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国的一元文化传统中，文人相轻虽然也可以引起辩论，但总是有一个常常占优势的正统思想存在，并且政治干预的力量，常常被引入知识分子间的讨论之中。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传统的文化政治心理结构，一直到最近还有影响，甚至一度被强化过。
邹谠先生，在上一次的访谈中，您谈到了吉尔滋(Clifford Geertz)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很显然，知识分子是和意识形态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阶层，在由于传统的崩溃而使得意识形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社会中，知识分子也必然会成为这一社会最重要的革新力量。那么，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变革中，是否很好地扮演了时代与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
►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二十世纪所面临的任务一方面是重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机构，一方面是解放个性、发展个人创造力的问题。但是这两项工作常常会发生矛盾，也有少数人只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我们谈知识分子的问题，一定要从这两方面同时谈。
我想，五四时代的百家争鸣，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作为“高度一体化的整体”的传统社会全面溃崩解体了。统治阶级解体表现在政治制度上是军阀割据，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五四那种“打倒孔家店”的精神。在当时的中国，政治控制社会的力量已经降到了最低点，而社会的自发力量非常大，这就给知识分子——作为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最重要的成份——的产生创造机会，因而显得异常活跃。
但是，正是从这个最低点开始，政治权威开始重新建立和组织，政治控制社会的力量和范围也就越来越大。在传统社会，中央政府官员只派到县，县以下的民间社会，实际上根本不属于政治权威直接控制的范围。然而二十世纪的“全面危机”，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格式。当时现实情况的压力下，知识分子有三种主要趋向：政治化、军事化、农村化。
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作用最为重要。这些知识分子接受了新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并按照列宁主义的政党模式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和社会最下层的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建立了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这就等于把几千年来在政治领域里无足轻重的阶级拉到政治领域中来，并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这是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最重要的变化，它完全改变了政治运动和政治参与的格式，并且最后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成功。列宁主义的政党，本身就包涵着一个政治权威结构，是重建国家的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组织与参加政党是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社会文化转变的最重要的领导力量。没有知识分子的领导，农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行动。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期，基本上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和农民结合在一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功，这充分体现了他们的使命感和预见性。但是，在这一伟大成功之后，为什么会有一系列重大挫折?我们如何理解从“反右”到“文 革”这一段历史事实?那些严重的挫折除了和当时的一些方针、政策、指导思想有联系外，是否和一九四九年以前存在于知识分子和整个革命过程中的某种潜在趋势有关?
► 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社会科学一直承认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事物在它刚刚发生、发展的时候，人们对它的性质不可能完全了解;只有在这一事物发展到成熟甚至烂熟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认识到它的真正本质，才可以看清它所包涵的好的和坏的结果。根据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条历史经验：后来的重大挫折，往往包含在当初的伟大成功之中，“文 革”的过失，其因素可能在革命一开始就存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几个明显的例子。比如农村包围城市，是毛最伟大的创造。然而，这个伟大的成功当中，同样孕含着后来的许多错失而未能警觉。比如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过程中政治权力的基础是农民，因此观点、想法也以农民为“参考群体”(Re-ference groupes)，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后来发展到不能利用城市，不能利用知识分子，甚至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该轻易把一切归罪于小农意识，没有领导者的错误，小农意识不可能发生这样大的作用。
如果要寻找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挫折和一九四九年以前知识分子(特别是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以及整个革命运动中的某种趋势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人们基本上没有了解到，革命固然要使政治权力深入到每一个角落，但“全能政治”(totalism)的趋势就潜伏在其中。如果政治权威长期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中，就会限制个人创造力的发展，限制社会群体在社会中的作用。于是，在社会革命成功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失误，没有不失时机地降低和缩小政治控制社会的力量和范围，没有退离一些应该退离的社会领域，自由、民主、人权在革命过程中慢慢变成了追求眼前政治目的之手段而不是长远之目的;使得政治权威恶性膨胀，于是有了“反右”、“大跃进”，到“文革”登峰造极。与此同时，社会的反抗力量也越来越大，整个社会与“四人帮”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终于导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伟大的转折：政治权力开始退却了，社会力量开始被调动起来了。这一转折是在总结了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后作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政党，因此也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政党。但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容易，从成功中“吸取教训”困难。今后我们怎样学会从成功中吸取教训呢?这是一个挑战，这需要知识分子的力量，推进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发展与突破。
很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都很不相同。这些，到底是因为社会的动荡，还是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造成的呢?
