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正在读张耀杰《历史背后》时被人喊去喝酒。酒会上照例黄段子吃香。一位中学老师说:现在退休老人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知不知道?对!铁路那边!那有树,农村妇女擦双皮鞋赚一元钱,被老人在树林里“擦一次”可赚五元钱。这位老师眨着眼感慨说:“擦”一下又不损失什么,有什么划不来的?再说,她们也解决了需要,两全其美!

出卖一次肉体的价格只有区区五元钱!这就是这个劳动人民的国家的劳动人民和其妻子的价格!

我想起了小说《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的智慧洞见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中国。我们看看这位英国作家在一九四八年是怎么预言的:“贫民区里尽是愿意出卖肉体的女人。有的甚至只要一瓶杜松子酒,因为无产者是不得买这种酒喝的。”“你看看四周,就可以看到现在的生活不仅同电幕上滔滔不绝的谎言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同党要想达到的理想也无共同之处。”

“历史癖”张耀杰的《历史背后》,是十五篇历史传记的汇集,怎么能够把这样一本文集与《一九八四》扯上关系呢?

这个关系就在于对待历史的态度。

先看看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官方经典革命故事:“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

透过这段叙述,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革命前辈“老大哥”的光辉形象:他们相互友爱,乐于助人,为革命甘冒风险,一点也不嫌弃劳动人民。然而,谁曾想,如此光荣伟大正确的革命形象,却大有伪造之嫌。张耀杰先生用大量翔实的史料证明,撰写这段历史的高一涵自1919年12月20日出国,到1920年6月17日才回国,陈独秀从北京仓皇出逃上海的时间,也就是上面这段文字记载的李大钊“见义勇为”义送陈独秀脱险的时间,应当在1920年2月9日前后的两三天,其时高一涵并不在北京,而是在日本东京,他根本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他以当事人的身份留下的相关陈述,当然是不足征信。

关于这段史实,张耀杰介绍说:“据汪建树《陈独秀传》的相关注释,汪原放在《亚东六十年》(手稿)中介绍说,陈独秀到上海后患感冒住院,汪孟邹前往探望,陈独秀告诉他自己是由李大钊送上火车的。”

来自李大钊的河北同乡董宝瑞的一段质疑,更能让读者相信李大钊是不可能亲驾骡车的:“近些年所拍的一些影视作品,描绘赵纫兰(李大钊妻子——作者注)当时正在北京,也为陈独秀遇险担忧,等等,都不是真实的;特别是有的影视作品,把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拍成李大钊亲自赶着骡车,更不真实。李大钊虽然自幼在北方农村长大,但他从小主要是读书求学,并没有怎么干过农活,他是不可能会赶车的;特别是赶车走一二百里,那得很熟练的车把式才行。”

《一九八四》中,温斯顿所在的真理部所干的工作,就是篡改历史,因为党的口号是: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着现在,谁就控制着过去。

如何打破这种控制呢?方法很简单:必须捍卫显而易见的简单真实的东西!对付职业撒谎机关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说出事实。只要回到常识,谎言就会自动破产。构筑在谎言之上的眩目的一切,其“光荣伟大正确”地位的令人怀疑之处,自然也就暴露无疑。

自古以来,从事写作的人数以万计,文体风格千姿百态,若从写作的方法论上讲,汗牛充栋的社会人文著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以赛亚•伯林冠之以“想象力”的写作,一类是波普尔的“科学的写作”。波普尔对第一类写作是有些瞧不大起的,他称之为“天启式写作”,认为这样的写作即使写出了真理,也与科学无缘。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待的:一方面,人类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绝大部分是想象力的创造,显而易见的是,全世界被译成外文数量和印刷数量占前两位的《圣经》和《道德经》,都是想象力的产物,二者都谈不上严谨和逻辑。不过,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如果依然完全凭想象力从事写作,就未免显得幼稚。在笔者看来,凭想象力写作为主,与以严密的学术研究为主,正是今天中国知识界与西方知识界的存在差距的关键所在。落实到近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前者代表着以鲁讯为主的传统,后者则是以胡适为主的传统,大概正因为觉悟到此,包括张耀杰在内的自由派作者,现在大多转向到学术,与此形成对应的,便是胡适重回大陆学界,而鲁迅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否定性批评。

《历史背后》的全书体现出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无一处史料不注明出处,无一个观点不根植于史料,端的是有多少米,做多少饭,有多少史料,出多少观点。全书不靠清词丽句取悦于人,也不靠机智理趣投机取巧,道理的大厦建筑在坚实的证据地基上,然而,随著作者一步一步从前提到结论的演绎,阅读起来仍然妙趣横生。

也许,接受过太多贬胡扬鲁之类统一思想的学校教育的中国读者,对于书中所呈现的新史料和新思维会不太适应,我要告诉您,如果您希望了解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更多的事实真相,就必须多亲近胡适留传下来的小心求证的学术传统,张耀杰的《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正是胡适式的小心求证的典范之作。这种写作传统的好处主要有二:一是会让专事篡改历史掩盖真相的真理部根本建不起来!二是能让中国劳动妇女身体只值五元钱的事实公之于众,然后方能得以改善。

[《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张耀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定价22元。]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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