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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用玄理明世,不以大义责人”是我的老友石地先生的名言。我于十年前读到,如闻狮子吼,有振聋发聩之感,此后常常援引,用以自省。就我的理解,这句话的初衷,针对的应是知识人,玄理与大义,近乎是知识人的专利。然而现实之中,知识人惯于以大义责人,只是一面,另一面,知识人常被人以大义相责,这么说来,则有些报应不爽的意思。而且需要注意,这两句话,貌似并列结构,谈的是两码事,实则内在不无关系:喜欢用玄理明世,往往善于以大义责人,玄理与大义,如果搭上“正义的火气”这条线,则成近亲。

有待分说的是:何谓玄理,何谓大义?

这里的玄理,可以解释为玄妙、玄虚的道理,与常理、正理相对。不过我更愿意视之为一种修辞,它的意思,就是理论,勿论玄与不玄。所谓慎用玄理明世,旨在讽刺知识人身上那种对理论的自信,那种“致命的自负”:当他们掌握了一种理论,譬如这个论,那个性,这个哲学,那个主义,自以为真理在手,天下我有,吾侪不出,奈苍生何,现实之所以如此黯淡,世道之所以如此沉沦,国家之所以如此衰弱,人民之所以如此困苦,正因我的主张不得其道而行,正因我的思想毫无用武之地。对理念的价值与力量的过度迷信,如果与经世致用的情怀擦出火花,容易滋生一种救世主心理,使知识人做起了哲人王、帝王师的迷梦;更进一步,一旦他们执掌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便以天地为白纸,众生为颜料,依照心中的理论,描摹理想世界的形状。他们所许诺的理想世界,明明是天堂,所锻造的现实世界,却接近地狱。用玄理明世,最坏的结果莫过于此。

这也许有点危言耸听。纵观古今中西,知识人主宰国家、哲学家担任统治者的情形并不常见,譬如在中国古代,寻觅用玄理明世的案例,大概只有王莽,洪秀全勉强是一例;更多的情形则是知识人供政治驱使,哲学家为政治背书。然而,我们讨论的重心,不是结果,而是起因,即知识人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化解玄理的诱惑,以及用玄理明世的欲望。对此,我觉得再也没有比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一书结论更痛切的提醒:“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说白了,无论什么玄理,都是为人服务,而非相反,让人为玄理服务。

知识人怀有家国天下之思,试图用所信守的观念影响现实、改造现实,此之谓“士大夫情结”。这自然不是什么坏事,只不过,在此情结的支配之下,观念的意义不免被狭隘化,似乎必须经世致用,必须投入社会,必须兼济天下,观念才能焕发光芒。事实上,观念,或者说知识、思想的存在,只要独立,只要自由,本身便是一种意义,不论是否与现实发生关系。基于此,可知用玄理明世的内在断裂,因为玄理的意义,未必在于明世,未必要表现为明世。

如果说慎用玄理明世对知识人的第一重警示,在于对玄理的反思,它不一定就是真理;第二重警示,在于对玄理的定位,它服务于人而非被人服务,那么第三重警示,则在于对玄理之功用的考量,哪怕它未尝明世,依然可能有其意义。

再说不以大义责人。大义与玄理,遥相呼应。前者代表道德的制高点,后者代表知识的制高点。当知识道德化(知识通往真理,真理通往正义,正义通往道德),用玄理明世与以大义责人,便成了一个人的两只手。一只手真理在握,一只手正义在握,神挡杀神,魔挡杀魔。

与用玄理明世相比,古往今来,以大义责人的案例简直不胜枚举。而且,就效果而言,前者大都失败,后者往往成功。不知有多少人,折于大义的刀锋之下,甚至献出了生命,甚至死后都不得安宁。

远一点的案例,如海瑞幼女之死。据周亮工《书影》:“相传海忠介(忠介是海瑞的谥号)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异哉,非忠介不生此女!”这即是以大义责人的典型案例。像海瑞这种人,自恃大义在手,为人为官,都无比严苛,甚至称得上刻薄寡恩、无情无义,偏偏他还被后世奉为偶像,捧上高位,可见大义如何惑人眼目,大义的牌匾,能遮蔽多少罪恶。

近一点的案例,则如前不久去世的杨绛先生。针对杨绛及其夫钱钟书的批评,有一点十分吊诡:不是批评他们做过什么,而是批评他们没有做什么。这恰恰是以大义责人最擅长的刀法,其代表性话语即“你为什么不救人”“你为什么不反抗”“你为什么不忏悔”,以及海瑞怒斥其女“你为什么不饿死”。腾腾杀气,扑面而来。

我无意贬斥大义的作用。大义当然要提倡,要讲求,道德的世界,大义有如苍穹,倘若无其支撑,道德必将坍塌。只是,大义如此高耸,怎么落实,遂成问题。我以为大义的力量之发生,更多源自感召,而非责难。如《神雕侠侣》第二十二章,郭靖重伤,黄蓉临产,强敌来袭,生死存亡系乎一线,郭靖那一句“国事为重”,使此前徘徊不定的杨过心胸豁然开朗,人生境界从Web1.0升级到2.0,然而这纯粹是感召的效果,代表了大义的郭靖、黄蓉并未去质问杨过“你为什么不为国为民”。不妨说,唯有以感召为手段,大义的力量才能最大化。

使用大义作为批判的武器,所体现的种种问题,皆可归结到道德身上。我们都知道,第一,道德的要义在于自治,它首先反求诸己,然后才施与他人,至于他人是否愿意接受道德的约束,不可强求,道德教化与强力无缘;第二,我曾屡屡强调,道德批判的要义,不在抬高人性的上限,而在维护人性的下限,换言之,道德批判只是力求一个人不要沦为罪犯、奴隶或禽兽,而不是力求一个人成为圣贤、英雄或斗士。拿“文革”时期的知识人来说,陈寅恪、林昭在抬高上限,钱锺书、杨绛在维护下限。所谓以大义责人,即以陈寅恪责备钱钟书,以林昭责备杨绛。其结果,不仅是责人,简直要杀人。以大义责人的局限和毒害,端在于此。

我们说不以大义责人,不是要全然否定道德批判的功能。“文革”时期的许多行为和现象,都适用于道德批判。1968年11月23日,上官云珠从四楼跳楼自杀。据其子韦然回忆:“……母亲的身体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菜农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母亲还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听说菜场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的血,继续卖给来买菜的人,我并没有那么惊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不容易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习以为常。”那位“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的血”然后继续卖菜的人,已经毫无人性可言,道德批判正是为其而设。这不是用大义批判,而是用人性批判。

哪些人喜欢以大义责人呢?除了道德家和正义之士,其实还有一种人,他们非但不曾怀揣大义,反而处于大义的对立面,对他们而言,以堂皇的大义责人,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怯懦与鄙陋,这充分显示了人性的卑劣。相形之下,用玄理明世,显示的只是人性的谵妄。

2016年5月31日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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