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译家杨绛女士的谢世引发了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就专业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现实条件下，面对社会不公不义如何自处的讨论。
论者大致可以分为批评者和捍卫者。先是有批评者认为钱钟书、杨绛伉俪没有履行与其公共影响力相匹配的社会批评责任，这随即引发了另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反批评，有人认为钱杨是专业知识分子，没有就社会问题发声的身份规定，有人认为钱杨，以及专业知识分子，没有为遭受不公者发言的义务，而有保持沉默的法律自由和权利，另有批评者在表示同意的同时，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这一个维度，对此，再有捍卫者表示道德责任是太高的标准，认为论者没有考虑到严酷的社会形势对不沉默的知识分子构成的巨大压力。
作为广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一员，我对批评者和捍卫者都有认同的地方，同时也有一些疑惑。我以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为基础，试图透过各位论者的观点，梳理自己的看法，加强对自己的了解，确认自己的立场。我的看法只对我自己有效，不以此观照和论断别人，但愿意分享给有兴趣的人。
我赞同钱杨以及所有广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作为个体，在法律的意义上，都有就社会问题保持沉默的自由、权利，以及不被公权力、身体暴力强迫发言、采取这样那样行动的自由和权利。
抛除公权力、身体暴力，我不认为学者、知识分子，还是别的什么人的言论，具有强迫性、强制性的力量，哪怕他们的言论被传播对象认同、接受、采行，也是经过后者的思考和自由意志做出的自由选择，并不说明后者受到了强制、强迫，虽然可能受到了启发、感召——这正是思想的意义和价值。
我目睹过道德压力生效的情形，不过，与其说是道德号召本身发挥了作用，不如说采行者是基于利益考量后做出的选择。512地震过后不几天，有位业务遍布全国、及于二级城市的知名企业家和我在成都见面。交谈中，他表示网友的“逼捐”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实际捐款数十倍于原计划。我说，你如果不是考虑公司的形象，不担心业务和营收受到影响，舆论能把你怎么样呢?可见，你不是屈从于舆论，而是屈从于利益。他首肯。
我不赞成针对具体个人的道德批评，也不一定喜欢有些钱杨批评者的表达方式，但是，我得说，他们成功地设置了一个舆论议程，引发了一场有现实意义的讨论。
的确，以钱杨说事对钱杨未必公平、厚道，但是，也许这也是享有盛名和社会影响力的人不得不承受的麻烦吧，就算我愿意，我的死也没有资格像这样被拿来说事，另一方面，我相信，就算是泉下有知，自知如钱杨者，也不至于在意世人的臧否。
我想我对批评者的立场和观点有同情的理解。面对中国社会不公不义的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恶性程度越来越严重，影响范围越来越广，而解决起来异常艰难甚至近乎无解的现实状态，批评者感到着急、焦虑。他们希望能够借着批评社会声望高、具有代表性的钱杨，刺激专业知识分子加入到关注、反对社会不公不义的行列之中;他们相信全体社会成员都是社会不公不义的共同受害者，因此解决问题也是、也有赖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不同于他们的批评者，他们并不区分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这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二者的区别，而是在面对众多、强烈共同社会问题的时候，他们觉得不需要、甚或不应该区分二者，而是在通称为知识分子的概念下，对全体知识分子说话。
他们的考虑有着现实的合理性，毕竟社会问题太多太严重，公共知识分子数量太有限，影响力太不足够，何况发声渠道有限，还受到打压，专业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相较于普通社会成员，他们有更强的言说能力、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如果他们对社会问题不容忍、发出声音，那么，不公不义的事情得到解决的可能性会更大，甚至可能能够导致制度性的改变、改善。
的确，在正常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有分工。问题是，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否正常社会?专业知识分子是不是只管份内之事就能把专业做好、把日子过好?中国社会的一个共识是：这几十年，别说不出大师，各个学科都欠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为什么会这样?显然，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不多，不是专业知识分子不够聪明、不够努力，而是出了制度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分工之说会不会有些奢侈?
