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哲学学者史蒂文·卢克斯1995年完成的小说《启蒙教授漫游记》终于在2005年1月有了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谢静雯、秦于理两位译者用优雅的文学语言和准确的哲学理解将作品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此,身为一名教师,我愿向学生们诚挚推荐这本《启蒙教授漫游记:观念的喜剧》。

在军政国,刚刚政变成功的军政府将国家变得极其暴力与恐怖,一心埋首于18世纪启蒙哲学故纸堆中的教授尼古拉斯·卡里塔特也在劫难逃。在抓捕者与刑训者那里,“逮捕”这一法律词汇已经毫无意义,从而使教授的被抓变成了赤裸裸的绑架和要挟。尼古拉斯对于将灵魂出卖给强权的要求无法屈从,反而因此得到了武装反对组织“看得见的手”的援助。那是一群要改变现状却依然迷茫的人,美好的国度在哪里?“手”们将尼古拉斯从狱中拉出来即而推向军政国之外的大千世界,将国家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启蒙教授尼古拉斯首站考察了福利极大化、令各国叹羡的“功利国”。但在尼古拉斯冷静的眼中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外表无比光鲜,灵性却相当空乏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启蒙”已成为过时的愚蠢观念,“感谢”之类的词汇因为没有意义而被自动取缔使用,更不消说“自由”、“民主”、人的尊严情感一类的概念,一句话,这里只有“功利”而没有“人”。最后的结局是,在尼古拉斯即将用一场演讲来系统地和“功利主义”唱反调的前一刻钟,他被功利国的恐怖分子绑架。政府对这位启蒙教授的功利价值作出权衡之后,毫不留情地放弃了他。在给“看得见的手”的信中,启蒙教授这样评价“功利国”:“他们对某个东西的确有兴趣,这种兴趣百年如一日,且浓厚不已——不管那东西是什么,它是他们微笑的泉源,也是他们所有计算的对象。……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我得坦诚我还没有答案。以下这些别名也帮不上忙——‘功利’、‘幸福’、‘福祉’、‘满足的愿望’。仿佛他们整个生活方式正奠基在深奥的谜团、神圣的本质、深不可测的秘密、一种独立存在的价值之上。与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社群似乎也不相干——像是友谊和家庭。而且,如我之前所言,呵护它并不意味着对自由的渴望。可是,他们全心全意地信仰它,而且表现得好似能够精确计算它的程度,好似通过行动就能够使它最大化。这是我所见过最怪异的信仰了。”显然,启蒙教授判了“功利救国论”的死刑。

身处危境的尼古拉斯被“共同体国”的牧师所救,从而开始了他出国考察的第二站。这里我们将面对的是当代社会学中很热门的“社群主义”学说的纯粹化表现。在共同体国,启蒙教授的命运一点也不比在功利国好。一个共同体中的年轻人用摇滚剧的方式正面描述了他所在的民族和他的信仰形式,但却因为轰动全球并达到意想不到的讽刺效果,险被共同体国法律判成性质最严惩的叛道与亵渎罪,最终,他虽没被处死,却被开除出共同体籍,甚至还受到愤怒的追杀。尼古拉斯找到要置孩子于死地的那两个共同体,却发现跟本缺少与他们对话的前提:在共同体国,对“共同体”的“讽刺”罪不可恕,并且从来没有“宽容”的概念,只有不可越雷池一步的对“共同体”成员的严格“尊重”,联想到现实世界中,某些国家的政府一旦受到非议或谴责,便愤怒声讨国家内政被干涉时的态度,竟颇有几分相像。后来尼古拉斯因误闯女浴室而被推上共同体国女权主义者的法庭,共同体国的女权完全秉承其所在国那种对自我教义的极端化态度。可想而知在这里他没有申辩的可能,气势汹汹的指控不顾什么也没发生的事实,尼古拉斯已成为情节严重的“思想犯”,甚至有种巨大的压力使得所有人对此都爱莫能助!仓皇逃走——启蒙教授尼古拉斯被迫选择这样离开共同体国的结局。在火车上,他开始了这样的思考:“‘家’对我来说是一个人亲乡亲的地方,可以自由行动与来去。他们则把家当成起源与终点,占有压倒性的绝对重要性,足以决定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定义他该如何看待自我,并且操控所有的社会与私人关系。……共同体国人的生活方式(即他们所谓的‘认同’),是外在的、集体的,而不是个体的、自发的;如果有人想跨越这些框限,就会发现无处容身。……功利国不晓得何谓人权,共同体国则禁止人权。……在功利国至少每个问题大体上都可以计算出答案,在共同体国,每个问题与答案皆视观点不同而异,我们不能评断哪一个观点比较好,因为没有任何观点可以用来评断其他观点(怪的是,他们反而把这种观点奉为真理。)”

