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如米尔顿·迈耶说的:“不知道自己是奴隶的人也往往不知道他们被解放了。”
  

当时一整个时代的德国人皆被摘除了一个心灵的器官。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点头YES摇头NO,如果一个人的脑袋连这点功能都无法办到,恐怕这个人也就废了。可现实生活中还真有被砍掉脑袋自己却浑然不知,仍旧认为自己是活着的人。不信,您往下看。

故事说,明王朝第二位皇帝明惠帝朱允炆在位时,其手下有一个刽子手名叫王伦。此人处决犯人手法高超,名声远播全国各地。其他刽子手处决犯人时,往往手提屠刀,凶神恶煞,面露杀气,而王伦杀人时则将行刑的大刀插在背后,面带笑容,吹着口哨或是哼着小曲走向断头台,好像自己不是去杀人,而是走街串巷地闲逛。可是当行刑官口令一下,刚才还是一脸轻松的王伦立刻变了颜色,眉毛倒立,双目圆睁,抿着嘴唇,刷的一声,抽出背后的鬼头刀,只见银光一闪,手起刀落,犯人瞬间人头落地,身首异处,血溅刑场。围观者见之心惊肉跳,魂不附体,只觉得后脖颈子发凉,生怕这把带血的鬼头刀一不留神抡到自己的脖子上。

行刑过后,看着倒在面前的尸首,王伦心中往往有一丝遗憾,脸上颇有些不甘之意。

原来,王伦心中有个秘密,也是他的人生抱负,为了这个心愿他花费了整整五十年的时间。这个抱负其实很简单,就是将行刑杀人的手法做到极致——当他挥刀行刑时,把犯人的头砍掉而脑袋仍留在脖子上。这叫做刀过头不落。如同餐桌上的台布被迅速抽去,而摆在桌上的碗碟纹丝不动。一般而言,被处极刑犯人的脖子不会很粗,但由于颈椎骨的原因,所以,要想做到人死头不掉,不仅要刀刃锋利,下手极快,同时力道的大小,位置的高低,骨节的深浅都要拿捏得十分准确!

王伦从22岁入行,直到72岁时他才了此心愿。那次,他负责将十二名犯人处斩。像平常一样,在刑场上王伦毫不迟疑,只见刀光血影之处十一名犯人的人头就像削瓜切菜般滚落在地。此时,第十二名犯人走上台阶,验明正身之后,王伦的刀在空中划了一道优美的弧度,然后闪电般地划过犯人的脖子。令人惊异的事情发生了,这个犯人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他对汪伦说:给个痛快的!二十年后老子还是一条好汉!

听到这句话,王伦看了看那个犯人脖颈上留下的一条细如发丝,殷红的血线,知道自己一生的工作已经完成,应该画上句号了。他脸上浮现出一丝不同寻常的微笑,平静地对犯人说:行!你只要轻轻点一下头就行了!

说起来挺有意思,这个精彩的中国历史故事我是在一本美国人写的关于德国历史的书中读到的,或许自己才疏学浅,几年来,这个故事我在中国历史书中一直未能找到。这本书是译林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美国人克劳斯·费舍尔写的,名叫《纳粹德国》。

美国人克劳斯·费舍尔在《纳粹德国》这本书中引述中国历史故事别有一番深意,他是想说明尽管希特勒取得了大选的胜利,纳粹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选民拥护,但在当时德国国内也确实有一些有识之士对希特勒军国主义抱有警觉。

1932年7月的德国大选中,希特勒获得了37.3%的选票,即每八票当中就有三票支持他,从而使纳粹党“成为中产阶级长期寻找的政党”。狂热的德国民众天真地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可以救他们出水深火热危难之中的“大救星”。1933年1月30日,整个柏林几乎万人空巷,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拥上街头,通宵达旦举行火炬游行,人们向希特勒热烈欢呼,向纳粹党致敬,高喊着:一个元首,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投一个人的票——阿道夫·希特勒!他们相信希特勒就是德意志的拯救者,是反抗以英美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压迫的大英雄,是自身利益的庇护神。可以说“许多德国人都在绝望中投奔了纳粹党,因为之前对别的党派的政治忠诚并没有让他们从当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美]安德鲁·纳戈尔斯基:《希特勒的土地》,吴冬、姚小菡译,重庆出版社,第73页。)

