为抵抗强日。”(选自余世存编《非常道》187页)大话政治的现代的意识形态版本在政治层面是军国主义而在民间层面是极端的民族主义,中国现代的愤青情节也正是受这种病态人格大话政治非正常的史学心态所感染,而綦彦臣着书《误读》一个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清理某些国人这些不适当的历史观念。

这本书中还有不少精彩的内容,诸如圣人的道德谎话曹操为什么比王莽更聪明,专制下的洗脑术篡改历史比焚书更有效,技高一筹的治术西门豹比孔丘玩的高等等不一而足,作者还对《水浒传》推崇备至,几乎在每个章节都用一定的篇幅将《水浒传》以文写史的历史意义作者观点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此也不再多谈。

当然,笔者也有对此书持保留意见的个别内容,如:《论语》和《史记》中尧帝将帝位禅让给舜帝这一内容被当作作者一个历史观“为了一时的实用或为创建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标准,不惜篡改、删削历史,成为我们文化中几不可治的痼疾”的一个重要证据。作者认为“尧禅舜继”之所以成为历史文明中的美谈,是因为当年的孔丘“通过尧舜的典故给后人做一道标本,寄托他自己空幻而美好的理想。”《论语尧曰》中对尧的记述成为了尧禅舜继的始源,而一心继承孔子春秋笔法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对此也深信不疑,在《五帝本纪》中进一步美化了尧的明智。作者反驳儒家观点的破除“尧禅舜继”神话根据只有两点,一是从夏启到汉献帝刘协,只勉强地演成一回“禅让”,而且事后的代价还那么大——中国自三国(公元221年)至隋统一(公元589年灭陈),竟付出360多年分裂、兵革、政乱的代价!作者否定禅让神话的第二个根据市发现于西晋太康三年即公元281年由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战国古墓出土的战国魏国史书《竹林纪年》,这是一本史学价值极高的史书,对订正战国以前的历史很有意义。这本书关于尧禅舜继记录不同于正统的儒家文献,是为“尧囚舜于平阳,取之帝位。”作者认为“《竹林纪年》虽然不完全是信史,但他粉碎了儒家的历史谎言与虚构情节。”我不是不赞成《误读》作者綦先生的观点,对“禅让”也持否定观点,也不否认綦先生在书中所说的后人在为当时的社会需要不断的在篡改历史或是按着自己的意思重新诠释历史这种思想毒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普遍,去除这种痼疾任重道远。笔者只是认为,尧舜之事在史学上属于“史前范围”,中国历史纪年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的,近年也有史学成果在恢复前841年之前的年表,但可信度都要打上问号。孔丘为其学说按着自己的意思“编写”了尧禅舜继的故事固然可信性不大,但《竹林纪年》中对尧舜的记述綦先生也说了“不完全是信史”,也不过是一种历史可能罢了,他与儒家对尧舜的记述应该是并列关系,任何一方都很难完全否定对方。否定儒家的记述,《竹林纪年》也只是一个孤证,再加上后来历史的演化完全否定儒家记述缺乏点底气,毕竟远古年代和从夏启到刘协没有禅让的年代也是有一定差别的。

文章来源:黄大川文集(2006)

阅读次数:1,488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