捍卫者中的肖瀚先生主张作为个体的钱杨有沉默权，同时他承认呼吁知识分子群体的道德、道义担当并不为过，对此，我是赞同的，而且，我认为对全体社会成员发出道德担当的邀请也无可厚非。这一点，我想大多数捍卫者也是可以同意的，并且，他们很多人本身也在批评社会上弥漫的精致利己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犬儒状态。
批评者中的徐贲先生承认知识分子在法律上有沉默的自由和权利的同时，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概念，认为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保持沉默表示他们未尽到自己的社会道德责任，为知识分子群体描绘了一个更高的行为标准。有批评者质疑这种道德标准的倡导者本身是否践行者，有论者指出倡导者对知识分子面临的严酷压力不了解。好在他们都没有否认社会道德责任概念本身。
我理解，知识分子、学者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为思想市场贡献思想和观念，以我的浅陋，我不知道他们必须要身体力行才可以这么做。我以为判断的标准是看一种思想是否合理，终极判断者则是思想市场的消费者，当然，如何使用是消费者自己的决定，使用的后果也由消费者自己负责。
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发言的确面临严酷的压力，但这并不说明知识分子道德责任的观念本身是荒诞的、不合理的，而只能说明社会问题的严重、社会环境的恶劣。实际上，别说对公共问题发言，就是真正以专业精神发言，同样是冒险的。一位环境科学家告诉我，在科研中、项目评审中，他曾经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科学家，那会儿他的发展很顺利，可是，当他决定首先做科学家，然后才是党员的时候，他的不同于官方观点的专业发言碰到了党性的天花板。
我自己也有过因不同于官方立场的专业发言而受到压力、文章不许发表的经历。2009年，我撰文讨论当时的成都市委市政府在彭州石化问题上与民间沟通方面的欠缺，结果，仅凭着一个泄露到网上的题目中包含了被设定为敏感词的彭州石化，我就受到了“喝茶”(结果喝的星巴克咖啡)的待遇，不得不听取有关人员的“情况汇报”，而我当时所在机构的党总支书记，则先是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规劝我“不要管这种事”，继则在机构会议上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声色俱厉地批评“个别知识分子”不该发表“与党和政府立场不一致”的文章，最后说，“我对一些事情也有看法，但我最多在私下和家人、朋友议论一下，发发牢骚。”
这些年，我也亲眼目睹关心公共问题的朋友遭到从解除职务、端掉饭碗，关闭账号、及至关进监狱的情形。
环境确实严苛，压力确实巨大。但是，这一切都不影响我认为知识分子整体道德担当呼吁的合理性和价值，相反觉得非常必要，十分迫切。这种呼吁不具有任何强迫、强制性，它只是试图告诉知识分子、告诉社会，在法律允许的沉默自由和权力之上，还可以有更高的道德情怀。只是不同于徐贲先生，我不把道德追求作为知识分子的义务，也不会认为做不到就是“失德”。我视之为一个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追求。一个属于个人的主动选择。如果不选择不采行，我觉得理解、无可厚非;如果选择采行，我会礼赞、钦慕，按照佛学的说法，这样的人修的是菩萨道，不只自渡，而且渡人 ，那是个人更高、更超越的立意、取向、境界。
我不担心知识分子道德责任的呼吁给专业知识分子造成压力，相反，基于我个人范围的接触推测，大多数知识分子缺少道德责任观念和意识，不仅不对社会公共问题发言，甚而有些人反而批评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我相信、希望道德责任的呼吁至少可以影响舆论环境，以正视听：可以沉默，但这并不高尚;可以沉默，但至少不要对发言者吐口水、扔石头。
想起与南方一位著名学者朋友的一次交谈。他的父亲曾经是右派、他当过狗崽子、下过乡，后来上了大学、出国留学，入了党、担任着院系领导，有着众多的学术头衔、身份。我们会讨论共同感兴趣的学术话题，但从来没有讨论过社会问题。那一次，他批评我在学术上用功不够，心有旁骛，恨铁不成钢地认为我是受到了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他有些激动地说：你的那些公知朋友对国家的事情说三道四，想一想，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容易吗?换了他们，能做得更好吗?我觉得他们都不是爱国者!
他的话令我讶异。我尊重他对我的爱护，但是，如此对着我严重地攻击一个我尊重群体，我也退无可退了。我说你是说必须得是政治家才能谈论公共问题吗?你并不是作家，但这影响你批评文学、影视作品的资格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爱国者，但是，你爱国是有好处的，你做课题、出差有经费，你得到荣誉和地位，但是，他们批评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好处，还有危险，但他们的批评是为了国家更好!即使他们不是比你更货真价实的爱国者，至少成色不比你差!