当时在德国著名的乌尔施泰因出版社工作的编辑阿尔图·科斯特勒曾经这样描述:当同伴们知道了中国明朝刽子手王伦的故事之后,“我们沿着德国民主城堡安静的走廊行进,彼此微笑着问候, 只要轻轻点头就行了。我们用手推了推自己的脖子,确定我们的头依然牢牢地留在肩膀上面”。([美]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佘江涛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第279页。)

在希特勒统治的12年里,用阿尔图·科斯特勒的话说,确实有一些有良知的德国人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微妙手势,不断摸一摸脖子,警惕自己的头颅不要让纳粹主义的利刃使之失去知觉。不幸的是,大多数德国人的头颅就像王伦刀下的犯人,尽管脑袋还在,但却无法点头或是摇头。而那些在希特勒极权专制的暴政下想把脑袋长在自己肩膀上的德国人则永远地失去了项上人头,再也不能把它们安上去了。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间。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

——米歇尔·福柯

德国法西斯党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die 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纳粹(Nazi)一词是“国家社会主义”德语发音的前两个音节,在当时,德国人也将“社会主义者”称为“社粹”(Sozi)。对于纳粹党的目标,戈培尔直言不讳:“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必然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它将渗透到公共生活的所有方面。”对于这样的极权体制国家,希特勒告诫下属要念念不忘:“我们的目标是制造一种新的,上帝般的人类存在。”按照希特勒的观点,国家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甚至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崇拜,它是一个改造人的灵魂,转变人的观念,打造一代不同以往的新人的社会实验。

细细品味这番话,不难发现,希特勒一针见血地点破了所有极权主义体制的本质:它就是致力于改造人,把正常人改造成非人,或者说培养出一种不同于传统,新的、特殊类型的同质人,并将这类人用种族的或阶级的意识形态加以驯化。打个比方,就像现代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用统一的模具,统一的工艺,生产出同一类型、同一品种、同一质量的产品。用一句更加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各种方式的“洗脑术”培养出符合极权主义统治者所需要的“合格品”,培养出极权主义事业理想化的接班人。

弗里德里希·瓦尔特出身于一个德国普通工人家庭,1914年“一战”爆发后,他被迫中断了造船学徒的生涯,应征入伍。“一战”结束后,在他眼中德国所签署的《凡尔赛和约》简直就是奇耻大辱。由于自己的生活被战争搞得支离破碎,瓦尔特非常希望能有一场变革的风暴席卷德国,不仅可以抹去战败的阴影,也能改变一下老百姓的生活。他经常给儿子卡尔讲述那段战败耻辱的历史,因为德国人不想给法国佬让座,结果就被法国鬼子用枪托把门牙打掉。幼小的卡尔全都听在心里,在这样的民族仇恨中,他学会了区分敌友,辨别好坏,学会了该赞成什么,该警惕什么。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作为纳粹地方小组长的瓦尔特实现了他所有的愿望。

他从青年义务劳动军政府那里得到了一份固定收入,全家也搬进了一座又大又漂亮的房子里。卡尔十分钦佩父亲,立志要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希特勒追随者。他8岁就申请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按照规定14岁才能入团),卡尔破格被吸收了,这在当时成为了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1933年初,希特勒青年团仅有10万人,不到一年,就扩充到360万,几乎包括了年龄在10岁至18岁的所有青少年。在纳粹的培养和教育下,每一个德国人从小就接受了要参加组织、依靠组织、信任组织、忠于组织的理念,明白了“个人要融入群体中——禁止脱离政治团体”“未来的德国,谁要是不合拍,就会被踢出去”的道理。

