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启立是团中央书记，周强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前者是曾任，后者是现任。
在我看来，胡启立是一种人，周强是另外一种人。有一年，胡启立在贵州视察某乡村学校时正逢雨天，由学校“拍马屁”领导组织了一大批前来迎接的小学生，淋在雨中，站在泥地上。胡启立看到后，赶紧把自己的伞让给小学生，还与学生们握手——胡启立这个肢体动作，无疑是朝着那些擅长“拍马屁”的领导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2006年2月21日下午，当我读到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先生的一篇长文，提及今天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阁下”（卢跃刚专用语）到河南视察时，不但公然漠视小学生被太阳爆晒，甚至不止一个小学生中暑晕倒，感慨万千，心想：怎么这一任团中央书记与胡启立有那么大的差距？
卢跃刚写道：“周强阁下驾临并讲话时，当场就有小学生中暑晕倒，不止一个小学生中暑晕倒。晕倒一个，抬走一个；晕倒一个，会场便引起一阵骚动。要么没看见，要么视而不见没感觉，周强阁下继续演讲，让在场的人很反感。本报一位记者在场目击。我找这位记者核实，他说，小学生中暑晕倒时，‘周强书记就在现场’，没有任何表示。”
而此前，卢跃刚先生到长沙橘子洲头，目击公园“橘子洲头”石刻标志的上空赫然挂着一条一二十米长的红布大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同志莅临指导工作”——真是“干活三个不如一个，吹牛一个顶三”。“我不知道周强阁下去橘子洲头是‘指导工作’，还是旅游，不管是‘指导工作’还是旅游，古代官吏、甚至帝王将相都知道轻装简从，一不扰民，二可体察真实，况乎以实现共产主义、”三个代表“为己任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下，胡耀邦到某旅游胜地旅游或‘指导工作’，下面拍马屁，赫然挂着‘热烈欢迎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莅临指导工作’或‘热烈欢迎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莅临指导工作’，胡耀邦会怎么对付？我敢说，胡耀邦定会大怒，喝令拿下。这只能说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见2006年1月21日公开的卢跃刚“关于团中央对《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的政治结论致周强、赵勇的抗辩信”）
所以我说，胡启立是一回事，周强是另外一回事。或许团中央书记自胡耀邦起到胡启立之时，是人性化的书记时代。到了周强时代，已经是“周强书记就在现场，没有任何表示”的非人性化时代了。
当然，我不是说借这个事要表扬胡启立什么，只是想说，任何一个人（成年人，甚至稍微懂事的孩子）都可以做到的事情，胡启立同志也当然可以做到了，这很正常。至于周强“同志”为什么没有做到，或许只有周强“同志”自己可以说明了。
读了卢跃刚先生刚刚公开的文章，我当即给他通了电话，我说让我感动的是团中央能够有胡启立这样的书记，让我吃惊的是到了周强这一任书记，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周大人”做不到，难道“周大人”不是“人”？
团中央这样的组织，只是一个群众性自发管理的民间组织。团中央第一书记，也不过是这个群众组织的书记而已，说好听点书记是个“官”，其实就是“团中央协会”的一个秘书长而已，有什么威风可以炫耀呢？邓小平说领导就是服务，他这个秘书长就是给青年团员当秘书，不是主角，而是配角，不要乱了方向，越了位。
至于卢跃刚先生批评周强、赵勇，也很正常，共产党不是老早就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吗？你们自己不自我批评，当然要外人去批评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004年7月5日，卢跃刚先生在中国青年报内部网络上公布了《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反响很大。但无论是在互联网上扩散、传播，还是被海外各类媒体报道，都是一个有宪法国家内发生的非常正常的事情。可这个“团中央”却敢于“反潮流”，“戴帽子”，或以“组织”的名义，非公开、私下里下达了三条“政治结论”，称“一是《公开信》从内容到形式都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新闻宣传纪律，内容涉及一九八九年《人民日报》‘四&8226；二六社论’和‘六&8226；四’等敏感话题，已经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造成了恶劣影响，是典型的自由化；二是这封信涉及许多人和事，事实上伤害了很多人，很不道德，也严重损害了中国青年报的利益；三是这封信进行了人身攻击，对赵勇‘五&8226；二四讲话’的观点断章取义，也有谩骂和污辱。”
这个“政治结论”不提法律，却提“道德”，让人匪夷所思。如果团中央的周、赵两书记能够开明或有肚量的话，或者有道德、有勇气的话，应该把卢跃刚的公开信和团中央的“三条政治结论”公开在《中国青年报》上自由辩论，谁是谁非，这样才能够见证“真理越辩越明”。如果周、赵连这点勇气、这点道德都没有，还当什么书记，回家睡觉去好了。
很显然，卢跃刚因为有对真理和公正的信仰，才拿出道德勇气表示“不能接受团中央的结论”，所以在他发表第一封公开信后，再次发表“抗辩信”，就是要一个公正和行使一个自由记者的神圣权利——不仅仅为“冰点”，还为了还原真相。
按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宗旨，共产主义的老祖宗就是马克思。按照周、赵这样的团中央书记的“眼界”和“标准”，假如马克思本人活到今天，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周、赵两人则肯定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1843年1月，当《莱茵报》资产者股东们迫于普鲁士当局的压力，提出要当时担任主编的马克思缓和一下报纸的调子以求宽容时，马克思毅然决定退出编辑部。他说，“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后来他还说，“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因为新闻工作者要在自由宽松的气氛下写作，要使自己的思想有自由驰骋的天地，要能够大刀阔斧地施展自己的写作才华。否则，如果为了求得在专制统治下的生存，一味地“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这是那种“下贱文人”的人格。
现在，共产主义的发明人和老祖宗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都把理说明白了，文人要自由写作，是天赋的人权。无论是什么党，还是什么政府，只有确认“这个人权”的权力，而没有剥夺“这个人权”的权力。可奇怪的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就连非党的卢跃刚都明白了，为什么坚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团中央一些要员却装糊涂呢？难道现在还是指鹿为马和掩耳盗铃的时代吗？
前不久，我看了一幅漫画，上面是一头奶牛，挤奶人若再多挤一口奶，这头庞然大物就会轰然倒下。这个漫画与俗语中的“加一根稻草压死一头骆驼”是同一个道理。我想，无论是周强，还是赵勇，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赵高指鹿为马，下场很惨。虽然《中国青年报》不是一匹多么健壮的马，但硬让它说成鹿，任意宰割，马急了照样会咬人，恐怕就有人遭遇指鹿为马的下场。
所以我说，做事先做人——人都不会做还做什么事？看看人家胡启立都知道给学生让伞，你周强却让学生晕倒，难道这个学法律出身的“周大人”真是要做扶不上墙的一把烂泥吗？
文章来源：昝爱宗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