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读书虽然不求甚解,但他也没很少把时间用于其他活动。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的夜谈在他眼里很是无聊;户外活动,一些激烈的运动,他也没什么兴趣……惟一参加的一次体育运动,还是同学们把他拉去当守门员,一个人傻呆呆地站在后面,看着前面的队友抢球、带球、传球,跟他无关。他当了守门员后更对足球没兴趣了。

大学毕业,小王像一块石头被社会冲刷来去,却也没有被磨圆成足球任人踢个来去。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打杂,搬运,管理……仍回到了文字的队伍,这经历让他自信也让他觉出事业职业之外的命运。他跟很多人一样,对九十年代下海的文人们不屑一顾,他们的理由:先下海挣钱,再上岸做学问搞创作,在小王等人看来,实在可笑。小王看见很多下海的人一身铜臭再也回不到精神世界了,他们自称商儒或儒商,实在糟蹋了儒或商。个别改不了舞文弄墨毛病的商人,自己做企业文化,让手下人编一本企业内刊,自己做主编,或做了企业内的大作家,自己的文章满企业内飞……那种情形也相当可笑。

在小王看来,精神自觉或知识结构在人群中的分布如此不均衡,是专制生活得以维持的前提。文人下海、商人弄文等等现象,表明表面改革的社会仍由通吃性知识主宰着,而不是由对抗性知识竞相创造着,也不是由非对抗性知识相辅相成着。文明史虽然多次证明,通吃性知识确实可以积累财富;但共同体要能够可持续发展,财富的获取创造应该是由对抗性知识和非对抗性知识来主导的。小王想到改革,因此认定所谓威权专制一说远不足以解答我们的社会。

这样的思索浪费了小王的很多时光,以至于思索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他过着清贫的生活,很少有什么体育运动,他有几年跟专家们交往,有几年跟学者们交往。他越来越厌倦清谈,他认定知识人的清谈中知识含量不高不说,更缺乏精神意识。免费的网络已经摆放了规模巨大的知识总量,一个知识人还有什么必要以知识拥有者自炫炫人呢?虽然他随后也懊悔自己对知识人的偏见,但他仍痛惜知识人在对当代社会的思考领域缺席了、下岗了。他甚至心痛地发现,改革社会使得同胞们的面相发生了变异,一种人种的变异。社会转型的结果,就是十数亿的子民并没有成为各自独立的创造性个体,而是日益归属于几大类别,各自享有阶层种类的面相。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在小王那里,这些流氓人种,缘于对外在的势利募仿。神态、手势、言论等等,都是如此,最关键的,是流氓人种无知于人的边界。小王观察到,人们在社会上的笑都是不一样的,有等级的,有种类之别的。政客、学者、老板们的笑都可笑地有着讲究,小王想,他们真正的笑在哪里呢,难道真像有人说的,他们除了这种有讲究的笑,就只剩下“密室里的调笑”。

有一年,小王到罗马,巧遇梵蒂冈的一个主教,主教说他到过浦东,感觉跟纽约没有太大区别。小王听了很难受。他对势利而自以为得意的摹仿无可奈何。

在罗马的时候,小王跟那边的一杂志编辑交流,后者同时是意总理的国策顾问,两人聊历史,聊全球化都挺开心。但到晚上吃饭的时候,编辑问小王,喜欢音乐吗,小王说不懂,喜欢足球吗,小王说不看……编辑就怪怪地看着小王,小王很难受,他说他喜欢一个人的生活,编辑无言,但最后说一句,人还是要合群的。饭后,编辑带着儿子去看足球赛,留下小王一人呆在家,那是小王度过的一个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早上,编辑兴高采烈地跟小王打招呼,说是明白了小王如此生活的原因,“东方式的专制”。原来,他的朋友,意国的总理也跑到赛场看球了。这让他突然想到,东方从古到今,一直没有统治者跟平民同乐的习惯。这让小王哭笑不得,是的,古罗马的斗兽场的看台是圆形的,是贵族和平民都可以享用的。东方没有这样的习惯,但这种生活方式真跟人的个性发展有必然的关系吗?

不管怎么说,小王回国后开始学习“积极地”生活。最近的世界杯足球赛,小王想,温总理都表示看了,看看也无妨。他认真地看了几场球,但仍不明白看台上观众们的狂热。那种身体的力度、灵活性,以及运动的美,在小王看来,与精神世界的思想密度相比,并不必然有什么优越啊。

小王喜欢看进球和进球后的场面,他想到,球赛可能是人类通过对抗性知识收获的最美妙的财富之一,当然会有腐败,有足球政治,但足球运动却是牢牢地建基于平等竞争之上。遗憾的是,我们似乎还没有学会这种对抗。因为小王听说,国人带球什么的还可以,但一遇到对手横在面前,就软了。小王看足球运动员进球后绕场狂跑的姿态,觉得人性狂喜的神态是一样的,他喜欢老运动员进球后面部神经肌肉扭曲般的笑,也喜欢新运动员第一次进球后羞涩的笑。人类的笑是一样的,但他想到这一句诗时,突然难受起来了。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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