当孩子们在学校道早安的歌曲《上帝祝福你》被替换成《希特勒万岁,万万岁》的时候,他们幼小的心灵上就已经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希特勒就是心目中的上帝,只有元首和他的纳粹党才是唯一能够救赎自己“全能的神”,无条件地忠诚并爱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自己的崇高的义务和责任,对此有任何的怀疑和动摇都将是民族和国家的敌人。([德]英克·布罗德森卡罗拉·施特恩:《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安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1月,第39页至第47页。)

美国学者克劳斯·费舍尔在《纳粹德国》这部书中分析了纳粹德国的政治结构,他说:纳粹德国可以比喻为一个等边三角形,希特勒处于三角形的顶端,国家和党则处于三角形的等边,底部就是庞大的德国人民。这个体系就是一头巨兽,尽管它的运作也会有失调的时候,不过其效率还是流畅和有效的。([美]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佘江涛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9月,第312页。)

纳粹德国按照“领袖”原则,从上至下,纳粹党和政府机构层层任命各级大大小小的“领袖”,这些层层任命的各级“领袖”完全听命于权力顶端的最高领袖希特勒的指挥调遣。在“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的口号下,德国不仅成为了“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下的极权国家,而且纳粹党和纳粹政府也完全成为了希特勒个人独裁专断的工具。

在这样的体制下,希特勒奉行的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种终身制式的人治。1932年7月31日德国举行国会选举,纳粹党一跃成为国会中最大的党派。此时的希特勒踌躇满志渴望夺取国家最高权力,戈培尔向他建言道:“一旦获得了权力我们就决不会放弃它,除非我们成为尸体被甩出办公室。”希特勒对此番言论极为赞赏,咬牙切齿地发誓:“一旦进入政府,我就不打算离开它。”

希特勒是纳粹德国,纳粹德国也是希特勒。这就意味着极权体制下的德国不仅是党天下,而且还是希特勒一人的天下。所有关乎国家、民族和社会命运的政治决策不是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与行政程序产生,而是完全听从于希特勒的个人独裁专断。根据德国《授权法案》,原本应该由内阁制定和执行法律,但希特勒对此却嗤之以鼻,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完全可以由个人制定并实施法律。据统计,希特勒主政期间,1933年召开过72次内阁会议,1934年召开19次,到了1935年更减少到12次。帝国的法律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元首指令。这就意味着希特勒可以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的个性、信仰、领导风格、以至于个人的好恶,都可以直接影响到第三帝国的公共生活和政府的运作。在德国只能有一个人的意志,这就是元首的意志、领袖的意志——希特勒的意志,其余人必须绝对服从。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登上了总理的位子,上台后仅仅一个月,也就是1933年2月28日,希特勒颁布了《国家总统保护人民国家的法令》,这个法令直接将《魏玛宪法》七项保证公民自由的条文,例如个人自由,对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包括出版自由),对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对邮件、电报和电话等个人隐私的权利,对个人财产权保护的权利,对房屋搜查的许可限制等项规定,统统废止了。(〔美〕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佘江涛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9月,第289页。)

同年3月31日,纳粹中央政府通过了一部名为《各州协调一致临时法》,它宣告各州政府必须与国会中纳粹党的力量保持一致,并且在官方用语中首次发明了“一体化”(Gleichschaltung)这个词。德语中Gleichschaltung是由Gleichrichter转化而来,Gleichrichter是指一种设备,它能让电流只朝着一个方向流动,从而将交流电变为直流电。纳粹中央政府采用“一体化”其含义是,纳粹党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元首又代表着纳粹党的意志,因此,人民必须按照元首指引的方向前进。听希特勒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就是听从祖国的召唤。在希特勒的语境中,他永远是纳粹党和德意志的化身,党和国家机构无非是执行他的使命的工具罢了。同时,在希特勒的心中“一体化”就是要将纳粹主义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私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第一步必须对所有政治对手和党派进行清除;第二步为了控制德国民众必须建立纳粹自己的群众组织。

半年之后,希特勒出手了。1933年7月14日希特勒颁布了《反对新党建立法》,它宣布:在德国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禁止所有其他政党的存在和新党的建立。而这一天恰巧是“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希特勒的这个举动简直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极大嘲讽,也是对《人权宣言》中关于“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这些权利”的最彻底、最无耻的背叛。

