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的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引发一阵批判浪潮。这也难怪,像施琅这样的人,先是叛明降清,继而又叛清降明,然后再叛明降清,其人品无论用什么标准都很难为之辩护。康熙派施琅攻占台湾,其目的本不是为了所谓统一,而祇是为了消灭自己的敌对势力,所以清政府才会在郑成功没占领台湾之前,勾结台湾岛上的荷兰人打击郑成功,又在郑成功后人已经投降之后,多次动过放弃台湾送给洋人的念头。电视剧却把施琅这样的人物塑造成“民族英雄”,把清政府的行为美化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既扭曲历史,又颠倒是非。怎么能不令人反感乃至愤慨呢?

《施琅大将军》剧本的倡议者、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儒教研究中心的陈明公开宣称他是古为今用,借用历史故事服务于今天的政治现实。陈明强调:当时不收复台湾,中国就会分裂。这种说法看上去倒有一定的说服力,连不少批评者也承认,不管施琅的人品如何,也不管康熙下令打台湾是出于什么动机,但在客观上使得台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点起码还是应该肯定的。

然而,上述观点不值一驳。假如说祇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是错误的,那么,不管一桩行为本身的善恶是非,而把该行为的某种非意图的后果用来为那桩行为辩护显然就更错误。譬如,你说当时不收复台湾,中国就会分裂。那么我也可以说,当年吴三桂不领清兵入关,中国就不会有东北。岂止不会有东北,也不会有内蒙外蒙,很可能也不会有新疆,不会有西藏。如果当年吴三桂不领清兵入关,今日中国的版图不过和明朝一样。因为当时在关外的满人幷没有打定主意问鼎中原,他们原本祇打算趁火打劫,抢走一些金帛子女,占领更多的长城以北的土地罢了。我们是否可以说吴三桂是开拓中国疆域的大功臣呢?如果这种逻辑可以成立,世间一切罪恶都可以得到辩护。外族入侵,掳掠强奸妇女吗?那是混血,是民族融合嘛。连大屠杀都可以得到辩解:至少有降低人口压力的效果嘛。幸亏在中国历史上,每隔几百年就有一次大屠杀,全国人口顿时下降一半或一半以上,否则神州大地早就人满为患,生态环境早就不堪重负,中国早就崩溃了。

按照陈明的观点,统一是至高无上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统一未必就是善,分裂未必就是恶。事实上,没有人会主张统一至上。统一不可能至高无上。在统一之上,必定还有更高的原则:统一,用什么原则统一?谁统一谁?如果你说统一至高无上,用什么原则无关紧要,谁统一谁无关紧要,那么,你无非是主张成王败寇,主张谁强大就站在谁一边;你无非是理直气壮地趋炎附势罢了。

鲁迅感慨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土崩瓦解’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鲁迅看出病的症状而没有指出病的成因。要说广拓疆土就是善,你为什么不赞美隋炀帝三征高丽呢?因为隋炀帝没把高丽打下来。隋炀帝失败了,所以人们就不赞美了,所以人们就都批评隋炀帝残暴无道,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一切都以成败为转移。你成了,你就对了;你败了,你就错了。

围绕着《施琅大将军》的争论,远远超出了这部电视剧本身。它反映出我们在评价历史与人物上的没有原则。其实倒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因为有太多的原则,这些原则又不总是能够内在地协调一致,它们常常彼此冲突,于是很多人就一会儿讲这个原则,一会儿讲那个原则。这就成了没原则,就成了彻底的机会主义。为什么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本来冲突的双方都各有各的理,谁赢了我们就顺着谁的理讲,于是成者就赢得了理,败者本来也是有它的理的,但我们就不讲了,于是败者就没理了。就算你承认失败的一方也有它的理,这也于事无补。因为你同时又认定成者是有理的。既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谁愿意当败者呢?干吗不站在胜利者一边呢?

由此可见,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缺少第一原则,缺少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缺少一个用来衡量和判定各种原则轻重先后顺序的原则。再加上缺少宗教,缺少对一个绝对正义的世界的想像。世俗的成功、世俗的权力就成了一切。也缺少悲剧精神悲剧意识,缺少对世俗成功的批判与蔑视。这就导致了成王败寇哲学的泛滥成灾与恬不知耻而且还理直气壮的趋炎附势。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深入讨论下去的。

20064

北京之春2006年5月号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六辑 时事纵横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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