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运动在现代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章。它的意义至今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要农民接受运动的逻辑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土地是人家的，自己只有租种别人的份儿，怎么能够把地主的地抢来分了呢？地主、农民一类的社会结构是天经地义的，怎么能把这种结构打掉建立新制度呢？“‘人生有命，富贵在天’，有福没福是命里注定的。”“‘人凭良心，虎凭山’，‘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假如不报，时辰不到’，地主的土地是‘祖辈传统’，动地主土地是丧‘良心’。”“‘女人凭汉’，‘擀杖凭案’，‘农民凭的是地主吃饭’，地主是上等人，农民是下等人。”农民对地主是嫉羡又感恩的。
这些知足、惜福的朴素的农民思维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奥威尔写作动物庄园时，也涉及到这种思维对革命正义的消解。奥威尔如此写道——这些动物中，有一些还大谈什么对琼斯先生的忠诚的义务，把他视为“主人”，提出很多浅薄的看法，比如“琼斯先生喂养我们，如果他走了，我们会饿死的”。等等。还有的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干嘛要关心我们死后才能发生的事情？”或者问：“如果造反注定要发生，我们干不干又有什么关系？”因而，为了教他们懂得这些说法都是与动物主义相悖离的，猪就下了很大的功夫。
如此艰难困苦的工作，共产党人却是那样出色地完成了。像猪一样，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对此事有相当研究的张鸣先生说，要想发动群众，实现动员，必须建构一种新型的运动伦理，以替代或者部分替代农村中的“老理”。给农民讲一种新的道理，无疑是建构运动伦理的第一步，用土改干部们的话来说，老理是“地主的横理”，而新道理则是“真理”，必须教农民用真理说倒横理。于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土改运动中通俗地变成了“谁养活谁”的道理，从地里不耕种锄耪就不打庄稼的常理，告诉农民只有下地劳动才能换来财富。如此，农民跟地主的相互依存，就一变而为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张鸣先生考证出来，土改干部们跟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除了讲阶级道理，还实施了阶级恐怖和阶级专政。那种恐怖非人间笔墨所能写出。张鸣揭示出来，土改理论有着真善美的光环，其中最活跃的人却无不沦为“非人”。不幸，农民如此以非人的代价参与了土改，今天的他们依然拥有不了土地，地主是被消灭了，但土地又一来二弄弄成了公家的。他们是靠公家吃饭，他们是被公家养活的。他们因此是要感恩的。
土改的实际效果如何是一回事，重要的是，共产党人确实如此“真理性”地把颠倒的逻辑颠倒了过来。这个颠倒的逻辑，在心智不成熟的人那里，是如此强固，西方人都头疼，拿他们没办法，称他们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973年的某一天，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一宗抢劫案，劫匪劫持了一男三女，仅仅六天过后，警察包围他们，但人质却将劫匪们围了起来以免受警方的伤害，一个女人还说他已经爱上了劫持者。人质认同绑架者的现象使得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大跌眼镜，大概是因为他们扬弃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解释得夹缠不清。
凡是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因为长期跟绑架他们的流氓一起生活，受流氓的管制，受流氓的喂养……久而久之，无不爱上了流氓，感恩于流氓，并从驯服流氓的生活中，发现了新的伦理，新的知识，新的幸福，新的美好……要让他们回归正常的社会、人性、生活，那真是要“下很大的功夫”。
前现代国家的专制生活也造就了如此心智无能成熟的类人孩。生活其中的国民多把创造力用于感恩领域，战前的伊拉克对萨达姆如此，我们的邻居们对他们的金二如此，他们的知识、艺术、歌咏比赛等等无不感恩于时代。我们也如此。听说王蒙都会用英语感恩，他对朋友说，对他来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是better than the worst.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