1934年8月2日年老力衰的总统兴登堡过世,仅仅在他去世一小时之后,希特勒就迫不及待地将总统和总理,及军队统帅的职位合并,并且使用其在纳粹党内“元首(Führer)”的头衔称呼。就在这一天,希特勒命令所有德国军队不再向国家宣誓效忠,而是向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所有的政府官员上至部长下至普通公务员也必须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国家的军队、人民的武装就这样变成了希特勒的私人卫队,为保障公民自由、为维护社会秩序、为保卫领土安全的国家公器,就这样变成了维护个人独裁专制的杀人工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希特勒是按照教会的思路来构想和改造自己的政府的,他把自己视为“永远正确的教皇”。一位希特勒的崇拜者表白道:如果说天主教会认识到在所有信念和道德方面教皇永远是正确的话,我们这些国家社会主义者以同样发自内心的信念宣布,元首在所有政治问题及其他影响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问题上都显然是没有错误的。

在希特勒的领导下,纳粹党建立了一个以该党为核心,辐射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机构重叠、组织繁杂的社会组织网络,其中有希特勒少年队、希特勒青年团、纳粹主义妇女团、德国劳工阵线、德国农业政治协会、纳粹主义德意志大学教师联盟、德意志公务员联盟、纳粹主义德意志医生联盟、纳粹主义教师联盟、纳粹主义人民福利会,等等。从儿童到青年,从男人到妇女,从工人到农民,从教师到医生,从工会组织到社会福利机构……可以说凡是能控制的各行各业,社会的各个角落,希特勒通通都不放过,通过上述多方位、全覆盖的一系列的社会组织,将所有的社会群体组织资源一网打尽。纳粹党对全体德国民众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控制,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这样无网不在的社会生存环境下,德国人还会有对自由的向往吗?还会有理性的思辨能力吗?难道他们不感到窒息吗?

你只要把那些石头变成面包,人类就会像羊群一样跟着你跑,感激而且驯顺。

——陀思妥耶夫斯基

笔者在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时曾产生过这样的困惑:1933年纳粹党虽说在国会中获得了288个席位,成为了国会中的最大政党,但得票率也仅为43.9%。换句话说,也就是至少在德国有一半人以上是不赞成希特勒的主张,可为什么最后大多数人不仅顺从了希特勒,成为纳粹政权的支持者,并且希特勒上台后,他们当中成千上万的人又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邪恶的政权拴在了一起?为什么德国人的脑袋没有长在自己的脖子上?极权统治下的人们真的愿意这样活着?

这样的问题也困扰过其他人,二战结束后不少有良知的学者也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过探讨。美国人米尔顿·迈耶就是带着同样的疑问重返德国。作为一名记者,米尔顿·迈耶清楚,“嚼别人嚼过的面包没有滋味”。他想通过自己的调查“亲眼看一下这类可怕的人:纳粹分子。想和他们交谈并倾听他的话语,想尝试去理解他们”。毕竟“他和我,两者都是人”。 ([美]米尔顿·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商务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页。)

用迈耶自己的话说:作为一个美国人,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令他感到厌恶;作为有着德国血统的美国人他感到羞耻;作为一名犹太人他感到受到了伤害。而作为一名记者,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却强烈的吸引他。

迈耶重返德国其中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仍有不少德国人对纳粹和希特勒抱有留恋和惋惜,他想对此进行探求究竟。在米尔顿·迈耶看来,纳粹主义就是赤裸裸的极权专制,它的恐怖和邪恶不仅在于对其反抗者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和奴役,更为严重的是它对所有的追随者进行了灵魂的扭曲和人格的侮辱。这种恐怖和邪恶渗透了社会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它完全否定了人的尊严与价值。但米尔顿·迈耶在德国所调查和采访的十个普通的德国人时,他发现自己的观点却与之大相径庭。

