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1月1日，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支持下，时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就读的郑振铎和瞿秋白、耿济之等青年学子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他起草的发刊词指出要“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这是他的“新社会”之梦，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开端，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他一直在为这个“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而努力。
从1919年11月1日到1920年5月，短短半年间，他不仅负责《新社会》的校对，还发表了《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自杀》、《怎样服务社会？》、《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等多篇文章，字里行间浸透着他的理想主义激情。
在《新社会》问世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他和耿济之曾登门拜访陈独秀，亲聆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教诲。作为汹涌澎湃的五四波涛所孕育的一代新青年，麻木不仁的社会到处是他们“解放”、“改造”的呼声，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园地上为“新社会”而大声呐喊。
1920年5月，“因刊名叫‘社会’，又加个‘新’字，有社会主义倾向”（2），《新社会》终于被军阀当局查封了，一位姓孔的经理被捕，关了好几天。不到3个月，他们再度创办了《人道》月刊，他发表《人道主义》一文，倡导“无论人种、国家或阶级之异同，尊重人类人格的平等，博爱一切人类”的人道主义，同时还登载了由瞿秋白译意、他写歌词的《国际歌》。可惜只出了一期就被迫停刊。随后，他又和一批青年朋友一起办起了《批评》半月刊。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三一八”残杀，他特地赶写了活报剧《春的中国》（发表在《文学周报》），愤怒地谴责杀害青年学生的军阀政府。他借剧中一青年之口说：
“这种的大惨杀事件，非惟不足以阻止我们的前进，且更足以使我们明白我们之益不可不努力。没有无代价的成功，也没有无流血的革命。大残虐的发生，便是预示着大变动的将实现。”
1927年4月12日，他目睹“四一二”这一触目惊心的惨剧，上海宝山路上尸横遍地、一片血海。4月14日，他和胡愈之、冯次行、章锡琛、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七人联名签署了一封抗议信，寄给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在4月15日的《商报》公开发表。他们抗议以主义、信仰、党派不同的名义杀人，他们谴责这一“灭绝人道之暴行”——
“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之段祺瑞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
在那样白色恐怖、黑云弥漫，到处是杀戮的日子里，他们的这一抗议仿佛是空谷足音。有意思的是，这是几个职业出版人，大部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们几乎都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他们说：“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并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因此他们不愿再苟安、沉默。
郑振铎由于姓氏笔划最多而列名第一，因此首当其冲面临着捕杀的危险，随后他就流亡到了欧洲。
一个在血泊中浮起的政权显然不是他心目中的“新社会”，在他看来，“在这个急骤变动的大时代里”，一个编辑、一个拿笔杆子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很轻微”，所以他才勇敢地面对了“五卅”、“三·一八”、“四一二”。
1928年秋天，郑振铎回国之后继续编辑《小说月报》，并在多所大学教文学。
1931年6月15日，他主编的《编辑者》创刊，出到第5期就停刊了。9月，他离开工作了十年的商务印书馆，北上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1935年7月，他重返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由“编辑兼教授”而“教授兼编辑”，他在繁重的教学、学术研究之外，参与主编或编辑《文学》月刊、《文学季刊》、《太白》半月刊、《水星》月刊等文学刊物。他常说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不是做编辑就是教书。但他从未放弃他的“新社会”之梦，在《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的梦想”征文中，他说——
“我并没有什么梦想，……军阀的争斗，饥饿，水灾，以及一切苦难，都将成为过去的一梦。这并不是什么‘梦想’，我们努力，便没有什么不会实现的！而现在正是我们和一切恶魔苦斗的时候！”
他的“努力”、他“和一切恶魔苦斗”都贯穿在他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追求中，他深知“有自由的批评与讨论”，才能“创造一种新文化与推促社会的前进”，他心目中的“新社会”才有可能。
日本投降不久，生活书店的徐百昕邀请郑振铎办一本类似《生活》的周刊。1945年10月13日，由他主编的《民主》周刊就在上海诞生了，宗旨为“阐扬民主思想，促进国内和平，评析重要时事，介绍最新学术”。
此后他一再强调——“本刊是纯粹的民间刊物，绝对的没有任何党派的背景和关系。纯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人民们应该说，必须说的话。”
和他1919年写的《新社会》发刊词一样充满着改造社会的激情，不同的是1945年的他更成熟、更脚踏实地，目标也更加具体了。这本小小的周刊倾注着他的心血、理想和汗水，在长期的蛰居生涯之后，他的热情如同火山喷发一般，几乎每期他都亲自写稿，仅据不完全统计，一年间他在《民主》、《周报》等报刊发表的各类评论就有四十多篇。他为民主政治、保障人权大声呼喊，——写过《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我们要求民主的选举》、《人权保障在哪里？》、《把主人当作了什么人？！》、《争取民权·保卫民权》等大量文章。
1945年12月，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十多个学生伤亡，他写下了《由昆明学潮说起》；1946年3月下旬，南通《国民日报》记者孙正平惨遭谋杀、数十人被捕，他连续写下《南通血案抗议》、《为正义与人道而呼吁——为南通血案写》两文。孙正平，一个普通记者，1946年3月25日晚失踪，被割鼻、挖眼，缚上石头，沉入江中。面对他的惨死以及无数老师、学生的被捕，尽管《大公报》、《文汇报》都作了报道，但整个南通、整个江苏却是一片鸦雀无声，在他看来最有义务这样做的“绅士们”和“京官们”，不见一个人出来说几句公道话。郑振铎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知道对他人生命的任意杀戮，如同对每个人自己的“谋害”和“屠杀”。这是世间最值得珍视的人道、人性的价值，是做一个人的底线。他的悲愤、哭泣、呼号，他的激动和伤感都在字里行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无法容忍野蛮的制度力量对生命底线的摧残，因此他要在一个没有人道和正义的时代呼喊人道和正义。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雷洁琼等及民间报《大公报》、《新民报》记者高集、浦熙修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自称“苏北难民”的暴徒殴打而受伤，消息传来他立即写下了《我的疑问》，发表在《文汇报》。26日他又写下《悲愤的抗议》（发表在29日的《民主》37期）。他猛烈抨击上海推行侵犯人权的“警员警管区制”；他密切关注战后大学教育问题和教授的待遇问题；他抨击官僚资本，呼吁惩办汉奸，他知道只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根绝贪污现象；他为物价飞涨忧心如焚——连续写下《制止物价高翔的方案》、《人为的涨价与人为的抑价》、《对于物价的紧急措置》……当年10月31日，也即《民主》度过一周年之后半个月终于“被生生的扼死了”。如果说1919年他办《新社会》时，他理想的“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还是一个朦胧的梦，那么1945年9月10日、11日他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论新中国的建设》则提出了“新社会”的具体蓝图，他从工业、农业、交通、金融、商业、文化、军事、社会事业等九个方面规划了一个他心目中的“现代的科学的伟大的新中国”，这也是他做了近三十年的“新社会”之梦。其中不少细致的设想即使今天看来仍不无独到之处，如：“银行存户必须用真实姓名，不得再用‘堂’‘记’等户名，以便稽核贪污官吏及逃避资金之流”等。这个梦，不仅是郑振铎的，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梦。人类的追求代代相通，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名誉、地位和荣耀，而是追求自由、真理和梦想的精神。
文章来源：傅国涌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