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和台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政团体澄社,在3月12日联合举办“两岸知识分子论坛”,讨论两岸民主话题。因为种种阻挠,我很意外地成了这次会上唯一一个来自大陆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十天访问,我看到一个了不起的台湾。走在台北街上,因为大家的肤色、文化和语言都相同,就有一种时空错乱感,让我想起一部美国电影《回到未来》。也许我就非常奢侈地走在二十年后的成都大街上。你在西方国家就没有这种感觉,因为群众演员不一样,民主是人家的民主,跟你好像没关系。但在这里,我在捷运的火车上,我的相貌和周围的台北人差不多,可以完全混迹于一个民主社会当中让人认不出来,因为我脸上并没有写着我来自共产党中国。我甚至很害怕遇见一个小偷,把我的通行证暴露出来,让所有人都扭头看我,发现原来我和他们不同。这是种奇妙的感觉,使我开始从生理上产生对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我怎么可能接受一个民主的台湾被一个共产党的中国统一呢。

当我真正来到台湾,和台湾的朋友们见面,和那些陌生的台北人在一辆列车上“百年修得同船渡”,我发现在“台湾的命运只能由台湾人自己决定”的民主逻辑之外,我真不可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一种政治逻辑。因为其余的逻辑都伴随着暴力和蛮横。而我只要想起任何一种需要依靠暴力来保驾护航的逻辑,我就会想起地铁上那些台北人的脸。想起他们的脸就是一种背叛。像以前有一个自称非常仇日的朋友,讲了一大通理论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认识的日本朋友?他说一个都没有。我说原来如此。其实我们应该更恨火星人,因为我们连一个火星人都不认识。我们可以尽情地恨他,不怕得罪人,绝没有道德上的负担。

台湾人的斯文以前也见识过,但这一次铺天盖地,还是有些让我震惊。有一个开出租车的老伯,一路上唱了几首老蒋时代的宣传歌,在对讲系统里问路,完了就说四个简单的字,“了解、感谢”。那种文雅和温柔的语气让我怦然心动。我对一个台湾朋友说,这位老伯身上,有一种在大陆教授们身上也已“扫地”了的斯文。因为无论革命还是改革,都是狼一样的时代,没法给教授们这种温柔的气质,光知识是给不出来的。就像台北的诚品书店,我进去了就不想出来。我无法想象台湾人的文化气质和阅读习惯可以浓缩到这样的地步,足以养得起这么优雅和心平气和的书店。大陆的教授们心平气和不下来,也温柔不下来,因为你在书店里翻书,你对店外的世界和这个世界的尽头充满了顾虑。所以从诚品的旗舰店出来,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仅仅是为了这一家书店,我将在任何情况下誓死反对一个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政权。仅仅从审美的角度说,那将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焚琴煮鹤事件。如果不幸那是一个我必须活在其统治之下的政权,我只能选择成为它的敌人。为了诚品书店而背叛一个国家,就像温莎公爵为了情人而放弃江山,活着还有更富有人性尊严的选择吗?

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有一个情结。就是看到台湾在自由民主的好处里独善其身,心头就痒极了。就着自由民主,不是就着文化传统而对台湾充满期待。希望台湾的知识界、媒体、政府和民众,能够更加关心大陆的政治命运,想象台湾能有足够的自信心而不是鸵鸟的心态,成为华人世界中民主自由价值的宣扬者和捍卫者。因此也对台湾目前各种“去中国化”的现实,对台湾把一种独立的理想,只放在台湾岛内这样一种狭窄的视野下去观照,感到不太理解,没机会来台湾的就暗自叹气。台湾人要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在我看来只能在整个华人世界里,在与大陆民主化的互动中,甚至在全球化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的背景下,才有机会得到一个幸福的结果。缺了这样一种宽广的视野,台湾的民主就会永远被蓝和绿这一对概念所绑架。说到底就是被对岸的共产党绑架。说得不客气些,台湾虽然比共产党小几十倍,但总比王怡大了两千万倍。有了自由民主的台湾,在共产党面前显出的骨气和勇气,如果连一个大陆公民王怡都不如,那还说什么说,不如洗洗睡了。

但是反过来,这次访台又让我感觉羞愧。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迄今为止,又基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对台湾问题有过什么发言呢?大陆的异议作家几乎什么话都敢说了,就是台湾问题不怎么敢说话。为什么不敢呢,怕得罪老百姓,超过了怕得罪共产党。怕自己被群众抛弃,怕雪上加霜,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联合起来反对自由主义。《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后,我们少有人鲜明的表达出一种自由主义的立场,很少有人坚定的说,我反对这部法律,我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对台对武。尽管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

这样,自由主义者对台湾人的期望就很虚妄了。共产党对台的问题是分不清什么是欲望,什么是权利。这是一种小孩子的状态,小孩子的逻辑就是我想要什么,我就有权要什么。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我们希望有一天台湾人站出来捍卫大陆的民主,铸一座自由女神像送过来。我们今天就必须站出来捍卫台湾的民主,甚至不惜为此与自己的政权和支持者反目成仇。

尼采抱着一匹马哭喊说我的兄弟啊,这么大个台湾,这么大个大陆,我们有力气去抱吗?

2006-3-27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