他所调查的德国人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人物,他们中间有裁缝、裁缝的学徒、警察、木匠、教师、高中学生、面包师、收账员、失业的推销员和失业的银行职员。说这些人是普通的小人物,不光指他们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十分普通,都是当时德国的下层小人物,没有任何权贵的背景;而且这些人文化水平都不高,除去其中的教师(会讲法语),德语是他们唯一能够说的语言。他们中有9个人都没有国外旅游的经历,既不了解外国也没有阅读过外国报刊杂志,更不用说收听外国广播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所接受的只是周围邻里的彼此生活。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思考的不过是自己曾经和现在所过的日子与曾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事物。恰恰就是这些甚至连“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和“德国共产党”都分不清楚的人,都情不自禁把纳粹时期当作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期。他们认为:即便纳粹是一种独裁统治,但也是“黄金时代的统治”。([美]米尔顿·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商务出版社,2013年11月,第47页。)

随着调查的深入,迈耶认识到: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其实是一次大众运动,而非恶魔似的极少数人对无助的数百万人的专制。德国人在纳粹当政时期完全是被砍掉了脑袋自己却毫无知觉,生活在极权统治下,丧失了自由,可自认为是生活在“黄金时期”的盛世。借用中国贤人的一句话,这些德国人就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米尔顿·迈耶为此为他的书所取名:《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二战结束后,依据雅尔塔会议的决议,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并且共同制订了“去纳粹化”的政策,由四国占领当局分别予以实施。各占领区“去纳粹化”改造主要包括:逮捕大批的纳粹党领导核心成员;从德国公共机构中彻底清除“纳粹积极分子及其狂热的同情者”;进行问卷调查,以交代其在纳粹统治时期的表现,划分出“主犯”、“从犯”、“轻从犯”等;同时取缔所有的报纸和电台,并关闭了所有的大学及学校,根据审核及编制新教材后才允许重新恢复开课;每一个成年人都被要求观看有关纳粹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纪录片,同时要求他们亲手掩埋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折磨死去的人们,亲身体验纳粹的血腥与残暴。这种劳动,妇女至少要工作5天,男人则需要工作10天。而对那些受纳粹思想毒害严重者,有些则要连续工作2个月。

即使经过这样连续不断、具体细致的“去纳粹化”运动,五年之后,1950年初的民调显示,仍有相当数量的德国人不愿意批判他们曾经的信仰,认为当时在纳粹统治下,社会秩序、道德水准、纪律约束、公共生活等方面还是非常好的;不少德国人认为“希特勒是个好领袖”,“纳粹主义是好主张,只是操作错了”,有些问题虽然严重,但“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在本德·恩格尔曼所写的《在希特勒的德国:第三帝国的日常生活》这本书中,本德回忆道:战后,自己和母亲也被美国人带到达豪集中营参观,看到那些骨瘦如柴堆积如山的尸体,母亲变得有些精神失常。但是,血淋淋的事实,仍然改变不了她对希特勒的忠诚。她坚持“我敢肯定不是元首要那样做的”,“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是纯洁高尚的!”一直到1980年,本德的母亲还坚持纳粹建立集中营是有重要的改造功能,关进集中营的多是些“流氓恶棍,惯犯、性犯罪以及人民的寄生虫——放高利贷的、投机倒把的——他们将会在集中营接受再教育,走上诚实劳动的道路。他们将受到纪律和良心的教育。并且,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不会被伤到一根汗毛。”([英]理查德·奥弗里:《第三帝国图文史》,朱鸿飞译,金城出版社,2014年2月,第129页。)

如何看清希特勒的本质,如何看待纳粹极权专制的罪恶,对于曾经在极权专制统治下生活了十二年,被希特勒洗脑了十二年,自己的脊梁骨被纳粹政府弯曲了十二年的德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和容易的事情,因为这要彻底否定自己曾引以为豪的信念,要完全颠覆自己曾经认为是正确的价值观。