► 很多人认为中国二十世纪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缓慢，并把罪过加于知识分子身上，这是不对的。
五四时代最大的趋势，就是胡适所谓的“对价值观念的重新评价”和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提倡。这种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到了五四以后便落实成为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科学在五四时代主要是指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而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国际级的学者。关于民主，后来主要集中于政治制度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的问题上，这些钱端升五十多年前就开始提出来，但不被接受。新中国成立以后二十余年的发展表明，没有政治制度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必然会带来很重大的挫折和失败，因此，三中全会以后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再有，在关于农村破产的问题上，陈翰笙、费孝通作过很有价值的研究。费孝通三十年代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提出：由于中国农村地少人多，农民不能够完全依靠种植业，还必须依靠手工业。但是，由于国际经济的影响，乡村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面对这种局面，费孝通提出的对策是巩固、复兴乡镇手工业，而非土地耕作的合作化。他的意见，五十年代也不被接受，结果中国农村因此吃尽了苦头。而他现在那篇受到人们重视的《小城镇，大问题》，实际上还是根据他三十年代以来的思想写成的。
另外还有一个对现在和将来影响最大的问题，即人口政策。假定五十年代政府接受了马寅初的意见，根本就不会有今天的危机。否定了马寅初的意见反映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弱点。
归根结底，关于制度化与法律化的问题、关于农村的问题、关于人口的问题，实质上都是政治的问题。知识分子应该而且能够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出相当大的贡献，假如他们的意见得到起码的尊重。但是，这在实际政治中没有能够行得通，这是政治决策者的错误，也是政治体制的毛病，并非知识分子的问题。
您上面所谈的这些也许和我刚才的问题并不矛盾。您是从整个社会、政治的组织结构去分析知识分子的功能，以及实现这种功能的障碍;我的问题则是：在外界条件健全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是否有能力完成这种功能?他们自身的某些弱点，是否也会成为妨碍他们实现这种功能的基本因素?具体地讲，钱端升、费孝通、马寅初等人的理论在五十年代没有被接受，除了政治决策者的失误外，是否也因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过于软弱，乃至于没有对政治决策者形成一种他不能不考虑的压力和影响?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好说话”，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助长了某些领导干部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官僚主义作风?
