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政府改变了上届的强硬态度，宣布对位于菲律宾海中部偏东的沖之鸟礁归属“不持特定法律立场”。这一变化引起了北京的高度注意与不满。尽管五月二十二日与二十三日在该海域的中共海军军演不明显针对台湾新政府，但此次行动颇具事前预判性质──北京知道马英九交棒后，台湾民进党政权必然调整对沖之鸟礁的立场。
台湾有两面受敌之虞
对于该次军演，北京的报道称“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进行实兵对抗演练”，而不直说是在菲律宾海。不过，资深军事分析家们均认为该次演习不仅有夺取西太战略主动权的含义，而且也意味着世界上最大最深的菲律宾海正在变为“第二南海”。由于“第二南海”的冲击性太强，以致国际新闻媒体忽略了两个要点：一是台湾新政府在表示对沖之鸟礁“不持特定法律立场”之同时，还说了“一切等待联合国岛屿界限委员会作最后的裁定”；二是马英九下令开赴沖之鸟礁海域的护渔舰，新政府并未下令撤回。
台湾方面看重以沖之鸟礁为焦点的海域，战略原因是担忧本岛两面受敌。如果两岸发生军事冲突，限于台湾战略纵深太小，重型舰要开赴菲律宾海域躲过第一波强攻，再寻反击之机。有情报资讯证实台湾新政府已经启动了“双侦测对策”：与菲律宾洽谈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的舰只通过侦测，以及与日本洽谈台湾苏澳港至先岛诸岛之间的舰只通过侦测。
菲律宾的模拟战略处境与台湾大体一致。如果南海爆发菲中战争，中共海军可以对菲律宾岛系的东侧进攻，摧毁黎牙实比（Legaspi）与何塞？庞阿尼班村（Jose Panganiban）两大港口，不仅可以重创菲律宾海运经济，而且会对美军增援构成截击态势。此种模拟战略处境也会强化菲律宾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在经济方面，双方则会共推TPP的区域实施。
岛链间取心理战效果
台湾本岛的东部有苏澳与花莲两大港口，其中花莲是日本海上支援台湾的战略落脚点，战争期间，北京必会以摧毁花莲为首选，辅以对苏澳的有限打击。此外，对台东港进行打击也有可能，据美国一位匿名退休海军战略分析专家称：“那里与大陆浙江的三百门港一样，是大量海军物资的存储地。”不过，三百门港（Sanbaimen，又称“三拜门”）没在浙江，而是在广东北部，属潮州管辖。
“第二南海”的战略重要性并未因其航线密度小于南海而减弱。一则，俄罗斯力量可以在北端介入，从而与中共形成军事同盟支点，更可能藉此减轻北约在波罗的海沿岸构成的战略压力；二则，美国在太平洋具有中转站性质的关岛基地在“第二南海”的东南角，也易受到中共海军的攻击。至少是考虑了这方面的原因，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资产布置出现了向澳大利亚达尔文港转移的迹象。构巩达尔文、关岛、马尼拉那样一个新的战略三角，应当是美国重视“第二南海”的信号。
越来越多的美国战略专家认为“东海比南海更容易爆发冲突”，其如五月二十二日在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发表文章的丹？德卢斯与基思？约翰逊就这样认为。中日一旦发生以钓鱼岛为爆发点的战争，为了免使东南沿海遭受毁灭性打击，北京很可能选择在“第二南海”做主战场。如此，可以对日本岛系东侧形成战略打击优势，情如对台湾东侧之威慑。还有，离开本土（包括海洋领土）作战尽管存在严重的补给缺陷，但是，可以免使本土遭到严重打击。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中共“抗美援朝”就是这样一个战略。在最传统的战略意义上，中共海军力量在“第二南海”的活动也意味着它突破了第一岛链而威胁到第二岛链。换言之，至少可以收取心理战的成果。
远洋渔穫隐含高风险
“第二南海”储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为相关各方争取在该区域存在的重要经济理由。而最表面的是渔业资源，它也构成了台湾新政府对沖之鸟礁改变立场但不撤除护渔舰的唯一理由。北京对该区域的渔业资源也有考量，毕竟国内海产品消耗呈现出有增无减的趋势。再加上近海污染严重，国内对远洋海产品需求心理一直旺盛。
在强劲需求的逼迫下，中国公私渔业均加大了远洋渔穫力度，由此，也引起了不断的国际渔业纠纷。比如，在中共海军于菲律宾海军演的前两天，南非在其经济专属区内扣留了三艘中国渔船，它们在非法捕捞中国人爱吃的鱿鱼。虽然南非的东大西洋水域福尔斯湾与西太的公海礁石沖之鸟没有地理上的关联，但是，中国对远洋渔业的高度依赖可以使公私渔穫能力投放在这两个区域以及更多远离中国海洋领土的地方。有国际数据表明：目前，约有三分之二的中国远洋渔穫来自东大西洋的非洲水域。这应当是北京强化与非洲关系的一项因素。
如何在西太谋取更多的远洋渔穫是北京减少与非洲冲突的重要考虑，与南非发生渔业纠纷必然会影响到金砖国家体系的内部谐调。然而，将渔穫能力向西太投入很可能是引发战争的因素。比如说，中国渔船在沖之鸟礁海域与日本渔船发生业务冲突，会偶然性地引起该海域的双方潜艇互相攻击。届时，不是由钓鱼岛主权之争而是由沖之鸟礁海域的渔穫引发战争。此非玄谈，因为从战略学角度看中国经济体积及消费基数与资源困乏的矛盾，迟早会引发对外战争。显然，这个真实的原因比“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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