看起来,纳粹在德国的兴起,答案不仅仅在希特勒身上,也在他领导的人民身上。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民,那么,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在极权专制体制下的民众,是丧失了自我意识与判断,丧失了自我思考和自主选择的沉默大多数,他们中许多人需要一个依靠,需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替他们思考,替他们选择,他们会将个人崇拜当作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出于对国家领导人进行现实的评估、理智的判断及正确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希特勒自己一直声称的那样,他是人民的最高代表,而不是什么人强加给德意志的一个外来存在。对此,甚至可以说,正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编造了希特勒是德意志民族救世主,是德国人民的大救星这样的谎言。

历史人物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历史机遇。一战以后,德国不得不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投降。千百万德国人并不了解德国战争机器的真实状况,也不了解后方若继续支撑这样一场消耗巨大的战争要面临多大的困难。战败的事实对他们来说是个极大的震惊和打击,他们深信自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国奉行的路线是正义的,1914年8月初爆发的欧洲战争是俄国、法国和英国共谋发动的,其目的是削弱德国力量,把落后和丑陋粗暴地强加给一个文明的民族。许多人怀有与希特勒一样的情感,投降就是对祖国的背叛。在这些民族主义者的眼中,《凡尔赛条约》就是德意志民族历史上的奇耻大辱,因为这项和约不仅解除了德国武装,夺走了阿尔萨斯、洛林以及西里西亚等大片宝贵土地,取消了德国海外殖民地,而且德国要根据自己的“战争罪责”向协约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赔偿金额高达1320亿金马克,其中的500亿金马克须按每年20亿的进度先行付清,另加相当于出口总值26%的税款。即使按照1929年各方重新签订的《杨格计划》(Yong Plan),将德国的赔偿减少到1120亿金马克,德国仍需要支付赔偿达60年。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希特勒挺身而出,他向德国人民宣称,德意志民族不是历史的弃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是“上帝精选出来统治万民的种族”,是“人中之王”;我们一定能“征服一切民族”。他向德国人民保证:一定让他们摆脱这个令人感到丢脸的“国耻”;结束人人没有工作,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结束党派之争,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众联盟”。当大多数人走投无路,生活一团糟的时候;当社会动荡不定、政治严重腐败、权势者不择手段为己谋私、社会分配极度不公的时候;当民众对政客的各种表演失去了信任,对现政权丧失信心的时候;面对这样礼崩乐坏的现实,老百姓更愿意信赖一个承诺给他们带来改变,带他们走出危机的人。不少德国人拥护希特勒,加入纳粹党,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什么是纳粹主义,希特勒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曾经在纳粹政府中担任军备部长的阿尔伯特·施佩尔在他的《第三帝国内幕》一书中曾这样回忆说:我1931年1月加入纳粹党,成为第474481号党员。这完全是个很平常的决定。当时,并且从那以后,我都没怎么觉得自己是一个政党成员。我不是选择了纳粹党,我只是成为希特勒的追随者。对他的纲领,我几乎一无所知。我母亲肯定是在那几个月看到海德堡大街上的冲锋队游行时,在一片混乱中看到了纪律,在绝望的气氛中感受到了力量,总之,她也加入了纳粹党。她甚至在这之前都没有听过一场演说,看过一份传单。我们都感到加入纳粹党的决定违反了自由的家庭传统。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相互隐瞒了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有告诉父亲。过了好几年,我成为希特勒集团核心很久以后,母亲和我才偶然发现,我们都是党的早期成员。([英]查理德·奥佛理:《第三帝国图文史》,朱鸿飞译,金城出版社,2014年2月,第55页。)

1933年纳粹党赢得了43.9%的得票率,成为了国会中的最大政党,德国民众对希特勒趋之若鹜,当月申请加入纳粹党的人犹如过江之鲫,竟然使纳粹党一度不得不暂停吸收新党员。按照常理,作为党的领袖,看到有如此众多的支持者参加自己的组织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但对希特勒而言,当他得知几十万原本反对纳粹的人,突然之间纷纷加入纳粹党,非但没有感到满足,而且异常鄙视这些投机者,轻蔑地将他们称为“三月阵亡者”。(注:“三月阵亡者”原指一八四八革命爆发时,在柏林街头遇难的百姓。对于那些在纳粹取得大选胜利后申请加入纳粹党的人,希特勒将他们视为投机分子,故称他们是“三月阵亡者”)什么叫乌合之众的盲从,什么叫做不分青红皂白的迷信由此窥一斑而知全豹。

