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玄理明世，不以大义责人”是我的老友石地先生的名言。我于十年前读到，如闻狮子吼，有振聋发聩之感，此后常常援引，用以自省。就我的理解，这句话的初衷，针对的应是知识人，玄理与大义，近乎是知识人的专利。然而现实之中，知识人惯于以大义责人，只是一面，另一面，知识人常被人以大义相责，这么说来，则有些报应不爽的意思。而且需要注意，这两句话，貌似并列结构，谈的是两码事，实则内在不无关系：喜欢用玄理明世，往往善于以大义责人，玄理与大义，如果搭上“正义的火气”这条线，则成近亲。
有待分说的是：何谓玄理，何谓大义?
这里的玄理，可以解释为玄妙、玄虚的道理，与常理、正理相对。不过我更愿意视之为一种修辞，它的意思，就是理论，勿论玄与不玄。所谓慎用玄理明世，旨在讽刺知识人身上那种对理论的自信，那种“致命的自负”：当他们掌握了一种理论，譬如这个论，那个性，这个哲学，那个主义，自以为真理在手，天下我有，吾侪不出，奈苍生何，现实之所以如此黯淡，世道之所以如此沉沦，国家之所以如此衰弱，人民之所以如此困苦，正因我的主张不得其道而行，正因我的思想毫无用武之地。对理念的价值与力量的过度迷信，如果与经世致用的情怀擦出火花，容易滋生一种救世主心理，使知识人做起了哲人王、帝王师的迷梦;更进一步，一旦他们执掌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便以天地为白纸，众生为颜料，依照心中的理论，描摹理想世界的形状。他们所许诺的理想世界，明明是天堂，所锻造的现实世界，却接近地狱。用玄理明世，最坏的结果莫过于此。
这也许有点危言耸听。纵观古今中西，知识人主宰国家、哲学家担任统治者的情形并不常见，譬如在中国古代，寻觅用玄理明世的案例，大概只有王莽，洪秀全勉强是一例;更多的情形则是知识人供政治驱使，哲学家为政治背书。然而，我们讨论的重心，不是结果，而是起因，即知识人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化解玄理的诱惑，以及用玄理明世的欲望。对此，我觉得再也没有比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一书结论更痛切的提醒：“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说白了，无论什么玄理，都是为人服务，而非相反，让人为玄理服务。
知识人怀有家国天下之思，试图用所信守的观念影响现实、改造现实，此之谓“士大夫情结”。这自然不是什么坏事，只不过，在此情结的支配之下，观念的意义不免被狭隘化，似乎必须经世致用，必须投入社会，必须兼济天下，观念才能焕发光芒。事实上，观念，或者说知识、思想的存在，只要独立，只要自由，本身便是一种意义，不论是否与现实发生关系。基于此，可知用玄理明世的内在断裂，因为玄理的意义，未必在于明世，未必要表现为明世。
如果说慎用玄理明世对知识人的第一重警示，在于对玄理的反思，它不一定就是真理;第二重警示，在于对玄理的定位，它服务于人而非被人服务，那么第三重警示，则在于对玄理之功用的考量，哪怕它未尝明世，依然可能有其意义。
再说不以大义责人。大义与玄理，遥相呼应。前者代表道德的制高点，后者代表知识的制高点。当知识道德化(知识通往真理，真理通往正义，正义通往道德)，用玄理明世与以大义责人，便成了一个人的两只手。一只手真理在握，一只手正义在握，神挡杀神，魔挡杀魔。
与用玄理明世相比，古往今来，以大义责人的案例简直不胜枚举。而且，就效果而言，前者大都失败，后者往往成功。不知有多少人，折于大义的刀锋之下，甚至献出了生命，甚至死后都不得安宁。
远一点的案例，如海瑞幼女之死。据周亮工《书影》：“相传海忠介(忠介是海瑞的谥号)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异哉，非忠介不生此女!”这即是以大义责人的典型案例。像海瑞这种人，自恃大义在手，为人为官，都无比严苛，甚至称得上刻薄寡恩、无情无义，偏偏他还被后世奉为偶像，捧上高位，可见大义如何惑人眼目，大义的牌匾，能遮蔽多少罪恶。
近一点的案例，则如前不久去世的杨绛先生。针对杨绛及其夫钱钟书的批评，有一点十分吊诡：不是批评他们做过什么，而是批评他们没有做什么。这恰恰是以大义责人最擅长的刀法，其代表性话语即“你为什么不救人”“你为什么不反抗”“你为什么不忏悔”，以及海瑞怒斥其女“你为什么不饿死”。腾腾杀气，扑面而来。
我无意贬斥大义的作用。大义当然要提倡，要讲求，道德的世界，大义有如苍穹，倘若无其支撑，道德必将坍塌。只是，大义如此高耸，怎么落实，遂成问题。我以为大义的力量之发生，更多源自感召，而非责难。如《神雕侠侣》第二十二章，郭靖重伤，黄蓉临产，强敌来袭，生死存亡系乎一线，郭靖那一句“国事为重”，使此前徘徊不定的杨过心胸豁然开朗，人生境界从Web1.0升级到2.0，然而这纯粹是感召的效果，代表了大义的郭靖、黄蓉并未去质问杨过“你为什么不为国为民”。不妨说，唯有以感召为手段，大义的力量才能最大化。
使用大义作为批判的武器，所体现的种种问题，皆可归结到道德身上。我们都知道，第一，道德的要义在于自治，它首先反求诸己，然后才施与他人，至于他人是否愿意接受道德的约束，不可强求，道德教化与强力无缘;第二，我曾屡屡强调，道德批判的要义，不在抬高人性的上限，而在维护人性的下限，换言之，道德批判只是力求一个人不要沦为罪犯、奴隶或禽兽，而不是力求一个人成为圣贤、英雄或斗士。拿“文革”时期的知识人来说，陈寅恪、林昭在抬高上限，钱锺书、杨绛在维护下限。所谓以大义责人，即以陈寅恪责备钱钟书，以林昭责备杨绛。其结果，不仅是责人，简直要杀人。以大义责人的局限和毒害，端在于此。
我们说不以大义责人，不是要全然否定道德批判的功能。“文革”时期的许多行为和现象，都适用于道德批判。1968年11月23日，上官云珠从四楼跳楼自杀。据其子韦然回忆：“……母亲的身体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菜农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母亲还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听说菜场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的血，继续卖给来买菜的人，我并没有那么惊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不容易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习以为常。”那位“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的血”然后继续卖菜的人，已经毫无人性可言，道德批判正是为其而设。这不是用大义批判，而是用人性批判。
哪些人喜欢以大义责人呢?除了道德家和正义之士，其实还有一种人，他们非但不曾怀揣大义，反而处于大义的对立面，对他们而言，以堂皇的大义责人，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怯懦与鄙陋，这充分显示了人性的卑劣。相形之下，用玄理明世，显示的只是人性的谵妄。
2016年5月31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