第三站是“自由国”。政府正在大刀阔斧地改革,国有资产全部下放进入自由市场运作,其中包括铁路、公交、通讯、水资源、煤气、国家森林、所有公立医院、以及所有司法执法机关,甚至还有国家图书馆。然而这些没有带来生机,却只有个人顾个人的孤独与混乱伴着没有意义的弱肉强食。贫富差距严重,人生动荡不定,一个每天可在巴士站附近和尼古拉斯打照面的失业者,他一天天地颓唐和沉默,让我们看到了无情的竞争时代是如何让一个人日渐丧失全部的尊严。没有任何资本的尼古拉斯,并没有想通过在股票市场的一次获利而争取在自由国的美好生活,可以想见,如果奋斗拼搏,成功并非没有可能,但那显然不会是启蒙教授的理想生活,于是他开始了前途愈加显得渺茫的流浪。在信中,尼古拉斯开始了对“自由”的思考:“自由是什么?落得孤单清静:不受他人命令、强迫、压制、凌辱、侵扰或干涉,就算自由吗?抑或,这样就自由了,因为某些较为基本的事物?难道人人得以过自己选择的,或是自己发现较为值得的生活,不算是基本所需吗?然而,如果那就是自由的基础,那么,落得孤单没人管就不能算是完全自由。至少,一定要有选择——值得选择的选择。”这样说,那么自由国信奉的理念极大化地满足着“基本事物”的“自由”(亦即所谓“消极自由”),却还是远远称不上满足了基本的“自由”。尼古拉斯的信中为理想的社会确立了三个基本的特点:“第一,一定要有个社会架构,包括秩序、和平的市民社会,可预期的互动机能、法治等。第二,不可或缺的社会供给:至少能够保障生存其间所需资源的基本最低供给,最好还能让国内最少数的富裕人空尽可能的富裕。第三,社会网络要丰富多样,涵盖不同的风俗与传统,提供不同形式的自我实现,而非仅有不同的赚钱和花钱的方式布局。由以上三个面向看来,恐怕……自由国是个灾难之地。”

启蒙教授的故事结束在漫漫的旅途中,但留给读者的内涵却深刻而丰富。首先,我们很宜于把此书当成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精当而有趣的普及读物,对于人类社会形态的几种主要构想与学说在本书中得到形象的体现。由此,在阅读中我们不妨也像个社会学家那样逐个地考察这些学说、构想,并试着找一找人类前行的方向。显然小说中记述的四个国家都有明确的施政纲领,“有的意欲确保秩序与安全;有的要将福利与快乐最大化;有的在于保障稳定的认同,人们和自己的同类相处才会自在;有的则在维持我群和谐的前提下,极度伸张真正的个人自由;还有志在保护个人与其财产不受外力干涉,可以自行选择生活方式。”这些纲领不都是人类希望保证或享有的?但在各国的实践中显然都变了味,不同程度、不同方向地对个体的自由生存构成了威胁。或许只能像书中说的:追寻至善的世界不如努力去避开最糟的世界,而自由国则相比较而言是现今能找到的最好的国度?

同时,我们还会发现,书中所描述的所有社会样态正几乎分毫不差地几乎分毫不差地正在我们身边上演:军政国、功利国、共同体国、自由国,周遭发生的一切竟常会使我们恍然觉得同时是这四个国家的国民!至于那个在启蒙教授的梦境中出现的由卡尔和弗雷德的学说创建起来的“无产国”,那种每个人都超凡脱俗、没有忧烦的如田园诗般的生活,看起来却显得如卡通画一般幼稚可爱又可笑。如果我们感受到这种尴尬而可怕的境遇,就应该也找来启蒙教授并问他:“我们该何去何从?”

之所以要去问启蒙教授,是因为只有启蒙学说,对我们每个个人都予以我们想要的爱惜与尊重。启蒙教授本是我们每个人自性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甘心被前述的任何一种理念将自我淹没,我们就必须将生命依托于“启蒙”。只有一个自我启蒙者,才有可能像启蒙教授那样,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被狂热的情绪迷惑,保持清醒的头脑,守卫自己的灵魂,独立、儒雅而不妥协。在这部有幻想色彩的小说中,启蒙教授尼古拉斯——这个十八世纪启蒙哲学家孔多塞的化身,无疑有着强烈的隐喻意义:他的不停留的无止境的追索之路带给人们以希望。而尼古拉斯的两个孩子——人权的积极捍卫者和现行秩序的勇敢反抗者不也正是在启蒙中觉醒的人类良知的代表?“启蒙”理论的孩子,为真正的“人”的生活而行动,所以作者才会借尼古拉斯之笔在收尾的信中动情地写下: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启蒙”的理念与行动,他们正是这样互相紧紧依靠,互相寄托着希望,在苦难中顽强地开辟理想之路。

“启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原来他们活在世上绝对的与众不同,应尽力去完成“成就自我生命的内在召唤”的使命,而完全不必也不能将此大任交与任何力量去依靠。那么,“尼古拉斯”所满意的一个“理性交往”的社会才会诞生。秩序不再等于武力,功利也不再被异化,信仰再不要只是庇护一个人对现世和死后恐惧的安慰品,信仰会变得宽容,并坚定地成为自由生命内在召唤的归宿。

面对无数悲剧、凶险、威胁和挑衅,个人活在这巨大的社会网络中是多么的纤小而脆弱,来自不同的理念国的力量诱惑或强制我们从我们最自然的纯真中出轨,也许懵懂中离我们生命的最初目标已越来越远。“发掘它,找到它,依靠它而坚强地站在世上”是来自我们生命最深处的召唤。走在路上,希望总是显得那么遥不可及,但却必须要像启蒙教授那样走,相信真实而自由的心灵会引导我们走出迷雾,向着真理所在的方向走,一直走,是行走使灵魂得到永久的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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