在过去的12年里,我们似乎受到了整体改造,形象地说:魔鬼袭击了我们,他们把我们掳走并一起卷入一场混乱,我们耳聋眼瞎……我们的经历类似于中世纪晚期对女巫的疯狂迫害。

——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曾经说过,毫无疑问,纳粹政权无法容忍的公开罪行是由群众支持的。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早在82年前,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威尔海姆·赖希就曾写过一本书《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运用现代心理学,详细研究了德国民众拥护希特勒的原因。这本著作刚一出版,立即遭到纳粹的封杀,1935年德国盖世太保颁布法令查禁此书,赖希本人也被迫流亡欧洲,最后移居美国,客死他乡。

赖希认为:“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其他反动党派的地方,在于它是由人民群众产生和拥护的。”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基础主要是中下层阶级。有些人把法西斯兴起归咎于希特勒的欺骗宣传,赖希认为这是片面的。他认为:“这种组织群众的成功应归因于群众,而不是希特勒。正是人的畏惧权威主义的性格结构,使希特勒的宣传获得了根基。”([奥]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第35页。)

如果尊重历史事实,就应该承认,在德国法西斯兴起的过程中,德国民众必须要承担责任。如果顺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挖掘下去,能够发现这一切灾难的根源,都是植根于德国民众的心理结构之中。

赖希对于人的心理结构进行分析时发现,人的心理结构或说是性格结构(character structure)分为三个层次:表层、中层和深层。第一层次是表层,表现为含蓄、负责任、讲道德、彬彬有礼,富有同情心,但这一切都是虚伪的。第二层次是中层,表现为残忍、好色、贪婪、嫉妒、虐待狂,这是人的“第二动力”,是对原始生物欲望压抑的副产品。第三层次是深层,又叫“生物核心”,表现为诚实、勤奋、爱合作、与人为善。深层性格是人的自然健康的基础,产生着自然的“力比多冲动”(libido),但“力比多冲动”在经过第二层时便被扭曲为反常的。

对应人心理结构的三个层次,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则分别有着各自不同的代表。自由主义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体现着表层并为之辩护,但由于不了解深层,也就无法克服中层。真正的艺术、科学和革命是出自深层,但由于没有掌握群众,迄今为止在实践中是无能为力的。法西斯主义则体现着中层,即被扭曲的反常的性格层次。这种性格层次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小人精神,既想造反,获取个人利益,又渴望权威,保护自身。“干大事惜身,见小利忘命”,这种心理是典型的中下层人士的性格。这些人在经济上是贫困的,但他们的经济状况和他们的心理结构不相称,他们不仅没有产生革命的意识,反而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与模式塑造了自己的人格,虽然表面上装出一副革命造反的姿态,但心理上却以服从权威自居。

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其著名的《德国人》这本书中记载了这样一则真实的故事:1918年11月9日,德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威廉二世宣布退位。当波茨坦宫中的皇后和众皇族子孙听到宫外枪声大作,不禁惊慌失措,面面相觑。想到自己身为沙皇皇后,即将遭到士兵的追捕和凌辱,皇后浑身战栗,涕泗交流。此时,一位佣人走进皇宫,肃立致敬,并以训练有素的军人腔调报告说:陛下,您是在我们保护之下。我们已经采取防范一切的措施。敬候陛下谕旨!德国国王和二十几位亲王,连同一百二十多位皇亲国戚,安然无恙。没有一个德国士兵或工人从他们身上拿走任何一件东西。艾米尔·路德维希感慨道:“德国的革命给历史带来了奇特的现象。一旦国王下台,军官、容克地主、仆从和宫廷人员都背信弃义不再忠于国王,唯一还忠于国王的是平民、人民。”“革命,而又秩序井然——他们仍然是臣民。”([德]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杨成绪、潘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364页。)

