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中产阶级，他们都没有义务去承担社会分工以外的责任，没有义务在社会赋予权利以外的领域承担责任。
杨绛先生的去世，引发了对知识分子责任担当问题的讨论，主要是指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有批判反抗精神。本文不去讨论责任担当的风险问题，而只谈责任担当的理由，即为什么知识分子要有担当?
谈知识分子担当问题，需要以对知识分子进行准确的定义为基础。知识分子概念来自西方，中外学术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明显的不同。
据一些学者考证，欧洲有关知识分子的概念有两个，其中一个是指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另一个是专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
而根据我国辞海定义，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较高文化程度，掌握较多科学技术知识，以创造、积累、传播文化科技知识为专业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包括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师、编辑、记者、文艺工作者等等。”
由上可以看出，中外学术界都要求知识分子要有知识，它们的差别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概念要求知识分子有批判反抗精神，而国内对知识分子则没有这种要求。
如果说一个人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化知识，还得有批判反抗精神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讨论以批判反抗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责任担当问题了。因为，如果有批判反抗精神，自然是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批判反抗，他们就不是知识分子了，我们又怎么能要求不是不是知识分子的人去批判反抗呢?简单的说，知识分子是对有知识文化、且有批判反抗精神的人的事后定义。
如果按国内学术界定义，有较高文化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而不强调其批判反抗特性，那么以此来要求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就同样没有道理。
凭什么书读的多了就必须要有责任担当，就需要去承担那些非知识分子不必承担的责任，不做就是道德有亏?难道就因为知识分子懂得多，看得清，所以在社会需要的时候就必须发声(本文同样不去探讨这种发声有没有人听)?这是“能者多劳”、“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思想在作怪，是不公平的。
知识分子对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勇于揭露、批判时，值得敬佩。知识分子对待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就像那些非知识分子一样冷漠时，也不应该受到指责。只有知识分子参与制造黑暗与腐败才是道德有亏。反抗和参与，中间有个中间地带——不介入。敬佩和指责，中间也应该有个中间地带——不理亏。
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问题类似，中产阶层也经常会遇到责任担当问题。中产阶层的定义很模糊，但其以收入特征为基础、为核心大概是不会错的。如果某个人仅仅是因为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水平，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就有义务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和前述的“能者多劳”是一个意思了，是不公平的。
如果从利弊权衡出发，为子孙后代着想，无论是知识分子、中产阶层人士，还是其他任何人，能够做到路见不平一声吼，甚至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为公平正义鼓与呼，让沉默的大多数搭便车，这当然是值得称赞的。但如果他们选择逃离，或者自身也加入到沉默的大多数中去，希望搭别人的便车，这也无可非议，至少不应该因为知识分子或者中产阶层的身份而受到额外的指责。
窃以为，责任担当是个社会分工问题，而社会分工本质上是个权利义务问题。老师把教书育人的工作做好，就是有担当;企业主生产制造合格的产品，就是有担当。而要想老师把教书育人的工作做好，首先得赋予老师上课的权利，让他们不会因为传道授业解惑而被认为是妖言惑众，并且能够通过上课获得合理的报酬。要想企业主生产合格的产品，首先得赋予企业主开设工厂的权利，让他们不会因为雇佣员工而被当作剥削阶级遭受迫害，并且能通过自主经营获得合理利润。
有些人谈论知识分子的责任，大概是因为知识分子有见识;谈论中产阶层的责任，大概是因为中产阶层有资源，总之是认为他们更有能力解决当下的一些社会问题，理应站出来为公众说话，对现实反抗。总之就是能者就应该多劳。
他们以高尚来要求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达到了他们的要求就发朵大红花，达不到就要被他们打脸，非黑即白，完全没有中间状态。这是不合理的。
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中产阶级，他们都没有义务去承担社会分工以外的责任，没有义务在社会赋予权利以外的领域承担责任。
高尚和卑鄙之间应该有个过渡。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