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的人大抵都有些傲气或者自恋。“文章是自己的好”，即便是谦虚的说法，也是“敝帚自珍”。去年，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在大陆出版，我细读一过，获益很多，也看到了何先生颇为自负的一面。这表现在他对于时贤的臧否上，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一点也不避讳地说出他们在学问上甚至为人上的缺陷。例如，胡适对人的成见和社会科学训练不足，董作宾的考据随意，杜维明曲解儒家经典，甚至连英文写作也“备极油滑”。对于张光直，作者甚至到了痛加贬斥的程度。与此同时，他对自己的学问也表现出极大的自信。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情节是，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一卷一卷地挖掘中国家族和地方志史料，“每当闭馆后吸进第一口清新夜气，仰望着白玉般晶莹雄瑰的国会建筑群的分秒之间，内心不禁在狮吼：”看谁的书真配藏之名山！‘“这样的气势实在是有一种帝王气象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清醒的学者又能够看到任何特定研究本身的局限性，再伟大的学人或思想家也只是知识增长和思想历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即便是数百年，也意味着不可能永远不被超越。因此，探索知识的过程中，谦逊的心态既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也是学人职业伦理的规范。而从学问的类型和内在特质而言，历史学家应当是最谦逊的。因为历史写作所要处理的都是过去——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历史学家本人完全没有经历的时代——发生的事情。我们只能根据各种不同的史料来努力拼凑过去的事实，时过境迁，去今往往已经上百上千年，能够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乃是完全达不到的一个目标。博学严谨如兰克，也不敢宣称他所撰者就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只能将尽可能复原历史事实悬为目标而已。不仅如此，历史本身是人所创造的，而今天那些已经尸骨成灰、变为蜡像或铜像的那些盖世英雄或帝王将相当年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思想、心理究竟如何，当时的人——甚至他们本人——都未必说得清楚，更不必说隔着时间的长河的历史学家们。史家陈寅恪先生说治史者要有一些想象力，能够在史料的空白处发挥想象，丰富历史的内涵。这当然是必需的，不过当治史者用自己复杂的心理揣度另一个早已作古的同样复杂的人的心灵，可谓“梦中说梦两重虚”，其间的得失真的是只有付诸“寸心”了。
再说历史观问题。我们都知道，不同的历史学家由于信奉的理论不同，笔下呈现出的历史面貌甚至细节刻画都会不同。兰克学派注重原始资料的挖掘，反对任何价值上的先入之见，反对主观的发挥和倡导。汤因比则是大处着眼，把文明作为观察和分析的单元，看整棵树，而不屑于观察每一片树叶。法国新史学即布罗代尔一派则力倡社会科学各学科之整合，注重社会、经济和社会的史实，又把视野扩大到一个宏大的层面，提出极具创意的多元化时间观。马克思虽然不是职业的历史学家，但是他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也有着开山立派的理论意义。凡此种种，不同哲学指导下的史学家仿佛各自手执点铁成金的魔杖，魔杖所至，世界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是，人类却终究不能获得一种对历史的惟一正确的解释，或者说，没有哪一派历史哲学会变成一种信仰，万物皆备于我，其他各家都是谬误邪说。果真有那样的真理性的信仰体系，那就不是科学，而是神学了。
不独此也，即便是把一派学说作为指导思想，一个问题也难以回避，就是如何解读这种学说。遥想当年，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号称宗奉马克思主义，但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很快相互之间就发生了分歧：斯大林有斯大林的理解，铁托有铁托的理解，毛泽东有毛泽东的理解，金日成有金日成的理解，而且动辄指责别人是假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口诛笔伐，论战不断。谁是正宗嫡系？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任何理论都无法摆脱的解释学难题：理论不是一种意义固定的文本，其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读者。打着同样名号的主张却完全可能有绝然不同的内容。
在历史学领域，我们也看得到这种名号不变情况下内容上的暗度陈仓。五十年代，我们的史学家们把马克思对于欧洲历史模式的解读套用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仅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仅仅要发现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也要以阶级斗争作为解释中国历史的钥匙，全然无视中国传统社会在结构上与欧洲之间的巨大差异。史学家们又把历史分期套过来，争论中国的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之间在那个时候分期，可是中国有欧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么？前述何炳棣教授就已经用极其扎实的史料证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历史演进“三段论”完全不能适用于古代中国（参看氏著：“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二十一世纪》1996年2及4月号）。用教条化学说指导的历史写作和历史解释最终是鲁莽灭裂，所写著作全无历史学的价值，现在已经是架上蒙尘、读者寥寥。随着八十年代学术界的逐渐省悟，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历史学不能搞独尊一派，只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才能有富于活力的历史撰写。百家争鸣是什么，正是不同学派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一种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上的宽容和谦逊。我们当然可以对于自家理论坚定地信奉，但是把这种信奉建立在一个有限的前提下：所有的论说都是尝试性的，都是有可能存在错误的。与自己不同的主张也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对同行而不同道的学者表示最基本的尊重。另一个重要前提是，学者就是学者，学术之争不能往政治上裹缠，既不应给对手扣政治帽子，也不可把自己变成政治正确的化身。
但是，我们在今天却看到了一个盛气凌人的史学家，他号称得到了真经，由于有了某一派理论作为指导，就可以“观察历史现象，认清历史发展本质，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指斥别人“所叙述的历史，不是建立在研究大量、扎实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而是按照自己的好恶，随意拈出几条史料，随心所欲地作出历史评论，这样的历史评论，脱离了史料基础，只是个人感想，它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乍看吓人，却是没有根基的，没有说服力的，经不起史料鉴证的。懂得历史，才能更好地建设今天。把鸦片战争以来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明白真正的现代化道路在哪里，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会行进得更加坚实。”如此毫不谦逊，狂妄傲慢，哪里还有一丝历史学家的风纪？他口口声声说别人的研究“对青少年产生严重的误导”，可是，难道不正是这种宣称自己就是历史和真理化身的所谓历史学家用他的实际行动在误导青年么？
好在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那么容易误导，也不需要别人代替他们去思想了。这样的作者也只能借助权势而出来吓唬一下人罢了。
200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