人们常说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历史的细节中。那不妨再关注一下这个细节,当柏林革命(即德皇威廉二世退位)的消息在午间传到千里之外的俄国圣彼得堡时,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在餐桌上宣读了国内来电。餐桌旁就餐的绅士们顿时吓得色如死灰,纷纷放下刀叉,呆若木鸡。但是,最叫人感到吃惊的却是在一旁侍候的招待员。他是一名德国士兵,按道理,听到这个消息后,最该兴奋的是他,此时此刻他是唯一可以代表德国人民的人,可以尽情高呼“共和国万岁”!他本应该感到自己解放了,他完全可以丢掉手中的盘子表示庆贺,然后指着餐桌旁就餐的绅士们说,对不起,老爷们,我现在已经是一名共和国的公民了!你们不仅再也不能对我吆五喝六,指手画脚,而且我也完全有权力不再伺候你们这些贵族老爷们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面对这一尴尬的处境,他只是脱下了自己的白手套。艾米尔·路德维希感慨道:“德国人民就是这样,可以继续以赤裸的双手为自己的主子服务。”

从本质上讲,这种心理结构或说性格结构并非人天生固有,它是数千年的父权制权威主义的反映,是社会环境和文化逐渐影响的结果,特别是农耕封建社会皇权文化沉淀的结果。

希特勒控制下的德国,纳粹政权全面而严格地控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用宏大的世界性的乌托邦蓝图吸引广大民众;它用一套完整的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意识形态作为行动的目标,宣称自己洞悉了历史规律,掌握了绝对真理,能制定出完善而正确的经济计划,有能力控制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在这样的极权专制体制下,一方面人民群众是没有能力自由的,另一方面他们同时也丧失了自由的能力。这就像人体器官,如果长久不用就会退化一样。在人民群众无能力自由的状态下,纳粹国家机器就有了聚合民众的合理职能,广大人民群众服从并拥护这种统治,纳粹政权也就具有了历史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这并不是说,像纳粹这种极权统治性质的国家机器就将永久地存在下去。就像威尔海姆·赖希分析的那样:“人民群众无能力自由不是内在固有的,人民并非永远无能力自由。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可以成为有能力自由的。”([奥]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8月,第35页。)

人民群众的无能力自由是由于极权专制体制的压抑造成的,因此,使人民群众觉醒并意识到这种反人类非人道的压抑的危害,建立起民主与法治的国家,才能使人民群众真正享有自由的权利,恢复自由的能力并行使这种能力。

一个人的信仰说到底只是一种精神寄托,它不仅可以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且也是支撑自己的信念,使自己不为各种外界的诱惑而迷失自我。如果将一种信仰作为约束和禁锢他人的手段,并且转化为驱使和奴役他人的权力,便失去了信仰最本质的意义,这样的信仰便已经沦为欺骗的手段和工具。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公民的言论自由,也就不会有公民的信仰自由。在纳粹独裁统治下,除了可以信仰纳粹主义难道还有别的什么主义可以信仰吗?对于德国民众而言,希特勒、纳粹党和国家构成了一个共同的权力结构,作为元首的希特勒则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领袖,是超人式的权威,而普通百姓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事事处处都被教导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民众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的思考与动机,而是按照必须符合和服从于领袖、党这样处于高踞在老百姓头上的统治者的运作体系行事,整个国家则是运用自己的权力与暴力,实施威慑和镇压,强制老百姓心悦诚服地接受领袖的引导和党的教诲。

生活在极权专制体制下,无论何时何地个人的权利必须为了人民的事业与利益放弃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公民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只是整个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与螺丝钉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成员渺小到没有个人意志和权利,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的时候;一旦这个国家被某个政党所操控,被某个独裁者变为杀人机器时,那么,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与螺丝钉也只能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丝毫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对于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认识,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反思历史,不断改变价值观念的过程,只有当抛弃了固有的价值观念,具备了真正自由与民主的公民意识,认识到自身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意识与责任,明白对他人权利的剥夺即意味着对自己权利的剥夺,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希特勒,看清纳粹的实质与危害。正如米尔顿·迈耶说的:“不知道自己是奴隶的人也往往不知道他们被解放了。”

来源:《随笔》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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