听了我的回应，朋友的反应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我说的道理他当然不是懂，我想他只是淡忘了，他潜意识里把这个简单而危险的道理压制和扭曲了。他主动打上门来，结果被我点出了扭曲的认知。后来，他并没有改变他的处身方式，继续呆在习惯、舒适的区域，但是，我想他不太会再那样攻击公共知识分子了。
另一位北方的著名学者朋友到我家做客，所有的交谈都宾主咸宜，非常愉快，直到他谈起公共知识分子。他说公共知识分子都太极端了，普遍有人格失调的问题，小时候肯定都和父亲关系不好。这番论断已经足够令我愕然，却也没有说什么，直到他说我们共同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朋友、著名学者“太激进了”。我了解他说的这位严谨、理性、发言节制的朋友。
本来，朋友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对人对事有什么看法与我无关。我理解每个人的认知都与其个人的知识、思考、经验有关，有着对于作为认知主体的个人的真实性、合法性，也由此决定个人的视野、境界和行为，各修各得，本不劳外人操心。我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赞同、接受，也可以提问、讨论，但是，我觉得认识极其有限、本身也不可避免充满偏见的自己无权无能批评和纠正别人，并不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去覆盖别人的思想。但是，他既然攻击到不在场的第三方朋友，我也不得不说出我的看法。
我说在我看来，激进与否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判断标准。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激进相对于退缩，而不是中庸。我知道你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说他激进，而自己就比较中庸、中道。我不能认同。我不以是否激进作为判断标准，而是看批评的事情是否真实存在、批评得是否合情合理。就你们在公共问题上的表现看，与其说他激进，不如说他更勇敢、更关心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也是我对所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看法。
这是一位好脾气的朋友。他对我的不同看法不置可否，却也不争议，然后又问起此次讨论中捍卫钱杨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朋友是不是“还那么关心政治”。这也是我了解、尊重的一位严肃的知识分子。我说我理解你是在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意义上使用“关心政治”这个概念的。以我的了解，她不是在你说的那个意义上关心政治，但是，她关心大多数人的福祉。
朋友没有反驳我。他八十年代出道，曾经也是有公共情怀的人。后来他选择了退守专业、学问。这种选择在他那辈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无可厚非。但是，因为自己这样那样的原因选择不就公共问题发言，为了辩护自己做法的正确、合理，攻击坚持社会批评的人，我觉得不诚实。不知道这种做法在专业知识分子中间有多大的代表性。
透过观察我的朋友圈，我对专业知识分子在公共问题上的立场有一个不算严谨的推测：大多数人，也许可以多到90%、95%，漠不关心。
我的朋友圈中，专业知识分子占了最大的比例，有大、中、小学教师，有媒体人、文化人、律师、企业主、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科研人员、政府公务人员……当我分享涉及公共问题的资讯时，大概5%固定的人会转发、评论、点赞，我可以与之讨论公共问题的人也大致是这个比例;有个别人自责地表示文章都是读了的、也是赞同的，但是由于害怕被体制视为异己、担心受到迫害，因此，不敢转发，连点赞也不敢，但是心里对公共知识分子是崇敬的;有个别的人像前述两位学者那样，对公共知识分子持批评态度。我有位关系非常好、任职大学的朋友认为：“他们闹什么呢?太着急了!社会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现在不是比过去好多了吗?”;大约95%的人都直接飘过，没有任何反应。
说起来，我的专业知识分子朋友们对我算是相当宽容的，95%的人虽然不关心社会问题，但对我分享相关信息不予置评、责怪，而为数本来就极少的其他有公共情怀的朋友，则大多在自己在亲友中非常孤立，彼此经常冲突，有的人遭到直接被拉黑的待遇。
我自己是自私、怯弱的人，很少就公共问题发声。我对自己没有道德责任承担的要求和期许，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修菩萨道，但这绝不是我的骄傲，也不是我满意的状态。我做得不好，但我心向往之，钦慕那些做得好的人。我不至于认识不到或者反而指责那些为公共问题发声的人。我觉得关心公共问题的知识分子、社会成员太少太少了。我相信我们社会的清明、不公不义的减少，需要有更多道德承担的人，更多有菩萨情怀的人。这样的人也太少太少了。我以为通过道德承担的呼吁，多少可以感召、激励更多这样的人，至少给这样的人营造一个稍微宽松一些的舆论环境和人际环境。
来源：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