► 也许可以这样说：一般的西方知识分子提倡对社会现实和实际政治采取敢想敢说的批判的态度，报忧也报喜，既揭发、谴责也提出建设性的倡议;而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这样做的客观条件，所以给一些人的印象是一边倒地服从权威、依附权威。三中全会以前的危险是服从权威、依附权威，从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变成为内心自发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一定的地位。
另外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也涉及到现代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地位的不同。在传统社会中，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要靠知识分子来解释。知识分子虽然属于统治阶级，但它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儒家中也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派别。而在三中全会以前的一段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力基本上被政治领导阶层甚至政治领袖个人所垄断，知识分子当然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可是，政治领袖个人所认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恰恰造成了十年灾难。人们对过去那些天经地义的真理，产生了普遍的、不可避免的怀疑。这也是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背景。我们要考察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的作用，首先要分析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因为这场讨论不仅提出了一个真理标准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哪些是真理，哪些不是真理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应由谁来掌握解释真理的权力的问题。至少它使人们怀疑过去的真理，进而寻找现在和将来的真理。
那么，在实践中如何检验真理呢?这就需要依靠知识分子的力量。“大跃进”的真理经过实践的检验是错的，但是承认错误还远远不够，还有一个在错误之后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我想起码存在着两种选择的方法：一种是仍然由领导人个人作决断，另一种是依靠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力量。现在我们寻求真理，可以在承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否定或突破其中某些具体的结论，而这种否定和突破的工作，基本上要靠知识分子来完成。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这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必须严格坚持。第二，改善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条件。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的现代化归根结底要靠知识分子，他们是决定性的力量。假如不改变知识分子的待遇，在短期内看不到什么结果，但是二三十年后，和另外一个社会相比较，就会有惊人的发现：我们和人家的差距不是缩短了，而是大大拉长了。
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所应该产生的作用一部分已经产生了。那么，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
► 我这里简单提几点：
第一，重建意识形态的功能，即重新解释、发展意识形态。为什么意识形态的功能会失去?怎样重建?意识形态有多种功能，一方面它应该反映现实，帮助你正确地了解现实;另一方面，它要给你一个方针、目标、价值观念。这两方面加起来，就使意识形态变成了正确政策的依据。假定时代变迁了，现实发展了，过去能够发生这些功能的意识形态和现实不符合了，它所为人们规定的目标、价值观念也不适应时代的需要，根据它而制定的政策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
第二，这是老生常谈，即发展新的文化。
第三，介绍、吸收、发展新的思想。
第四，这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科技知识分子的重要功能，就是在现存的国家机构中当专家，以学术研究成果为依据，去解决具体的问题。
他们当然不能完全脱离政治，但是可以不特别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而只从专业上考虑问题;他们不把政治作为寻求答案的基础，而使政治方向根据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来确定。这在西方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凯恩斯的经济学，这个理论发生在罗斯福新政之前，并成为新政的理论依据。在当今的中国，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都是实践在理论之前，知识分子的使命，实际就在于使理论领先于实践，这也就是所谓预见性。
上述四点加起来，就可以使国家、社会、文化稳定下来。知识分子的总功能，在于“发展社会一致的公论”(Development of a Consensus)。一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只能建立在社会的一致的公论之上。中国有些知识分子的一个弱点，就是喜欢不经过讨论而得到“一致的公论”，这样的“一致的公论”是虚假的。知识分子应该懂得，要有“一致的公论”，一定要经过公开的、彼此批评的辩论。要提倡学术的宽容、学术的容忍、学术的自由。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常常喜欢自以为是，容不得他人的意识，甚至希望通过政治来压倒对方。这是传统知识分子受官僚阶级影响而形成的坏的积习，也是进行公开讨论、寻求“一致的公论”的重要障碍。
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大了。目前，各种社会群体(如知识分子群体、企业家群体、青年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已露端倪。怎样使这些群体进一步发展，脱离政治权威的直接控制，并在政治生活中发生作用，以成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这恐怕也是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之一。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就必须建立一个清醒的、群体的自我意识。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虽然是公共社会最重要的力量，但它多半是一种控制的力量。它本身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它的意识形态也自然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它有着根深蒂固的依附性格。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了，它不是专制的辩护士，而是民主的先行者。在这种角色转换的过程中，某些传统性格就必然会成为它致命的弱点。
