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北京,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和22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赶到北京参加著名的“两会”,北京要重点保护他们,他们是中国拥有“人民代表”和“政治协商”的见证,是国家的“国宝”。3月2日《新京报》证实,北京启动超常规巡逻方案,已动员群防群治力量62万人,近1.5万警力保卫两会。其中,北京街面巡逻控制警力将达12000余名,重点部位将严防死守。

我不知道北京市到底有多少警力可以投入,也不知道能否动用周围省份如河北、内蒙古、辽宁的警力。我只是知道,仅北京一个高智晟身边,就有数十名专业人员“盯紧”他,还不包括刘晓波、张祖桦等人,以及“失踪”的胡佳身边,到底还“藏”着多少人。

难怪北京是首都,因为北京不但是警力保卫的“中心”,还是保护“高智晟、刘晓波等人的中心”。这样“双重”身份的中心,这样赶在每年三月动用那么多警力的中心,或许地球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才能做到。

2005年3月,北京刚刚悄悄纪念完前共产党领袖赵紫阳,我在北京对警力“保卫两会”记忆很深,我去一个住有代表的宾馆内的银行办事,却得到了“不能通行”的警告。该宾馆前面停着警车,站着警察,以及身着便宜的保卫人员,治安人员。进不去银行的大门,于是我就找电话联系,让里面的人接我,先是脱掉外衣接受“安检”,然后经过只有飞机场等重要地方才设置的红外线检查,然后才穿上外衣,办事,再由银行人员送出大门。真是非常仔细,非常耐心。我知道,这样的特别程序随着“两会”的结束就会撤消,警察会走人,宾馆恢复正常的接待任务。但是,这期间的巨额花费谁来埋单?有没有这个必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真的让北京市民或全国各地的市民接近不得吗?难道中国的政治和谐只是表面?难道这些代表和委员的人身安全与接近老百姓有关,他们之间相隔一个“楚河汉界”?

记得还有一年,北京的中苑宾馆接待“两会”代表、委员,里面的个人及外面公司承包的餐馆一律停业,雇用人员回家。半个月过后,才恢复正常。为此,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干活少,收入少,却明显感到“胳膊硬不过大腿”。

今年“两会”前,他们都在以“安全的名义”例行公事,代价和成本不可能不大,比如北京警方开展了以防火、防爆、防抢、防盗、防治安灾害事故为主的拉网式安全大检查。截至开会前公布,他们共检查单位、部位、居民住户5万余处(次),发现并整改各类隐患1万余件。“两会”驻地均制定了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并进行了数次应急处突演练。抵离京铁路、公路路线及机场、车站外围,均派驻了治安巡控人员,而且他们可以随时查来往人员的身份怔,而不管身份证法有哪些具体的要求,以及行人是否有涉嫌?据说,有关部门花大代价为大会提供服务的800余辆车,全部通过了安全检查,有关部门已与车辆所在单位签订了交通安全责任书。因为出了事,他们要“吃不了兜着走”,轻者批评,严重了丢“乌纱帽”、坐牢。

我想,假如中国的13亿人,人人都能享受代表和委员的安全待遇多好?人人都是代表,都是委员,岂不更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

和谐社会是什么?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我刚刚看到上海的解放日报新闻网,发现一个“系统公告”,称暂时关闭“网上投稿”和“新闻线索”版,真奇怪,明明该网欢迎“百姓点击”、寄语全国“两会”,可又关了大门,拒之门外。这不是叶公好龙和掩耳盗铃又是什么?再说,中国的社会和谐,能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安全上看出来吗?

北京“两会”前,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2月份前20天,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64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352名,并表示“社会治安秩序平稳良好”。是的,北京有1300多万人口,2月前20天就已经抓了1352人,也就是万人一颗“老鼠屎”。可是,北京市公安局为什么不公开发案率是多少呢?每天报案而没破获的案子又有多少呢?没有这个知情权,老百姓如何对表面上的安全和和谐放心呢?而且“两会”以后警力就会撤离,北京全年的治安与安全能和三月“两会”时期一样好吗?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第9期发表文章还透露“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工作”,称2006年“严打”仍要继续。罗干领导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陈冀平在评价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时表示,目前社会处于转型期,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开放、人员大流动,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多,滋生和诱发违法犯罪的因素很多,刑事发案在高位徘徊,严重暴力犯罪和黑恶势力犯罪在一些地方猖獗,抢劫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居高不下,重特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他强调,不坚持“严打”就不能震慑犯罪,就达不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2006年,“严打”仍是打击犯罪的高压手段。按照部署,今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继续深入开展打击“两抢一盗”的专项斗争。

1983年开始的“严打”,是邓小平控制政局时制定的高压政策,一“压”就是23年。似乎每年不“严打”,中国的高犯罪率就居高不下。除了“严打”,难道就别无他法了吗?以法治国,单靠“严打”能够奏效吗?“严打”之后会不会“松打”,“严打”治标能治本吗?

前不久,我看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这样确认:经过前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们虽然在总体上进入了小康社会,但仍是低水平的、不完全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会。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着如何解决好城乡差别、区域差距,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如果说,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的学者和校长就表态现在已经“总体上进入了小康社会”,但一方面又承认是“发展不平衡的小康”,这还叫“小康”吗?我们的社会是不是还有“中康”和“大康”?据统计,全国“三无农民”达4000万人,不知城市里的赤贫阶层、因拆迁、生病、教育、养老、冤屈而致贫的又有多少,这难道是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危险信号?我们的专家不应该为了某个没有实现的目标随意地贴上“进入了小康社会”的标签,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没有“小康”,哪来的“中康”和“大康”?

3月的北京,通过一年一度的“两会”,我们看到,一方面有“两会”的大量警察保护代表、委员的和谐,另一方面又看到代表、委员与老百姓相隔“楚河汉界”,这难道就是当下我们“可爱的中国”的常态吗?

文章来源:昝爱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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