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运动在现代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章。它的意义至今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要农民接受运动的逻辑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土地是人家的,自己只有租种别人的份儿,怎么能够把地主的地抢来分了呢?地主、农民一类的社会结构是天经地义的,怎么能把这种结构打掉建立新制度呢?“‘人生有命,富贵在天’,有福没福是命里注定的。”“‘人凭良心,虎凭山’,‘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假如不报,时辰不到’,地主的土地是‘祖辈传统’,动地主土地是丧‘良心’。”“‘女人凭汉’,‘擀杖凭案’,‘农民凭的是地主吃饭’,地主是上等人,农民是下等人。”农民对地主是嫉羡又感恩的。

这些知足、惜福的朴素的农民思维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奥威尔写作动物庄园时,也涉及到这种思维对革命正义的消解。奥威尔如此写道——这些动物中,有一些还大谈什么对琼斯先生的忠诚的义务,把他视为“主人”,提出很多浅薄的看法,比如“琼斯先生喂养我们,如果他走了,我们会饿死的”。等等。还有的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干嘛要关心我们死后才能发生的事情?”或者问:“如果造反注定要发生,我们干不干又有什么关系?”因而,为了教他们懂得这些说法都是与动物主义相悖离的,猪就下了很大的功夫。

如此艰难困苦的工作,共产党人却是那样出色地完成了。像猪一样,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对此事有相当研究的张鸣先生说,要想发动群众,实现动员,必须建构一种新型的运动伦理,以替代或者部分替代农村中的“老理”。给农民讲一种新的道理,无疑是建构运动伦理的第一步,用土改干部们的话来说,老理是“地主的横理”,而新道理则是“真理”,必须教农民用真理说倒横理。于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土改运动中通俗地变成了“谁养活谁”的道理,从地里不耕种锄耪就不打庄稼的常理,告诉农民只有下地劳动才能换来财富。如此,农民跟地主的相互依存,就一变而为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张鸣先生考证出来,土改干部们跟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除了讲阶级道理,还实施了阶级恐怖和阶级专政。那种恐怖非人间笔墨所能写出。张鸣揭示出来,土改理论有着真善美的光环,其中最活跃的人却无不沦为“非人”。不幸,农民如此以非人的代价参与了土改,今天的他们依然拥有不了土地,地主是被消灭了,但土地又一来二弄弄成了公家的。他们是靠公家吃饭,他们是被公家养活的。他们因此是要感恩的。

土改的实际效果如何是一回事,重要的是,共产党人确实如此“真理性”地把颠倒的逻辑颠倒了过来。这个颠倒的逻辑,在心智不成熟的人那里,是如此强固,西方人都头疼,拿他们没办法,称他们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973年的某一天,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一宗抢劫案,劫匪劫持了一男三女,仅仅六天过后,警察包围他们,但人质却将劫匪们围了起来以免受警方的伤害,一个女人还说他已经爱上了劫持者。人质认同绑架者的现象使得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大跌眼镜,大概是因为他们扬弃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解释得夹缠不清。

凡是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因为长期跟绑架他们的流氓一起生活,受流氓的管制,受流氓的喂养……久而久之,无不爱上了流氓,感恩于流氓,并从驯服流氓的生活中,发现了新的伦理,新的知识,新的幸福,新的美好……要让他们回归正常的社会、人性、生活,那真是要“下很大的功夫”。

前现代国家的专制生活也造就了如此心智无能成熟的类人孩。生活其中的国民多把创造力用于感恩领域,战前的伊拉克对萨达姆如此,我们的邻居们对他们的金二如此,他们的知识、艺术、歌咏比赛等等无不感恩于时代。我们也如此。听说王蒙都会用英语感恩,他对朋友说,对他来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是better than the worst.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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