► 这的确是一个长远的问题。分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应该先回到中国传统统治阶级以及知识分子在传统统治阶级中的位置的问题上来。传统社会政治制度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不仅仅是“事业格式”的影响，而是从“事业格式”到思想、作风、看法、自我意识各方面的影响。由于当官几乎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前途，所以他们从开始念书时，其整个思想、行为、心理、情感的趋向(orientation)就以官僚阶层为“参考群体”，他们对政治权威结构的依附不仅是制度上的依附，而且是内在的心理依附。
由于“事业格式”的关系，官僚阶级的弱点自然也反映到了知识分子的身上。其中最具体的表现就是等级制度。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正统思想是懦家学说，儒家学说的具体制度化就是官僚等级制，因此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等级制度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发生明显的危害。只有在经济发展缓慢的一元社会，等级制度才会发生极为严重的后果。因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社会中，你可以在某一个单位里成为我的上级，但我对你并不产生依附关系，我也许可以到另外一个单位或企业去，甚至可能最后把你打垮。而在一元社会中，这些机会是不可能出现的。等级制在一元社会里把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依附关系给强化了。
一元社会是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越往上位置越少，机会也越少。如果我和你同级，我就可能想尽办法搞倒你，以争得一个更好的位置。如果我是你的上级，我很容易压制你，而你无法一走了之。在中国的官僚等级制度中，参预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同时，想走开也几乎不可能。这只能引起各种行政官员之间的冲突。中国很多大的动荡(包括“文 革”)，都可以从这方面作部分的解释。
还有一点，十七世纪以后的欧洲(当然包括后来的美、日等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常迅速，可供大家分配的财富、机会也越来越多，人们能够同时得到很多好处。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一向很慢，而官僚机构的扩张还要慢一些。欧美学者的有关统计和研究表明：十九世纪中国人口的扩展远大于行政官员的扩展。所以，中国官僚政治权力的增长变成了一个博奕论中的zero-sum game，一个总和等于零的游戏(即零总和博弈)。也就是说，你赢就意味着我输，你赢多少就意味着我输多少。传统知识分子由于以官僚阶级作为“参考群体”，他们的思想、行为、心理、情感也都具有这种官僚的模式，中国式的文人相轻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我们必须强调，在任何文化中，文人其实都是相轻的。但是这种相轻，在欧美变成了大家公开的彼此批判，而且不是一种你赢我就一定输的批判，它实际上促进了各派学说的并存竞争。在中国的一元文化传统中，相轻虽然也可以引起辩论，但总是有一个常常占优势的正统思想存在，并且政治干预的力量，常常被引入知识分子间的讨论之中。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传统的文化政治心理结构，一直到最近还有影响，甚至一度被强化过。
三中全会以后，造成这种文化政治心理结构的格式又一次开始被打破了，比如党政分离，政企分离，这些都意味着高度一元化的整体开始松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加强这一趋势。
事实上，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因为以下两种发展是不可逆转的：
第一，传统中国社会行政官员的机能非常狭隘的，不外乎是维持治安、收税，以及时轻时重的国防问题。这些在当时基本用不上经过长期训练而得来的专业知识，读熟了四书五经就什么官都可以做，所以赵普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在不用说是半部《论语》，就是你经过十几年严格的教育，精通了一门或几门专业知识，也只能在非常有限的领域中工作。就是领导人的一个很小的决策，也往往要向各种专家进行咨询。专家的地位无疑会越来越高。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他的“参考群体”就不会是行政官员，而首先是他出自其中的某种职业群体。比如，一个物理学家，他的“参考群体”首先是物理学家本身。这是知识分子形成自我意识的基础。他们在这个基础上组织起来，就不会轻易被行政手段所左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趋势，也是一个很难阻挡的趋势。
第二，经济发展以后，人才的单位所有制就非打破不可，横向的流通和联系也就多多了。这一方面可以减少行政官员彼此争吵、扯皮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知识分子在地位上不会有那种你赢我就输的感觉。假定知识分子和各种专业人员有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我们在学术文化上的讨论是正常的，而不应该引用政治力量来压倒对方，那么这就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存在的最好表现。那种在文化学术问题上，动不动就指责别人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人，实际上是企图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这样的人如果是知识分子，那么就是缺乏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如果他对某一个问题没有研究过，他的话只是一种政治意见，自然他有发表他的意见的权利，但是在学术问题上没有权威性。
所有这些变化，都将必然引起知识分子的自我意志和组织关系的变化。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在意识形态上突破传统的模式，使这种变化加快。这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来源：活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